情报学科学发展观研究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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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导致了科技文献数量的飞速增长，内容交叉综合，趋势日益明显。一方面，文献载体和出版形式呈现多样化，新陈代谢加快，出现所谓的“信息爆炸”的现象。另一方面，以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人类收集、加工、组织和利用信息提供了强大的武器。在这种背景下，情报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正式诞生。1945年，美国学者万尼瓦尔?布什（V.Bush）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著名论文“AsWeMayThink”，被认为是情报学出现的标志。情报学作为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产生的科学，已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学科贡献。梁战平先生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情报学及情报工作的“七项贡献”[1]。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社会信息化和信息社会化进程明显加快，社会经济形态逐渐由物质经济向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转型。社会环境的变化，使情报学的学科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一方面，人们对信息需求的增强和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使情报学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相关学科的快速发展，自身基础理论研究长期无重大突破的局面，也使情报学的发展面临着空前压力。20世纪80年代，在图书情报学最为发达的美国，至少有15所被美国图书馆协会（ALA）认证的图书情报学院被迫关闭。在我国，经历了“情报”改“信息”的风波后，学科专业名称也经历了图书情报学→情报学→信息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多次转变。学科名称的不固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情报学研究思想的混乱。由于没有阐明情报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情报学的基本研究领域和学科地位问题没有获得解决[2]。相关学科的扩展和蚕食，研究资源的相对缺乏，科学研究市场化导向的日趋强烈，都使情报学的学科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3]，引起了“信息科学将取代情报学”、“情报学是否存在”等激烈争论[4]，甚至出现了“不知自己学科是干什么的”的情报学“迷失”现象[5]。
针对情报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情报学的发展途径、发展策略和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创造性观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观。不同发展观在促进情报学研究深化的同时，也存在如下缺点：大多是针对情报学的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而提出的发展观，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忽略用户的地位和作用，缺乏发展的可持续性；理论提出后缺乏后续深入系统的研究，无实际指导价值等。面向21世纪的情报学，迫切需要一种具有全局意义、能够统领整个情报学的发展观来推动整个学科的第二次革命。
2、国内外情报学发展观简介
2.1国外情报学的发展观
国外情报学的发展观主要体现在国外一些有代表性的情报学理论体系之中，具体包括：
2.1.1布鲁克斯的知识观布鲁克斯（B.C.Brooks）是现代情报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是《情报学的基础》。他从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出发，认为情报学是关于客观知识的分析、组织、传递和利用的科学，并预言“情报学将成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就像物理学是整个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一样”。他建立了用以表达知识与情报关系的著名方程式，创造性地提出了“认识地图”、“知识地图”等概念。布鲁克斯的情报学发展观立足于对客观知识进行分析、组织和利用，重视情报学的定量研究，提出“等级位次排序”和“对数透视规律”作为情报学定量化的途径。布鲁克斯的理论体系具有较强的哲学倾向，体现了英国唯理论派的学术传统，对未来情报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性[6]。
2.1.2米哈依诺夫的科学交流观米哈依诺夫（А.И.Михайлов）是情报学科学交流学派的创始人，代表作是《情报学基础》和《科学交流与情报学》。他将情报学研究范围局限于科学情报，理论基础是科学交流。米哈依诺夫注重于情报学的社会关系研究，认为情报学属于社会科学，情报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交流的理论。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米哈依诺夫的理论逐渐显示出不适应性，但其严谨的逻辑理论体系仍对世界情报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3萨瑞塞维克的通信观萨瑞塞维克（T.Saracevic）是通信观的提出者，代表作是《情报科学导论》。他在借鉴信息论、控制论的基础上，认为情报学是专门研究人类通信现象和通信系统特性的科学。他将情报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研究，认为情报学分为理论情报学和应用情报学两大分支。前者研究情报特征、利用、评价等问题，后者研究知识交流的技术问题。萨瑞塞维克的通信观反映了当时美国情报学界注重研究应用性问题的传统。
