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管理范文精选

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在最近20年中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但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不成熟的色彩。在经过早期以数量型为主的迅速发展后，现在是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本身进行回顾与总结的时候了。本文将对1978至1998年中国(大陆)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专题研究当代中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问题的资料进行回顾和总结，资料来源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口学》专题②，根据标题中的关键词进行检索，另外也补充了一些《人口学》专题中没有收录的论文，由于迁移研究、特别是城市化研究散布于众多学科，以及检索手段的不完备，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指正。

一、关于人口迁移研究的简要回顾

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口科学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由宏观背景和政策需要等因素所决定，早期人口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人口再生产方面，有关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很少见，只有一些介绍国外人口迁移状况和政策的资料零星散布于各类期刊。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迁移特别是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迁移调配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口自由流动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有关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显化及其转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并逐步向相关问题和学科扩展，形成跨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格局。城市流动人口的剧增强化了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对人口流动问题的关注，从80年代中期起，我国东中部若干特大城市都相继开展了流动人口调查。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首次全面调查了中国人口迁移的状况，为迁移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料支持。进入90年代以来，政策研究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继续对80年代后期开始对社会形成强烈冲击的“民工潮”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其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带有浓厚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特色。

仇为之(1981)发表的“对建国以来人口迁移的初步研究”，是可检索到首篇对当代中国人口迁移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从1981到1983年，检索到的迁移和流动研究论文仅有5项。从1984年开始，迁移和流动研究开始迅速发展：1984年检索到11篇论文，1985年为22篇，1988年成为迁移和流动研究的一个高潮，有41篇论文。1995年形成一个新高潮，论文达到65篇。由此大致形成三个阶段：1981至1987年为起步阶段，这一阶段迁移和流动方面的资料极其缺乏，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很薄弱，因此，论文主要是一般性分析或小规模的调查，但这一阶段为后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专著方面，田方等(1986)主编的《中国人口迁移》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后至80年代中期的主要迁移活动，包括边疆地区的开发型移民、水库移民、自流人口问题等。胡焕庸等(1984)编著的《中国人口地理》和孙敬之(1987)主编的《中国人口》丛书，都有专门章节讨论人口迁移，为之后的人口迁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资料基础。李德滨(1987)的《黑龙江移民概要》总结和分析了解放后至80年代初自发或组织迁入黑龙江的移民，也具有重要价值。1988到1995年为人口迁移研究大发展阶段，研究成果迅速涌现，初步确定人口迁移和流动研究的框架地位。这一阶段的大发展，?搜Э品⒄沟淖陨硪笸猓褂屑阜矫娴挠欣蛩兀阂环矫?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加强，要求学术界对此问题开展专门研究；另一方面资料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主要如《中国人口》丛书，户籍迁移统计资料的整理和，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主持的“74城镇迁移调查”，若干特大城市“流动人口调查”，以及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都为迁移研究打下良好基础(庄亚儿1995)。综合利用相关资料进行的研究如李梦白等(1991)对大城市流动人口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和分析；杨云彦(1994)主要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数据对人口迁移状况作了较详实的分析；彭勋等(1992)从理论上探讨了人口迁移的学科体系。1996年以来是人口迁移研究开始走向深入的阶段，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的扩张已经明显缓慢，而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国外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研究内容上看，其覆盖的内容广泛。其中，主要可分为三大组成部分：第一部分为对迁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论文，约占总数的37%，包括全国或地区性人口迁移的状况、过程、流向及其结构特征，迁移的一般理论与方法等内容；第二部分为对人口流动、暂住人口、“民工潮”等课题进行研究的成果，这?徊糠质孔疃啵颊甲苁?7%，其中相当部分是对流动人口管理、包括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提出的设想和建议等；第三部分为专题研究，包括环境移民、开发移民、水库移民、婚姻迁移、跨国迁移和流动等，这一部分约占16%。

二、迁移研究的主要进展

摘要：农村城市化已经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各国的经验证明，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对于市场容量的扩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人类文明的进步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我国从建国起至今，城市化发展一直处于严重滞后状态。导致滞后的原因是现行户籍制度而不是其他因素，城市化的滞后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改革户籍制度刻不容缓。

