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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的传统在中国渊远流长。在传统文化中,文学历来被作为"诗教",服务于人格培育和道德修炼。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小子何莫学夫《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由于传统社会中文学尚未与其他社会活动分离,它属于广泛的社会行为的一部分。所以,文学教育与其说是侧重文学,不如说更加关注通过文学来达到的文学之外的目的。
照韦伯的看法,现代性的过程乃是一个不断分化的历史进步。所谓分化,在韦伯的社会学意义上说,主要指"去魅化"和合理化,前者是指把宗教的东西与世俗的东西区分开来,后者是指强调人的行为、手段和目标都应符合理性原则。这就导致了两个最重要的分化:世俗的东西和宗教的东西的分化,文化的东西与社会的东西的分离。于是,文学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领域便应运而生。中国虽然是一个世俗的国家,没有强大的宗教传统和势力,但近代以降,文学的发展也依循相似的路线演变。文学从传统社会中的道德重负中摆脱出来,逐渐形成了自律的文化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现,大学堂和书局等现代体制的涌现,为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奠定了基础。讲授文学不但是一种职业,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关怀。新文化运动中许多作家、批评家和学者,他们既是文学家,又是教育家;他们既在大学讲台上讲授文学的一般知识和理论,同时也在通过文学来关注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关注中国的种种问题,从国民性到启蒙和救亡等。现代文学及其教育在摆脱道德说教的同时,又被附加上许多它有时难以完成的重任,诸如"小说界革命","文学救国","以美育代宗教"等等。文学在去掉一些功能的同时,又被赋予另一些技能。但从总体上说,不同于传统的文学教育,近代以来的文学及其教育在创作与社会实践、学术知识和社会关注等方面,似乎保持了较为合理的张力。
倘使我们以这样的格局来透视当代中国大学的文学教育,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大学作为一个制度的产物,作为一个话语生产和传播的场所,作为一种权力的运作,与文学自身内在的激情和灵性,与文学不可或缺的社会现实关怀,与文学作为一种质疑陈规旧习和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手段,似乎存在这相当紧张的关系。我以为,这种紧张至少表现以下几个突出的方面。
第一,大学的制度化正在或已经改变了文学教育的宗旨。从传统意义上说,文学作为道德教化和人格培养,自有其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忽略文学教育的此种功能,很容易导致文学和社会关联的断裂,进而否定一切文学对人格与精神的塑造有积极作用的观念。高度制度化的当代大学文学教育,相当程度上把重点放在一种可替代的知识的传授,而非思想与人生体验。它更加偏重于讲授"什么是文学?",而非"如何作文进而如何作人并认识社会"。所以,文学教育正在把学生作为一个单纯的知识受体,而将教师简单地功能化为学术传授的载体。尽管在正规的大学文学教育中可以使学生知晓许多知识,从某个文学运动,到某种文学体裁,甚至某些作家作品,但是,文学教育与人格修炼完全脱节,与社会关注和人道使命及责任的培育无关。非文学的东西,自然而然地被当作有碍于文学教育的东西排除在外。文学的知识化丧失了它自身的社会有机性和社会实践性,这一方面是大学教育制度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和当前的文学有意淡化与社会关联的倾向有关。诚然,传统的文学教育亦有道德说教的弊端,但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却不容忽视。文学的独立自足的确使文学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它也因此而失去了与社会的深刻广泛的关联。文学教育在其中可以起到什么矫往过正的功能呢?