2.1.4约维茨的决策观美国情报学家约维茨（M.C.Yovits）从决策论的角度研究了一系列情报理论问题，如情报效率、情报价值和情报量的测度等。他认为情报是“对于决策具有价值的数据资料”，情报学研究对象是“一般化的情报系统”。决策观的主要内容是对决策过程的情报要素进行分析，包括学习、选择、预期价值、不确定性、效能的系统化和定量化[7]。约维茨的决策观以广义信息系统为依托，从广义角度分析情报流、情报量，力图使情报学成为一门精密学科。
2.1.5贝尔金等人的认知观贝尔金（N.J.Belkin）是情报学认知观的主要倡导者，其著名理论为“知识非常态状态”理论，即ASK理论。认知观是情报学在吸收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基础上形成的。1977年，德梅（M.Demey）首次提出了情报学的认知观概念。1981年，美国情报学家格里菲斯（B.C.Griffith）认为，“情报处理过程研究要想取得实质性进展，情报科学就必须采用或建立一门应用认知科学[8]。布鲁克斯、萨瑞塞维克、英格沃森、德尔文、约兰德都从不同角度对情报学的认知观作出了贡献。情报学认知观的基本目的是促进所需要的情报在情报生产者和用户之间传播。
2.1.6德本斯的系统观德本斯（A.Ddbons）在其代表作《情报科学：一种综合观》中主张从情报系统的结构的认识来理解情报学，情报学的研究范畴是情报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情报系统是知识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德本斯的系统观对于情报系统的分析和设计具有实用的参考价值，并且为情报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集成框架。
2.1.7哥夫曼理论哥夫曼从传播角度研究情报现象，探讨传播过程动态规律，将知识传播与传染病传播看作相似现象，从而提出了社会传播传染病学理论，形成了情报学的“传播观”。
2.2国内情报学的发展观
2.2.1大情报观大情报观的核心思想是要求情报工作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突破早期科技情报的局限，与社会、经济、管理等情报有机结合，面向经济，面向社会，改善服务方式，增强服务功能。陈大辉认为，大情报学的建立将使情报学、图书馆学、目录学、档案和出版发行学作为其分支应用学科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9]。文献[10]在分析大科学思维和大科学建构的基础上，认为“大情报学”是现代情报学的未来形态。马费成则认为大情报学观实质上是变相扩大情报学研究对象，不利于情报学学科建设[11]。大情报观突破了早期科技情报的局限，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严怡民认为，大情报观实际上是一种工作观念，即把情报学的实践对象限定在情报工作的范围内，情报学理论被认为仅仅是情报工作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抽象，因此难以担当建立一般情报学的重任[7]。大情报观实际上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没有给情报学带来实质性的发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情报学的发展问题。
2.2.2信息管理观情报学和信息管理的关系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论。一般认为，信息管理在研究广度上超过了情报学，而在研究深度上则逊于情报学。何佳讯等从管理学角度分析了情报学与信息管理的渊源和联系，强调从情报学到信息管理是“自然升级”[12]。同时也指出，从情报学到信息管理造成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扩大，模糊了自身的学科定位和方向。李刚等认为，以“信息管理”这门交叉学科来统帅情报学、图书馆学等学科，给人以“儿子管老子之感”[13]。岳剑波从信息管理链（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智能）出发，认为情报学是信息科学群中面向信息交流与管理的信息管理学一个子学科，情报学关心的是信息管理学的高层次问题——知识管理与智能管理[2]。吴慰慈在其《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探寻》中指出，信息管理科学的发展将为情报学提供新的生长点和新的研究方法，促进情报学的加速发展；对信息管理的研究不能取代对情报学的研究，情报学将利用信息管理科学理论拓展研究领域[14]。
2.2.3知识观近年来，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趋势日益明显，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来玲认为，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具体表现在从文献单元向知识单元、从情报组织到知识组织、从信息服务到知识服务的转化[15]。李后卿对图书情报学中的知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将知识论的某一方面作为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尚处于探讨阶段[16]。李国秋将知识管理看作是情报学研究领域的回归和变革[17]。肖勇认为情报学将成为研究知识与知识活动，包括知识的激活、扩散、转移、组织、增值、吸收、利用等规律性的学科[18]。王知津等指出，由于情报本质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那么知识的激活与活化当属情报学的研究重点，对知识的有效组织、管理和利用成为情报学的核心研究内容，知识化成为情报学研究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19]。关于知识的研究成为新世纪情报学的研究热点，印证了布鲁克斯早年提出的“情报学的任务是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的预言。
