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论文范文精选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精神，充分发挥学校共青团和少先队（以下简称学校团队）组织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努力构建与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相适应的团队工作机制，着力提高青少年的综合素质，切实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服务。根据《关于印发〈少先队辅导员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中青联发〔20*〕24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先队工作的意见》（团浙联〔20*〕57号）、《北仑区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施意见》（仑教〔20*〕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学校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区学校团队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强对学校共青团和少先队工作的领导，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一）学校要把团队工作纳入学校教育教学的总体规划。学校要充分认识到共青团、少先队工作是学校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与教育教学工作统筹考虑，充分发挥团队组织在推进素质教育中的积极作用，为团队组织开展工作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提供必要的活动场所、设备、时间和经费。

（二）学校党组织要直接领导团队工作。学校团队组织在同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接受上级团组织的领导和指导。学校党组织要有一名书记（副书记）分管团队工作，学校行政应有一名副校长负责联系团队工作。学校党政领导要经常听取团队组织的工作汇报，在安排阶段性工作时要把团队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及时解决团队组织提出的有关问题。把团队工作作为评估考核学校党政工作和教育工作的必要内容，纳入学校发展性督导评估指标中。

二、加强学校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建设，进一步增强团队组织的活力

（一）要保证学校团队组织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支持团队组织按照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学校不能以任何理由将共青团、少先队组织机构归属于学校的其它工作部门。根据《团章》规定和学校特点，凡有团员3人以上的学校都应建立团的基层组织。团的基层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和团员人数，经上级团的委员会批准，分别设立团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学校的团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由团员代表大会或团员大会选举产生，按照《团章》规定进行换届。区直属学校团委的换届选举要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和上级团组织的指导下进行，换届选举前请示，换届选举后结果报团区委批准，并报区教育局团工委备案。

《北山录》卷第一之《圣人生》又说：“舍利弗造《集异门足论》，目连造《法蕴足论》，迦多演那造《施设足论》，玉毫既晦，提婆设磨造《识身足论》，世友造《品类足论》、《戒身足论》，迦多演尼造《发智论》，凡七论奋扬才藻，控越风猷，傍求圣意，式弼神化，其大穷天地，其细考邻虚。方诸儒门，三《传》四《诗》，各金玉其音也。”以七种佛教小乘典籍来对应儒家的《春秋》三传和齐、鲁、韩、毛四家《诗》，然“奋扬才藻，控越风猷”与“金玉其音”均突出了儒释文献的美感特征。同篇还论及佛教“迄今我唐，其风jìn＠(20)广，鞠搜众部，八千馀卷。今来梵僧，翻译未已，其间齐梁之世，二萧之家，学优词洽，多乎制撰。如竟陵王子良，钞集众经，别为七十部二百五十九卷，虽当时自意，不欲外传，而后世写之，编诸正录；梁太子纲，撰《法宝联璧》二百卷；沙门僧yòu＠⑦、僧mín＠(21)、宝唱、智藏，咸皆缵述，颇多条目。后叶或有废通庄而遵歧路者也……佛悉弥纶其广大之表，剖析其窈眇之内，靡不纪之，故其经卷以万计，言以亿数。譬如临河饮水，饱而自足，焉如其馀哉！函夏二圣之经，居百氏，如北辰之于悬象矣。而孔、老之外，犹有象圣之格言，杨朱、惠施，虚无之流也；墨翟、韩非，济世之流也；其间马迁修史，先黄老而后六经；班固《艺文》，始儒家而次道德，三于吾宗为三教。扬日月于不朽，至于废兴取舍，皆系于时也。其有后世作者，或词胜于理，或才不及事，务华去实，尚玄否黄，知之者患居浮促，孰能与死者交论；不知者诚诵在心，播流无极”。将佛家经律论与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以及《史》、《汉》等，在撰述总目的一统之下，放在一起来考察评骘，此与《文心雕龙》所论述的中土文献，在范围上也大致相近，尤其他指责近代文风“词胜于理”以及“务华去实”，正体现了他要追求达到刘勰《文心雕龙·征圣》篇所谓“衔华而佩实”的圆满境界。

