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投资论文范文精选

1901年至1902年，严译《原富》由南洋公学译书院正式出版。书中穿插大量按语，广泛反映了严复的经济自由主义。几乎与此同时，严复开始在报刊上，针对清末社会的现实问题，提出见解和对策。如果说《原富》按语是在译书过程中有感而发，那么这些论文就是很有深度的专题研究。由于本人先前发表的论文对于《原富》按语中的经济思想已有较多论述，因此本文只讨论《原富》以外的文章中的经济思想，时间范围为1901年至1910年。

一、引进外资，筑路开矿

1904年4月，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一文中，严复指出中西政治的根本差异在于体制不同，贫富弱强都是由体制决定的。如果不从根本上下手，对于国事毫无补益。但是严复并不主张马上改变政治体制，因为眼前有个“大患”要优先解决：“为今日吾中国之大患者，其惟贫乎！”[1]（P148）

严复认为清末的一切弊病，如民智未开、民力不奋、污秽不蠲、作伪售欺、瘟疫流行、盗贼泛滥、官吏贪婪、兵卒怯弱、人民没有爱国心等等，都是由贫穷引起的。因此，“居今而言救国，在首祛此贫。惟能疗贫，而后有强之可议也！”[1]（P149）

平心而论，严复把一切弊病归因于贫穷，显然夸大其辞。例如上述弊病的最后四项，虽与贫穷有一定关系，却无论如何不能把贫穷说成根本原因，因而也决不是“疗贫”所能解决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考虑到庚子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和破坏，考虑到《辛丑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沉重的赔款负担，那么严复把“疗贫”作为当务之急，应当说不无道理。问题在于，“救贫之方”在哪里呢？严复认为，农、工、商三业见效甚缓，不如从路矿下手：“今日救贫之大经……其要在路矿。吾之为路矿，将以富用路矿之吾民也，非徒以富治路矿者也。”[1]（P149）

实际上，早在1902年的《路矿议》中，严复已经提出了开路矿的主张。他举出外国为例，说明铁路能够带动一国经济全面发展。至于中国，正因为铁路少得可怜，影响到商业不发达，冶铁业不兴旺：“盖铁路如人身之脉络。……无铁路，则邦国之利源不广，而贫弱之患兴。……必求富强，其要著发端，在开铁路。铁路开，则诸矿业至于一切制造树艺之事，将相随以自生。”[2]（P105）

清代前期全国各地使用的货币并不统一，尤其是各省铸造的铜钱，只在本地流通，因此各省对货币调整的措施具有本地特色，且在同一时期内，各地又不一样。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完整的描述全国货币流通的情况，只能以京师为中心，探讨中央政府货币政策的内容、措施，推行政策的依据，政策的目的、特点，及其作用。

清代前期京师是都城，也是全国的金融中心。顺治元年，两个中央直属的铸币局设在京师，“置宝泉局属于户部，宝源局属于工部。”“宝泉局岁铸钱解交户部库，配银发给兵饷。”“宝源局岁铸钱解交工部节慎库，以备给发各工之用。”这是终清一代，一直沿续的格局。1当时，在京城的金融机构也非常多。从康熙年间至道光十年，“挂幌钱铺共五百一十一家。此外，金店、参店及烟、布等各铺，带换银钱，未挂幌者不在此数。”2乾隆时，“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钱文出入最多。”3早在康熙初年，苏州一带缙绅与旅京苏州商人之间，拨兑银钱，就以会票形式。“今人家多有移重赀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此即飞钱之遗意。”41982年，在北京发现了康熙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前门外打磨厂日成祥布店遗留下来的23张会票实物。5这说明康熙年间，北京与外地商人之间，办理汇兑，完成异地款项清算，是一种经常现象。乾隆时期，这里盛行钱票。6道光初年，有山西商人创办专业汇兑机构的票号，同样的机构，大约在相同时期也出现在北京，它起着城市之间调拨款项的作用。7中央政府调控货币的部分措施，主要通过设在京师的两个铸币局，以及众多的钱庄、银号、当铺来完成，因此，透过京师货币供需的变化，也可以看到政府货币政策推行的全过程。

