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半期总结范文精选

一、工作措施 为了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全体高三师生都要振奋精神，真抓实干，勤奋努力，讲求质量，提高效率。

（一）、思想工作

1、班风、学风建设

良好的班风，学风是胜利的保证。全体师生都应高度重视班风、学风建设。应加强对学生的正确引导，充分发挥学生干部和优秀学生的带头、榜样作用，切实搞好班风、学风建设。

良好的班风要求：

树正气，以讲政治、讲纪律、讲学习为德；以关心集体、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为乐；以积极向上，勤奋努力，成绩优良为荣。整个班级体班风正，显得朝气蓬勃。

中学期末工作总结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弹指间一学期就这样过去了，在过去的这一学期里，我校在上级党委和学校主管部门的领导下，教师发扬“求实、务实”的工作作风，学生乐学，身心健康，整个学校出现了朝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取得了斐然的成果，受到了上级领导、社会、学生及家长的好评。

一、教师团结协作，教学效果好。

本学期，我校上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共三十多人，其中青年教师占了大多数。大家不分年龄大小，共同进步。首先，每个同志转变了教学观念，用先进的现代教育理念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其次，相互听课，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本学期大家均参加了教学竞赛活动，同时又是教研活动，由教导处牵头，教研组具体实施，使我校教研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每次教研活动教师们积极主动，课堂上师生互动好，课堂气氛活跃，和谐，学生注意力集中，且学校领导积极参加，教研活动以该科教师为主，但又不分文理科，该节课无课教师人人参与，人人发言，取他人之长，补已之短，到达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目的。各年级同科教师资料共享，特别是数学科，历史教师配合好，初三、初一数学名列全区第一，初一历史名列全区第二其余学科分别为：二年级地理3名，三年级语文第2名，三年级物理第3名，三年级体育1名。

二、学月考试不走过场，教师认真负责。

本学期，我校坚持一月一次的调研考试，每次考试之后，各年级组认真小结，找准问题的原因，及时改进不合理的教学方法。特别是初三调考，每次考试之后人人发言，人人进行试卷分析，一调，二调，三调考试，我校均获得全区1——2名的好成绩，并把我校务实管理，狠抓教学质量的经验在区校长及年级主任会上交流，受到领导和同行的好评。每次学月考试、半期考试、初三调考、期末考试，对于年级前10名，班前10名，每生学校均给予奖励。并在家长会上发奖，戴红花。本学期我校开了2次家长会，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家长对我校的管理，质量是满意的。

目前，被各家称之为方志起源之书的还有许多，如有人列举了前述之鲁《春秋》、晋《乘》、楚《梼杌》，以及宋、齐、周的《春秋》、《周志》、《郑志》等;有人列举了《山海经》、《禹页》、《越绝书》、《南阳风俗传》、《华阳国志》等。虽然这些古代典籍与后世之志书有很大的区别，但还是被学界认为是志书的起源。这些古代图籍大都为成书较早的诸侯国或郡国史书，即使地理书性质较为突出的《山海经》与《禹贡》，其记史性质也是不可否认的。所以，北宋著名志家李宗谔说:“地志起于史官，郡记出于风土”，主张修志应该“举春秋笔削之规，遵史官广备之法”［5］。目前学界关于方志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有主张“志源于史”，有主张“志源于地”，有主张“亦史亦地”，有的甚至认为中国志书起源于甲骨文［6］。其实，上述所有列举为方志起源之书的典籍与后世正式定型的方志之书相比，都只是具备了某一个方面的因素，正是在长期不断借鉴融合的过程中，才最终形成了后世有完整体例和固定记载内容的志书。因此，志书并非起源于哪一类古籍，更不是起源于哪一种古籍。这与史书的起源一样，我们只能说某一史籍是现在最早的史书，而不能认定史书就是起源于哪一部史书。上述古籍既是志书的源头，也是史书的源头，正是这些古籍汇成了志书和史书共同发展的历史长河。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志书更多的起源于记载地域、地理与诸侯郡国历史的史书，而史书包括的范围更广。到了近代，志书从这一志、史同源的长河中分流出来，形成了具有独立地位的方志学。由此可以看出，志书与史书是同源的。正如章学诚所言，“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7］。