考察神清的“双遣双存”，从本质上来看，具有破中求立的意思，在中唐诗学建设方面，尤有启迪意义。按卒于贞元末的皎然，在《宋高僧传》卷二十九有《唐湖州杼山皎然传》，记载皎然曾在灵隐寺出家为僧，“后博访名山法席，罕不登听者”。在浙江境内，当时佛教以天台宗影响最大，《宋高僧传》卷六《唐台州国清寺湛然传》说天台宗应溯源到龙树，元魏高齐间，有释慧文，授学于南岳思大师，创建三观之学，到智者大师此学蔚然兴于天台。湛然“乃龙树之裔孙，智者之五世孙也”，湛然天宝初出家为僧，他感叹“今之人或荡于空，或jiāo＠(22)于有，自病病他，道用不振”，而反对荡于空和jiāo＠(22)于有，正表明“中论”是他所肯定的思想。《宋高僧传》卷十五《唐越州称心寺大义传》说释大义十二岁入山阴灵隐寺求师，开元中，誓入天台佛陇转藏经，可见天台是僧人神往之地。皎然游历甚广，交友众多，“天台”与他所处之地相距不远，其《忆天台》似乎证明他曾到过天台，对于天台宗、北山神清等提倡“中道”的佛学流派，他一定不会陌生，“中道”或“中论”思想也必然耳熟能详，与此融合儒释的思潮有深刻的共鸣，如其《答郑方回》说：“宗师许学外，恨不逢孔圣。”学养结构也是“会道控儒”，《酬崔侍御见赠》说：“市隐何妨道，禅栖不废诗。与君为此说，长破小乘疑。”《哀教》说：“如何工言子，终日论虚无，伊人独冥冥，时人以为愚。”其《禅思》说：“空何妨色在，妙岂废身存。寂灭本非寂，＠(23)＠(24)曾未＠(23)。嗟嗟世上禅，不共智者论。”其力纠顽空之弊的倾向与神清十分相近，故其所标举的大乘，大致上就是龙树为主的佛学思想。皎然著《诗式》，总结前代诗歌理论与创作经验，提出“诗有四不”、“诗有四深”、“诗有二要”、“诗有二废”以及“诗有四离”等观点，其目的就是要不离“中道”，此与龙树《中论》开篇著名的“八不”之说十分相似，在破除各种成心与局限之后，建立起合乎“荡然无累”的诗道。《文镜秘府论·南卷》引皎然“抵而论，属于至解，其犹空门正性有中道乎？何者？或虽有态而语嫩，虽有力而意薄，虽正而质，虽直而鄙，可以神会，不可言得，此所谓诗家之中道也。”十分突出以“诗家之中道”为标榜。《宋高僧传》皎然本传叙述到“元和四年，太守范传正、会稽释灵澈同过旧院，就影堂伤悼弥久，遗题曰：‘道安已返无何乡，慧远过来旧草堂……’”云云，他们将皎然及自己和道安、慧远相比，皎然也经常提及支遁、竺道生、慧远、宗炳等六朝名僧，其佛学与诗学之“中道”，显然与神清有相近的学术渊源，而神清的“中道”也可为皎然的诗家“中道”提供佐证注脚。而此种诗学意识影响诗歌创作，势必对诗歌意境圆融大有裨益。宋严羽《沧浪诗话》盛赞盛唐诗歌，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còu＠(25)泊，如空中之音，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他好以禅论诗，要理解严羽这番话，其实应溯源到刘勰以至神清一系佛学的阐释，从创作与审美理念来看，此对于铸就意境圆融的诗风，无疑具有正面的作用。因此以后探讨形成唐代诗歌风貌的诸种合力，佛教一边的影响，同样也不容忽视。

二、道德与艺行对立统一的文道关系论

唐宪宗元和年间，唐代文学又迎来一高潮期，韩柳、元白等大家辈出，神清在当时颇有影响，《北山录》内容丰富且颇具特色，作为研究中唐文学思想背景的宝贵文献，其参照价值也有待发掘。

