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制度论文范文精选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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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锡文、韩俊.关注我国县乡公共财政的危机[J]

摘要：20世纪前半叶，中外学术界关于唐代经济史的研究取得了奠基性的重要成就，原创性地提出并论证了唐代经济史的许多重要课题和基本范畴，并一直走着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道路，形成一个研究高潮，基本建构起了唐代经济史研究的学术框架和学术体系，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和学术史意义。

关键词：唐代；经济史研究；学术史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进化史观的传播，近代历史学学科产生，中外学术界开始将唐代经济史纳入研究视野。日本史学界起步稍早，内藤湖南于1910年在《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①]，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作了宏观的时代分期，东汉中叶以前是“上古”，经东汉末年到西晋的一段过渡期，到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为“中世”，再经唐末到五代的另一段过渡期，到宋元明清时期为“近世”。指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革，首倡“唐宋变革”说。其中，社会经济方面的变革，一是唐中叶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破坏，使得大量人民从束缚在土地上的制度中得到自由解放，开始摆脱贵族政治控制下奴隶、佃农的地位，后经王安石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二是唐代时期货币钱帛兼行，而铜钱流通量相对较少，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银亦在此时开始慢慢得到作为货币的重要地位，唐宋处在实物经济结束期和货币经济开始期两者交替之际。1923年，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出版[②]，将中国历史发展分为五个时期：周代以前为上古史，从秦朝统一起到唐朝全盛时代止为中古史，从唐朝中叶以后藩镇割据起到南宋止为近古史，从元、明到清中叶以前为近世史，从西力东渐到现在（著书当时）为最近世史。全书十分重视研究社会的经济组织和生计状况，重视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组织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对唐代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论述较多，并将“安史之乱”作为“中古史”与“近古史”的分界线。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的社会史大论战，我国史学界开始将唐代经济史作为唐史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③]。自此以后，唐代经济史研究一直是中外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课题，迄今已走过近百年的学术历程，学术积累坚实丰厚。

大体说来，近百年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为第一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为第二阶段，80年代以后迄今为第三阶段。限于篇幅，本文拟对第一阶段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做一回顾。由于本人的见闻和学识所限，所作回顾只能是简略的，且以介绍中国学术界的成果为主。

一

唐代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取得了奠基性的重要成就。一是陶希圣、鞠清远、全汉升、傅安华、何兹全及日本学者加藤繁、铃木俊、藤田丰八等学者，发表了许多论文，出版了多部专著，创新性地提出并论述了唐代经济史的若干重要问题和基本范畴。二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作为指导，开始创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系统地梳理中国历史的发展形态及其阶段，其中关于唐代经济形态和唐代社会性质的研究，也取得了开创性和革命性的重要成果，并奠定了后来研究的科学路径。

第一阶段是20年代至40年代末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传统史学开始向近代史学转变，这种学术演变的时代特征在财政史领域同样有鲜明反映，即不少学者在继承发扬传统史学方法，注重传世文献的考据，辨析制度条文内容的同时，有意识地借助近代西方的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对中国财政史（包括古代财政史）做出一些不同于《汉书·食货志》、《通典》、《文献通考》等传统典志的编纂、阐释和评论，撰写了一些通史体裁或断代体裁的财政史论著，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商务印书馆，1926年）、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十册（无锡大公图书馆，1936年）、鞠清远《唐代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刘不同《中国财政史》（大东书局，1948年）等。同时，专题研究和理财人物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特别是田赋史。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出于财政体制改革以及战时经济的需要，进行田赋整理、田赋征实和其他财政制度的变革，因此有些学者本着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的意图，对长期成为古代财政收入支柱的田赋制度予以较多关注，如万国鼎《中国田赋史》（正中书局，1933年）、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上海大学文学院，1933年）、徐士圭《中国田赋史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尽管内容有详略，识见有深浅，均属有一定影响的专著。程滨遗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二篇《田赋史》上册和马大英等编纂的《田赋会要》第三篇《田赋史》下册（正中书局，1934年），是一套按编纂者的观点“铺叙史实，推究因果”的资料性著作，上自夏商周，下及清末民国初，“就历代田赋沿革，为系统叙述，并作史料整理为主。其诸赋役设施，凡与田赋有关者亦触类引及，以求明备”（《弁言》）。层面较多，视角亦广，观点平实，在当时堪称详悉。不过，此期从事财政史研究的学者尚少，专题研究以汉、唐、宋、明等朝代为主，选题较狭小，征引资料多据习见的传世文献。特别是由于缺乏断代史研究和专题研究的厚实基础，刊行的中国财政通史著作大多还谈不上能对古代财政史作整体性研究和规律性探讨。

