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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取向本土化

论文摘要：在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创新乏力的情况下，确立一种新的教育研究范式取向，将成为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突破口。鉴于我国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重视不够，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过于迷信和信仰等问题，又由于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教育过程的本性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必然要确立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一、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

从总体上讲，目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缺乏应有的重视，很多研究者尚无明确的研究范式意识。有学者以某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4年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为文本，分析了这些论文中所体现的教育研究范式。结果发现，“大部分的研究者缺乏方法论的自觉意识，甚至有些研究者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1］。教育研究中有太多的直觉、思辨，有的研究甚至就是想当然，过于模糊、宽泛、松散，许多结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所能起到的主要是议论和舆论的作用。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出建议”［2］。教育理论中充斥着“正确的废话”，这样的教育研究，难以在学术界获得应有的地位，难以为教育实践工作者关注，更谈不上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人们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又过于迷信和信仰。当代教育研究笼罩着缠绵悱恻的经验主义的情趣。许多人认为，运用观察和实验等所谓科学的手段与方法就能确保经验事实不断得到积累，如能对不断得到的丰富的经验事实加以归纳、总结，就能自动产生科学理论。狭隘的经验主义使教育科学研究第一线的实践工作者非常蔑视思想和理论，尤其蔑视哲学。在不少人眼里，所谓教育研究不过是搞几张问卷或量表去调查，或在某个范围内进行种种测试或实验。这种单凭经验或经验至上的情绪，使教育研究实际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和理论的地步。

一、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和对话

全球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涉及到不同的学科和领域。邬志辉教授在《教育全球化——中国的视点与问题》中归纳了五种界定模式(传播学的界定模式、经济学的界定模式、文化学的界定模式、生态学的界定模式、政治学的界定模式),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多纬度的发展过程,各纬度在表现上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全球化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对不同国家来说,全球化的意义可能是不一样的:全球化是一个矛盾性的发展过程,单一与多样、特殊与普遍等矛盾和悖论都同时并存与全球化的结构当中。”音乐教育属于文化范畴,所以在这里重点看看文化学的界定模式:“就文化的全球化而言,它不是一个日趋同质化(homogenization)和一体化(unification)的过程。相反,它是一个全球化和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文化多样性与文化普遍性、全球化和地方化之间矛盾公生并在全球背景下凸显强化的过程。”可见全球化在文化领域更多的是一种全球与本土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没有差异就没有交流的必要,没有交流就不会与进步,因此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从观念上,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同质化过程。至少对现在来说,那种认为非西方世界最终将因循一个单一发展模式的合流观念是过于简单化的。他没有考虑到各种全球化趋势中的复杂性因素。……因此,当今世界成为这样一个竞技场,全球化和它的对立物——本土化——各擅胜场,正在同时对个体和群体产生巨大的压力。”(杜维明《对话与创新》)着名文化理论家野健一郎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各种文化之间的接触越频繁,文化越趋多样化”。世界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同样也促进了各本土文化之间的交流,可以说没有全球文化只有本土文化,各本土文化构成了世界文化,未来世界文化朝着“全球本土化”发展。

在音乐的“全球本土化”中,印度小提琴音乐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小提琴是欧洲音乐的重要乐器之一,大约在两百年前传入南印度宫廷,现在南印度音乐会几乎离不开小提琴了。从音乐风格到演奏方式,印度小提琴音乐与西方小提琴音乐都有着极大的不同。相信也听过印度小提琴演奏的人肯定会为它们完全不同的音色留下深刻的印象。为适应印度音乐的要求,印度人把小提琴改为c、g、c、g定音,席地而坐演奏,把琴放在胸前和右脚之间。风格模仿印度的歌唱,演奏多滑音。他们采用自己的方式改进小提琴。使小提琴成为了印度人自己的乐器。现在印度小提琴音乐受到了世界各国的热烈欢迎。印度传统音乐做到了真正的“全球化”,在现代世界中保持了自身的整体性和独立性,成为音乐的“全球本土化”的典范。

二、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

在全球化进程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这一时代背景又向教育提出了挑战。我国音乐教育领域对全球化问题的反应慢一拍。缺少音乐教育基本理论的全球性思考。当看到音乐教育全球化这一概念时难免会误解为全球音乐教育的趋同,甚至是全球音乐教育的西化。这显然是对全球化这一概念的片面或不深刻的理解。由此引入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以更好的理解全球化语境下的音乐教育。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是指所有全球共同认可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制度都必须适应本土的音乐教育环境,以体现本土人民的主体性:所有有建树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制度总是有地域性的,总是产生于特殊、具体的音乐教育环境.总是由解决具体音乐教育问题的人创造的,而后才具有了一般性并被全球的“他者”广为借鉴、学习和再创。音乐教育的全球本土化包括以下特征:

1、音乐教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音乐教育的普遍性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文明体系之间在音乐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上的某种趋同。如音乐的终身学习和把音乐视为文化,理解不同民族和国家的音乐等观念正被世界各国所接纳:对话式教学正取代灌输式教学已成为全球音乐教学认可的方法等等。音乐教育的特殊性体现在虽然各国音乐的终身学习等观念已被接纳,但各国的接受程度、范围各有不同:各国的教学方法也各有不同的运用。