《北山录》卷第四之《宗师议》说：“议者以为佛图澄之门，豫章杞梓也；道安之门，昆蓝琮璧也；罗什之门，瑚琏fǔ＠(26)簋也；慧远之门，犀象齿革也；慧光之门，孔翠羽毛也；玄奘之门，沈檀兰蕙。去圣逾远，道德降矣，艺行美矣。将非泉涸之鱼，失江湖之所在，多其xù＠(27)沫耶？”此段文字集中地表述了神清的文学观，他认为六位大德高僧所展现的学问和人格风范都如美文一般，光彩照人。而文学之本身，道德与艺行却是相背离的关系，道德呈现每况愈下的趋势，文学的品位自然也随之下降，“艺行”仅如鱼失江湖之后口吐的泡沫而已，意味着道德的消解。《北山录》卷第五之《释宾问》说：“梁武……其太子纲、纶、纪，宗室诸王，亟弄文墨……是以尸素之门，各各以文章自xuàn＠(28)。”梁代朝野的文学，在他看来仅仅是炫耀，自然属于道德的堕落。《北山录》卷第六之《讥异说》说：“仲尼曰：‘君子之道，＠(29)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灼然而日亡。’《诗》曰：‘潜虽伏矣，亦孔之昭。’近世握管记者，鲜闻道德，艺行卓迈为高僧，多其聚徒；结纳延誉为高僧，或世寡贤良，或搜hé＠(30)不精也。”以前句“鲜闻道德”为前提，则后句“艺行卓迈”就显然包含着不屑的意味。犹如《文心雕龙·序志》篇所谓“去圣久远”所造成的“将遂讹滥”，两者意见几乎如出一辙。再对照韩愈文论观，在韩愈之前，古文运动先驱已关注到文、道关系，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说：“故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文斯败矣。”柳冕主张文章本于教化，其《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说：“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知道则气衰，文多道寡，斯为艺矣。”已开尊道轻文之先。韩愈之道统说的提出，更带有对于士人生命状态及人生价值深刻的反省意识，韩愈《与陈给事书》说：“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则贤者不与；文日益进，则同进者忌。”韩愈深表疑义，考察这些言论，古文家们偏重于儒家领域来论述文、道的关系，神清则出于佛教视角讲论艺行与道德的关系，但是两者的思路却何其相似乃尔！《北山录》卷第四之《宗师议》又说：“颜延之著《离识论》，帝令慧严辩同异，往复终日。帝笑曰：‘公等今日无愧支许之谈也。’支遁才章茂逸，得僧会之风；僧肇笔削奇迈，又得支林之风；安、远、生、ruì＠(31)之徒，各擅其美。其后缁列，寡有绍其音徽者。齐梁之后，世尚纡丽，词亏体要，致使求其雅言立意，曾不及于汉魏之间箴论，而况于圣人经籍乎？故悬象岳渎（慧宝注曰：“悬象，经天也；岳渎，缔地也。”），不以妍华为天地之文章，以其能纲纪覆载为文章，人文安不然乎？”也对南朝“词亏体要（刘勰主张“辞尚体要”）”的纤丽文风表示不满，认为它们已经远离了文章“宗经”的方向，而且也不及汉魏文学的浑厚气象。

