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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园区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宗旨

建设高新区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及全国科技大会精神，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举措。服务平台的建设，旨在整合科技系统、高新管委会等各方资源，搭建一个集项目储备、项目咨询、知识产权服务、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科技企业孵化、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科技金融服务等于一体的科技创新服务窗口，有效帮助企业解决科技创新过程中的技术、信息、资金、人才等问题，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产品竞争力，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高新区区域创新体系，推动高新区创新型产业集群升级发展。

高新园区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主要建设内容

在当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环境下，综观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企业创新要素离不开信息、技术、资金、人才、市场等，建立高新园区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必须围绕企业创新的需求开展工作。笔者结合高新区实际情况，确定高新园区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主要建设内容为：高新区科技创新网络服务平台、高新区科技创新服务体系、为高新区内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服务示范。

（一）构建科技创新网络服务平台

1.搭建文献资源服务平台整合现有科技网络资源，通过技术上的集成链接，整合相关网络信息资源与数据库，从实物资源、网络数据库和集成服务三个层面上搭建资源丰富、开放共享、技术先进、服务便捷的文献资源服务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功能公用，从而为高新区创新型产业发展提供信息资源支撑。

提要：本文通过考察朝廷、官府和社会力量对清代江南瘟疫救疗的态度、政策和因应措施，指出：清代江南的疫病救疗，虽国家缺乏制度性建设，但因江南社会力量和医疗资源的活跃和充裕反使其内容更见丰富。嘉道以降，江南日常救疗设施数量激增，并由纯粹的慈善机构逐步向经常、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设施演进。此中，国家和官府同社会力量非但未见日趋严重的对立，相反出现了更广泛的合作，国家和官府具体职权亦未见退缩反而有所扩展。社会力量活跃的意义不在于像西方那样促成民主和自由的发展，而主要是弥补了官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国家在民生政策方面缺乏制度性规定的缺陷。

关键词：清代江南瘟疫社会变迁国家与社会

人类历史上的疾疫，在很长时期内，一直是历史学家的“漏网之鱼”，直到1970年代，这一状况才开始在西方史学界出现转机，随后，大约从198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从社会史的视角对历史上疫病的研究在中国海峡两岸逐步兴起[1]。在目下的明清疾病史研究中，主要的还是医史学界从技术史角度对古今病名对照、疫病内涵与流变以及疫病治疗等疫病本身内容的探讨[2]，国家和社会各界对疫病的反应等内容，除梁其姿等少数人在一些论文中有所论及外[3]，迄今尚无专门系统的论述。显而易见，疾病，特别是其中的瘟疫，并非只是一种个人的生理现象，也是关系到社会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这就意味着，有关瘟疫社会反应的探讨，乃是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

跟一般的疾病基本只与病人及其亲属直接相关不同，瘟疫一旦发生，就关乎整个社会。尽管不是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次瘟疫都会引起上至朝廷、下达病家的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救疗，但总体而言，社会各界对瘟疫的发生都会做出了各自不同的对策[4]。从这些对策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发展变化，而且还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当时的社会反应机制以及国家和社会间的关系。