关键词：城市化；二元户籍制度

1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演变

建国初期，我国人口在城乡之间是自由流动的，国家于1951年公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关户籍管理的法律法规。1955年国务院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1956年至1957年，国务院曾先后三次指示或通知，要求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这一时期，户籍管理逐步制度化。但总体来说，国家对公民的迁徙限制不多，城乡之间互动频繁。农村还向城市输入了大量的劳动力来完成国家的工业建设。当时的户籍制度基本上体现了中国第一部宪法的精神：“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利益的驱动下涌入城市，二元户籍制度开始动摇，198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办企业的农民，在居有住所的前提下，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是我国户口迁移政策的一个重大改革。但在1989－1991年治理整顿期间，农业户口的人们又被赶回农村。1992年随着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发表以及党的十四大、十四界三中全会的相继召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大批的农民又涌入城市，从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民工潮”。政府试图用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口流动的方法越来越难以奏效。相反，由于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核心的十四项具体制度的限制，许多农民进城后无法溶入到原有的社会经济组织之内，只能在体制外生存而成为流动人口，大大延缓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2现行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影响

去年开始，*在*、*两区全面推行城市化，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镇和村的城市。这是*市委、市政府在综合考虑全市均衡发展的需要和*、*两区落后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之后所作的一个重大抉择，值得认真加以研究。

一、体制性障碍制约了*、*的发展

城市化之前，*、*两区已形成雄厚的经济基础，但行政管理体制却相对落后，严重制约了两区乃至全市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管理层级过多

城市是市政建设、经济发展与人口都高度集中的区域，具有面积小、聚集性强的特点。世界各大城市基本上都实行一级政府管理的体制，由职能部门对辖区实行集中、垂直和统一管理。但城市化之前，*却有三级政府：市政府、区政府、*、*两区还下辖镇政府，一级政府可以承担的职责由两级政府共同承担，延长了管理链条，形成了中间层。这种体制一方面容易出现各层级之间职责不清、互相扯皮，降低了行政效率；另一方面，大量财力被用于支撑区政府的运作，作为行政成本被消耗了，再加上镇政府的费用，致使行政成本长期居高不下。

区镇两级政府共存的体制，削弱了区域发展的后劲。对比*和东莞两市，这一结论十分明显。就整体而言，无论是综合实力，还是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乃至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等各方面，*都明显占优势。然而，具体到镇一级的发展，虽然**、*两区各镇更具有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而且，行政级别较高，对人才更具吸引力，但是，除了布吉、龙华等主要借助与*市中心毗邻的地缘优势，取得较大的发展之外，其余许多镇与东莞的镇相比，可谓相形见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实行市区镇三级政府架构，而东莞实行的是市镇两级政府体制。

摘要：农村城市化已经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各国的经验证明，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对于市场容量的扩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人类文明的进步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我国从建国起至今，城市化发展一直处于严重滞后状态。导致滞后的原因是现行户籍制度而不是其他因素，城市化的滞后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改革户籍制度刻不容缓。

关键词：城市化；二元户籍制度

1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演变

建国初期，我国人口在城乡之间是自由流动的，国家于1951年公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关户籍管理的法律法规。1955年国务院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1956年至1957年，国务院曾先后三次指示或通知，要求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这一时期，户籍管理逐步制度化。但总体来说，国家对公民的迁徙限制不多，城乡之间互动频繁。农村还向城市输入了大量的劳动力来完成国家的工业建设。当时的户籍制度基本上体现了中国第一部宪法的精神：“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利益的驱动下涌入城市，二元户籍制度开始动摇，198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办企业的农民，在居有住所的前提下，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这是我国户口迁移政策的一个重大改革。但在1989－1991年治理整顿期间，农业户口的人们又被赶回农村。1992年随着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发表以及党的十四大、十四界三中全会的相继召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大批的农民又涌入城市，从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民工潮”。政府试图用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口流动的方法越来越难以奏效。相反，由于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核心的十四项具体制度的限制，许多农民进城后无法溶入到原有的社会经济组织之内，只能在体制外生存而成为流动人口，大大延缓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

