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论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题】文论大视野

【正文】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理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伴随着历史的转型，中国当代文坛进入了一个沸沸扬扬、纷纷扰扰的时期。特别是西方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入、移植和引进，对中国当代文论的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仅仅20年，中国学术界几乎走过了西方文论近一个世纪的学术路程。现当代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批评模式、文艺观念、文艺思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示和演练，经过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过程，出现了一些发育不甚成熟的中国版。中国当代文论的结构正在发生重组与新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面临着严峻的冲击与挑战，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所谓“祛魅化”运动的磨砺和考验。然而各种理论资源和学术思想的碰撞、对话与竞争，只能给科学的文艺理论的发展提供开拓创新的动力和契机，通过承接和吸纳一切有益的、合理的思想因素，来丰富和优化自己。事实表明，经历了新变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仍然蓬勃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不是偶然的，是由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自身的学理优势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具有博大的宏观性质开放的多维视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原理主要是从现实主义文艺现象中总结、提炼、概括出来的理论体系。强调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以真为基础，尽可能地求得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追求的审美理想和价值目标。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重视和尊重文本存在，运用“美学观点”、“人学观点”和“史学观点”对作家作品进行审美的、人文的和社会历史的解读，形成了一种比较严谨的理论系统。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理论是与文本包含着的审美因素、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有机相连的，不同于西方封闭的文本主义文论；从“美学观点”看文艺，认为美学因素作为文本的审美特性，负载着一定的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有别于西方的纯粹的审美主义文论；从“人学观点”看文艺，认为作品中的人文因素是通过具有审美特性的文本表现出来的，作为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发生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与西方的那些具有疏离社会历史倾向的人本主义文论大异其趣；从“史学观点”看文艺，认为作品中的社会历史因素同样是通过具有审美特性的文本表现出来的，作为人的历史必然同历史的人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与那种“只见物不见人”的庸俗社会学、庸俗历史学和庸俗政治学划清了界限。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

