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分析理论范文精选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贸易政策干预来抽取和转移国外垄断企业的利润或租金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一经提出就引起广泛的争议，很多学者从实践角度对这一政策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贸易实践中使用战略性贸易政策存在严格的条件限制，但从理论可行性角度进行的分析并不多见。本文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分析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的可行性。

一、战略出口政策和战略进口政策的博弈分析

战略出口政策的主要观点是政府对寡占行业中的本国企业给予出口补贴，会使本国企业获得一种Stackelberg领导者地位，增加其在第三国市场的销售额。出口补贴所带来的企业利润增加可能超过补贴额，从而使得本国的福利水平提高。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该观点，如表1所示，假定在一个寡头垄断行业中有两个潜在的生产者，一个本国厂商，一个外国厂商，二者的产品均在两个生产国以外的第三国市场上销售，这两国内部无消费。括号前面的数字表示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括号里面的数字表示该国福利的变化，可以看作是该国政府的收益。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企业获得的超额利润等同于该国福利的改善，因为超额利润可以看作是一种额外的收益，均衡的结果应该是两个厂商都进行生产，各自获得5个单位的超额利润。战略性出口政策认为本国或外国政府可以改变这一均衡结果。假定本国政府可以给予本国的厂商5个单位补贴，而外国政府不进行干预，如表2所示，均衡的结果是本国厂商进行生产，外国厂商不生产，由于本国政府的补贴，本国福利水平提高了19个单位（。

但如果两国政府都可以选择干预或不干预，结果又会怎么样呢？我们用扩展式博弈表示这一情形。图1中S表示补贴，DS表示不补贴，P表示生产，D表示不生产。第一层节点表示本国政府决策，补贴或不补贴；第二层节点表示本国政府决策后外国政府的反应决策；第三层节点表示政府决策后本国厂商的反应，生产或不生产；第四层节点是外国厂商的反应；第五层节点是均衡的结果。采用逆向归纳法，可以得到这一博弈的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为（本国政府补贴，外国政府补贴，本国企业生产，外国企业生产）。这是因为只包含两国厂商决策行为的从左至右四个子博弈的纳什均衡分别为（本国厂商生产，外国厂商生产）、（本国厂商生产，外国厂商不生产）、（本国厂商不生产，外国厂商生产）、（本国厂商生产，外国厂商生产），很明显，均衡的结果是两国政府都进行补贴，各自获得4个单位的福利改进。

因此，政府的干预并不像战略性出口政策所认为的那样会在降低对方福利水平的基础上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而是使两国的福利水平都比不干预的时候低；虽然如此，由于每个政府都有通过干预提高自己国家福利水平的动机，最终的结果是双方都干预，政府在战略性出口政策的选择上陷入“囚徒困境”。但现实中大部分国家的政府没有像模型预示的那样广泛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这是因为上述模型的假定是静态的，即政府的政策制定是一次完成的。当我们考虑政府在每个时期都可以制定不同的政策，而且无限延续下去，上述模型就变成一个无限重复博弈模型。为了简化分析，假定贴现率为1，两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有四种策略可供选择：A＝每个时期都进行补贴；B＝每个时期都不补贴；C＝偶尔补贴，即在某一个时期补贴，然后是否继续补贴视对方的反应而定；D＝不补贴，但报复，即自己不首先进行补贴，但如果对方政府在某一时期补贴，则在以后的每一个时期都进行补贴。如果两国政府都不进行补贴，则两国政府在每一期的收益都为5个单位，因为我们假定贴现率为1，所以无法算出它的总值，就用R来表示。如表3所示，这一无限重复博弈模型中唯一的（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为（D，D），实际的结果是两国政府都没有进行补贴，各自获得收益R，“囚徒困境”并不存在。所以，战略性出口政策不仅理论上不可行，而且也不会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去实施。

战略进口政策的主要观点是对进口的寡头垄断产品征收进口税，关税带来的进口价格上升会小于关税本身，这相当于政府利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垄断厂商的垄断利润。其模型的假定和战略出口政策是相似的，不过把分析的对象从第三国市场转向本国市场，对本国厂商扶持的手段也就从出口补贴变为进口关税，除了需要考虑本国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受价格变化的影响之外，模型的分析过程和结论与战略出口政策都没有不同。那么，在这里战略进口政策是否可行就取决于对方国家的政府是否可以采取报复措施，如果本国没有同类产品向对方国家出口，战略进口政策的实施就可以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但如果对方国家可以采取报复措施，则战略进口政策在理论上不可行，在现实中也不会存在。