2现行户籍制度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影响

一、加快农民进城的紧迫性

我国经济改革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就是20多年间有1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已占农村总从业人员的30%左右，使乡镇工业取代国有工业，成为我国工业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则逐渐地减缓，并在近几年因市场变化而出现倒流趋势。仅1997、1998年两年统计，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就净增366万人，1999、2000、2001年每年至少也有净增100多万人。出现上述情况并不意味着资源配置效应的潜力告终。主要依据是：尽管已有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领域，但由于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迅速增长，留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力还有3亿多，同改革初期相比，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100多万。农业与非农业的边际生产率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我国国民经济经过20多年高速增长的量变积累，已经呈现质的变化，即绝大部分商品的供给已经满足或超过市场需求，由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大多数乡镇企业在市场导向下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饱和，不再有超常发展的空间；而高技术含量的生产领域虽然市场广阔，却需要乡镇企业进行重大结构调整，不可能再以低技术和粗放经营的方式跨进结构升级这道门坎。况且，80%以上分布在村落的乡镇企业，由于缺乏所必需的公共基础设施，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远离城市集中地带，难以再走“离土不离乡”的道路。我国乡镇企业发展正面临着一个调整期，这就不可能再以从前那样的超常速度增长着。与此相联系，乡镇企业可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趋于下降。从“七五”期间年均925万人，降到“八五”期间年均719万人，降到1996年674万人，再降到1997年的400万人。在今后的若干年中，如果不可能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前面所说的资源配置效应，将在很大程度上不复存在，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显著放慢。

我国经济改革以来的一、二十年间，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就业，并因此带动了乡镇企业高速度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城市化的发展，但这种替代终究是有限度的。农村人口城市化规律是不可阻挡的，限制城市化是积累矛盾，加剧矛盾，而不是解决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转移剩余农业劳动力与城市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是现代化进程中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剩余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取得史无前例的进展，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进程仍然十分缓慢，这两者之间表现出极其明显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的后果，集中反映在最近几年前者速度大幅度回落，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农村经济增长速度及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明显趋缓。这就要求必须因势利导地解决这种不协调问题，并使之相互促进，以开创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阶段。

要有效地解决我国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就必须遵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关系。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推动现代化进程不可缺少的原动力，也是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可缺少的原动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水平也不断提高，这是产业结构变迁引起就业区域结构变迁的结果，也是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结果。我国的工农业产值结构已由建国初期的3:7转移为7.5:2.5，而城乡人口结构乃为3.6:6.4，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城乡隔离的环境下并且独立于城市化进行的，使得迅速增长着的剩余农业劳动力无法被城市二、三产业所吸收。1952年至1978年，我国城市工业所能提供的新的就业岗位只有3723万个，而同一时期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误，全国城乡劳动力共增加19127万人，大部分新增劳动力不得不被安置于农村，这就必然严重地制约着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增长。市场取向改革以来，我国市场化程度有了显著的进展，并且与工业（尤其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基本上打通。这些年来，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剩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也正是市场化因素不断强化的结果。然而，在依靠市场机制和农村工业化力量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与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城市化滞后的矛盾又日益突出出来。

二、是进小城镇抑是进大中城市

关于我国城市化与城镇化问题，国内外学术界都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并取得一系列阶段性成果。但是，对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关系问题，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这就很难对我国农民进城的方式和条件作出正确的回答。我们认为，城镇化不等于城市化，甚至不是城市化的主流。发展小城镇是我国特定条件下城市化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发展小城镇是城乡二元体制下被迫作出的选择，而不是最佳的选择。确立这样的一种观点，才能正确认识我国农民进城的方式和条件。换句话说，我国农民进城的方式和条件的特殊性，在相当程度上是和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发展小城镇战略联系在一起。在城乡二元结构还没有被破除的背景下，大中城市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同农村问题的解决无关。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提出发展小城镇战略时，又总是同解决农村问题联系在一起。我国现阶段农民进城方式和条件，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在城乡分离或城乡分割体制尚未消除的背景下，人们往往把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区分为两个不同类型的社区。与此相适应，在农民进城上，也可以划分为进大中城市和进小城镇这两种方式。当城市化还没有基本实现的情况下，必然是进大中城市和进小城镇并重（目前两者人口各占一半），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进小城镇的人数还会比进大中城市的人数多得多。当城市化演变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城镇化就会逐渐被城市化所代替。届时，农民进城的方式，主要表现为进入大中城市，或进入大中城市的人数远远超过小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