一

清政府沿袭前代遗留下来的货币制度，即白银和铜钱（亦称制钱）两种货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具有同等合法性。“银与钱相为表里，以钱辅银，亦以银权钱，二者不容畸重。”8这两种货币有各自不同的使用范围，一般情况下，国家财政收入、官员俸禄、兵饷、商人大笔交易多使用白银，而民间零星交易则使用铜钱。由于中国银矿藏量很少，政府无法铸造统一的银币，所以白银只能作为称量货币流通。其成色、重量，各地都不一样，政府基本上没有统一标准进行管理，完全由商人自由掌握。白银数量的变化、流向，直接受到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影响，政府缺乏调控白银货币的能力。而对于铜钱来说，政府则有较强的控制力，可以不断发掘铜矿，从外国购买铜材，垄断铸币权力，随时调整制钱的数量，以及使用范围，使之发挥实际作用。

白银和铜钱不仅表示两种货币，而且又是两种金属商品。银和铜自身的商品价格，决定货币的价值。由于两种金属商品的价格，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波动，使得两种货币的价值也不能稳定不变。如果其中“一种比过去有了更大的需求，那么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就会很快改变它们之间的比价。”9因此，白银和铜钱的货币价值，也就与银和铜本身的价格同时不断升降，这就形成了白银和铜钱的市场价格，同时也产生了两种货币的市场比价。为了垄断货币权，控制货币价值，清政府继承前代政府规定银钱固定比价的方法，顺治四年规定钱值，“每十文，准银一分，永著为令。”10即规定铜钱与白银的比价为1000：1。一般来说，政府努力维持官定比价的操作，体现在对市场上流通货币数量的调控，同时也是政府推行货币政策的过程。

政府认识到，“民间钱多则价贱，钱少则价增”，11这个货币理论的基本道理。其货币政策就是通过对货币的生产、流通、管理三个方面来实现的。在生产方面，政府根据市场上银钱比价的波动，不断增加或减少铸币数量，从而控制流通中总的货币量。对于京城二个铸钱局，政府规定每年生产制钱的数额，采取增减铸币数量，和增减铸炉数量的方法，进行控制。据统计，从顺治至嘉庆年间，京局大约增减铸币数量十四次，以后因库存铜材不足，每月逐渐少铸。12

内容提要

贸易保护主义的基本立足点是发展本国生产力，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在经济自由化和一体化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的大前提下，贸易保护主义除了使用传统的关税作为保护的手段之外，还加强了对非关税壁垒的设置和使用，如苛刻的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等，以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贸易保护与贸易自由化这对矛盾体将会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应如何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基于对以上课题的关注，本文在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并试图透过现象揭示保护的实质。然后，本文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最终得出“新贸易保护主义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一结论。文章的最后部分，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作者提出了几点具体的应对措施，建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熟练掌握WTO相关规则，借助政府和中介机构的力量，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地抵制外国无节制抢占和恶意冲击，以保护各国在自由贸易过程中应得的利益。

关键词：新贸易保护主义；贸易自由化；世界贸易组织

引言

新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其目的是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通过贸易保护，达到保护本国就业，维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的目标。它们在维护民族利益，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旗帜下，行保护之目的，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隐蔽性，手段上的欺骗性和战略上的进攻性等特点。

在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研究中，关于理论来源和特征的研究比较多。本文拟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实质进行归纳分析，并试提出新贸易保护主义将在一定时间内长期存在的观点。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则是通过对当今国际经济形势的分析，根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状，提出运用贸易规则、规避贸易风险；发挥中介作用、建立预警机制；加大政府协调、实现公平竞争；提高商品质量、冲破贸易保护；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具体有效的措施。