不过，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此期有些论著无论选题或是阐述都颇具开拓性。例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是20世纪第一部简明的中国财政通史，其开创意义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绪论》中作者就“中国财政史之研究法”作了论述，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演绎法和归纳法各有长短，应采用“综较概括，存其所有，审其所详”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研究财政史应注意经济史、政治史、法制史和学术史等几个重要方面。二是对中国财政史的分期和内容编排作了探索。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就财政制度演变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所作的理论分析颇有特色。他在《导言》指出：“财政制度与国民经济状况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财政是国家取之于人民的一种手段，人民的经济状况在何种程度，则国家财政的来源即注重何方面。倘若国民的经济状况变了，国家的财政政策也必随之而变。中国从古到今，国家财政政策约有四大变，而其变化都是随着国民经济状况之变化而变化的。”在内容编排上，该书分27章，所论以赋税制度为主，旁及财政起源、货币、会计制度、财政职官等，但内容均简略。从胡、常二书可以看出，到30年代，中国学者通过借鉴西方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初步形成研究中国财政史的新思路和学术体系。

此期断代财政史研究，以鞠清远和梁方仲的成就最突出。鞠清远《唐代财政史》虽然只有11万字，却是断代体裁财政史的开山之作，重点在于分类叙述财政收入（如赋税、专卖、官业收入、商税、特种收支等）、财务行政二方面。书中对收入项目的归类比较科学，对财务行政的论述内容较丰富，但对财政支出基本上未予置论，是明显缺陷。梁方仲以明代田赋的征收解运制度以及一条鞭法改革为研究重点，发表多篇论文，资料丰富，分析细致深入，学术影响久远。

第二阶段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

总体上看，此期中国大陆对古代财政史的研究进展相当缓慢，具有新水平的财政史专著几无新作，专题研究除赋役制度史一枝独秀（从广义上说，赋役制度属于财政收入范畴，但当时的成果多数不注意从财政角度去论述赋役制度）之外，亦鲜有新篇。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1957年）之《财政》篇是少有的杰作。该篇“主旨唯在阐述继南北朝正统之唐代，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前时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转变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二事”。分别以江南租米回造纳布及关中和籴二例作具体论证，指出转变的枢纽在于武则天和玄宗两朝政局的变化。该文对于深入研究古代财政制度的传承演变具有方法上的示范意义。同时，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和《宋元明清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用不少篇幅论述赋役制度、土地制度等与财政关系密切的内容，对古代财政史研究也颇有助益。相比之下，台湾学者对宋代、清代的财政史研究较有进展。

摘要：财政总预算会计工作是财政能否顺利实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做好总预算会计工作，对于不断提高预算的执行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政预算的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三个角度分析和探讨新时期如何做好总预算会计工作，以期促进财政工作顺利进行，不断适应新时期对财政工作的新要求，从容迎接新的挑战。

关键词：总预算；会计工作；新时期

总预算会计是财政预算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能够有效地负责日常的会计事务，而且能够对下级预算提供指导。做好总预算会计工作，首先必须严格地做好日常会计工作，这包括对上、下级财政来款进行核算、核对收纳等。新时期做好地方财政总预算会计工作，成为政府有关部门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加强管理，发挥总预算会计的职能作用

1.规范银行账户管理。

要想真正规范银行账户管理，需要建立起严格的审批制度，规范单位账户管理。一般县级做法是：一是在镇单位一般只能开设一个基本的存款账户，用来办理本单位预算资金及往来资金的转账核算和收付业务。根据本级政府和财政部门现实中所进行专项、特殊管理的资金，则需要报财政局审批后能开设新的存款账户。二是县级预算单位只根据财政部门的规定，在指定的几个银行开设一个基本的存款账户，用来办理集中支付业务清算业务。县财政局要对各科室、各单位银行账户进行全面有效的清理。经过清理之后，保留一些必要的银行账户以供使用。到目前为止，各科室包括一些社保专户及其他的一些银行账需要归国库管理。

