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提高人的整体素质而奠定基础，它包括培养兴趣，形成习惯，掌握基本方法，提高动手实践能力，培养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教育的实施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学校从德、智、体、美等多方面共同协作，密切配合来完成。高尚的思想道德素质，它可以使人辨别美丑、分清善恶，调整好自我和他人、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能够使人善于团结合作，勇于开拓进取，从而实现理想，成就事业。本文作者结合教学实践，阐述了科技活动对推动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性。关键词：思想品德科技活动教学教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笔者认为，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工作中，应始终关注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并积极引导和帮助学生不断去解决思想品德方面的问题，提高思想品德素质，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多年的学校科技教育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开展科技活动，在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动手实践能力的同时，应该高度重视思想品德教育，并将思想品德教育有机融入到科技活动之中，使之成为学生科技活动的精神和灵魂，把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和不同形式的科技活动用这个“神”统领和串联起来，实现科技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有机融合，从而将科技活动推升到“形散而神不散”的更高境界。一、在科技活动中培养爱国情怀和爱乡情感在科普活动中，通过让学生了解我国古今科学家的成就和事迹，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学校每年都要开展一系列的科普活动，包括以往的“爱科学月”，如今的“科技周”、“科技节”等等。在这些科技活动期间，我们坚持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如组织学生参观科技场馆、组织开展科技知识展会、请专家到学校作不同领域的科技专题报告、召开主体校会、主题团队会、主题班会、开展各种比赛和征集活动，等等。通过这些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学生们了解我国科学家的相关信息，了解他们取得的科学成就，从而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比如，给他们讲我国古代的科学家张衡、沈括、郭守敬、宋应星的故事；告诉他们当代的科学家的卓越成就：航天路上的架桥人徐克俊，被誉为“极地第一人”的袁绍宏，和火箭一起成长的吴燕生等等。这些活动让同学们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视野，了解了历史，更为重要的是，使他们从小就在自己心灵深处树立起了一个个伟大的科学家形象，从而逐渐形成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在科技创新活动中，鼓励学生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为国家和民族争光，激发学生的民族荣誉感。在长期的科技活动中，我们以校内科技种植实验园和科技实验室为平台和依托，深入开展小种植科学创新活动，引导和辅导学生实施课题研究，撰写科学论文。我们引导和激励学生多观察、勤思考、勤动笔、善比较、善总结，用科学的方法和操作实施试验，进行记录、统计和数据应用，然后归纳结论并结合实际提出可行性的建议，形成研究成果。几年来，我们辅导学生200多人次，开展了50多项科学探究课题，撰写的科学论文参加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得英特尔国际气象奖3人次，北京市一等奖3人次，北京市二等奖15人次，北京市三等奖45人次。获奖后，同学们捧着奖状和奖牌品尝到了辛勤耕耘的成果，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获得英特尔国际气象奖的那一刻，一种民族荣誉感，瞬间得到了亲身的体验。当获奖的喜讯带回学校后，这种体验又迅速传递给学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这些都在不断激励同学，激励他们更加刻苦学习，努力探索和钻研，以期将来能获得更多、更高的科技成果，为国家和民族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引导和带领学生作实地考察，了解所在地区的地形地貌、环境状况和乡土乡情，结合本地区实际，开展科技活动，为家乡的发展献计献策，从而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朴素情感。如，带领同学考察地区农业，同学们在活动中对本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后采摘业的兴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考察和走访，了解到本地区如今已逐渐形成系列的采摘格局：六月的鲜杏、七月的瓜菜、八月的大桃、九月的精品梨、十月的磨盘柿……这些信息的了解使同学们对家乡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对家乡的发展前景有了更多的期待和憧憬，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对家乡的热爱和依恋之情。