[摘要]在科斯搭建起法律经济分析的桥梁后，谈判分析范式因其能够将法律经济分析统一在效率主题下而成为主流分析范式。随着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博弈分析提供的特定环境下主体间互动的分析框架更适合进行法律分析，博弈分析成为新的主流分析范式。但同时，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挑战了经济学的理论基拙—理性选择假设，现实性更强的行为法经济学分析范式正在形成中。那么，法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何在？从法经济学的历史逻辑可以得出的合理结论是：法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依赖于理性选择理论这一基础理论的进步。“理性”概念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进行精炼，形成“新理性选择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引导法经济学将向更加实证的方向发展。

法经济学领域，科斯的贡献在于在主流经济学和法律分析之间搭建了一个坚固的桥梁。在科斯之前，法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早就被人们所关注，分别形成了一些分析思路，但它们都没有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分析范式。直到1960年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发表，才改变了上述局面。在文中，科斯按照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不仅表明了法律对于资源配置的重要性，而且指明了如何对法律进行分析。这一方面使经济分析具有了不同于其他法律分析的立足点，尤其是区别于以公平为基点的分析;另一方面，表明研究稀缺资源配置功能的经济学，今后不仅要研究价格机制的配置作用，更要研究法律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要理解现实经济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就必须放弃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认真研究法律制度。与此同时，科斯也提供了对法律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方法——交易成本分析方法。法律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付出成本。这些成本不仅包括产权界定的成本，而且包括在法律框架下权利交易的成本。经济分析的目的就是要说明这些成本，并比较它们的大小，以寻求成本最小的制度安排。交易成本成为比较法律制度效率大小的标准，说明交易成本及其最小化的途径，就说明了法律制度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因此，法律的经济分析就演变成为一种选择学说，主体根据理性最大化原则，在不同的制度之间按照交易成本的大小进行选择，从而与主流经济学融合在了一起。更为重要的是，科斯还将研究者吸引到一起，具有形成较统一的研究团体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指引新的研究方向的作用。总之，《社会成本问题》的发表，成为法经济学诞生的标志。按照科斯开辟的道路，使用其所提供的方法，法经济学繁荣发展了起来。

但是，随着法经济学学术收益的边际递减，法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逐渐成为学者们关心的问题。1997年秋季卷的《芝加哥大学法学评论》专刊在讨论法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时[1]，虽然讨论很深人，但分歧也比较严重。贝克尔、埃普斯顿(RichardA.Epstein)等对法经济学未来发展表示忧虑，而波斯纳等则对法经济学的发展充满信心。双方都有充足的论据支持自己的观点，这表明在法经济学未来发展方向上已经产生了重大分歧。那么，法经济学未来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呢?

一、谈判分析范式：曾经的主流分析范式

在科斯等人开辟了法律的经济学分析道路之后，更多的法律领域进入了分析视野，更多的经济学理论被用于分析法律制度。尤其是在波斯纳等人的推动下，谈判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具体法律制度的分析中，为法经济学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谈判理论以传统价格理论为基础，认为自愿合作可以使一项资源从估价低的主体手中转移到估价高的主体手中，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同时也提高了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在谈判过程中，双方自愿地对交易对象、价格、数量、方式以及风险分配等进行协商，结果或是达成一致进行合作，或是难以达成一致无法合作。在零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出现何种结果取决于合作风险值的大小和如何分配合作剩余。谈判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确定风险值，不仅要明确各方的资源察赋状况，还要明确交易双方的竞争情况，确定竞争出价；(2)预测合作剩余，找出交易双方的评价差异，预测双方福利水平提高的可能程度；(3)分配合作剩余，在预测的基础上，明确各方获得的份额、分配合作中的风险，履行协议获得剩余。在不存在外界压力和双方谈判实力均等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谈判找到合作均衡解，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理论模型：小组规模对联保贷款影响的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基于客观数据的模拟；结论，对联保贷款动态博弈分析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联保贷款是指贷款需求主体在自愿基础上组合成联保小组，由联保小组向其成员提供担保而获得的贷款、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还款率的理论分析、联保小组规模与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的理论分析。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系统风险的动态博弈分析、上文通过构建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系统风险诱发概率三个模型、联保贷款理论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与联保小组规模成指数关系，通过扩大联保规模，能有效提高联保贷款理论回收率，增强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联保小组规模是把“双刃剑”，既有提高贷款还款率、增强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的优点，又有诱发系统性风险的缺陷，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鉴于联保小组规模对联保贷款的重要性，合理确定联保小组规模成为理论界与实践部门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本文通过构建合理的数学模型，结合农村金融实践数据，对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系统风险诱发概率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模拟。研究发现：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贷款还款率、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及系统风险诱发概率均具有正向指数关系；联保小组规模应以4-6人(户)为宜。