第二,大学的文学教育在制度化条件下,不可避免地趋向于专门化和职业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中国的大学文学教育,完全是职业化的细密分工的产物。职业化和专门化的结果之一,是学术或知识的分化,文学教育作为一个总体范畴,实际上并不存在,实际存在的是文学史、语言学、文艺学等专门领域,甚至更加具体专门,文学史领域的实际领域乃是古代文学,更有甚者是断代文学史,甚至更加专门的某一时期某一作家或文类的研究。随着学历教育层次的提升,专业便越发具体、细致和局限。一个文学博士很可能只是研究一个比较具体特定领域里的专门问题,博士最好称之为专门家,因为他的学识并不广博。细密琐碎的专业分化使得文学成为"拆碎七宝楼台"。诚然,具体的专业分化使得文学教育的深度和专门性大大加强了,但在有所得的同时亦有所失。教授在专门研究可以达到相当精深的地步,却有可能失去对文学现象的生动活泼的体悟;学生也许会在某些艰深难题上有所突破,却有可能被训练成工具性的存在,丧失具有新鲜活泼的对文学的灵性和敏感。于是,文学教育中充满了后现代式的"微小叙事"。越深专门精深的知识,听众和知音便越是稀少。专门的话语和概念不经严格训练无从领会。更严峻的问题在于,既使在文学教育领域内,不同专业的人之间操不同的术语,谈论不同的话题,彼此之间无法获得一种"通约性"。研究文学理论的人读不懂专门的文学史研究,现代文学研究者可能缺少丰富古代文学的常识,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的现实的。"微小叙事"的盛行标志着"宏大叙事"的衰落,于是,教师和学生皆自满于在狭小的专业领域里穷经皓首,但文学教育与普遍的社会关怀关系疏远了。难怪有人不断地呼吁"人文精神"。难怪有人极力主张人文知识分子真正的角色在于他的"业余性"。
第三,大学文学教育在制度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强调学术规范、教育规范和运作程序,这是制度的权力和权威之表征,也是高等教育本身合理化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大学作为一种现代体制的必然目标。在现实的文学教育中,在不同的学术和学历教育层次上,规范化都是一个重要的游戏规则。课程如何设计,教材如何规范,考核如何客观,作业或论文如何符合写作要求,成绩如何评价,学生素质如何评判,学生如何学,教师怎么教……,一系列的规范意味着合理化已经渗透在大学文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之中。当然,规范化是大学文科教育中极其重要一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问题在于,种种繁琐规矩是有力还是有碍文学及其教育的特殊性。比如说,在论文写作中,技术性的因素往往被突出强调,材料的取舍,文献的运用,方法的选择,表述的规则,观点的提炼,结构与篇章的统筹,都有种种规则来控制。这很容易使得许多技术性的环节压倒了思想的自由及其阐释。一言以蔽之,当代中国文学教育中实际上存在着重视"技"而轻视"道"的倾向。其结果必然是学生的论文越写越规范,技术上越发完善和符合标准,但思想的锋芒和创造性的灵见却日渐率微。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好论文",但有创造性观念的论文却寥寥无几。如此一来,便带来两种潜在的后果:其一,文学教育的规范化和思想火花的激发相去甚远。我们的教育制度培养的和要求的是一些对规范和规则驾轻就熟的工具性人材,而带有创造性和思想家气质的人材却少得可怜。其二,标准总是客观的和公正的,它不会对任何人有任何特殊性,而文学教育和人材培养的特殊性,特殊的素质所需要的特殊的教育,便被同一的规范化所抹杀。如今的大学文学教育成批地生产出同一标准的毕业生,但有独特才能和思想的人难以寻觅。至此,一个问题也许无法绕过:大学文学教育是否隐含着这样的潜在危险?亦即文学教育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培育的重要场所,将越来越趋向于技术官僚性知识分子的塑造。照此发展,人文知识分子自身的社会角色和职业敏感便会逐步丧失,工具理性便大行其道。
今年夏天,东京大学的池田知久教授来北京参加道家国际会议,见面便送给我一篇他新写的文章,题目是“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大学院的亚洲研究”。我在去秋到今春在东京大学研究讲学时,对东京大学近年的教育改革颇为留意,尽管如此,这篇文章的开场白仍然使我吃了一惊:“本文标题采用‘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大学院’,而不用‘东京大学文学部’,是因为1995年随着大学院重点化的实施,‘大学院’已取代‘文学部’成为部门名称。”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浅显的例子来说,几年前我们介绍池田教授,标准的表达是“这是东京大学文学部的池田教授”;而照今年改革后的精神,我们现在就应介绍说“这是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池田教授”。