一、朝廷和官府

在历史上，特别宋元时期，国家曾对瘟疫的救疗采取过较为积极的政策，比如，朝廷要求各地设立救济贫病的惠民药局，在大疫之年设置病坊收治病人等[5]。不过，到了明代，国家政策开始逐渐转向消极，只有惠民药局的政策仍予继承，而且，明中期以后，也普遍没落，渐由原本的经常性药政机构演变成在灾难时才开启的公共卫生机构[6]。进入清代后，这一趋势也未随着新王朝的朝纲重整而得到扭转。清朝的统治者在各地设立惠民药局的指令都没下达，所以，江南地区大多数明初建成的惠民药局到清代多已“今废”[7]，仅少数仍在瘟疫之年作为临时施药之所而偶尔发挥作用[8]。而仍在发挥日常施药功能的就笔者所见，惟康熙时德清县的药局，据康熙《德清县志》记载：“拯疾，本县惠民药局，每年动支，无碍官钱，则令医生收买药材，修制药饵，遇人及禁囚有疾，诊视治疗。”[9]这自属于官方对瘟疫的救疗，不过它只是官员个人的行为，与当时国家的政策无关。清代国家对地方医疗资源的制度性建设，大概只有对地方“医学”的设置，清官制规定，“府正科，州典科，县训科，各一人（俱未入流——原注），由所辖有司遴谙医理者，咨部给札”[10]。仅凭一介不入流的小吏欲对一个州县的医药和救疗起到切实的管理作用，显然不切实际。因此这种设置至多也只有象征意义，而且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比如，在德清，“医学，署缺建，但寄治药局而已”[11]。而清中后期的一些方志则往往标明“今废”[12]。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背景及问题的提出；股指期货在我国可能面临的风险；股指期货管理的对策等进行讲述，包括了交易所与其会员之间存在的结算风险、期货经纪公司面临新的风险、期货经纪公司面临新的风险、我国投资者缺乏投资意识,投机气氛太浓、技术风险、股指期货的系统性风险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股指期货这样的风险管理工具事关我国金融安全,一旦被他国抢先推出,不仅不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健康的发展,造成资源和利润外流,还可能被国际投机机构所利用,从而威胁我国金融体系。本文则分析了股指期货在我国可能面临的风险,提出了几点对策。

【关键词】我国股指期货风险管理研究

一、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我国已经具备了开展股指期货的条件。在制度上,我国的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由中国证监会统一监管,具有统一的监管体系在市场上,股权分置改革的实施和证券基金的发展,使得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的规模及类型增加;证券市场上的成交量、成交额、上市公司数量、市场换手率等明显增加;在技术上,我国目前已有自己科学合理的股指(如沪深300指数)。

就在我国证券市场统一指数及股指期货等衍生产品迟迟未能推出之际,海外指数编制机构纷纷瞄准这一空缺,编制各自的中国统一指数并投放市场。比如,道琼斯与中国一家媒体合作推出了中国600指数。在去年10月,美国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以中国铝业、中国人寿、中国电信等16家能代表行业和经济总体格局的中国大企业构成的中国股票指数为标准的,推出中国股指期货。这势必影响我国在世界上的金融地位,不仅使大量国际资金出于对冲国内市场系统风险需要流入他国,而且为国际炒家在他国市场上操纵国内指数产品提供了方便之门,并成为我国难以控制的风险源。

关于道家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作用，存在着几乎截然对立的观点。李约瑟认为：“事实上，在中国，确实一切科学技术的成长都和道家是分不开的”[1]。而包括郭沫若、冯友兰在内的众多著名学者则把道家视为“蔑视文化的价值，强调生活的质朴，反对民智的开发，采取复古的步聚”[2]的没落思想代表。取调和立场者则认为存在着“道家科学作用的二重性；操作层次的实际贡献与思想层次的消极影响”。[3]在笔者看来，过往的论者对道家思想中的若干概念未能作更为细微的分析，例如将技巧与机械视为一体，将技巧与技术混为一谈；高扬了道家思想的美学价值，贬抑了它的实践价值。本文试图从最为论者偏爱的《庄子》切入，从分析《庄子》中刻划的多项技术及其人格化——工匠出发，解读庄子贬斥语文却推崇意会，赞美技艺却否定机构，崇尚自由却鼓吹历史倒退，这一《庄子》技术观之迷，阐明庄子对提炼古代技术特征，揭示技术的社会本质所作的独特贡献，及其技术异化思想的人文价值。

一、古代技术的诀窍性质

先秦经典中，《墨经》和《考工记》是记述当时中国科技成就最集中的文献。《庄子》中，虽然也提出或反映了天文学的昼夜说，声学的共振现象，液体的浮力性质等等，但就其在科技史上的贡献说来，比起前两者则是小巫见大巫了。《庄子》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刻划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工匠劳作形象，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Jū＠①倭承蜩，津人操舟，梓庆削Jù＠②，匠石斫垩，东野御车……透过《庄子》对这些古代“技术员”的描绘，我们可以发现古代技术与近现代技术的实质区别，从而认识言传已知与意会已知二分法在历史上的合理性。