二、在科技活动中培养独立意识与合作精神科学探究活动需要每个参与者各自承担一部分工作和职责，尽自己所能，完成自己份内的事，这就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我们在辅导学生时强调，要始终把培养独立意识作为一个重点来加以落实。教师在辅导和讲评过程中，对这一观点要想在心里，挂在嘴边，落实到每个活动环节。实施实验操作，对学生不迁就，不马虎，不包办代替，对操作规程、实验数据的采集等环节要严格要求，严格把关。要求学生，首先要在思想上不依赖别人，有一股自强自信的劲头。其次，是要进行自主思考，做到有头脑，用头脑，“我行我素”，躬身实践，还要不辞劳苦，不怕困难，敢于面对挑战和失败。长期的严格要求造就了学生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很多同学现在都能独立的完成一项比较复杂的研究任务，从制定计划，到逐项操作，再到数据的记载和分析，直至最后完成，能够做到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措施有力，显示出了一定的科学素质。参与科技创新活动不但需要学生的独立意识，同时也需要合作精神。与人为善、友好相处、相互取长补短、同舟共济，这是当今社会做任何一项工作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所以，我们在强调独立自主意识的同时，我们更强调，学生在科学探究活动中，要善于与同伴沟通、交流和研讨，在相互合作中遇到摩擦和碰撞时，同伴之间要能够相互理解，互谅互让，顾全大局，服从大局，培养同伴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友爱，双赢共赢的思想和胸怀。三、在科技活动中培养责任心所谓责任心，是指个人对自己和他人，对家庭和集体，对国家和社会所负责任的认识、情感和信念，以及与之相应的遵守规范、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态度。我们在科技活动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责任心，坚持采取一个策略，实施三个措施，即，采取“渗透”策略，实施“分工负责、评比监督和表彰奖励”的措施，来引导学生勇于承担责任，履行义务，形成自觉主动的生活和工作态度。渗透策略，就是在科技活动中努力让学生从参与的点点滴滴中去慢慢感受和体会责任的存在，让他们在每一个活动环节、每一个要求、每一项任务的完成中去感悟和领会，通过一个较长时间逐渐内化为自己的认识和思想，再通过学生自己的表达方式体现到每一处活动行为上。采取三个措施，分工负责，指的是开展课题研究活动，安排2—3个同学负责一个课题，实行课题负责人制。让学生每个人的肩上都有一副沉甸甸的担子，给他们思想压力，给他们一定的期限要求，甚至提出一个比较高的标准，鞭策他们不断地努力，朝着奋斗目标前进。评比监督，是指在开展活动过程中，重视过程性评价，多个课题组之间要相互监督、相互评比，监督完成责任的情况，监督实事求是的态度，评比阶段性质量的优劣，重过程、重细节、重学生体验的获得。表彰奖励，则是在每学期期末或在课题结题阶段要组织终结性的评比，对课题成果以及相关的负责同学要评出好中差，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以此来激发他们的成功感，也进一步强化他们的责任意识。四、在科技活动中培养吃苦耐劳精神如今的孩子最缺乏的是什么？不用说，就是吃苦耐劳的精神了。吃苦耐劳，对一个人来说，是立身之本，是成功之道。因此，在科技活动中我们没有忘记培养孩子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开展科技活动，长期坚持通过两个渠道来培养孩子的吃苦耐劳精神，即，通过让孩子参加体力劳动来培养，通过让孩子参与徒步远行来培养。我们开展科技活动，特色是小种植，围绕小种植来进行课题探究活动，引导学生撰写科学论文。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创建了校内的科技种植实验基地，每年的春、夏、秋三季，都要组织学生开展大面积的农业种植活动。我们种过小麦、玉米、高粱、大豆，还种植过很多种的蔬菜，特别是近几年，我们引进了一些转基因的蔬菜品种，用来搞科学实验，引起了同学们的广泛兴趣，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生产劳动量。我们将这些劳动量全部分担到参与科技活动的每一个学生身上，指导学生挖地松土、开沟施肥、播种浇水、打药管理、收割晾晒……这些活动让学生得到了充分的劳动体验和锻炼。另一个渠道，就是在开展环保调查科技活动中，组织带领学生进行徒步远行。我们曾开展过顺义区小中河水质污染的调查活动；开展过京密引水渠水华现象的调查活动；开展过当地野生动物种群现状的调查活动等多项调查研究。这些调查活动，同学们徒步行走累计上百公里，每一次活动外出对同学们来说，都是一次挑战和考验，都是一次很好的锻炼，磨砺了同学们的意志品质，锻炼增强了孩子们的体魄。看着他们灿烂的笑脸，我们深信，学会吃苦耐劳将会使学生终身受益！