（3）使用他人的未公开发表的成果是人格不宽厚的表现。如有的学者把与在国外的中国学者合作的成果当成自己个人的成果直接在国内发表而不提其合作者。还有的学者在使用自己参与过的国际合作项目成果时不提供任何背景信息并把别人未发表的成果揉进自己的成果之中，使读者在看不到必要的论证的情况下无从理解有意思的结论的得出。这类的情况与剽窃有些不同，后者通常指抄袭他人公开发表的成果等，一般说来舆论和知识产权会对被剽窃者加以保护。由于目前国内学术界的平等对话的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对前述两种情况等的约束力很弱。在英国，发表合作项目中自己这部分成果无可后厚非，如果合作一方直接发表合作的成果或引用别人未发表的成果而不言及别人与公开抄袭他人公开发表的成果性质差不多。在这种人文环境下，这种现象是不可思议的。此外，是否愿意接纳他人和他人的观点还会受到体制的约束，因为没有基金会会轻易给钱搞重复项目，同行们都了解谁在搞什么研究。

总之，中国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对话应充分体现平等宽容的精神。学术研究规范化中的平等宽容的氛围一旦形成，它将有如无形的手会对学术界的纯净起大浪淘砂的功效，进而推动社会科学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在英国，体现平等宽容的精神的学术规范与其市场经济的商业规范一样都是逐渐形成的。在中国，这种氛围的营造同样需要很长的时间。而能否形成这种良好的氛围关键在于观念能否更新，即以平等宽容的精神取代人微言轻和文人相轻的传统观念。还应看到，象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起初有许多的困难一样，若能获得各方面的社会力量的扶持对形成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固然重要，而每个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自律对加速其进程更为重要。

鸣谢：王斯福(StephanFeuchtwang)长期以来的学术指导；托马斯(ThomasJ.W.Clarke)参与了本文的讨论；程原对本文的充分肯定和对某些观点的批评；李铁映对作者在1999年5月1日在与部分留英学人座谈会上观点的肯定。他总结时讲到的“学术研究要百家争鸣，文人要相亲不要相轻”即是对作者基本观点通俗概括。

注释:

[1]林毅夫明确指出过方法论的规范化对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提升到国际化的重要性。《方法论的规范化和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北京青年报》，1995年4月20日。樊纲强调的基础理论的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和“与国际接轨”也包含了这个意思。《中国书评》，1995年3月，总第五期，第46页。王斯福(StephanFeuchtwang)认为中国人类学当下面临的严峻挑战是能够也应该和如何进入国际人类学的问题。见Risingtothechallenge:foracriticalanthropologyofChina，“人类学本土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第1页，广西民族学院，1999年9月。

[2]王斯福在前述文章中针对国内对弗里德曼在1962年做的题为“AChinesePhaseinSocialAnthropology”（“社会人类学中国时代”）的讲演的含义的误读现象对此做了解释。他说弗里德曼的原意不是提出国际人类学的发展趋势或对中国与其它地区的社会发展过程和结构做比较，而是以中国为例认为人类学家在对这样的复杂社会做人类学研究时应开放性地结合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成果（由于冷战的原因弗里德曼原文中没提后两项但含了这个意思），同上，第8页。

论文关键词：本土失语；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自主发展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成为主导语境的今天，本土很容易被忽视和掩盖。中国的教育理论在西方话语中也丧失了本土性。表现出“本土失语”。在此情况下，主张比较教育学走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道路是很有必要的。论文首先分析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然后从比较教育学本土研究和自主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两方面展开时比较教育学“本土失语”的思考。

在西方主导的全球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者惟西方马首是瞻，试图斩断所谓的“民族文化劣根”而去与西方“优越”的文化对接，自身具有一种“他者优越”的意识。丧失了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信心和勇气，因而在比较教育的话语实践中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因此，肩负教育与文化交流桥梁任务的比较教育学应注重本土研究，并走自主发展的道路。

一、比较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比较教育之父”法国教育家朱利安(Mare-AntoineJullien)是最早提出比较教育概念的人，他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范围是：“一部对此项研究能提供更直接和更重要的应用效果的著作，其内容应成为欧洲各国现有主要教育机构和制度的比较，首先研究各国兴办教育和公共教育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学校教育全学程所包括的各种课程需要达到的教育目标。以及每一目标所包括的公费小学、古典中学、高等技术学校和特殊学校的各衔接年级；然后研究教师给青少年学生进行讲授所采用的各种教学方法。他们对这些方法所逐步提出的各项改进意见以及或多或少地所取得的成就。”

目前，对比较教育学概念比较公认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论文关键词】：文化认同；接近性；刻板印象；文化偏见

【论文摘要】：自20世纪以来，"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之势进入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议程，日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作为传统媒体中影响最大的电视，也席卷进了全球化的风暴之中。文章主要是从文化认同这个方面，来分析电视全球化过程中也有稳定性的一面。

随着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在20世纪末期明显加快。电视传媒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同样面临着全球化问题。电视作为全球化时代的风向标，对整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日益成为一种影响政治的社会公器。

从世界范围来看，自1984年美国新闻总署开办世界电视网，首次把电视节目推向全球以来,美国的三大广播网、英国BBC、德国官方的卫星电视台，以及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等西方国家相继实施了发展卫星电视的全球战略。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马来西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也纷纷发射和租用卫星，进行节目跨国乃至跨州覆盖。

而以我国为例，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顺利加入，电视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外国的电视节目或受到外国电视文化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的下，国内的许多研究者们纷纷高呼"狼来了"，呼吁建构电视文化主权。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也有些人对外国的电视节目持完全排斥的观点，认为在这些节目面前，受众没有任何抵抗力。文章就单从文化认同这个方面出发，来批判这种观点的不合理之处。

首先要明了的是文化认同的概念。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senseofbelonging）及内心的承诺（commitment），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