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美学论文范文精选

内容摘要：文章对我国美术学科中国画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进行分析，从学生写生与创作能力、理论研究能力、审美认知和综合素质培养四个方面着手，探索中国画专业人才培养的模式和途径，以培养适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人才。

关键词：美术学科；中国画专业；人才培养；综合能力

多年来，我国的美术教育无论是专业美术院校，还是综合性大学，针对美术学科的人才培养，各院校教育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中国画专业的人才培养基本上形成两种模式：一种是延续师徒传授的传统方法；另一种是受西方现代教育体系和理念的影响，注重基础造型和色彩能力的培养方法。近年来，由于社会发展对美术学科人才需求的变化，一些教育学者和教师在中国画专业教育教学的实践中，对该学科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一、专业技能与创作能力培养

（一）专业技能培养

目前，我国各专业院校的中国画专业的基础课程均设有素描、色彩、临摹、写生等内容。这些基础课程的专业技能包括用笔用墨、线描、色彩、画面经营及意境表现等。因此，人才的培养需要加强专业技能训练。培养学生准确的造型能力，即对客观事物进行准确的刻画。这不仅要注重对物体的轮廓、结构、透视、层次、明暗等方面的表现，而且还需要在原来造型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强化或夸张、变形，以突出中国画创作的特点。速写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造型能力，也是记录、收集生活素材的重要手段。中国画创作讲究“目识心记”，这要求对物体的造型、结构和生长规律能够理解并烂熟于心，这样才能下笔如有神。速写要讲究“笔不离手”，要求学生对物体有辨识、概括的能力，而且还要对物体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以及深刻的记忆。所以，画速写不但能培养学生看、想、记、画的技能，还可以训练学生手、眼、笔的协调配合能力，使学生在短时间内能迅速、准确地抓住形体的特征。中国画专业的造型表现语言与其他画种有明显区别，中国画以“线”作为造型的表现手段，所以课程教学中应该加强“线”的练习。“线”是一种高度概括、凝练的绘画表现形式。学生需要了解中国画线条的应用规律，并对客观事物有深入、细致的观察和了解，通过线条的表现，对客观物体进行概括提炼和归纳，这样才不至于停留在对物体表面的描绘。中国画专业教师在指导学生对物体进行观察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观察和审美能力。传统西方绘画讲求科学，强调客观、真实地描写对象。但是我国传统的中国画教学要求在观察对象时遵循自己的主观意愿，强调物体的意象性格和精神特征。在各高校的中国画专业教学中，表现题材分有山水、人物、花鸟三大科目，各个科目都有其特有的精神内涵。山水讲究意境，人物讲究神态，花鸟画讲究情趣。所以在教学时，这三科的观察和表现方法也有所不同。宋代画家曾云巢在观察草虫时记载：“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不完也，复就草地之间观之，于是得其天。方下笔之际，不知我为草虫，草虫之为我耶。”[1]这段话明确地说明了画家在观察物体时的体会。从草虫放在笼子里不分昼夜的观察，到对形貌、结构特征了然于胸，又到大自然的草地间观察它在自然环境中的生活习性、动态变化等，最终达到“不知我为草虫，草虫之为我耶”物我两化的境界。又有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在序中提到的观察方法：“余于花放之时，不厌细徘徊于竹篱茅屋边，谛玩梅花之低昂、俯仰、分合、卷舒，图写花之状貌，得二百余品……”[2]正是这种知之甚详的观察积累，方能极为传神地表现对象。中国山水画观察方式是以走马观花的方式对山水进行散点透视的观察，涵盖了眼中所见山水的全貌，即山水总体印象的总合。山水画最著名的观察方式莫过于宋代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的“三远法”。“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忘远山，谓之平远。”[3]郭熙将山水画中的远近透视觉关系，总结出山水的空间与构图表达，形成了山水画自由、独特的观察方法。中国画人物的观察方法，最著名的观点莫过于东晋时期顾恺之的“传神论”。他提出的观点概括了中国人物画的观察和艺术表现方法。他强调以形写神，通过对人物的观察和画家自己“迁想妙得”来把握人物内在的精神面貌，表达人的性格气质和精神状态，即“传神写照，正在阿堵（指眼睛）中”[4]。中国画笔墨，从狭义上看，是用笔和用墨的合称，包含笔法、墨法、章法等基础技法。中国画家认为，笔墨运用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质量。从广义上看，笔墨运用的特点，则体现出画家独有的艺术语言和精神面貌，也代表了画家的艺术风格。然而，笔墨功夫则需要不断地练习、积累，才能有所提高。中国画教学中，如何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笔墨功夫，关键在于对笔墨正确的训练和学习。在进行笔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正确的引导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对经典作品的解读和临摹。要求学生在临摹作品之前，除了分析画家运用的笔墨技法之外，还要对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画家的艺术思想和历代评论家对作品的相关评论等有所了解。二是对经典作品的意临。了解作品的笔墨技法后，在临摹作品的笔法、墨法、章法、风格、意境等过程中，通过自己的理解及感悟，摆脱形似上的束缚，把别人的长处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三是笔墨关系运用训练。笔墨关系即需要画家熟练掌握笔墨的运用规律，并通过掌握毛笔的笔力、笔性、笔势、笔意，以及墨意、墨韵等之间的节奏关系。因此，学生可以通过对经典作品的学习和临摹，掌握笔墨运用规律。

