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技术范文精选

【摘要题】本文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的观点。作者指出，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存在种种不足，但是他们较深入地探讨了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提出一种独特的科学技术政治学的理论，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政治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政治效应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影响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现代科学越发展、越复杂，它的方法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分析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摘要：我们已经不能再把艺术设计理解为一个狭隘的概念，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艺术设计领域，这就意味着人们的设计观念与设计思维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新的变化。设计师必须学会掌握将知识转化成电脑语言的工具和技巧，在科学技术与艺术设计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的支点。设计师的艺术感受力和创造力依然是设计作品的灵魂，这是我们正确认识数字技术与艺术设计和谐发展非常关键的一点。

关键词：数字技术设计艺术观念

设计艺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以来，经历了从工业化社会到信息化社会的历程，最终走上了数字化的道路。在数字技术条件下的设计艺术，所用的工具和材料在现实的物质观念中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在处理数字所组成的虚拟概念，而非现实世界中的物质实体，但创造出来的视觉形象却让人感觉是真实的。传统的设计基础被冲破，“传统的设计观念已从有形的物资领域扩展到了无法触摸的程序领域。”数字化观念已经悄悄地渗入到现代人的意识形态。

一、数字技术在设计艺术领域的广泛应用，使人们开始对多媒体、交互式的视觉交流方式进行深入探究。

设计艺术的形式也由以往媒体形式上的物资化、平面化、静态化以及单一化开始逐渐向虚拟化、空间化、动态化和媒体的综合化方向转变。传统的设计工具与媒体形式的巨大变革，极大地改进了设计的技术手段，同时改变了传统的设计程序与设计方法。虚拟的数字化图形、图像处理技术与数字网络技术甚至还改变了产品开发及销售模式，从而引发了设计模式及设计生产划时代的变革。

最早的设计艺术是从大美术中衍生出来的，这使传统的设计主要以技法表现为中心，而传统的设计图纸只能用手工的方式进行表现，也使得设计者将大量时间花费在技法上，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无可非议的。数字化计算机技术“以屏幕显示的方式开辟了设计传达的新领域”，设计的每一个过程可视化，使设计变得更为直观；交互式的人机交流方式和用户参与的全新人机界面，改变了设计与生产分离的传统被动式的设计模式；互联网的信息资源无限、图文互动与全球化的交互信息，使地缘间的界限被逐步淡化和消除。数字技术融入设计艺术创作过程所带来的是更为真实的表现、更为便捷的方法、更为迅速的交流、更为拓展的思路等，它突破了以往许多在创作思维、创作方法、创作表现方面的限制，观念的形成、市场调查、设计战略的组织等成为当代设计师面临的主要任务。

哲学发展的阶段性，是由一些重要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主要是指在不同历史阶段中：（一）扮演主要角色的关键哲学家；（二）有决定性影响和有分量的哲学著作；（三）重大的理论争论的内容及其结果；（四）社会和文化层面的重要历史事件的不可替代性。所有这些因素，都呈现非常明显的‘一次性’或‘不可重复性’，对哲学思想的创造活动，提供了独特的历史条件和精神力量；但是，同一般历史一样，思想史和哲学史也经常走回头路，在不可预测的力量的影响下，往往出现多次重复、回归、退后、迂回、旋转和‘反刍’，使当代西方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既显示历史延续性的特征，又展现断裂、重叠、偶然性和突发性的特殊轨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方哲学思想演变过程中，就其社会基础而言，有两个重要的分水岭：1968年的学生运动和八十年代末发生的五大历史事件：(1)全球化和消费文化的洪水般泛滥、(2)苏联东欧国家集团的垮台、(3)欧盟的扩大、(4)基因工程和电子数码化的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5)恐怖活动及突发性社会和自然灾害事件的频繁发生。

如果说，1968年学生运动充分暴露了西方思想和文化的总危机的话，那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发生的上述五大历史事件，则成为当代哲学理论探讨的最重要的社会文化土壤，并把1968年后所显示的西方哲学思想的矛盾及其解决的可能性，具体地在新世纪的人类文化平台上展现出来。

正是在总结1968年学生运动和80年代末的五大社会事件的历史经验之后，西方哲学全面地反省西方传统的根本问题，即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建构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基本原则，使近半个世纪以来，由现代分析哲学、现象学、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新文化符号论所集中批判的哲学传统，进一步得到全面的更新，也使之从原有的‘主客二元对立’模式、人本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约束中解脱出来，重新探索新世纪的多元文化模式的创造可能性。