五、在科技活动中培养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科技活动是科学技术与学生生活之间的一座桥梁，也是科学技术与学生思想之间的一条纽带。普及正确的科学知识、科学技能、科学方法、科学思维和科学理论，对于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使学生摆脱愚昧，走向文明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一个人如何看待自然界？如何看待人生？如何看待社会？如何看待自己的学习生活？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价值观问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正确地对待世界、对待人生，实现自身的价值，对每个学生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开展科技活动，始终坚持引导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组织带领学生开展科学探究活动中，积极引导学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引导学生做事要善于总结，举一反三，认识规律，把握规律，按规律办事。在人生观方面，我们通过具体活动让学生体会和感悟，面对困难和挑战，要树立积极进取、乐观向上、载物厚德、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在价值观方面，在活动中让学生更多去经历成功与失败，体会成功与失败的感受，引导他们正确地对待顺境与逆境，成功与挫折，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总之，在开展科技活动的过程中，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实施，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作为科技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不断去研究和探索其内涵，在努力培养学生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思维的同时，一并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让我们的学生，让国家民族事业的传承者，爱国家、知荣辱、善团结、有责任、有能力，以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去迎接未来社会的所有挑战。

摘要:知识经济是本世纪的又一次深刻变革，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应该在世纪之交抓住知识经济的勃兴给我们提供的机遇，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发展知识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大对知识、技术的投资，激励企业不断创新，同时，让政府在知识经济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缩短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移的过程，抢占知识经济的制高点，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掌握国际竞争的主动权，进而推动我国经济高效、持续、稳定发展。

关键词:知识经济促进有效增长

目前，知识经济浪潮在一些发达国家悄然兴起。有的经济学家将知识经济称为本世纪50年代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来又一次深刻变革，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美国经济近年增长稳定，充满活力，最主要的就是因为知识经济的发展。这对我们来讲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我们应该在世纪之交牢牢抓住知识经济的勃兴给我们提供的机遇，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迎头赶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

我国现代化起步较晚，如果从19世纪初算起，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数百年。1949年前的一个半世纪，我国在血与火的冲撞中完成了现代化的前期准备。新中国建立后，提出了工业化的任务，经过四五十年的发展，我国仍处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的担子依然很重。但我国仍应发展知识经济。因为第一，知识经济的兴起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是一个世纪性机遇，我们如果不抓住在一机遇，就如同与第一、二、三次产业革命失之交臂一样，将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拉得越来越大。第二，工业化与知识化可以而且应当协调发展，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如果说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是第一次现代化，那么从工业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变就是第二次现代化。美国等西方国家已处于第二次现代化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我们将面临工业化与知识化的双重挑战，实现现代化的压力更重。所以，我们不能全盘走发达国家的老路，等到实现工业化之后再向知识化转移，而应将工业化与知识化协调起来，共同发展。所以，我们应充分认识发展知识经济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发展知识经济，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应从下面几方面入手：