庄子笔下的古代技术有这样几个特征：(1)无论是屠夫、木匠、石匠、船工，还是斗鸡者、捕蝉者、游水者等都是个体劳动者。当然，建筑、铺路、造船、治水等肯定是协作的产物，但是它与工业化的高度分工前提下系统性的有机合作显然是两码事。(2)民之能否称其为匠，划界标准在于手中有没有“绝活”。庖丁贵在“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qī＠③，xū＠④然向然，奏刀huō＠⑤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以下出自《庄子》只注篇名）。轮扁贵在“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他却能做到“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天道》）。＠⑥倭承蜩，贵在“犹掇之也”（《达生》），东野御车贵在“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达生》）……他们的技术表演出来，“见者惊犹鬼神”。当然，匠人不能离开各自的工具去操作，但是彼时的工具无非构造简单，制造容易的刀、斧、杆、鞭之类，功能无人不晓，使用无人不会，但是不同的人使用同样的工具所达到的效果却有天壤之别，工具与操作相比不能不处于从属的地位。在近现代技术体系中，工具系统精密复杂，操作方法简便易学，生产效果更多地取决于硬件的先进程度，恰与古代匠人的手艺占主导地位截然相反。(3)各路匠人的绝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庖丁之“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⑥之“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梓庆之“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达生》）等均是某种专注、静思以至坐忘等意念功夫的表现，而这一技术之又魂又是难以诉诸文字的，庄子于是在轮扁斫轮的寓言中提出了意会之知高于言传之知的论断，其论据是，斫轮之术“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知，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槽魄已夫！”（《天道》）。

诸多论者从《庄子》关于工匠技艺的描绘中，得出了庄子“反对向外求索知识，主张向内体悟‘知识’”，“竭力推崇‘口不能言’的神秘主义个体技能体验”，“反书本知识，反理性分析”，“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的否定结论[4]，笔者认为有失偏颇。庄子以及道家的确具有高扬直觉，贬低理性的神秘主义倾向，但这一倾向主要来自他的人生观，社会历史观。《庄子》对古代技艺是一种“绝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概括，显然有某种诗人的夸张，然而这是以真实为核心的夸张，不是背谬真实的虚构，《庄子》之被人们长期忽视的重要思想价值之一正在于他抽象出了古代技术（尤其是中国古代技术）与近现代技术相区别的特征。

关于中国古代技术与近现代技术的区别，已有许多讨论。梁从诫先生通过深入细微的比较研究后指出，以明代《天工开物》为代表中国古代技术的特征是，“第一，没有理论基础，第二，没有准确的定量描述，什么‘高约丈余’，‘水微温’等，按照它的讲法你没法重复做。所以中国古代技术有个失传的问题。因为都是老师傅把着手教，完全靠经验，师傅很难以通用的语言讲清楚，因为中国缺乏一整套科技术语…”。关于古代典籍中的插图，“明朝末年中国有名的插图本类书《三才图会》，其插图之原始，之不准确，实在惊人，连示意图的水平都不够…中国古代因为几何学不发展，没有画法几何，没有透视，所以《天工开物》里画出来的人和物都是扭曲的…中国古代插图中也有伦理中心主义的表现，主观认为重要的就夸大，不管实际的比例大小。”[5]梁先生这里所说的看重经验而缺乏理论，缺乏精确的语言和绘图，只可意会而无法重复，师徒相承导致失传等等，可以视为《庄子》对技术的寓言式概括的现代诠释和引伸。

关于道家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作用，存在着几乎截然对立的观点。李约瑟认为：“事实上，在中国，确实一切科学技术的成长都和道家是分不开的”[1]。而包括郭沫若、冯友兰在内的众多著名学者则把道家视为“蔑视文化的价值，强调生活的质朴，反对民智的开发，采取复古的步聚”[2]的没落思想代表。取调和立场者则认为存在着“道家科学作用的二重性；操作层次的实际贡献与思想层次的消极影响”。[3]在笔者看来，过往的论者对道家思想中的若干概念未能作更为细微的分析，例如将技巧与机械视为一体，将技巧与技术混为一谈；高扬了道家思想的美学价值，贬抑了它的实践价值。本文试图从最为论者偏爱的《庄子》切入，从分析《庄子》中刻划的多项技术及其人格化——工匠出发，解读庄子贬斥语文却推崇意会，赞美技艺却否定机构，崇尚自由却鼓吹历史倒退，这一《庄子》技术观之迷，阐明庄子对提炼古代技术特征，揭示技术的社会本质所作的独特贡献，及其技术异化思想的人文价值。