《北山录》卷第九之《异学》说：“器弘者以虚受为美，心远者以赡闻为优……圣人皆不限所知，捐其小善，近崇文德，远成种智……马鸣大士撰《苏远孥太子歌词》并《本行诗》；龙树以诗代书，寄南天竺国婆多婆汉那，彼方之人，咸皆诵咏，以为华而典也……华夏自燧人氏仰观斗极，以定方名，庖牺氏用之而画八卦、造书契，至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皆古之遗书，如楚依氏之所读者也。洎仲尼，删诗、定礼乐、赞易道、修春秋，振崩坏之俗，故有六经焉。故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左氏》、《国语》、马迁《史记》，汉魏以后，皆有书志，兼乎百氏族，备于金马石渠之目。至若文章之始，歌虞颂殷，逮周德下衰，诗人盛矣。诗人之后，《骚》、宋变于风雅，贾、马、杨、班，渐变乎《骚》，逮（应作建——笔者注）安变乎贾、马。晋宋以降，《咸》、《韶》不接，齐梁之间，花绘相似（慧宝注曰：“沈约、刘勰、任fǎng＠(32)、谢安等。”）。”《文心雕龙·辨骚》篇说：“自风雅寝声，某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久远，而楚人之多才乎？”再结合《明诗》与《诠赋》等篇来比较，可知神清基本上祖述刘勰的文学发展史观，他谈到“至若文章之始”，显然他将文章与六经、史传以及诸子中离析出来，具有比较清晰的文学观念。皎然《诗式总序》称“洎西汉以来，文体四变”，可见这是中唐时期缁素共同的文学发展史观。对于这种变迁，神清指“晋宋以降”云云，明显持批评的看法，此与其辩乎“道德”与“艺行”之间的文学观是相一致的。然而在重视道德的前提下，神清并不否定“艺行”的价值，此点与极端的道学家文论又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而与韩愈以道统衔接文统的思路比较接近。《北山录》卷第九之《异学》说：“此方六书，定文字之出，故穷大篆则于文字之不惑也。彼方六释，辩名题之因致，故穷世语、典语，则于名题有得矣。而康僧会、支道林、澄、什、安、远，什门四圣；梁僧yòu＠⑦、周道安、隋彦琮；国初净、宣、林、概，靡不洞闲本教，该涉经史，研综词翰，咸事著述，极夫匡绍者也。礼曰：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僧也。支遁注《庄子·逍遥》篇，希玄之宾高其致也；慧净撰《英华集》（慧宝注曰：“诗集。”），丽藻之士美其鉴也。由是表正人天，折重师律，文场法苑，何世旷能。尝有客听远公实相义，往复移时，弥增疑昧，远引《庄子》义为连类，惑者乃悟，自后安公时听远不废俗典。宋元嘉年巳日，车驾临曲水，命慧观与朝士赋诗，观即座先献……夫世以容词、德行难以求备之仁也，难语其阙，真可谓堂堂乎难与并为仁矣……但时有不学者，心智聋瞽，恃其顽薄，如豕如羊，很戾朋从，视于智艺，狎而笑之，以为著文字，过比夫衡、岱，未云重也。先圣以为群羊僧，不甚然乎！复有狂狷之夫，弃夫本教，聊览坟素，游衍内侮，若豕负途，洁则忌之。如宋慧琳、慧休之流也……故小人之量有君子之艺，未尝不填覆败辱，实天贻之不祥矣……识者感其言，而励进是曰为文，夫稻畦为衣，陶土为器，使人服而执之，澹然无为，然后以经律为绳墨，以文章为润色，其能不思容服而神，何福欤！余尝观夫缁衣者，读书为文，唯知有俗情，而不知其他。”此节文字中，他重视小学功夫，并且对于高僧们“研综词翰”极表赞许，在法苑与文场之间，两者绝非是对立的关系，而应该相得益彰，看到“容词”与“德行”在文章中很难兼顾，但不能因此推导出否定“容词”的结论，他贬斥那些不学无术却狎视“智艺”的顽薄者，正是先圣所指的“群羊僧”，显示出他对于“智艺”即文艺的尊重；同时他又批评本末倒置者，提倡君子之胸襟情操与君子的词翰智艺相结合，做到德艺双馨，这才是人生美好的境界。作为僧人的神清，其文学观十分正大精当，并已经指出了后世如北宋石介辈的文论误区。

【内容提要】人类社会文明是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的一个有机统一体，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实质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由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本质决定的，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顺利发展的客观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确保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关键词】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人民当家作主/“三个代表”

一、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明，是由“文”和“明”两个字组成的。中国古代尚书《舜典》对“文明”一词的解释是：“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在人类未出现之前，自然界本来就是有文也有明的：地上高山大川就是经天纬地之文，天上红日皓月就是照临四方之明。当然，我们今天所讲的文明指的不是自然界本来有的“文明”，而是指的人类社会文明。没有自然界的“文明”，人类和人类社会就不会产生、存在和发展，也就没有全人类社会的文明和发展。

文明，一般是指人类社会进步与开化的状态，是人类改造客观自然界、社会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积极、进步成果的总和。“文明”是一个褒义词。与“文明”相对应的是愚昧、野蛮、落后。人类社会形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组成部分。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系统、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积极的物质成果，它表现为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斗争运动发展过程。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又改造主观世界的积极的精神成果，它表现为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发展过程，表现为精神、认识领域正确与错误，科学与愚昧的不断斗争过程。政治文明，就是人类社会政治领域中的进步、光明、开明的状态，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广义的政治文明包括国家制度文明、政治意识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几个部分。狭义的政治文明，主要是特指政治制度文明，它又分为国家政治制度文明、法制文明、政党制度文明。国家政治制度文明包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国家的政治体制、国家政治活动的运作机制等方面的文明。法制文明包括立法制度、执法制度、司法制度和守法制度等方面的文明。政党制度文明主要包括政党组织制度、政党执政制度，政党参政制度和政党活动制度等内容。

人类社会文明是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构成的一个有机统一体。物质文明构成人类文明的基础，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人类文明的上层建筑。物质文明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政治保障，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一定条件下，它影响着、制约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三者相互区别、相互联系、互为条件、互相影响，缺一不可，共同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破坏了其中一个文明的发展，也必然会影响、破坏另外两个文明的发展。人类文明发展史是在它们之间的复杂矛盾斗争中，极为艰难曲折中前进的，决不是一帆风顺协调发展的。