第一，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当代人的利益。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对我国参与21世纪的国际竞争至关重要。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与会各国签订了《21世纪议程》。我国政府在会上作出了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承诺。1994年我国政府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定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资源和环境的基础。”而在1998年3月九届一次人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将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将可持续战略付诸实施。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可以通过发展知识经济来进行。其一知识经济可以帮助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知识经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大大小于工业经济，人们在知识经济中不再像过去那样破坏式甚至毁灭式地利用资源，而是在此过程中加入了智力因素，使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大大提高。同时，人类还通过技术手段不断开发出新资源，资源短缺的问题不再显得很突出。其二知识经济可帮助解决环境问题。人类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环境的容量是有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将对经济发展造成灾难性影响。而知识经济对环境的依赖和影响比工业经济小得多，知识经济中的许多高新技术不仅不会造成环境污染，而且还可以对防治污染作出重要贡献。其三知识经济重视开发智力资源，强调知识产品的开发和利用。知识产品不仅具有广泛的共享性，而且具有永不枯竭的特性。知识产品的这种特性也决定了知识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内容提要在当代，科学研究总是和一定的科学组织相联系，任何组织都必然会对其成员的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探讨科学组织对科研人员越轨行为的影响就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本文认为：科学职业化与科学组织的结合导致实体性科学组织的大量出现，而实体性科学组织则从组织认可和组织权威影响力两个方面影响到越轨行为的发生，科学研究中越轨行为的动因主要地来自实体性科学组织的影响。关键词越轨行为实体性科学组织组织认可组织权威影响力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渐渐增多的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国外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比较早，而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但种种越轨行为同样存在。在已有的研究中，人们分别从人性之恶、科学家道德水平的下降与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内外控制机制的不完善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仍然没有完整地揭示出越轨行为的动力机制。本文认为今天的科学事业首先是与一定的科学组织相联系的，否则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因此对越轨行为动力机制的探讨不能忽视科学组织对科学家行为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对越轨行为概念的明确界定和对科学组织形态变化的描述开始，逐步说明科学组织是如何影响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发生的，以促进这方面的探讨进一步深入。一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一般是指：违反科学活动中被共同承认的行为准则或者价值观念的行为。我们认为，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包括以下几类：1.科研成果获得阶段中的越轨。主要表现为：伪造研究证据或数据。1912年，一个业余地质学家从皮尔当(Piltdown)挖掘出一个特别的颅骨，该发现被认为是填补类人猿和人类之间的一条直接进化线——所谓失缺的环——的证据，从而引起轰动，但到1953年该颅骨被发现是伪造的。并在最近被确认为是当时的英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马丁·欣顿(MartinA.C.Hinton)所为。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伪造证据的行为。而更常见的则是在实验数据上弄虚作假，例如：1923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罗伯特·密立根(RobertAndrewsMillikan,1868—1953)在1913—1917年间进行的“油滴实验”中对实验数据采取了主观取舍行为，直到60年后才被发现。2.发表阶段中的越轨。主要表现为一稿多投、将一篇文章化整为零发表成多篇、在自己没有参予的文章上署名等等。美国《医学索引》杂志的编辑巴克拉曾举过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行为，他说：“有一个我很熟悉的例子，是一项研究疾病发生的几个变量间关系的流行病学研究课题。这项工作本来可以写一篇文章发表，但竟被分成几篇很短的文章送给三家杂志发表”[1]。在我国1992年4月16日的《科技日报》上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十年近千篇，如此多产；一篇论文署名二百人，有无标准”的文章，揭露了科学论文署名中的越轨行为。另外，“有的人在得到一些结果后，不是首先认真撰写严肃的科学论文，向有影响的学术刊物投稿，而是急急忙忙先向领导报喜，再通过领导向新闻媒介做不符合实际的自我夸张宣传”[2]。3.组织行为中的越轨。主要表现为对组织权威影响力的滥用，其中和科学活动有关的一些影响力滥用行为，我们称之为组织行为中的越轨。我国著名科学家唐敖庆曾发表了“加强科学道德的修养”一文，呼吁反对以下现象：把集体成果以个人名义发表，对稿费的不公正分配，还有对年青人的压制问题[3]。这些都主要属于组织行为中的越轨，而且这类现象在我国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在成果评定中的行政干扰，对科研基金的不公平分配和使用，对科研计划的不公正安排等等也应属于组织行为中的越轨。