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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会计研究面临的关键性问题

（一）管理会计的研究方法

巴甫洛夫曾经说过，“初期研究的障碍，乃在于缺乏研究法。”“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大事乃是制定研究方法”。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运用要与研究问题的本身以及当时的外在环境相适应，正确地运用管理会计研究方法是提高会计理论研究水平的保证（吴水澎）。西方管理会计研究的主流方法是经验研究（潘飞等，2007），这与最初管理会计的功能密切相关，即帮助制造性企业核算成本与管理成本，正是管理会计研究的务实性才使得基于企业的案例/实地研究一直以来成为西方管理会计研究的主要方法。相对于西方管理会计的起源，我国管理会计的系统研究，实际上是从80年代引入西方研究的成果开始的，所以起初的研究主要是翻译和介绍类的规范性研究，还没有深入到企业实地进行研究，而那时西方的经验研究已经开始盛行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的方法，尤其是近几年，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几乎成为了西方管理会计研究的主要方法（潘飞等，2007）。再看我国的管理会计研究，目前经验研究还不占主流，即使是经验研究，大多也属于实地/案例研究，问卷调查的比重相当少。即使是案例研究，研究水平也与国外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国外成熟的案例研究都有自己的理论框架或者理论模型，而国内多数案例研究还局限于讲述一个“故事”，这与国外的研究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且尽管案例研究具有许多优点，比如检验实践中的理论应用，为理论假设的提出提供初步的经验证据以及在管理会计教学中的重要作用等等，但是案例研究的桎梏在于其不具有普遍性，如果是真理，那么在所有的企业中都应该适用，即使是指在某一类企业中适用，也不能只通过一家企业来证明理论的正确性。因此，如果要在更加广阔的环境中检验理论，就应该采用大样本的研究，而对于管理会计研究所需的内部数据，问卷调查便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问卷调查有两个很重要的技术：抽样技术和问卷设计技术。这两个方面做到科学严谨对调查的效度和信度都十分重要（胡玉明，2005）。国内现有的问卷调查与国外成熟的问卷调查还存在极大的差距，成功的问卷设计一定是基于理论基础，再结合前人的研究设计进行调整和完善而成的。例如，对于环境不确定性的计量一般从原材料的供应、竞争者的动态、市场需求、制造技术、政府监督和干预以及原材料的价格共六个方面进行评分（GulandChia，1994），再通过信度和效度的检验来证明其计量的合理性。但是从我国现有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大多数研究并不是验证某种理论，而只是说明一种现象，或者某种管理会计实践的程度和状况，往往是需要了解什么问题就直接设计什么问题，而对于研究问题的计量还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和科学性（2005《会计研究》：《企业成本战略管理与持续发展相关性实证研究》采用统计检验方法使用得到的数据。但在国内样本中，这样的问卷调查并不占主流）。所以，即便都是问卷调查，问题设计的水平和研究的深度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另一个研究的差距就是实验研究，起源于西方的实验方法最早广泛应用于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研究之中。大约20世纪中期，经济学家开始把实验研究方法引入经济研究，建立了实验经济学。实验研究方法就是由研究者根据研究问题的本质内容设计实验，控制某些环境因素的变化，使得实验环境比现实相对简单，通过对可重复的实验现象进行观察，从中发现规律的研究方法。在管理会计研究中，实验法常常用于预算、激励机制和转移定价等问题。总的说来，实验研究相比经验研究有更多的困难，它除了需要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金融学等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心理学的理论指导。同时，它要求大量的实验参与者，以及实验经费和计算机联网的实验室环境。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得到许多在现实环境中无法得到的数据，从而在理论的检验上就有了更加广阔的范围和比较独特的视角，能够捕捉到更为主观的影响因素，因此，在理论基础上与心理学和行为学的结合更加地紧密。

（二）管理会计的研究背景与研究主题

在19世纪西方纺织、钢铁等重型制造企业中，标准成本、机会成本和利润中心等概念的出现宣告了管理会计的诞生（Anthony，1989）。从那时起，管理会计开始作为实务界所应用的一门技术，直到二战之后，它才正式成为哈佛商学院的一门专业学科，并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几十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西方管理会计研究伴随着众多企业的生存与竞争不断地突破自我和创新，表现为研究内容不断增加，研究方法日趋多样，理论基础也不断扩展。可以说，这门学科的研究目前在西方已经比较成熟。

我国管理会计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引进西方管理会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早期的研究还没有自己的体系和重点，这与西方以制造性环境为基础，以改进实务为目标的研究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管理会计研究逐渐与实务相结合，并经过20多年的研究和摸索，已有许多丰富的成果。但时至今日，与国外相比我国管理会计研究还存在哪些差距？我国的管理会计研究如何走向世界？这些都是我们极为迫切想探求的问题。