【正文】

一

中国古代社会与欧洲中世纪相比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工商业经济发展较早，特别是到了宋明时期，中国的工商业经济已经达到了相当繁荣的规模。然而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已经陆续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的工商业经济依然固守着传统的经营方式，迟滞不前，缺乏向新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迈进的冲动力。国内外的学者们对于中国明清以来社会经济特别是工商业经济迟滞不前的历史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有的学者从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等外部环境来解释阻碍工商业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有的学者则从工商业者及其资本内部来寻求其自身的约束机制。这些论说，无疑都从各个侧面分析了中国传统工商业经济继续发展的艰难处境。

从明清时期工商业经济内部来探求其迟滞不前的历史原因，固然可以罗列出许多的不利因素。但是我们认为，以往学者们的研究，往往忽视了中国传统工商业经济中关于财产权与经营权相互结合与分离的核心问题。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工商业经济的经营管理中，渗合了诸多的亲邻关系和乡族关系，致使工商业经济的运作过程中，财产权、经营权等等，大多是混淆不清的。而西方近代与现代工商业企业经营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财产权与经营权的有效分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明清以来工商业经济中的合股经营及其财产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工商业经济的内部运作机制，显然是有所裨益的。

二

中国传统工商业经济中的合股经营，起步甚早，从近年来的考古资料看，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了商人合股做生意的记录。明清时期著名的徽州商人、山西商人，都有合股经营的传统。如徽州商人，日本学者藤井宏和重田德早在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就对他们的合股经营作出了研究。藤井宏先生在《新安商人的研究》一文中，把徽州商人积蓄资本的过程分为七种类型，其中“共同资本”和“委托资本”，便是资本合伙的形态和出资者与经营者开始分离的“原始形态”。（注：藤井宏：《新安商人之研究》，傅衣凌、黄焕宗翻译，载《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省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而重田德先生在《徽州商人之一面》中则指出：“徽州商人同族及同乡的结合，是极强的。正因为如此，才称得上是‘徽州的商人’。可以讲，乡族结合是徽州商人形成历史范畴的核心契机。……近亲者乃至同乡间的合伙，即合股，……这种经营方式为当时所盛行。”（注：重田德：《徽州商人之一面》，刘淼译，载《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7年出版。）

[内容提要]城市与乡村及城乡经济是学术研究领域不同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与重点内容之一。如何科学处理城乡关系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城乡关系及其由此引起的矛盾和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为突出。本文对国内外城乡关系问题的理论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中国在新时期实践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和促进城乡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依据。

[关键词]城乡关系；二元结构；研究综述

一、城乡关系问题的提出

城市和乡村是构成社会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城乡关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大分工的产物，自城市产生后，城乡关系便随之而产生。城乡关系是广泛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与互动关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等诸多因素在城市和乡村两者关系的集中反映[i].城乡关系包含相当广泛的内容，如城乡发展关系（产业发展关系、经济发展关系）、城乡经济关系、城乡文化关系、城乡社会关系、城乡生存关系、城乡运行关系等。查阅现有的城乡关系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重点从城乡线性经济关系来考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城乡发展与规划问题，并且形成了相当丰富的研究结论，如发展经济学中的二元结构理论、核心—边缘发展理论，城市经济学中的城市空间扩散理论和城乡边缘区理论。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把城乡关系作为它的重要研究对象。在完全市场竞争和信息充分的严格假定下，它只是专注于研究资源配置的价格理论，无需考虑城乡差别及其相互关系[ii].瑞典经济学家俄林从区域分工和贸易出发分析了生产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均等化趋势最终会导致区域差异的消失，可以隐约发现对于城乡关系的区域均衡分析思想。总体上看，中外学者对城乡关系及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是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城乡关系的理论基石，也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和谐社会的重要依据。

二、国外城乡关系研究进展与述评

产业革命以前，城市与乡村的经济性质并未彻底改变；机器大工业的产生，撕裂了“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iii]”，出现严重的城乡二元分化，城乡关系的相关研究初步彰显。从历史上看，各国在发展初期都经历了城乡关系失衡的非良性互动状态。不过，在发达国家，由于城市化过程在较长时间内消化了一部分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使得城乡对立的矛盾得到缓解，城乡关系的理论研究成为区域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的一部分。然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是现代化的大城市，另一边却是贫困、落后、分散的广大乡村；原有城市缺乏对农村人口的吸收能力，新城市缺乏发展壮大的动力，加之政府“城市偏向”与城市居民的“乡村歧视”，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十分突出，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及其区域二元社会经济文化结构问题的研究在较广泛的领域和视野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