□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经典文本会产生新意义，取得新发展。

【摘要题】文论大视野

【正文】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理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伴随着历史的转型，中国当代文坛进入了一个沸沸扬扬、纷纷扰扰的时期。特别是西方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入、移植和引进，对中国当代文论的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仅仅20年，中国学术界几乎走过了西方文论近一个世纪的学术路程。现当代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批评模式、文艺观念、文艺思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示和演练，经过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过程，出现了一些发育不甚成熟的中国版。中国当代文论的结构正在发生重组与新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面临着严峻的冲击与挑战，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所谓“祛魅化”运动的磨砺和考验。然而各种理论资源和学术思想的碰撞、对话与竞争，只能给科学的文艺理论的发展提供开拓创新的动力和契机，通过承接和吸纳一切有益的、合理的思想因素，来丰富和优化自己。事实表明，经历了新变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仍然蓬勃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不是偶然的，是由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自身的学理优势所决定的。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理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伴随着历史的转型，中国当代文坛进入了一个沸沸扬扬、纷纷扰扰的时期。特别是西方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入、移植和引进，对中国当代文论的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仅仅20年，中国学术界几乎走过了西方文论近一个世纪的学术路程。现当代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批评模式、文艺观念、文艺思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示和演练，经过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过程，出现了一些发育不甚成熟的中国版。中国当代文论的结构正在发生重组与新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面临着严峻的冲击与挑战，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所谓“祛魅化”运动的磨砺和考验。然而各种理论资源和学术思想的碰撞、对话与竞争，只能给科学的文艺理论的发展提供开拓创新的动力和契机，通过承接和吸纳一切有益的、合理的思想因素，来丰富和优化自己。事实表明，经历了新变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仍然蓬勃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不是偶然的，是由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自身的学理优势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具有博大的宏观性质开放的多维视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原理主要是从现实主义文艺现象中总结、提炼、概括出来的理论体系。强调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以真为基础，尽可能地求得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追求的审美理想和价值目标。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重视和尊重文本存在，运用“美学观点”、“人学观点”和“史学观点”对作家作品进行审美的、人文的和社会历史的解读，形成了一种比较严谨的理论系统。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理论是与文本包含着的审美因素、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有机相连的，不同于西方封闭的文本主义文论；从“美学观点”看文艺，认为美学因素作为文本的审美特性，负载着一定的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有别于西方的纯粹的审美主义文论；从“人学观点”看文艺，认为作品中的人文因素是通过具有审美特性的文本表现出来的，作为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发生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与西方的那些具有疏离社会历史倾向的人本主义文论大异其趣；从“史学观点”看文艺，认为作品中的社会历史因素同样是通过具有审美特性的文本表现出来的，作为人的历史必然同历史的人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与那种“只见物不见人”的庸俗社会学、庸俗历史学和庸俗政治学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把对文本的美学研究、人学研究和史学研究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文艺学的美学精神、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和谐统一。与此相联系，还尽可能地把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和对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注意到，文艺研究经常出现一种类似“轮回”、“钟摆”那样的现象。当西方文论热衷于对文艺进行内部规律研究的时候，中国文论恰好把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的研究推向了极端，以至产生庸俗社会学的弊病；当中国文论倾心于对文艺的内部规律进行研究的时候，西方文论又开始突破文本主义文论和形式主义文论的囿限，向社会、历史和人生开放，极大地拓展了文艺外部规律的研究。中国文论的研究重心发生了明显的错位。现在，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家们又紧跟着当代西方学者的脚步，沿着文化研究的路径，从对文艺的内部研究走向对方艺的外部研究。20世纪的西方文论出现了两次重大的“转向”：一次是深入内部研究的语言转向，一次是开拓外部研究的文化转向。至于其他转向，多得难以描述。现当代西方文论总是像“走马灯”那样不断地变换着。后学们具有强烈的反超意识，总想压倒和取代他们的前辈。这个转向，那个转向，转得使人晕头转向。当然，西方文论的不断突破和更新，尽管某一领域和层面可能被片面地发展了，但毕竟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体验，发现了许多新质性因素，为进一步整合和建构更加系统的文论体系提供了可资参照的丰富的有益的思想资源。

内部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为纯粹的文本主义文论和审美主义文论；外部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为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和各式各样的人本主义文论、新人本主义文论。西方文论的内部研究由于脱离文艺的外部规律，不同程度上躲避和逃逸历史或人文。某些历史主义文论，特别是某些科学主义文论作为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往往表现出非人文化、非主体化的倾向。有的人本主义文论和新人本主义文论作为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的研究成果又往住表现出非史化的倾向，即展示出自我化、主观化、内向化、本体化、非理化、幻想化，乃至虚无化的倾向。其实，对文艺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专攻文艺的内部研究，或与外部研究的联系上，侧重对文艺进行内部规律研究，或者专攻文艺的外部研究，或与内部研究的联系上，侧重对文艺进行外部规律研究都是需要的。应当深刻揭示文艺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辩证关系，努力把对文艺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整合起来，建构一个更加有机的理论系统。二、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批判精神

摘要：任何研究必须以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否则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么，文学研究是否可以套用任意理论为框架，所应用理论是否必须为西方文论，却值得深思。对于国内当代的外国文学研究者而言，西方经典文论向来被奉为圭臬。然而，中国古典文论历经数千年沉淀，学术价值厚重深邃，却缘何未受到国内外文学研究者的正视。文章以我国文学学界亟需反思的这一问题，以文学的创新性研究如何以中国文论为指导，如何重构中国文论的话语并重塑自信作论析。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深挖中国古典文论资源，借鉴西方文论的优秀思想和科学方法，构建学术话语体系，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中国方案。