当然，当代西方哲学的理论探讨方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各个卓越的哲学家个人的思想创造能力、个人的理论旨趣及其思想风格。在这方面，思想家的个性、才华及其独特性，含有很大的偶然性、神秘性和诱惑力，是无法从社会文化基础的总体角度来分析的。

在当代西方哲学理论探讨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思想家，除了原来属于上一代、并在当前哲学创造中继续发生重要影响的利科(PaulRicoeur,1913-2005)、汉斯·约纳斯(1903-1993)、福柯、德里达、克劳特·勒福特(ClaudeLefort,1924-)、约翰·罗尔斯(JohnRawls,1921-2002)、海拉里·普特南(HilaryPutnam,1926-)、艾耶尔(AlfredJulesAyer,1910-1989)、尼克拉斯·鲁曼(NiklasLuhmann,1927-1998)、迦达默(Hans-GeorgGadamer,1900-2002)、保尔·洛朗琛(PaulLorenzen,1915-1994)、卡姆拉(WilhelmKamlah,1905-1976)、伊尔丁(Karl-HeinzIlting,1925-1984)、库诺·洛朗兹(KunoLorenz,1932-1994)、布鲁门贝尔格(HansBlumenberg,1920-1996)、庄·弗朗斯瓦·利欧塔(Jean-Fran?oisLyotard,1924-1998)、姚斯(HansRobertJau?,191-1997)、哈伯马斯、布迪厄(PierreBourdieu,1930-2002)、米歇·昂利(MichelHenry,1922-2002)以外，新冒现出来的思想明星，在法国，有庄·吕克·马里墉(Jean-LucMarion,1946-)、贾克·达敏尼奥(JacquesTaminiaux)、艾丽安·埃斯古巴(ElianeEscoubas)、马克·里希尔(MarcRichir)、庄·弗朗斯瓦·古尔丁(Jean-Fran?oisCourtine)、约斯琳·贝努瓦(JocelynBenoist)、斐利普·索耶(PhilippeSollers,1936-)、阿兰·巴迪乌(AlainBadiou,1937-)、庄·吕克·南西(Jean-LucNancy,1940-)、柯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1941-)、贝尔纳特·亨利·列维(Bernard-HenriLévy,1948-)、阿兰·雷诺(AlainRenaut)、德尼·康布斯纳(DenisKambouchner)及弗朗斯瓦·拉吕尔(Fran?oisLaruelle)等；在德国，有彼得·斯洛德岱克(PeterSloterdijk,1947-)、米凯尔·特尼森(MichaelTheunissen,1932-)、赫尔斯特(DetlefHorster)、马尔登(EkkehardMartens)、曼弗列德·李德尔(ManfredRiedel,1936-)、弗里特里希·卡姆巴尔德(FriedrichKambartel,1935-)、施威默尔(OswaldSchwemmer,1941-)、彼得·雅尼斯(PeterYanich,1942-)、居尔根·密特尔斯特拉斯(JürgenMittelstrass,1936-)、阿瑟尔·荷内克(AxelHonneth)、奥德弗里德·赫弗(OtfriedH?ffe,1943-)、乔治·墨格尔(GeorgMeggle,1944-)、汉斯·约阿斯(HansJoas，1948-)、克罗尔斯·奥弗(KlausOffe,1940-)、阿尔布列斯·维尔默(AlbrechtWellmer,1933-)、巴基斯(GüntherPatzig,1926-)、图根哈特(ErnastTugendhat,1930-)、罗伯特·斯贝曼(RobertSpaemann,1927-)、赫尔曼·吕伯(HermannLübbe,1926-)、奥多·马瓜德(OdoMarquard,1928-)及克劳斯·贡德尔(KlaussGünther)等人，而在英、美、加等英语国家，有阿拉斯代尔·麦凯因戴尔(AlasdairMacIntyre,1929-)、约纳丹·伯内特(JonathanBennett,1930-)、克里普克(SaulA.Kripke,1940-)、罗迪(RichardRorty,1931-)、诺奇克(RobertNozick,1938-)、托马斯·纳吉尔(ThomasNagel,1937-)、理查德·蒙达戈(RichardMontague,1930-)、尼克拉斯·雷舍(NicholasRescher,1928-)、约翰·席尔勒(JohnR.Searle,1932-)、卓姆斯基(NoamChomsky,1928-)、托马斯·麦卡锡(ThomasMcCarthy)、戴维斯·路易斯(DavidLewis,1941-)、泰勒(CharlesTylor,1931-)及达尼尔·德内特(DanielDennett,1942-)等；意大利则有吉亚尼·瓦迪摩(GianniVattimo,1936-)、艾柯(EmbertoEco,1932-)及埃马努尔·舍韦里诺(EmmanuelSeverino,1929-)等。