[关键词]联保贷款；动态博弈；小组规模

一、引言

联保贷款是指贷款需求主体在自愿基础上组合成联保小组，由联保小组向其成员提供担保而获得的贷款。联保贷款是金融产品创新的成果，是为克服弱势信贷需求主体贷款难与银行信贷风险高双重困难而开发的信贷产品。实践证明：联保机制在克服信息发现不足、避免逆向选择、降低道德风险、提高还款概率上具有内在优势；对满足贫困农户、专业农户、个体工商户与中小企业信贷需求，缓解金融供需矛盾，繁荣农村金融市场，增进社会福利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美中不足，联保贷款同样存在不能忽视的内在缺陷：如易于形成风险累积，诱发系统性风险，操作烦琐，实施困难等。

始自美国学者Stiglitz(1990)，十多年来理论界对联保贷款运行机理及其影响进行过深入广泛的研究，概括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联保贷款防范道德风险。Stiglitz(1990)，Conning(1996)，Ghatak(1999)等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联保贷款由于存在连带责任，致使联保小组成员之间内生有相互监督的正向激励，从而达到防范道德风险的目的。(2)联保贷款降低审计成本。Prescott(1997)，Ghatak(1999)分别论证了联保贷款内生有其他组员对声称无力还款组员进行审计的内在激励，由于联保小组成员之间关系密切，信息充分，审计成本低，外移的审计达到降低高昂审计成本的目的。(3)联保贷款提高贷款还款率。BesleyandCoate(1995)从博弈均衡的角度论证了联保贷款在社会惩罚有效的条件下对提高贷款还款率具有正效应，Chowdhuiry(2005)从动态激励与连带责任的角度论证了联保贷款有助于提高贷款还款率。(4)联保贷款与社会福利。Coleman(1999)以泰国东北地区1995-1996联保贷款实践为样本，论证联保贷款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特别是有利于提高贫困妇女与儿童的社会福利。(5)联保贷款与逆向选择。LaffontandGuessan(2000)从信息的角度论证了联保机制有利于减少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达到避免逆向选择的目的。尽管有关联保贷款的著述丰富，但针对联保小组规模的研究少见。由于联保贷款遵循“多户联保”的信贷原则，其优点在于通过联保小组的规模效应、联保小组的聚类效应、小组成员间的监督机制来提高弱势信贷需求主体整体抗风险能力、信贷机构信息发现能力以达到降低“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发生的可能性，进而实现降低联保贷款成本与风险的目的。其缺点在于随着联保小组规模的扩大，诱发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增加，组建联保小组的难度加大。鉴于联保小组规模与联保机制正负功效都正向相关，联保贷款指导性文件则规定联保小组规模以5-10人(户)为宜，其来源缺乏理论依据，实践证明其可操作性差。基于此，本文运用概率论与博弈论等理论模型，结合联保贷款的实践经验，对其影响机理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狭义基础上的理解；广义基础上的理解；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对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具有方法论、学科拓展的重要意义。近年来，虽然博弈论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质和量上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新闻理论界对博弈论的理解存在狭义、广义与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三个层面水平。我们可从哲学意义、方法论意义和建构意义三方面，认识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运用的可能性。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摘要：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具有方法论、学科拓展的重要意义。近年来，虽然博弈论在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质和量上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新闻理论界对博弈论的理解存在狭义、广义与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三个层面水平。我们可从哲学意义、方法论意义和建构意义三方面，认识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运用的可能性。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