2.2.4整合观吴慰慈认为，信息技术革命促进了情报学科体系的成长、发展、变革和转型，而且在信息管理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强大的整合作用。“情报学应该积极参与到信息管理学科群的整合过程中去”，“有助于图书情报学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以促进自身的成长和发展”[14]。梁战平认为情报学、图书馆学、档案学和编辑出版学，正朝着共同的研究对象、环境、目标发展，机构取向、学科取向、认识取向都趋向一体化[20]。文献[13]等认为情报学要融合经济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通信工程等诸多学科，走科际整合的道路，大力融合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方法发展自己。整合观是在充分认识到情报学的综合性、交叉性和高度渗透性特征而提出的一种发展观。
2.2.5其他发展观赵海军提出以系统科学理论来指导情报学的研究，提出了情报学发展的系统观[21]。姬鹏宏将情报学的发展和学科定位为智能信息学，认为情报学的核心问题是探索激活信息的自身规律，而运用智能对信息进行激活是重要手段，提出了情报学的“智能信息观”[22]。赵建功提出的情报学“全息观”认为，将“全部情报学理论融合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从而“大大改观情报理论建设落后于实践的现状”[23]。
3、情报学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特征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认为，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树立情报学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目的就是实现情报学学科的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应有的学科贡献。笔者认为，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应当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3.1战略性
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属于一种战略性发展观。战略性发展观是指关于情报学学科发展的长远性和全局性的谋划，是对情报学当前与长远、现实与未来的统筹兼顾，是对情报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情报学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性特征要求情报学面对信息技术革命的挑战，不断调整和改变自身的发展策略，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
3.2可持续性
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可持续性发展观。20世纪80年代，面对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间的发展矛盾，联合国规划署于1980年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已深入人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使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一种长久维持过程的状态，即可持续性。情报学的可持续发展观是指在保持情报学与社会、环境、经济、技术、资源、相关学科协调发展的前提下，能够沿着自身历史发展轨道长期持续地发展。李国秋认为，由于情报学既具备坚实的学科理论基础和严格的学科架构，又具有开放的学科研究传统，因此情报学完全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17]。
3.3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情报学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即以情报用户的情报需求和满足作为情报研究和情报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我国早期情报学的研究主要以文献为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信息和情报成为情报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并出现了“技术至上”的倾向。实践证明，以文献、信息、情报或技术为研究对象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情报学的核心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知识及其相关内容成为情报学的研究热点。情报学的研究对象从文献转移到信息再而转向知识，充分体现了情报学学科发展“以人为本”思想的逐步树立，是人类认识发展的理性回归和情报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情报学要加大对情报用户的结构层次、信息需求、信息利用等方面的研究，信息系统、信息服务和信息产品都要以信息用户为中心进行设计开发，实现用户与情报、技术、社会的协调发展。
3.4符合国情
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情报学的理论研究、技术研究和应用研究均要符合我国特定的国情环境。朱光亚曾指出：“情报学研究不仅要从理论上探讨和阐述，更重要的还应密切联系情报科学发展现状和我国的实际。”我国情报学研究历来有学习国外的传统，但各国国情差别巨大，要求我们对其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对待。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是次要的原因。近年来我国情报学发展遭遇了一些挫折，外因使情报学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一些不利于情报学发展的巨大变化；内因，也就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情报学没有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加强自身学科建设，没有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学科发展战略。美国学者哈利?M?克比里奇曾建议成立“发展情报学”，强调发展中国家应根据本国国情创立有别于西方国家情报体系的情报学[24]。印度的阮冈纳赞没有一味模仿西方模式，而是根据本国国情，巧妙地吸引消化和改造了印度图书馆学情报学，成为“工业化西方国家以外取得独创性理论第一人”[8]。总之，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有益的东西是必要的，盲目照搬他人只会成为“阻碍学科发展的绊索”[25]。