诚然，以上分类并不能涵括越轨行为的全部方面，更广义的越轨行为还应包括论文审查、同行评议等活动中的人情风、金钱风等一些不正常现象。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科学组织形态的发展及其与科学家关系的变化。科学组织是由于科学交流和协作研究的必要而产生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即：非实体性科学组织，半实体性科学组织和实体性科学组织。我们可以用英国的科学组织发展史来说明这种形态的变化。著名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RobertBoyle,1627—1691)曾在一封信中提到过一个叫做“无形学院”的科学组织，这个在牛津时曾以约翰·威尔金斯(JohnWilkins,1614—1672)为首的实验小组就是一种非实体性的科学组织，在这样的组织内部不存在明确的组织分工，或者尽管有明确的组织分工，但这种分工并不以职业分工为基础。至于1662年以后的皇家学会就有所不同，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会员来说它是一个“八小时以外”的聚会场所，但是对于实验员罗伯特·胡克（RobertHooke,1635或1638—1703）和秘书享利·奥尔登伯格(HenryOl-denburg,1618—1671)来说，皇家学会的“实验员”、“秘书”就是他们的职业名称，对于他们来说组织分工和职业分工是统一的。所谓实体性组织则特指那种组织分工是作为职业分工一部分而存在的组织。1835年由地质学家德拉贝奇(H.T.DelaBeche,1796—1855)创建的英国地质调查局就是英国第一个实体性的科学组织，其成员都是职业科学家。在今天，各种科学组织仍然并存，但是实体性科学组织作为科学家安身立命的场所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科学组织，如大学中的院系和各种研究院所等，其它科学组织都以实体性科学组织的存在为前提，因而实体性科学组织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作为科学组织化和科学职业化的产物，它的产生，说明科学已经成为社会分工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在业余科学的时代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况必然会对科学家的行为产生影响，J.D.贝尔纳(JohnDesmondBernal,1901—1971)就曾经说过：“由于科学变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公认的组成部分，于是科学家往往失去他们的大部分独创性和独特性，变得越加融合于一般自由职业者之中了。”[4]所以，我们就有必要也有可能从实体性科学组织的角度来研究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的动力机制。那么实体性科学组织是如何影响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的产生的呢？我们认为，作为职业机构的实体性科学组织能够从两方面来影响科学家的组织行为：一是组织认可。从事任何职业都要追求职业认可，科学职业也不例外，科学职业一旦和科学组织相结合，就会把职业认可与组织目标相结合形成职业的组织认可。这是科学组织影响越轨行为产生的主要方面。二是组织权威影响力。组织权威影响力包括了组织权力，在一个科学组织中既有行政权威也有学术权威，这两者不一定是统一的。这种影响力的存在也就可能出现我们称之为“组织行为中的越轨”的一些影响力滥用现象。下面，我们分别从这两方面来展开探讨。二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组织认可是如何影响越轨行为的产生的。根据默顿(R.K.Merton)的社会学理论，在理解越轨行为时，应考虑到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人们的行为目标，二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当社会成员经过社会化的教育而愿意追求社会规定的正统目标并且也能在社会结构中得到达成目标的手段时，目标和手段之间就处于平衡状态。但是当社会成员尽管愿意追求这种目标却得不到正统手段，或他们能得到正统手段却对正统目标不感兴趣，或他们对正统目标和手段都不感兴趣时，目标和手段之间便处于不平衡状态。这种不平衡状态就是社会失范，从而导致失范性紧张。为缓和这种紧张就有可能以越轨行为来释放它。默顿是从一般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越轨行为的一般模式的，但对于解释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也有意义。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他们在科学组织中受到教育而确立的正统目标就是科学职业的职业认可。人们在谈到科学职业的职业认可时，往往直接上升到狭义的科学共同体的层次上，把科学共同体的承认当作科学家职业认可的主要内容，或者认为科学家职业认可的其它层次只有通过科学共同体的承认才能实现，这样的一种认识不能帮助我们正确理解越轨行为的动力机制。科学职业的职业认可应该包含以下层次：一是社会认可。科学家是具有很大独特性的社会群体，但首先是社会化的人，因而科学家个体也很难忽视其自身在科学共同体之外的社会定位，也就是要追求社会认可。二是组织认可，也就是实体性科学组织对科学家的种种奖励，包括社会性资源和其它精神荣誉以及对某些权利的享受等。社会性资源是个变化的概念，个体在行业共同体中的地位有时直接属于社会性资源，有时就不属于。比如，在一个崇尚理性、尊重知识的时代，人们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地位也就属于社会性资源，而在今天，这种意义就比较少。三是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也就是看共同体成员是否扩展了新知识，以及这种知识的意义如何。应该说，科学共同体的认可与组织认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属于科学奖励系统的内部分层，而随着实体性组织逐渐相对独立于科学共同体的同时，组织认可也就从科学共同体认可中相对独立了出来，实际上我们能从越轨行为的方式中看到这种分化：比如把一篇论文化整为零进行发表的做法，就是一种试图在不增加共同体认可的前提下追逐更多组织认可的行为。这就说明了组织认可的存在对于越轨行为的发生确有不同于共同体认可的意义。具体来说这种分化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认可的依据不同。科学共同体认可依据的是科学家对新知识的扩展及这些知识的意义。人们对研究成果的评价是很难量化的。成果的真伪、水平的高低不可能由论文能否被发表和刊物的级别来准确判定。正如D.普赖斯所言：“谁敢把爱因斯坦的一篇论文与哲学博士约翰·德的一百篇关于巴苏陀兰河下游森林中各种树木弹性常数的论文（每种一篇论文）看成是对等的？”