同时我们也感到，管理会计研究始终面临着来自外界环境和其他学科的挑战，为了能够给我国管理会计研究提供较好的建议，我们以相关文献为依据，从研究主题、研究背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来分析管理会计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关键性问题，为中国管理会计研究走向世界提供建议。

一、管理会计研究面临的关键性问题

（一）管理会计的研究背景与研究主题

管理会计研究起源于西方传统的制造性企业，其研究的历史也是伴随着产品的制造成本和成本控制发展起来的。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绝大多数管理会计的教科书还是以制造性活动为案例（Anthony，1989）。早期的研究之所以关注于制造性环境中的问题是因为这样的研究主题能够带来改进生产成本和改善制造成本管理的机会。但是，随着制造性的企业逐渐意识到越来越多的利润来自于非制造性环节时（例如产品的设计阶段、售后服务阶段等等），而且这些非制造性生产环节逐渐成为北美经济的主流（Shields，1997），于是便带来了更多的管理会计研究机会和研究主题。随着研究的背景逐渐向制造前与制造后活动（如财务、娱乐、保健、教育、交通、零售等）、服务行业（如财务、娱乐、保健、教育、交通、零售等）和政府部门以及金融机构等领域扩展，人们对于非制造环境的关注使得诸如对标准成本研究的兴趣降低，而增强了对促进销售的价值链管理环节的研究兴趣，因此又带来了基于价值管理的管理控制系统的科学设计与应用的研究，而价值管理的理念又促使人们开始关注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的科学性，因此又有了ABC与ABM的研究。随着近年来企业战略的重要作用，使得人们又意识到许多管理工具具有战略管理的功能，例如平衡记分卡不仅是业绩计量的工具，更是战略实施和管理的手段。因此人们更加关注管理会计在战略管理中的作用，这便带来了战略管理会计的研究风潮。当管理会计逐渐突破单一组织和一国的边界，集团与跨国公司变得越来越重要时，对于价值链管理（包括供应链、专利与特许使用权安排、外部采购、有效的客户反应系统以及竞争者分析等等）、转移定价等主题的研究便成为了关注的焦点。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研究背景对于研究的主题或者说研究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果中国与西方的经济背景和企业背景不同，或者经济发展的阶段存有差异，研究背景也会存在差异，而这又会直接影响到研究主题选择的差异。

【摘要】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1医学伦理学教学现状

1.1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已经进行了多年系统稳定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各年级医学生中均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并进行跨学科教学。教学基本上围绕当前医学领域的重点热点伦理问题进行,如医学实践中知情同意、人体实验、脑死亡、稀有资源分配等。哈佛大学医学院对医学伦理学采取以问题为基础进行跨学科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对医学伦理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和探讨,并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例如邀请临床医学专家、基础医学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等[1]。

我国则多以开设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为主,进行其他教学模式的学校还很少,教学模式还有待完善。仅在少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采取了对重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课题调研的形式。比如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采取这种课题调研讨论的教学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2]。但是目前国内对这些模式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很好的推广。

1.2对医学伦理学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医学伦理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才导致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时严重偏少的现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在第五学期开设医学伦理学或在政治课中开设医德课,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指望学生对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为他们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了。

【摘要】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1医学伦理学教学现状

1.1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已经进行了多年系统稳定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各年级医学生中均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并进行跨学科教学。教学基本上围绕当前医学领域的重点热点伦理问题进行,如医学实践中知情同意、人体实验、脑死亡、稀有资源分配等。哈佛大学医学院对医学伦理学采取以问题为基础进行跨学科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对医学伦理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和探讨,并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例如邀请临床医学专家、基础医学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等[1]。

我国则多以开设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为主,进行其他教学模式的学校还很少,教学模式还有待完善。仅在少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采取了对重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课题调研的形式。比如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采取这种课题调研讨论的教学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2]。但是目前国内对这些模式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很好的推广。

1.2对医学伦理学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医学伦理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才导致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时严重偏少的现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在第五学期开设医学伦理学或在政治课中开设医德课,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指望学生对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为他们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了。

摘要: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可见，任何理论只有保持与时俱进的品格才能真正具有生命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的应用理论之一，要想真正具有生命力和实效性，也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在人性基础视野下，实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人性化和现代性超越。所谓人性化超越，是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基于现代人的人性基础，实现其自身理论与实践向合乎人性方面的变化发展；(共3页)