［摘要］流通性货币是构成中国古代钱币文化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造币工艺主要包括浇铸、印刷与机制三种，主流材质分为非金属与金属两大类别，尤以非贵金属小类中的铜制币居多。文章从造型学角度着重对贝/骨类、纸质类非金属古钱币和金银类贵金属古钱币，以及铜质类非贵金属古钱币进行形态变迁特征分析，最终落脚于古代钱币造型运用于平面设计的方法研究上，结合案例总结得出直接运用、重构运用和暗喻运用三大设计法则。

［关键词］流通性货币;造型;直接法;重构法;暗喻法

作为世界上最早使用金属货币和纸币，并推行相应货币体系的国家，中国古钱币文化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夏代，距今已有3600余年的历史。①作为东亚文明的核心与对外辐射的主体，凭借自身强大的软硬实力，中国古代货币体系曾长期对古代日本、朝鲜，甚至古代越南的货币产生过显著的涵化。造型丰富、单位繁多、品类各异的历朝历代古钱币中隐藏着大量的经济、政治、文化、技术与审美内蕴，可谓窥探中国古代历史的“活化石”。本文以中国古代流通性钱币造型为切入点，以平面设计为载体，进行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形式美设计嫁接的有益探究，旨在为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视角下中国特色现代艺术设计风格研究添砖加瓦。

一、国内外中国古代钱币文化研究综述

国内的中国古代钱币文化相关研究成果，倾向于围绕考古和鉴赏两个学术层面展开，并以图例式研究为主。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倾向于中国古钱币与风水学的结合。从专著成果来看，汤可可的《中国钱币文化》是目前国内外为数不多的，从中国古钱币的造型、材质、工艺等角度，深耕其中所折射的文化内涵的研究成果。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从经济和金融角度对自夏代贝币以来的中国货币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华光普的《中国古钱大集(甲乙丙丁)四卷本》图像内容最为系统且全面，是中国古钱币界公认的具参考价值的研究善本。此外，阎福善的《北宋铜钱》、白猫的《南宋铜钱》、沈泓的《清代钱币收藏与投资》等专著，分别就某一特定朝代的古钱币进行了版别区分与价值认定。从论文成果来看，在中国知网检索到的与中国古钱币相关的CSSCI高水平学术论文仅有14篇，且多发表于20世纪80至90年代，2015—2019年高水平论文发表空白。同时，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数量亦较少，仅有17篇，有关中国古钱币文化在现代设计中应用的学位论文只有3篇，数量占比仅为17．6%。日本和美国涉猎中国古代钱币研究领域最多，前者受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影响至深，一度长期翻铸明代永乐通宝作为本国流通货币，对于中国钱币文化的热爱度较高，群众基础较好。侵华战争期间，大量珍稀中国古钱币遭到掠夺流失日本，以至于现今日本泉界②对于部分品种中国古钱币版别研究的深入度甚至高于我国。美国则试图凭借自身成熟的商业文化和资本优势进军中国古钱币收藏市场。目前美国三大龙头评级公司ANACS、PCGS、NGC均已在中国市场确立了品牌标杆，倾向于构建美式的中国古钱币评级制度与价值体系的商业研究。综上所述，或倾向于基础研究，或倾向于商业研究，国内外的研究视角不尽相同。从中不难看出，基于发掘中国古代钱币文化元素的美学价值，并与现代设计一般规律相互融合的研究关注度极低，研究成果亟待丰富。

二、中国古代流通性货币的类别划分

作者在50年代初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明末清初(1620—1720)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地租和土地集中》。②现在本文所拟讨论的问题——“18—19世纪(也就是清代雍正、乾隆和嘉庆三朝所经历的时期)中国的地租和农民生计”，可以说是前一论文问题的继续，在这一意义上，是前一论文的续篇。③

一、地租形态

前文草成于50年代初期，限于史料，关于明清之际中国农业地租的形态，除了就其大致而言：实物地租占统治地位，货币地租居于其次，此外没有多少其他的话可说。但现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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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手稿(1996)。

②原载《经济研究》(1955年第3期，页124—139)，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版；后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页272—294)，三联书店出版，1957年。见本书第35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