关键词：理论指导；西方文论；中国古典文论

引言

在文学研究领域，改革开放以降，西方文论充斥整个学界。中国经典文论尽管曾经远播海外，如今却患失语重症。在倡导文化多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时代，中国文论不应当仅限于中国文学研究，也应当引入对外国文学的探讨中，这是笔者一直思考的问题。这样既可以充实本国的外国文学分析探赜，也能够给世界贡献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方法和成果，进而建构起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新范式和文论话语权，催生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汇通中外，发出属于中国自身的声音，从而获得在世界文学及外国文学研究学界的更高层次的文化交流平台和话语权地位。随着国内外文学研究迅速发展，论文和专著量增，笔者阅读了近百篇论文和部分专著后深深感到，中国文论虽博大精深，研究者主动言及并积极引入世界或外国文学的研究却鲜有生动实例。笔者认为，中国文学积淀深厚、历史源远流长，曾对世界产生过深刻影响，西方文学中也不乏中国元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将中国文论的精髓引入外国文学研究当中，为世界文学研究贡献睿智的思想和科学的方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尤其在当今，全球规模的文化交流与传播高效简便，沟通频仍，中国的文学成果流传域外，呈几何级数上升态势。在全球性疫情中，中国铿锵地展现强国自信，疫控成效，震撼世界，就中所表现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基础上，“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思想文化精神，给世界文化带来能动性的正面影响。在这样的背景情况下，提出中国经典文论，于文艺批评，人文伦理实践以及人文精神构建，乃至人类文化进步，亦能提供多元分析方法论和睿智的思想资源。推进这个课题研究，学界需要应对和处理的问题，也许体系会比较庞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焦虑症和失语症之种种弊端必然日益显现。抑或从简单到复杂，至有层次，有方法论，有分析思路，构成中外文艺汇通的文理脉路。课题提出本身是一个创新的挑战性课题，辩证地看，焦虑与疑惑一方面是一种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受到推动，求发展的动力，亦是文学研究可持续发展和健康成长所不得不应对和处理的问题。文章以揭示国内文学研究对西方文论的崇拜所致后遗症和问题为意旨，挖掘中国古典文论的思想及其可贵之处，古为今用，中西结合，充分交流，互相补充，互相阐发，以发展中国文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一国内文学研究的现状之我见