[5]而组织认可的依据一般是可以量化的，主要是指已被发表的论文的数量及刊物的级别，和其它被组织目标所认可的工作成绩。组织认可的实施有一个基本前提，即：论文能被发表即表示了共同体的承认，而刊物的级别则标示了论文重要程度。以上的分析说明这个基本前提是很难成立的，从而为某些越轨行为的产生提供了体制上的可能。2.奖励方式不同。科学共同体的认可是对某个科学家所扩展的新知识意义的承认，这种承认首先表现为对该科学家的赞许和饮佩。这种评价不一定以科学家的生命存在为前提。对在世的科学家来说，则又表现为对他们自我价值实现需要的满足。而组织认可只能对在世的科学家而言，除了满足组织成员的尊重需要和自我价值实现需要而外，还首先表现为对社会性资源以及某些精神荣誉和权利的分配。比如：在中国，科学家所的数量和质量与职称评定相联系，而职称又与住房、工资等等权利相联系，而这些对于绝大多数科学家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对科研工作者来说，他们在科学组织中追求职业认可的正统手段包括：追求科学共同体认可的正统手段；追求其它与组织目标相统一的工作成绩的正统手段。这些手段的正统与否要看它们是否符合被共同承认的行为准则或价值观念。前者一直被视为获取组织认可最主要的正统手段。但一些原因的存在使得职业认可的正统手段越来越难以获得，这些原因集中到一点就是对科学发现优先权的争夺越来越激烈。这主要是因为科学共同体的扩大。据统计，牛顿时代全世界科学家的总数不到80人，到1750年也没有超过200人，直到1850年世界称得上是科学家的也只有721人[6]。但是到了今天，科学家的人数数以百万计。尽管科学本身的内涵也在不断的扩展，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比科学的童年时代远为广阔的天地，但这和科学家人数的增长相比较，对于单个科学家来说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能够作出有价值的发现的机会仍然减少了。表现之一就是：自1600年到1960年间尽管杰出科学家人数不断增加，但多产科学家在杰出科学家总数中的比例还是呈下降态势。这正说明了科学发现优先权争夺的激烈。如图：[7]类别＼年代1600—17001700—18001800—19001900—1960杰出科学家总数48103396682多产科学家人数13134281多产科学家所占比例27%13%11%11%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一方面，组织认可的存在增加了职业认可的重要性，从而增加了采取越轨行为以获取正统目标的引力。这是因为：1.在组织范围内满足尊重需要对于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更具有直接性，中国人是十分爱面子的，因而这一点就显得更为有意义；2.科学家对于社会性资源的占有主要是从组织认可中得到的，从而才能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和以此为基础的其它需求。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样，正统手段的获得却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困难，从而更容易形成失范性紧张，这种紧张在个人自控力不足和内外控制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就会导致越轨行为的产生和增多。越轨行为在科学职业化之前就已经出现，如果说那个时代的越轨行为一般更注重于追求“名”的话，那么职业的组织认可的存在就使这种追求增加了“利”的诱惑。特别是，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科学是不能自给自足的，但以解雇为手段向科研人员施加压力，以促使他们更快更多地创造工作成绩仍然是世界各国科研管理的一般方法，而且包括日本、中国等在内的国家还在实行改革以打破科学研究中原有的“铁饭碗”，这种做法无疑增加了正统目标的重要性。质言之，就是增加了获得组织认可的必要性，人们必须得到组织认可，才能从中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这种现实在激发科研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同时，也增大了越轨行为发生的动力。越轨行为方式的不同和下列因素有关，其一是失范性紧张的程度，其二是个人自控力的水平，即个人道德水平与职业道德要求之比，其三是内外控制机制不平衡的方向，等等。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组织认可与科学共同体认可的奖励依据是不同的，这种依据的不统一就会导致如一稿多投、把论文化整为零进行发表等片面追求论文数目的行为，从而试图在相同的科学共同体认可程度下获取更多的组织认可。另一种片面追求论文数目的行为是在自己没有参予的论文上署名，以骗取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和组织认可。在这种行为过程中往往存在双方面的动机：论文的作者往往因为地位较低需要地位较高者的签名以提高自己论文的受重视度；签名者往往也需要用这种方法来提高自己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地位。这两方面往往是分不开的，至少都在客观上骗取了科学共同体的认可和组织认可。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失范性紧张程度过高和个人自控力十分薄弱时就会导致一些更严重的越轨行为。比如，剽窃他人成果。这其中如果是剽窃他人已经发表的成果，那么，由于他的论文并不能增加新的知识，因而我们认为这种行为也是直接以组织认可为目标的，这也说明了组织认可在与科学共同体认可相统一的前提下所具有的独立性。再如，伪造研究证据或数据，这被默顿认为是极端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仅毁坏研究作风，更能直接危害科学研究的目标——扩展新知识。三最后，我们需要探讨的是组织权威影响力对越轨行为的影响。一旦形成了实体性的科学组织，就会在组织内部产生相应的权威，一个科学组织内，人员的安排、组织的分工和集团认可的实施、计划的制定等等都需要权威用其权力和其它影响力来控制。在科学共同体中的权威一般指的是学术权威；但具体到一个实体性科学组织中还存在有行政权威或称行政领导，这种权威有时是学术权威，但有时也可能不是，有些甚至从来没有进行过科学研究，但是他们都能对科学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越轨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组织中的民主和平等问题。比如，不依科学活动的特殊规律而从长官意志出发来决定组织计划，对某些权利进行不公正分配等等。再比如，在对一项成果进行评定时，组织权威可能对这种评定产生“行政干扰”，这种干扰是被“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一文专门指出应该避免的。[8]有时这种越轨行为只是一种比较单纯的权力滥用。