要全面了解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新变化,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东京大学(下简称东大)及日本大多数大学的建制与英美俄中皆不同,据说源出于德国的制度。东大文科的设置结构在历史上变化甚大。东大初创期(1877—1884)文学部除哲学科外,包括政治学及理财学科、和汉文学科。1885年政治学、理财学编入法政学部,同年文学部和汉分家,分为和文学科和汉文学科。在帝国大学时代(1886—1895),人文学科已形成文、史、哲、语言的基本学科内容。到东京帝国大学(1897—1945)初期则明确确定文学科、哲学科、史学科三大学科的人文学科结构。这种结构一直维持到二战结束,1946年时三大学科共21个专修科(专业)。1947年恢复东京大学,旧的专业名称如“支那哲学”“支那文学”改称“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取消了文史哲三“学科”,而使19个专修学科都自成为“学科”。中国哲学也成为19个学科之一。1963年,文学部的21个专修课程被重新归入四个新的大类:第一类文化学,第二类史学,第三类语学文学,第四类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所包括的也就是以前哲学学科的内容,但从大类的名称上说,“哲学”第一次消失了。90年代的改变也可以说在60年代已经开始。这样的四大类结构至今未变,只是不断加以局部的调整。1988年,把原属“文化学”中的印度文学改入“语学文学”类,把原属“文化学”的美术史改入“史学”类,又把第四类“心理学社会学”改称为“行动学”。1994年,类与类名未变,但专修课程的名称(相应地研究室的名称)作了较大改变,“中国哲学”改为“中国思想文化学”,“国史学”改为“日本史学”,“国文学”改为“日本文学”,“印度哲学”改为“印度哲学佛学”等。此外还增设了朝鲜文化、澳洲语言(土著)等亚洲文化研究的课程。1995年,学科的四大类更名为:一思想文化学科,二历史文化学科,三言语文化学科,四行动文化学科。四大学科共26种专修课程,如中国思想文化学专攻即26者之一。四大学科全部变为“文化学科”,这种名称上的汉字形式的改变无疑体现了东大人文学研究注重向“文化研究”发展的一种变化动向。在1995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的“修习注意”中说:“本专修课程领域甚广,研究时代可从上古(甲金文)至现代(、新儒家)各时代中选择。领域包括中国思想、哲学,及其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和文化(语言、艺术’风俗’生活史、女性史)、宗教(道教、佛教、民间宗教)、科技(天文、医学、农学)背景,可从中选择。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沟通、中国与日本及中国与西洋思想之比较。”这个的例子可以使我们具体地了解这种变化的内涵。
东京大学大学院各研究科以及各学部中,“综合文化学科”可能是最具特色而且最值得注意的。东大各学部皆设在东京市内的本乡校园,综合文化学科则与各学部不同,设在距市中心较远的驹场校区,属教养学部。据说文部省新的政策精神是取消国立大学的教养学部,而东大的教养学部却得以保存,此端赖其综合文化学科的活力及表现。综合文化学科的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硕士课程有七大类,其中“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设比较文学比较文化课程24门,“地域文化研究”专业设课程达48门,“文化人类学”专业设文化理论、文化过程、社会人类学等课程27门,虽然其中含有不少演习课程,但其课程开设的数量确实令人惊叹。七类之外,在“广域科学”专业中还有科学史、科学哲学及大量边缘交叉学科。综合文化学科产生的历史也许有其特殊的缘由,而这一学科已经成为今天东大最具活力的一个部门,也是东大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文教交流特别活跃的一个学科点,相当突出地体现了“文化研究”在现代教育中的巨大能量。
至少自1963年以来,东大的教育一直维持着“大学—学部—学科—专修课程”的主体结构,例如现在的文学部—思想文化学科—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思想文化学科下有七个专业:哲学(专指西方哲学)、中国思想文化学、印度哲学佛学、伦理学、宗教学宗教史学、美学艺术学、伊斯兰学。学部主要担当本科教育的责任,故以学部为部门名称的作法体现了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方针。东大的本科生考入后先在教养学部修完两年前期课程,然后进入学部,选定一个专业修后期课程。如选定文学部的思想文化学科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就不必修思想文化学科的其他六种专业课程。每一专业都规定了后期课程在该专业应修的科目和学分,一般学生在三、四年级应修科目6—8项不等,需完成专业学分约40—44个。