一、古代技术的诀窍性质

先秦经典中，《墨经》和《考工记》是记述当时中国科技成就最集中的文献。《庄子》中，虽然也提出或反映了天文学的昼夜说，声学的共振现象，液体的浮力性质等等，但就其在科技史上的贡献说来，比起前两者则是小巫见大巫了。《庄子》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刻划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工匠劳作形象，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Jū＠①倭承蜩，津人操舟，梓庆削Jù＠②，匠石斫垩，东野御车……透过《庄子》对这些古代“技术员”的描绘，我们可以发现古代技术与近现代技术的实质区别，从而认识言传已知与意会已知二分法在历史上的合理性。

庄子笔下的古代技术有这样几个特征：(1)无论是屠夫、木匠、石匠、船工，还是斗鸡者、捕蝉者、游水者等都是个体劳动者。当然，建筑、铺路、造船、治水等肯定是协作的产物，但是它与工业化的高度分工前提下系统性的有机合作显然是两码事。(2)民之能否称其为匠，划界标准在于手中有没有“绝活”。庖丁贵在“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qī＠③，xū＠④然向然，奏刀huō＠⑤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以下出自《庄子》只注篇名）。轮扁贵在“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他却能做到“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天道》）。＠⑥倭承蜩，贵在“犹掇之也”（《达生》），东野御车贵在“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达生》）……他们的技术表演出来，“见者惊犹鬼神”。当然，匠人不能离开各自的工具去操作，但是彼时的工具无非构造简单，制造容易的刀、斧、杆、鞭之类，功能无人不晓，使用无人不会，但是不同的人使用同样的工具所达到的效果却有天壤之别，工具与操作相比不能不处于从属的地位。在近现代技术体系中，工具系统精密复杂，操作方法简便易学，生产效果更多地取决于硬件的先进程度，恰与古代匠人的手艺占主导地位截然相反。(3)各路匠人的绝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庖丁之“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⑥之“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梓庆之“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达生》）等均是某种专注、静思以至坐忘等意念功夫的表现，而这一技术之又魂又是难以诉诸文字的，庄子于是在轮扁斫轮的寓言中提出了意会之知高于言传之知的论断，其论据是，斫轮之术“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知，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槽魄已夫！”（《天道》）。

诸多论者从《庄子》关于工匠技艺的描绘中，得出了庄子“反对向外求索知识，主张向内体悟‘知识’”，“竭力推崇‘口不能言’的神秘主义个体技能体验”，“反书本知识，反理性分析”，“违背科学发展规律”的否定结论[4]，笔者认为有失偏颇。庄子以及道家的确具有高扬直觉，贬低理性的神秘主义倾向，但这一倾向主要来自他的人生观，社会历史观。《庄子》对古代技艺是一种“绝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概括，显然有某种诗人的夸张，然而这是以真实为核心的夸张，不是背谬真实的虚构，《庄子》之被人们长期忽视的重要思想价值之一正在于他抽象出了古代技术（尤其是中国古代技术）与近现代技术相区别的特征。

关于中国古代技术与近现代技术的区别，已有许多讨论。梁从诫先生通过深入细微的比较研究后指出，以明代《天工开物》为代表中国古代技术的特征是，“第一，没有理论基础，第二，没有准确的定量描述，什么‘高约丈余’，‘水微温’等，按照它的讲法你没法重复做。所以中国古代技术有个失传的问题。因为都是老师傅把着手教，完全靠经验，师傅很难以通用的语言讲清楚，因为中国缺乏一整套科技术语…”。关于古代典籍中的插图，“明朝末年中国有名的插图本类书《三才图会》，其插图之原始，之不准确，实在惊人，连示意图的水平都不够…中国古代因为几何学不发展，没有画法几何，没有透视，所以《天工开物》里画出来的人和物都是扭曲的…中国古代插图中也有伦理中心主义的表现，主观认为重要的就夸大，不管实际的比例大小。”[5]梁先生这里所说的看重经验而缺乏理论，缺乏精确的语言和绘图，只可意会而无法重复，师徒相承导致失传等等，可以视为《庄子》对技术的寓言式概括的现代诠释和引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