4、对情报学发展的几点认识
4.1当前情报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情报学面临的主要问题，许多学者都进行过归纳总结[26,3]。笔者认为，目前情报学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至今没有形成贯穿其全领域的、自成体系的、严密的基本理论。其客观原因在于情报学通常以社会层面的信息作为研究对象，而社会科学工作者处于研究对象之中，容易失去客观性而陷入主观片面的境地。主观原因则在于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套用观察物质现象的思维定势去观察情报现象，用物质运动规律去解释情报运动过程的规律。
2）研究对象模糊，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能主导情报学研究与发展的核心研究领域。我国早期情报学主要集中于科技情报、文献情报的研究，随后又出现了情报经济热和情报技术热，近年来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又逐渐扩充到整个信息科学领域。研究对象的泛化，使情报学的学科属性和学科地位更加模糊。
3）缺乏完备的研究方法。通常认为，属于情报学的专门研究方法只有文献计量学方法和引文分析法，事实上这两种方法的研究对象都针对文献的外部特征而非实质内容。没有建立完备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情报学的学科地位。
4）情报理论与情报实践脱节。我国情报学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高校，与科研院所和企业联系不够紧密，客观上也影响了情报学的发展。情报学研究中存在的“里热外冷”现象，就是理论与实践联系不够紧密的反映。
5）教师知识结构亟需更新。我国情报学教育研究力量参差不齐，且相当一部分教师都是从原来图书馆学或其他学科转化而来。情报学的跨学科性，特别是与其联系紧密的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导致教师的知识结构更新跟不上学科发展需要，这也是造成目前情报学教育处于低潮的重要原因之一。
4.2情报学的发展途径
对于情报学的发展途径及模式，许多学者也进行过有益探索。笔者认为，一门学科能否自立于学科之林，主要看其对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对社会实践所起的作用。在问题研究深度方面，情报学首先要加速形成严密完善的理论体系，必须实现从现象描述或经验体会，上升到提炼理论规律。当务之急是需要一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深厚理论根基的学者，通过富有创见的理性研究，将大量感性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深度，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通过对相关学科成果的消化吸收来丰富情报学理论内涵，培育学科理论内核以保持情报学的独立性。在情报学的核心研究领域方面，要集中力量在情报理论、情报存储、情报检索、情报技术、情报分析方面实现学科重大突破。在实践方面，要加强与相关学科融合，大力发展学科情报学，为学科专业服务；加强与政府或行业的沟通，为其提供专业化信息服务；通过各种形式改善教师知识结构，提高情报学专业教育水平。课程体系改革要把握好“量”和“度”的关系，吸收相关学科成果时要注意保持本学科特色和优势。
4.3情报学的发展方向
情报学会走向何方？面对情报学近年来遭遇的种种挑战，大多数学者都对情报学未来表现出较大的乐观性。严怡民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走向21世纪的情报学有着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27]赖茂生指出，“情报学的前途系于社会信息化和网络化这一对历史车轮上，努力为促进社会信息化和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管理做贡献，情报学的前途就不可限量。”[28]笔者认为，情报学的发展是一个分化和综合交替前进的运动过程，社会的需要是情报学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情报学的发展过程是由所处时代的特征、社会需要、科技进步和科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共同决定的。既然情报是“激活了的，活化的知识”，情报学实际上就是研究如何激活信息或知识的科学。情报学由文献层次向信息层次、知识层次进化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加深对网络环境下情报用户和情报服务的研究和认识，形成与现代信息技术相适应的理论取向，只有多在“激活与活化知识”上做文章，情报学才有真正的出路。
5、结论
从“发展是硬道理”到“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人类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深化。值得指出的是，我们无意用科学发展观全盘否定其他发展观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我们只是倡导用更加“科学”的精神对待情报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情报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逐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学理论体系，实现学科的良性发展，使其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学科之林，为促进人类信息和知识的开发利用作出较大的学科贡献，这是情报学科学发展观的最终目的，也是我国情报学学科发展的永恒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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