如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社七种必修科目:中国思想文化学概论、中国思想文化史概说、中国语中国文学、中国史、中国思想文化学特殊讲义(专题课)、中国思想文化学演习(资料课)、毕业论文,共44学分,其中毕业论文12学分。此外还要必修东洋史、中国语中国文学等文学部的其他科目若干学分。在“学部—学科—专业”的结构下,专业与研究室相对应,如思想文化学科有七个专业,即有七个研究室,分别承担其专业课程。整个文学部26个专业,即有26个研究室,类似我们的教研室。1995年全文学部各研究室共115人,其中教授77人,副教授33人,外国人教师5人。其中思想文化学科(哲学类)25人,教授19人,副教授6人。另外,每一研究室聘1—2名助手,一般聘期为2—4年,多由新毕业的博士生充任。教员的数量比我们(如北大)是要少得多了。
东京大学的文学部相当于中文一般说的“文学院”,现在台湾的大学如台大、政大、辅大等也还都有文学院,作为大学和系之间的一层机构。但日本的情形不同。首先本科学生一二年级在教养学部,三四年级便直接进入学部下的专业,由研究室来管理,这是教育上的最大不同。其次,文学部下面没有“系”一级,学科或在名义上也可称为系,但并不存在这样的实体机构,学科或系亦无实体的功能,一切都是由文学部来管辖,而以研究室为教员人事和预算执行的基本单位,这是体制上的最大不同。在这种体制下面,显然教育的重点是落实到专业的教育;由于较早进入专业,本科毕业时的专业水平比较高。但由于从教养学部一下子进入专业研究室,学科的统一性不被强调,学科的整合意义没有了。一个后期学生从三年级起在专业研究室的团体中学习和活动,这是集体文化和专精技术结合的例子,但一个进入中国哲学专业的三年级学生,在此前和此后,似乎都没有一个机制保证他学得必要的哲学类课程。从我们习惯的“哲学系”的立场来看,其长处和短处还值得研究。
[摘要]针对经济及相关学科文献出版数量庞大的现状,本文利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1996—2007年广西大学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引文情况进行统计调查与分析讨论,试图通过统计分析掌握经济研究文献需求及利用的规律,为馆藏经济文献资源建设提供客观依据。
[关键词]硕士学位论文;引文分析;文献需求
引文分析是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科学文献的各种引证现象进行分析与评价,以揭示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征或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性的文献计量学方法。通过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引文的统计与分析,可以反映出研究生对文献的吸收能力和创新水平,掌握其对文献的需求特点。目前已有一些研究分析博硕士学位论文引文的文章,但是有关经济学科的学位论文引文的研究还未见报道。经济学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在社会科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经济及相关学科文献出版的数量庞大,高校中普遍设置有经济专业,研究生招生也很强势。因而有必要通过引文统计与分析,以一斑窥全貌,了解和掌握经济学科文献需求及利用的规律,为馆藏经济文献资源建设提供客观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996—2007年,由于个人计算机及网络的普及使图书馆提供服务的方式及读者对图书馆利用的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统计的时间段选取能反映读者使用文献的规律和未来的趋势。本文调查统计的样本来源于广西大学商学院1996—2007年提交给图书馆的政治经济学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印刷文本,选定的论文题名页上学科一栏皆标识有“政治经济学”。具体统计方法是把每篇论文的题目、年代、引文数以及每条引文的类型、语种、年代、期刊引文的刊名等列在Excel表中,充分利用方便快捷的办公自动化工具进行统计分析。一篇学位论文中两次或两次以上引用同一文献,本文按其实际引用的次数计算,总计收集了139篇论文,总引文量为6323篇。通过引文分析方法从引文量、引文类型、引文语种、引文年代等多角度进行了相关的统计与分析。
2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民族院校大学语文课程的现实困境
(一)任课教师的专业方向不确定