【关键词】/邓小平/科学技术/理论/比较

MaoTse-Tung/DengXiao-ping/scienceandtechnology/theoretical/comparison

【正文】

中图分类号：NO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的科技思想。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程度的不同，他们所阐发的理论侧重点又有所差别。因此，分析和比较、邓小平的科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学习和领会思想、邓小平理论，深入理解和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科技发展地位：从的“向科学进军”到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界定

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是相对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而言的。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十分显著。首先,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具有自然属性。其次,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内涵。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对自然科学基础学科、技术学科的依赖非常明显。医学在具有显著的自然科学性质的同时,还具有显著的人文科学性质。首先,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具有人文属性。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人之为人,就在于其有精神活动、能够能动地改造环境;人以社会的方式存在,人的生存不仅要与外界交换物质,而且要与他人、与社会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人的健康状况与疾病同人的精神活动、与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医学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也必须建立在对人的精神活动的认识、对人与社会的联系的基础之上。其次,人文科学也是认识人的健康和疾病的重要工具。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依赖于人文科学,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在内的许多学科也是医学发展的基础。这些学科已经或正在为医疗卫生活动、医学研究、医学人才培养提供方法和途径,成为医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还突出地表现为,医学研究和医疗活动是以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生命的关爱为基础的,没有对人的尊重和关爱就没有医学,治病救人,提高人的健康水平永远是医学的永恒目标,是医务工作者不懈的追求。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与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共存于医学活动之中,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相互交融,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人的健康和疾病是自然因素、心理、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在与疾病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健康和疾病的自然性质和人文性质,并积累了含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方法在内的诸多预防、诊治疾病的方法。

2新医学模式的确立与医学人文科学性质的重新发现

综观医学发展的历史,对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主动自觉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忽略了。时至今日,仍存在模糊认识,仍有人仅仅看到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将医学限定为自然科学。原因何在?这主要根源于医学的内部,是医学自身发展的结果,确切地说,与医学在近代以后的发展直接相关。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医家认识和预防、诊治疾病的具有笼统模糊猜测特征的整体观念中是包含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这里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带引号是因为当时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还不是16世纪以后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的。西方医圣希波克拉底强调“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医生应具有“利他主义、热心、谦虚”的品质,人的疾病与人的生活方式相关;中国唐代药王孙思邈强调“大医精诚”,都是很好的证明。尽管古代医家的人文观念、他们借助当时的人文知识认识健康和疾病现象与医学的原始形态(尚不独立)相关联,在本质上,是一种被动和无奈,但融自然科学萌芽和人文科学萌芽于一体的古代医学注重整体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

近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武装了医学,为医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使医学日益成为沿着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思路和方法认识并解决问题的学科,使医学形成了生物医学的观念和模式。与古代医学比较,精确、清晰成为近代医学的特征。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近代医学在注重精确、清晰的同时,不经意地忽略了古代医学的整体观念。其中,包括对社会、心理因素致病作用和预防、诊治疾病的人文科学方法的忽略。用历史的眼光看,这是一种必然,是近代医学发展的代价。因为,当时医学的独立和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发展,激发了医生们的兴趣和热情,占用了他们的精力和时间,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看不到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忽略、甚至远离了人文科学。当然,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被忽略也有医学之外的原因,与人文科学的发展水平低下有关。提出并重视医学人文科学研究是以当代人文科学研究为背景的。应当说,当前的人文科学研究为医学人文科学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终于得到应有的关注。笔者认为,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凸显与医学模式的转换直接相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模式的取代,使人们重新发现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医学模式转变是在根本的意义上即在关于医学本质的意义上对医学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基本结构的反思,对医疗卫生服务的目的、原则、方式的反思。

这一反思既是对现代医学进步和医疗卫生服务的理论层面的总结,更是对医疗卫生服务中存在的过分强调医学的自然科学性质、技术性质,忽略甚至无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倾向的纠正。医学模式不仅植根于医学活动,而且反作用于医学活动。在近代医学基础上建立的,促进了近、现代医学的发展生物医学模式,由于其显著的片面性最终成为制约医学发展的桎梏。而以20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进步、人文科学进步特别是医学自身发展为基础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则为医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医学进入了人文科学的视野,人们重新看到了医学的人文性质。新医学模式的建立揭示了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成为落实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的推动力量。但是,正如新医学模式的落实不尽如人意一样,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新医学模式的确立和在实践中的实施是一个过程,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被普遍认同也是一个过程。令人欣慰的是,新医学模式在实践中的实施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成为医学研究和临床工作的重要理念和指导思想;医学的人文科学性质也在不断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