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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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现代汉语部分

二、写作部分

三、文学理论部分

摘要：中国译论与美学的关系是密切而持久的，并拥有源远流长的哲学渊源。本文讨论中国翻译美学的渊源和内涵，及其流派与方法论；讨论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结合西方翻译理论，进一步探索中国翻译美学思想的走向与趋势。文章指出，翻译美学思想基于理性的动态的交往——翻译语言转换过程，关注这一过程中关涉的各要素，以折射出翻译美学的语用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等多维价值，透视中国翻译理论与译学建构与发展，为现代译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中国传统译论翻译美学接受美学发展

Abstract:Chinesetranslationstudiesarecloselyrelatedtoaestheticswithalonghistoryofphilosophy.Thispaperdiscussesthesourceandnatureoftranslationaestheticsanditsschoolandmethodology,andChinesetraditionaltranslationstudiesareconsideredasanendwithXuYuanchong’s“ThreeBest”.Combinedwithwesterntranslationtheories,thetrendsoftranslationaestheticsinChinaareexplored,whichispointedoutthattranslationaesthetics,basedondynamicandreasonablecommunicationinlanguagetransformation,focusesonalltheconstituentsinvolvedintheprocessoftranslationtoreproducethepragmatic,cultural,socialvaluesofsourcelanguage,whichisbelievedtobeofgreathelptothereconstructionoftranslatology.

Keywords:Chinesetraditionaltranslation;aesthetics;receptionaesthetics;reductionanddevelopment

1.引言

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才只有两百多年。1750年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GottliebBaumgarten）以美学（Aesthetics）为名，出版了他的美学著作，并用这个术语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本书被看作是美学成为正式学科的标志。在中国，尽管美学思想历史也很久远，千百年来门类派别也很多，但却一直没有美学这样的学科，美学这门学科，还是从西方美学传入中国的。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其发展可归结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论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王宏印，2003：220-221）。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刘宓庆，2005：59）。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翻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译论，而且“美”与“信”、“文”与“质”的统一协调始终贯穿于中国美学译论的主流。此外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出其他美学命题，而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王宏印，2003：227）。

摘要：中国译论与美学的关系是密切而持久的，并拥有源远流长的哲学渊源。本文讨论中国翻译美学的渊源和内涵，及其流派与方法论；讨论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结合西方翻译理论，进一步探索中国翻译美学思想的走向与趋势。文章指出，翻译美学思想基于理性的动态的交往——翻译语言转换过程，关注这一过程中关涉的各要素，以折射出翻译美学的语用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等多维价值，透视中国翻译理论与译学建构与发展，为现代译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中国传统译论翻译美学接受美学发展

Abstract:Chinesetranslationstudiesarecloselyrelatedtoaestheticswithalonghistoryofphilosophy.Thispaperdiscussesthesourceandnatureoftranslationaestheticsanditsschoolandmethodology,andChinesetraditionaltranslationstudiesareconsideredasanendwithXuYuanchong’s“ThreeBest”.Combinedwithwesterntranslationtheories,thetrendsoftranslationaestheticsinChinaareexplored,whichispointedoutthattranslationaesthetics,basedondynamicandreasonablecommunicationinlanguagetransformation,focusesonalltheconstituentsinvolvedintheprocessoftranslationtoreproducethepragmatic,cultural,socialvaluesofsourcelanguage,whichisbelievedtobeofgreathelptothereconstructionoftranslatology.