比如历史上戴维对法拉第的压制就是这样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戴维(HumphreyDa-vy,1778—1829)于1820—1827年间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当时他的前助手法拉第(MichaelFarady,1791—1867)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名声渐隆，从而引起戴维的妒忌，当1824年皇家学会为法拉第加入该会进行投票时，据说只有戴维一人反对。再比如在国外比较普遍的组织权威在其成员的论文上署名现象，等等。在中国各种类似的行为也存在，而且有一些特别之处，“但我国对于不良行为的揭发者却没有给以应该给予的公正对待，对所揭发的问题经常采取捂盖子的做法，揭发文章常被禁止发表，以致完全剥夺了对问题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性。”[9]这其中又表现了另一方面的权力滥用，对本组织的丑恶现象不是大力批判，而是“捂盖子”，这也显然违背了科学活动中的被共同承认的价值观念。如果说科学必须和一定的组织相联系，而在任何组织中又都不可能没有组织权威的话，那么这很可能是一个两难问题。美国学者巴伯(Ber-nardBarber)就在实体性组织中对科学自主性进行保护的困难说到“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在引导‘纯’科学工作者进入某些一般领域并为他们提供资助和设备的同时，又保护他们的基本自主性和独创性。至少在目前的知识状况下很难以更具体的方式来陈述这一问题。也许我们充其量所能做的是必须选择这样的人来作为大型研究机构的领导者，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懂得科研的性质及其协调的问题。”[10]也就是要把组织权威内行化，尽可能避免行政权威不懂学术的情况，以此保护科学活动在组织中的自由自主。但事实是，只要存在有实体性的组织，那么组织中就会有层次划分，其上层不论是否科学家都会有权力滥用的可能，正如“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一文就成果评价中的影响力滥用所呼吁的：（评价一项科研成果时）“这些高度专业的问题只有依靠科学本身，依靠同行科学家的集体评议，才有可能作出正确判断。任何一位领导，即使本人也是有高度成就的科学家，也无法对所有专业的每一个细节问题都了解清楚，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务必坚决避免行政干扰，我们衷心希望各级领导同志能对此严格把关”。[11]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希望通过绕开组织内权威影响力来尽可能保证科学活动中的自主与民主，但是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同行评议中的种种越轨行为正是适应这种民主法则而产生的，真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且，很显然，只有科学活动中的一少部分问题才能被付予同行评议，其它的多数还是要在组织内部解决。而且，我们还了解到，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有重视权威的倾向。那么，组织权威影响力的滥用就真的无法根除了吗？在正视和理解这种困难的前提下，巴伯的看法和“评价”一文所提出的建议都是很正确的，而且这两种做法也都被实践证明具有一定的效果，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另外，我们尤其还应该采取的措施是：严格选拔组织的行政权威。一个合格的行政负责人除了必须懂科学最好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外，他还应该具有较强的民主观念，以此保证同行评议的贯彻乃至科学民主的实现；他还必须有较强的创新观念，缺乏创新是我国科学发展的一个障碍，江总书记十分正确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之力。而一个科研组织的负责人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则是一个关键；他还应该具有较强的行政能力，包括组织、协调能力和发展的眼光等主要方面。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曾经特别强调了后两点，他指出：“领导科研工作并不一定要依靠领导者本人的专业能力，主要要看他能否把一批科学家团结起来向新领域迈进”[12]。国外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到1995年已有120多年的历史，共有过八位负责人，包括麦克斯韦尔、卢瑟福等人，他们都是由剑桥大学评选委员会就该室研究方向和人选条件反复研究后才决定聘任的。卢瑟福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一时难以确定人选，曾三次延聘过渡时期的主任，从卢瑟福起又建立了主任助理制[13]。可见他们对科研组织领导层的人员配置是十分慎重和严格的，这也是卡文迪许实验室历百年而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值得我们学习。组织行为中的越轨行为虽不直接影响对新知识的扩展，但能关系到科学研究的效率和科学家的士气，并进而会扭曲到科学家的价值观念，破坏研究作风。而开放民主的组织氛围，和谐高效的组织运行将会使组织内耗减少到最低，激活成员的创新能力。正如钱三强院士所指出的：“发展科学技术，物质条件是十分重要的，精神的条件也很重要，当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之后，精神的条件更会显示出它的巨大作用”[14]。因此研究组织行为的越轨现象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参考文献及注释[1]“论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史玉民，《大自然探索》，1994年第四期。[2]“你们肩负着中国科学的希望—致青年科学家”，邹承鲁，《中国科学报》，1996年10月7日。[3]《科学家》，1985年第一期。[4]《科学的社会功能》，（英）J.D.贝尔纳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5]"Littlescience,Bigscience"D.Plice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63,p40.[6][7]《科学能力学》，赵红州，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P81。[8][9][11]“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王绶guǎn＠①等36位院士，《科技导报》1996年第九期。[10]《科学与社会秩序》，（美）巴伯，三联书店，1991年。[12][14]“解放思想，发扬创新精神”，钱三强，《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年第四期。[13]“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管理经验”，阎康年，《中国科学报》，1995年3月31日。