虽然各高校、各出版社都不断在推陈出新一系列的教材，但教材体系设置缺乏统一性，内容差异也比较大。教材名字也是名目纷繁复杂《财政学》、《公共财政学》、《公共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甚至《政府经济学》等都作为财政学的教材出现。光是高等教育出版社指定的二+一世纪教材系列电《财政学》就有三种版本。有一些高校使用的是哈维•罗森编著的，还有一些高校使用的是陈共主编的，也有一些院校使用张馨和邓子基主编的，同时有一些高校使用的是本校自己编写的。光是这些教材，都已经是让人眼花缭乱了，走进书店那更是五花八门，这种情况导致财政学这门课程缺乏统一的大纲，教材难以通用，知识体系千差万别，教学各行其道，因而培养质量也就谬以千里。

教学的内容安排问题。在具体内容上，表现出了两种主要倾向，一是继续以传统的国家分配论为出发点，一种以公共产品论为起点，这两种体系的断裂与对立表现出了国内财政学界在基本理念上的不同理解和思想冲突，不同学校的财政学理论教学在内容上差异巨大，整合两种财政学体系的基础理念显得很有必要。同时，财政学的很多基本理论和概念在不同的教材中表述差异也很大，像财政的概念，有的教材认为是国家和政府的分配行为，有的认为是收支行为。对财政的属性进行界定，有的教材有，有的教材又没有。与此同时，财政学教材的内容也有些与实际脱轨，对税收、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内容介绍得比较少，很多非财税专业学生学完财政学后并不再学税收学了，因而对税收知识了解甚少，这就为以后进入社会从事财税实务工作埋下了脱节的根。

教学手段和教学模式问题。目前，我国许多高校在教学手段方面仍然很落后，依然是教师课堂上讲，学生认真地做笔记，记概念，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师生存在着教学“梯级差”，几乎没有太多互动，课堂气氛也比较沉闷。有些院校以为实现了教学多媒体化，教学效果就可以成倍大增了。事实上，在多媒体授课方式下，只不过是将手工板书的知识灌输变为计算机页面展示，教学的模式并未有多大改进，甚至因为课件播放速度过快，学生来不及记忆和消化课堂内容，效果比以前更差。成绩考核和评定也是以期末考试“一考定终身”，没有平时的课堂内外考核指标。这样的教学手段和模式，学生平时听课也会感觉枯燥不已，缺乏对财政实践的感性认识学完之后对财政学理论知识也理解不深刻，只有靠到考试前猛背狂背，考完试也就丢得一干二净，这种教学手段和模式很不利于培养学生理解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财政学课程教学的优化与创新路径

(一)针对不同专业选用差异化教学内容和课时安排。不同的专业需要在统一的大教材体系下选择差异化的教学重点内容，以满足各专业未来知识和实务的需求。如财政专业的《财政学》课程应在强化基础理论的前提下，注意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金融专业应增加国债部分内容的课时量;国际贸易专业应增加关税政策、国际税收等内容的介绍。对于不开设税收课程的财务管理专业、市场营销专业，应增加税种知识的课时比例，而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应增加社会保险、社会保障以及公共福利方面的内容。在教学内容上，应该以公共财政学理论体系为主，主要包括政府经济职能、公共选择、公共支出、公共收入及政府分权等内容，其制度基础是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在课程设置上，应该在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结课后，会计、税收、财务管理等专业课开课之前开设，使课程在安排上能够前后衔接，使知识的传授具有连续性、逻辑性和科学性。

(二)在教学组织方式上，应引入讨论、案例教学及社会调查等多种教学方式。财政学理论教学中应更多地采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和课堂讨论，通过多媒体和传统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扬长避短，达到教学相长。如财政部分侧重理论应以课堂讲授为主，讨论为辅。具体可以在讲授财政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就财政总论、财政概念、财政制度、财政职能、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国家预算等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专题讨论，也可以结合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一些专题讨论。通过讨论以使学生开阔思路和视野，举一反三，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政策。税收部分侧重实践，因此应以案例教学为主，课堂讲授理论为辅。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求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在接近实际的条件下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与此同时，财政政策和实践贯穿整个社会运行，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需要布置适当的社会调研任务，让学生深入社会，了解国家财政政策和民生概况，在学生调研过程中，能够发现问题所在，进而为其思考政策制定和改良提供视角和思路，增强对书本知识的进一步理解。比如通过调查三峡移民的生活，可以更深刻理解转移性支出的意义和功能;通过调研地方政府豪华办公楼攀比之风，可以知晓财政监督与预算透明的重要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