方今国内文学研究的关键理论均来源于西方，其俨然已被国内文学研究者奉为圭臬。然则，身为全人类共通的沟通语言，文学理当兼容并蓄吸取中外古今之文明精粹，故恰当的文论皆可作为文学研究的指导工具。遗憾的是，中国文论在同西方文论碰撞之初就已对西方文论顶礼膜拜，因前期未注重彼此平等，遂其后逐渐在文学研究中遗失了自我。诚然，中西文论交流之初，彼时国家社会科学进展较为缓慢，故文学理论发展颇为迟滞。当文学界遍地充斥着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及后现代主义文学等西方文论话语时，中国文论便已然丧失了话语权。除受到西方冲击外，亦因其未重视优秀传统经典，没能建构一套自身特有的话语体例，从而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西方文论的话语体系。诚如学者所言，“如果我们照搬西方文化研究理论，鹦鹉学舌，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大众文化为批判对象，那么首先这个对象就错位了，理论也必然就错位了。”[5]8中西“诗学”委实孕育于差别化的文明根基之上。（“所谓‘诗学’，并非仅指称狭义的关涉“诗”的学问，更是广义的关乎文学全部内在理论的通称。”[11]73）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西方“诗学”一直以来位居核心焦点位置，中国“诗学”并未找准自我定位，因而逐渐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带。孙绍振先生振臂一呼:“二十多年过去了（按：从1995年“失语症”一说至今），重建中国文论新话语的口头响应者尚属寥寥，实际践行者则更是不多。一味‘以西律中’，对西方文论过度迷信，有越来越猖獗之势……老朽已老！年轻人，请站出来，跟西方文论家对话、争鸣！”[6]学界理当摒弃盲目崇拜，理智对待文论，明晰理论指导并非只有西方文论不可，抛弃妄自菲薄、盲目崇拜心理。身处今日之信息爆炸、异域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应当审慎思考。全盘接受、盲目排斥均非上策，理智的、稳健的而非轻率的、情绪化的对待才是良方。然而，当前研究论文多数存在理论与文本“两张皮”的现象，或因研究者理论造诣不够，或因理论与文本缺乏有机结合。而造成问题的根源，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文论植根的土壤迥异于中国传统，故在指导文学作品研究时不能对悉数繁杂语境统统适用；另一方面在于方今国内文学研究的培养对批判思维之锻炼有所欠缺。问题存在于当今研究生培养模式，即：教授们经由课堂讲授，把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通过教材抽象概括出来，而抽象性理论通常是分隔时空条件的一般性结论和客观性规律。的确，学生掌握这些抽象出来的理论，把握住了一些文学研究领域的新观点，建立了一些理论基础，却不会活学活用，未能将理论有机嵌入到文本分析中去，即便勉强努力，也难以做到鞭辟入里，故而经常出现理论阐释与文本分析是两层皮的问题。此欠缺或将使研究者产生理论焦虑症的后果。虽说不同的文学研究者居于各异的研究阶段，但是其研究都需要理论指导，亦有研究价值性的寻觅与需要。因而，打消价值疑惑难题须因研究个体、研究对象而异。若是处在文学研究的实践过程中，那么就得看研究者是否把握住了有意义的研究对象，继而在庞大繁杂的文学理论中，寻找贴切理论指导而迸发思维火花。文学理论指导下的文学研究成果若不仅能启发本学科研究，且于跨学科研究有交叉性指导力，那么该文学理论于文学研究便充满价值，无需纠结是否必须采用西方文论。但观照笔者周遭的文学研究环境，不少研究者已然产生了理论是否有用的疑惑。自后现代主义强调“解构主体”以来，这种理论的价值焦虑症已比比皆是。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王宁认为：“进入本世纪以来，对理论的未来前景不看好者依然大有人在，而且其态度越来越悲观。这尤其体现在毕生从事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英国文学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的著作中。”[9]6文学理论仅仅只能引导本学科吗？是否可以给其他学科一些启示与借鉴？若是文学研究不能提供给其他学科启迪与指点，研究是否有意义？以上种种疑惑都反映了文学理论的价值受到了怀疑和质询。学界出现“理论焦虑”和“价值焦虑”的背后是中国文论欠缺本体意义的理论归纳及同西方文论的平等交流，对西方理论崇拜的错舛造成了对自身文论优势的掩蔽与忽视。学者指出“中西诗学中许多丰富而又复杂的本体意义”[15]20。在当下诗学研究中尚处于遮蔽状态，不难看出，理论焦虑与文学研究者的现实关切和身份认同联系紧密。客观说来，深入到哲学层面或涉及到社会、历史和文化层面的文学理论因面临和解决的困难大大高出文学自身，故理论因其深刻性便对当今文学研究产生长足影响。日新月异的21世纪亦为社会文化“大转型”时期，理论自身亦需蜕变而处于“大转型”中。“模仿马克思的说法，可以说文学理论中‘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6]129，在如同走马灯般变更的文学理论中，关键点并非流派或称谓，而是理论的内在价值。在这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大变革时期，正是中国文论重塑话语权的机遇期。贺学峰教授说：“我国社会科学应着眼于大循环阶段，以建立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3]10中国文论主体性的建构需历代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可以利用中国古典文论首先整理出属于自己的诗学话语，古为今用；另一方面是将西方文论中国化，中西结合，此即文论研究探寻出路的两大策略。

摘要：任何研究必须以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否则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么，文学研究是否可以套用任意理论为框架，所应用理论是否必须为西方文论，却值得深思。对于国内当代的外国文学研究者而言，西方经典文论向来被奉为圭臬。然而，中国古典文论历经数千年沉淀，学术价值厚重深邃，却缘何未受到国内外文学研究者的正视。文章以我国文学学界亟需反思的这一问题，以文学的创新性研究如何以中国文论为指导，如何重构中国文论的话语并重塑自信作论析。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深挖中国古典文论资源，借鉴西方文论的优秀思想和科学方法，构建学术话语体系，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中国方案。