内容提要在当代，科学研究总是和一定的科学组织相联系，任何组织都必然会对其成员的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探讨科学组织对科研人员越轨行为的影响就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本文认为：科学职业化与科学组织的结合导致实体性科学组织的大量出现，而实体性科学组织则从组织认可和组织权威影响力两个方面影响到越轨行为的发生，科学研究中越轨行为的动因主要地来自实体性科学组织的影响。

关键词越轨行为实体性科学组织组织认可组织权威影响力

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渐渐增多的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国外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比较早，而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但种种越轨行为同样存在。在已有的研究中，人们分别从人性之恶、科学家道德水平的下降与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内外控制机制的不完善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仍然没有完整地揭示出越轨行为的动力机制。本文认为今天的科学事业首先是与一定的科学组织相联系的，否则就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因此对越轨行为动力机制的探讨不能忽视科学组织对科学家行为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对越轨行为概念的明确界定和对科学组织形态变化的描述开始，逐步说明科学组织是如何影响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发生的，以促进这方面的探讨进一步深入。

一

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一般是指：违反科学活动中被共同承认的行为准则或者价值观念的行为。我们认为，科学活动中的越轨行为包括以下几类：

1.科研成果获得阶段中的越轨。主要表现为：伪造研究证据或数据。1912年，一个业余地质学家从皮尔当(Piltdown)挖掘出一个特别的颅骨，该发现被认为是填补类人猿和人类之间的一条直接进化线——所谓失缺的环——的证据，从而引起轰动，但到1953年该颅骨被发现是伪造的。并在最近被确认为是当时的英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马丁·欣顿(MartinA.C.Hinton)所为。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伪造证据的行为。而更常见的则是在实验数据上弄虚作假，例如：1923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罗伯特·密立根(RobertAndrewsMillikan,1868—1953)在1913—1917年间进行的“油滴实验”中对实验数据采取了主观取舍行为，直到60年后才被发现。

一、古典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岁完成的5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120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1817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1981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1823年李嘉图死后的10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

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纪没有第2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F·Ramsey）和冯·诺伊曼（J·VonNeumann）一样仅靠3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仅99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