现在虽然很多高校都设有专门的大学语文教研室,也有专门负责讲授大学语文课的教师,但大学语文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授课教师中绝大多数都是中文专业出身,其中有文艺学、古代汉语、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等方向,而大学语文却不是中文专业中一个具体的研究方向。这些老师,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重心都在大学语文课程上;但在科研工作中,具体往哪个方向发展,是比较模糊和不清晰的,很多老师都依据以前硕士或是博士的专业方向来开展科研工作,进行课题的申报、论文的写作等等,这就造成了教学方向和科研方向相互脱节,也造成了教师工作精力的分散。不利于教师自身的成长;特别是在评定职称的时候,这种矛盾就更加凸显出来。现在有些国内的重点高校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的小方向中,有一个就是大学语文。这可能也给专职大学语文教师发出了一个良好的信号。在民族院校中,大学语文教师专业方向不清晰的这个问题是更加突出的,这不仅仅影响教师自身今后的发展,也不利于大学语文课程整体的进一步优化。
(二)编写的教材不适合少数民族学生
作为教学内容载体的教材的选择,是教学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民族院校学生语言和思维的特殊性,要求在开设课程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版本很多,笔者手头就有十几个版本,虽然各俱特色、有所侧重,但其编写的背景都是以母语为汉语的学生为前提的,学生需要具备一定的汉语水平和汉语思维模式,并且,选取的篇目中极少有涉及少数民族文学或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这种情况使得少数民族学生在语言和文化背景上,缺乏认同感,甚至是强烈的陌生感。这就要求我们要对当前现有的大学语文教材进行有目的地选择,选择适合本民族院校学生情况的教材,或者组织本校教师自编适合本校实际情况的教材。这样就可以考虑到学生受众体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例如,在自编教材时,可以选择经典的少数民族文学篇目,拉近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亲切感,同时也能让汉族学生对经典的少数民族文学文化有所了解。
(三)大学语文课定位不清晰
摘要:毕业论文是高校实践教学的重要一环,对于检验大学生的学习成果、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大学生的专业素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质量一直令人担忧,应用型本科院校亦是如此。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应结合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在毕业论文撰写的各个环节中,注重对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强化过程管理,加强论文质量监控,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毕业论文;问题;改革
一、毕业论文撰写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论文选题环节
要完成毕业论文写作,涉及到选题、收集查找文献、阅读分析文献、编写提纲、反复修改等多个环节,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而选题则是这“万事开头难”的第一步,这一步的成败也决定了论文的质量的高低,以及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的大小,因而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对待。从我院近几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指导的实践来看,论文选题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文学”与“语言”比例失衡。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选题大致可分为文学与语言两大方向,但事实上,学生在选择的时候,却一边倒的倾向于文学类,选择语言方向的寥寥无几。而在文学内部而言,又出现了内部不平衡现象,即选择文学文本研究的远高于文学理论研究,选择文学理论研究的屈指可数。2.选题陈旧、重复,创新性不足。很多学生为了写作起来较为简单方便,往往不会选择新颖的题目,很多题目也是年复一年地出现在学生的论文中。如《伊丽莎白的婚恋观》《陶渊明的田园诗艺术特征》《<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等。这些题目因老师上课重点讲授、相关资料较多,而受到学生青睐,随便找几篇文章拼凑而成即可。另外,较为容易的题目大家都会选择,因而在论文开题中,会出现选题重复的现象。很多论文的结论已经是通说,没有多少可挖掘的空间。
(二)论文写作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