关键词：理论指导；西方文论；中国古典文论

引言

在文学研究领域，改革开放以降，西方文论充斥整个学界。中国经典文论尽管曾经远播海外，如今却患失语重症。在倡导文化多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时代，中国文论不应当仅限于中国文学研究，也应当引入对外国文学的探讨中，这是笔者一直思考的问题。这样既可以充实本国的外国文学分析探赜，也能够给世界贡献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方法和成果，进而建构起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新范式和文论话语权，催生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汇通中外，发出属于中国自身的声音，从而获得在世界文学及外国文学研究学界的更高层次的文化交流平台和话语权地位。随着国内外文学研究迅速发展，论文和专著量增，笔者阅读了近百篇论文和部分专著后深深感到，中国文论虽博大精深，研究者主动言及并积极引入世界或外国文学的研究却鲜有生动实例。笔者认为，中国文学积淀深厚、历史源远流长，曾对世界产生过深刻影响，西方文学中也不乏中国元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将中国文论的精髓引入外国文学研究当中，为世界文学研究贡献睿智的思想和科学的方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尤其在当今，全球规模的文化交流与传播高效简便，沟通频仍，中国的文学成果流传域外，呈几何级数上升态势。在全球性疫情中，中国铿锵地展现强国自信，疫控成效，震撼世界，就中所表现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基础上，“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思想文化精神，给世界文化带来能动性的正面影响。在这样的背景情况下，提出中国经典文论，于文艺批评，人文伦理实践以及人文精神构建，乃至人类文化进步，亦能提供多元分析方法论和睿智的思想资源。推进这个课题研究，学界需要应对和处理的问题，也许体系会比较庞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焦虑症和失语症之种种弊端必然日益显现。抑或从简单到复杂，至有层次，有方法论，有分析思路，构成中外文艺汇通的文理脉路。课题提出本身是一个创新的挑战性课题，辩证地看，焦虑与疑惑一方面是一种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受到推动，求发展的动力，亦是文学研究可持续发展和健康成长所不得不应对和处理的问题。文章以揭示国内文学研究对西方文论的崇拜所致后遗症和问题为意旨，挖掘中国古典文论的思想及其可贵之处，古为今用，中西结合，充分交流，互相补充，互相阐发，以发展中国文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一国内文学研究的现状之我见