关键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现代性教育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理论品格人性基础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P681)可见，任何理论只有保持与时俱进的品格才能真正具有生命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的应用理论之一，要想真正具有生命力和实效性，也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在人性基础视野下，实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的人性化和现代性超越。所谓人性化超越，是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基于现代人的人性基础，实现其自身理论与实践向合乎人性方面的变化发展；所谓现代性超越，是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要面向现代化，符合现代人的现实人性，合乎现代人的人性完善和发展需要。具体说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人性化和现代性超越：

第一，从“以抽象化理想化的人格(原则)为本”到“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本”，实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念的人性化超越。众所周知，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首先是对其基本理念的超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要想从根本上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超越，必须首先实现其基本理念从“以抽象化理想化的人格(原则)为本”到“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本”的根本性超越。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实现彻底的现代性和人性化超越的前提条件。这是因为，不论什么样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以现实的个人为中心的，其实施者是人，受教育者也是人；既是由现实的个人来进行，也是由现实的个人来接受的。“以‘现实的(个)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理念人本化……思想政治教育人本化以‘现实的(个)人’的全面发展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以培养充满活力、和谐发展的人为最基本的教育目的”[2]。因而，“现实的个人”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然而，自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以来，不论是资产阶级政治家，还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大多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是鼓舞人们起来革命，唤起人们建设国家的热情，维持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工具”，因而把一些抽象的理想化的人格或原则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随着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和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我们从中受到启示，开始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念向“以人为本”的超越，不仅重视现实的个人的社会价值，而且也开始重视现实的个人的自我价值；不仅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即工具性价值)，而且也开始重视它的个体价值(即目的性价值)。我们提倡以人为本，就是要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既要以人为目的，又要以人为手段；只有以人为目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价值，才能有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执政党维护自己统治、实现自己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进而实现现实的个人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工具性价值；执政党以现实的个人为手段，推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其根本目的不在于单纯为了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也不是为了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而是为了实现现实的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时，这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价值目标。

第二，从“单纯注重社会价值”到坚持“关注个体价值”与“关注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论的人性化超越。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本来就包括社会价值和个体(个人)价值，然而，长期以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较多地看到社会价值而较少地关注个体价值”[3](P348)，即过多地强调执政党和国家的需要，强调个人要为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而奉献力量，很少注意现实的个人自身的需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个人服从社会、服从集体、牺牲自己以利大家的代名词，这种以社会为本位的思想政治教育显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中国当代现实已初步表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人类本身的一个业已形成的、特有的生存发展方式”[4]，是“人们认识和发展自己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人的需要和生命活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3](P360)，而且已经愈来愈成为现实中的每一个人业已形成的生存、生活方式中的一种最有意义的方式，同时也是自己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必不可少的途径。因此，从最终价值角度来讲，“思想政治教育最本原的目的是促进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其终极价值追求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使人从动物性存在提升到人性存在”[5]。我们正确的态度是将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强调现实的个人的工具性，通过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来为党、国家和社会培养优秀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另一方面也关注现实的个人的个体自身利益需要和价值追求，针对他们的精神性需要提供精神归宿、精神动力和精神提升服务，并大力促进个体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点才真正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原生功能”①。

第三，从“片面发展的无个性的听话人”到“全面发展的具有自由个性的完整人”，实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理论的现代性超越。英国道德教育理论家约翰·威尔逊说过：“道德教育的任务既不是使受教育者与社会的价值协调一致，也不是把教师们特定的思想强加给受教育者。它的任务是既不培养驯服者，也不培养反抗者，而是培养受教育者对道德原则的尊敬和运用这些原则的能力。”[6](P60)然而，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从西汉时期的“独尊儒术”开始，基本上都是用统一的内容、统一的方式、统一的标准和要求来对受教育者进行“同一样式”的思想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培育。它必然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这种“统一化”(同一化)模式忽视了人性中的个性问题，最终形成思想上千篇一律的毫无个性的“听话人”。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最高命题，即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实现自由个性是背道而驰的。这种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在革命战争年代和贫穷的计划经济时代是很有生命力和存在价值的，在唤起民众起来跟着我们党进行革命斗争和初步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曾经起到巨大作用。但随着生活的安定，国家的强盛，民族的振兴，人们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以后，随着所有制形式多元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分配方式多元化、思想意识多样化等现象出现，人们的个性化需要和个性化追求愈来愈明显，追求个性已经成为人们的现实需要，这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愈来愈不适应变化的中国现实。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强调人性化，就是要使人从“无个性的听话人”到“具有自由个性的现代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理论的超越。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从本质上或从最终目的上讲就是要促进现实的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实现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个性”。尽管目前我们还不能真正实现这一最终目标，但是我们还要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目标中包含向这一目标不断推进的趋势，至少不能与这一终极目标相背离。因此，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必须要从传统的“无个性的听话人”转到“具有个性的现代人”这一体现现念的人性化目标上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理论的超越。这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现代性超越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