Keywords:Chinesetraditionaltranslation;aesthetics;receptionaesthetics;reductionanddevelopment

1.引言

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才只有两百多年。1750年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GottliebBaumgarten）以美学（Aesthetics）为名，出版了他的美学著作，并用这个术语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本书被看作是美学成为正式学科的标志。在中国，尽管美学思想历史也很久远，千百年来门类派别也很多，但却一直没有美学这样的学科，美学这门学科，还是从西方美学传入中国的。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其发展可归结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论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王宏印，2003：220-221）。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刘宓庆，2005：59）。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翻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译论，而且“美”与“信”、“文”与“质”的统一协调始终贯穿于中国美学译论的主流。此外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出其他美学命题，而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王宏印，2003：227）。

何谓“《世说》学”？作为一个有效性尚未得到确认的学术概念，其内涵和外延究竟应该如何界定？——这是本文首先面对、并且必须加以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以下试从称名、分类、形态及系统、历史分期、现状及未来等几方面简要论之。

一、《世说》学之称名

“《世说》学”，顾名思义，乃是以《世说新语》（以下称《世说》）为中心的所有学术研究的总称。一种学术研究一旦以“学”名之，必须满足以下条件：首先，研究对象自身必须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和广阔的阐释空间；其次，研究对象在其所以产生的文化语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对后世的文化生态产生过深远影响；第三，对此一对象的研究已经或开始具备相当的规模，在时间和空间、深度和广度上拥有相当的基础，能够形成自身较为独立的学术谱系。只有在满足这些条件的基础上，一种专门的学术研究，无论它是学科的、流派的、学说的，还是地域的、时代的，乃至文本的、专人的，才真正具备成为一种“学”的可能性和合法性。在这一前提下，我们认为，《世说》学作为一种文本学，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世说》其书，不过六、七万言，是1130条“丛残小语”的分类汇编；而《世说》之学，则是一门涵盖甚广、包罗颇丰、沟通文史哲等诸多学科的专门学问，它不仅包括对《世说》其书所反映以及所产生之时代的政治、思想、社会、人文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同时也包括对其在各个时代的流传、接受和研究状况的考察。由于《世说》在我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世说》学完全具有和《诗经》学、《楚辞》学、《文选》学、《龙》学等围绕特定文本而建构的古代传统学问相当的研究空间和学术价值。《世说》所特有的文体形式及其所体现的美学趣味，它所表现的那些极富“时代精神”的人类举止及其所包含的人学意义，更是蕴涵着某种“一经产生便告终结”的划时代特征和为其它文化所阙如的鲜明民族特色。《世说》学不仅是传统汉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学术视域内现代“中国学”的一道独特景观。鉴于《世说》学在其产生、发展、演变、丰富的近一千六百年的时间里，早已形成了自身源远流长的研究历史和枝繁叶茂的学术谱系，对其作一番整体的观照和系统的梳理，就显得不无必要了。

事实上，“《世说》学”之说古已有之。从现有的材料看，最早提出“世说学”这一概念的是明朝人王世懋。据明代顾懋宏万历辛丑（1601）年所撰《世说补精华序》称：“近时何元朗氏（即何良俊）著《语林》，亦仿其（指《世说》）意；而弇州王长公（即王世贞）伯仲，特加删定，以续《新语》，次公敬美（即王世懋）尤嗜此书，至谓之‘世说学''''。”[1]不仅如此，王氏兄弟还亲为批点，以广其“学”。《世说》之学发展到明代，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注释、批点、续仿、校释、考证、刊刻、征引等应有尽有。应该说，王世懋对“世说学”的指认，代表了古代的《世说》研究者试图涵盖其学的一种自觉努力，这种“自觉”也许更多的出于爱好和趣味，但也不排除其学术上的考虑。不过，严格说来，王氏所谓“《世说》学”，与我们今天所试图梳理论证的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世说》学”，毕竟还是两回事。20世纪以来，《世说》研究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热点；由于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引进，《世说》研究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比古代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出现了数百篇专题论文、三十余部相关专著和数十种版本，而且形成了一种日益明显的研究格局，和一支相当规模的研究队伍，使《世说》之学日益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其成就有目共睹。在海外，“《世说》学”业已成为一个无需论证其有效性的学术名称，在不大的学术圈子里形成共识并加以使用。例如，1997年10月台湾东海大学举办了第三届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论文后结集出版，文后附有专家讲评；江建俊教授对韩国江源大学金长焕教授的《〈世说新语〉在韩国的流传与研究》一文的讲评中，就曾两次提到“世说学”。[2]而武汉大学吴志达教授在为吴代芳教授的新著《世说新探》所撰的书评里，也明确指出：“历来研究《世说新语》者不乏其人,《世说》学已经形成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3]惟其如此，我们才更感到，“《世说》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实有梳理、廓清之必要。

二、《世说》学之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