方今国内文学研究的关键理论均来源于西方，其俨然已被国内文学研究者奉为圭臬。然则，身为全人类共通的沟通语言，文学理当兼容并蓄吸取中外古今之文明精粹，故恰当的文论皆可作为文学研究的指导工具。遗憾的是，中国文论在同西方文论碰撞之初就已对西方文论顶礼膜拜，因前期未注重彼此平等，遂其后逐渐在文学研究中遗失了自我。诚然，中西文论交流之初，彼时国家社会科学进展较为缓慢，故文学理论发展颇为迟滞。当文学界遍地充斥着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及后现代主义文学等西方文论话语时，中国文论便已然丧失了话语权。除受到西方冲击外，亦因其未重视优秀传统经典，没能建构一套自身特有的话语体例，从而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西方文论的话语体系。诚如学者所言，“如果我们照搬西方文化研究理论，鹦鹉学舌，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大众文化为批判对象，那么首先这个对象就错位了，理论也必然就错位了。”[5]8中西“诗学”委实孕育于差别化的文明根基之上。（“所谓‘诗学’，并非仅指称狭义的关涉“诗”的学问，更是广义的关乎文学全部内在理论的通称。”[11]73）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西方“诗学”一直以来位居核心焦点位置，中国“诗学”并未找准自我定位，因而逐渐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带。孙绍振先生振臂一呼:“二十多年过去了（按：从1995年“失语症”一说至今），重建中国文论新话语的口头响应者尚属寥寥，实际践行者则更是不多。一味‘以西律中’，对西方文论过度迷信，有越来越猖獗之势……老朽已老！年轻人，请站出来，跟西方文论家对话、争鸣！”[6]学界理当摒弃盲目崇拜，理智对待文论，明晰理论指导并非只有西方文论不可，抛弃妄自菲薄、盲目崇拜心理。身处今日之信息爆炸、异域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应当审慎思考。全盘接受、盲目排斥均非上策，理智的、稳健的而非轻率的、情绪化的对待才是良方。然而，当前研究论文多数存在理论与文本“两张皮”的现象，或因研究者理论造诣不够，或因理论与文本缺乏有机结合。而造成问题的根源，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文论植根的土壤迥异于中国传统，故在指导文学作品研究时不能对悉数繁杂语境统统适用；另一方面在于方今国内文学研究的培养对批判思维之锻炼有所欠缺。问题存在于当今研究生培养模式，即：教授们经由课堂讲授，把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通过教材抽象概括出来，而抽象性理论通常是分隔时空条件的一般性结论和客观性规律。的确，学生掌握这些抽象出来的理论，把握住了一些文学研究领域的新观点，建立了一些理论基础，却不会活学活用，未能将理论有机嵌入到文本分析中去，即便勉强努力，也难以做到鞭辟入里，故而经常出现理论阐释与文本分析是两层皮的问题。此欠缺或将使研究者产生理论焦虑症的后果。虽说不同的文学研究者居于各异的研究阶段，但是其研究都需要理论指导，亦有研究价值性的寻觅与需要。因而，打消价值疑惑难题须因研究个体、研究对象而异。若是处在文学研究的实践过程中，那么就得看研究者是否把握住了有意义的研究对象，继而在庞大繁杂的文学理论中，寻找贴切理论指导而迸发思维火花。文学理论指导下的文学研究成果若不仅能启发本学科研究，且于跨学科研究有交叉性指导力，那么该文学理论于文学研究便充满价值，无需纠结是否必须采用西方文论。但观照笔者周遭的文学研究环境，不少研究者已然产生了理论是否有用的疑惑。自后现代主义强调“解构主体”以来，这种理论的价值焦虑症已比比皆是。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王宁认为：“进入本世纪以来，对理论的未来前景不看好者依然大有人在，而且其态度越来越悲观。这尤其体现在毕生从事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英国文学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的著作中。”[9]6文学理论仅仅只能引导本学科吗？是否可以给其他学科一些启示与借鉴？若是文学研究不能提供给其他学科启迪与指点，研究是否有意义？以上种种疑惑都反映了文学理论的价值受到了怀疑和质询。学界出现“理论焦虑”和“价值焦虑”的背后是中国文论欠缺本体意义的理论归纳及同西方文论的平等交流，对西方理论崇拜的错舛造成了对自身文论优势的掩蔽与忽视。学者指出“中西诗学中许多丰富而又复杂的本体意义”[15]20。在当下诗学研究中尚处于遮蔽状态，不难看出，理论焦虑与文学研究者的现实关切和身份认同联系紧密。客观说来，深入到哲学层面或涉及到社会、历史和文化层面的文学理论因面临和解决的困难大大高出文学自身，故理论因其深刻性便对当今文学研究产生长足影响。日新月异的21世纪亦为社会文化“大转型”时期，理论自身亦需蜕变而处于“大转型”中。“模仿马克思的说法，可以说文学理论中‘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6]129，在如同走马灯般变更的文学理论中，关键点并非流派或称谓，而是理论的内在价值。在这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大变革时期，正是中国文论重塑话语权的机遇期。贺学峰教授说：“我国社会科学应着眼于大循环阶段，以建立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3]10中国文论主体性的建构需历代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可以利用中国古典文论首先整理出属于自己的诗学话语，古为今用；另一方面是将西方文论中国化，中西结合，此即文论研究探寻出路的两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