一、从方志的发展看:志、史相伴而行

一般来说，志书经历了全国性区域志、地理志、图经、地方志的发展阶段。按其发展的成熟程度而言，大致分为汉唐魏晋南北朝的形成与初步发展时期、隋唐宋元的完善与成熟时期、明清的全盛与方志学形成时期［2］。如果把民国后方志学的发展也包括在内，则有民国与新中国成立后方志与方志学的现代形态转型，并获得大发展的时期①①。在方志学形成独立学科前，方志的发展与史学的发展是并行的，有时甚至是合一的。严格来说，被称为志书渊源的各种先秦古籍其实都只是在某个方面具有后世志书的因素。真正形成约定俗成的体例，并且有广泛记载内容的志书是在汉以后。班固《汉书•地理志》从方志的角度来说是一部以当时行政区划为纲的全国区域志，从史书的角度来说，首创后世历代正史地理志体例，“为各朝代汇纂图经总集、地理总志创立了模式”［8］。西晋挚虞作《畿服经》，该书除叙述地理风俗外，还增添“先贤旧好”等人物事迹，开创了方志记载人物事迹的先例，从而突出了记史的属性，为历代方志学家盛赞。我国最早以志名书者为西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该书集历史、地理、人物于一编，从而具备了方志的雏形，被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较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而这些公认的方志古籍同时又是非常著名的史学名著。隋唐宋元时期，地方志经历了图经到方志的阶段。唐宋元中央政府都制定了较为完整的图经定期编呈制度，并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图志、图经和方志，如唐李吉甫纂著的《元和郡县图志》、宋李宗谔等编纂《祥符州县图经》，元札马剌丁等主持编撰的《元一统志》等。从体例上看，唐代形成了图、志兼括之体，《元和郡县图志》是其开创之作，宋《祥符州县图经》继承此体;到南宋，志书体例已有平列门目体、纲目体和史志体三种类型，完成了古代图、志、籍的融合。从内容上来看，这一时期志书都从偏重地理记载转向人物、政事的记录。这一时期的方志作者大都将方志纳入史书行列，认为“史志同义”。元代张铉在主修《至正金陵新志》以志拟史，他对该志各部分的作用进行了如下表述:“首为图表，以著山川郡邑，形势所存;次述通纪，以见历代因革，古今大要;中为表志谱传，所以极天人之际，究典章文物之归;终以摭遗论辨，所以综言行得失之微，备一书之旨。”他将司马迁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引为撰志宗旨，并一反修志“隐恶扬善”的传统，提出志书应实录“是非善恶”，尤其是人物志，要“巨细兼该，善恶毕著”［9］，这也是把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笔风运用到修志实践中，将方志修为信史的一种尝试。由此可见方志书与史学之关系。明清时期是中国方志发展的全盛时期，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的后期，形成了具有独立地位的方志学。然而即使是已经独立发展的方志学，其与史学的联系也是极为紧密的。这突出表现在中国传统方志学的开创者之一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中。章学诚在其重要的史学与方志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中论述了志书的性质、编修原则与方法。他认为，“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文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7］因此，他认为志书就是“一国之史”，即古代“列国史官之遗”。据此，他主张修志应该遵循史家修史的原则与方法，即要有“史家法度”。从他论述的修志原则与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实际上就是认为修志即为修史。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方志学与史学的紧密关系。

二、从方志学的转型看:志、史互相促进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期，随着西方进化论思想传入我国，传统史学与传统方志学都遭到了猛烈的冲击，因而发生了史学与方志学由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化的现象。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方志学与史学互相促进，从而形成了近代方志学与近代史学。为进化论在中国传播作出重大贡献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新史学》一文，最早提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他将进化论理论来改造中国的旧史学，提出了“民史观”，主张重视下层民众在史书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后，他撰写了一系列方志理论著作，主要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1924年)、《说方志》(1924年)及《龙游县志序》(1925年)。他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中将“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并列，最早提出了“方志学”这一概念。他在《龙游县志序》一文中借评价《龙游县志》的优长，对传统方志学理论进行了总结，并在方志学理论领域进一步阐发了他的“民史观”。他对旧志书中“一般民庶，概付阙如”表示不满，而极力赞赏《龙游县志》“根据私谱，熟察其移徙变迁消长之迹，而推求其影响于文化之优劣，人才之盛衰，风俗之良窳，生计之荣悴者何如。……其功用则抉社会学之秘奥，于世运之升降隆污，直探本源”。同时，他又论述了“志”与“史”的关系:“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有良史然后开物成务之业有所凭借。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献之寄而已，民之荣瘁、国之污隆，于兹系焉。”［10］然而，梁启超基本上是在“新史学”的范围内，“从史的角度对方志学进行探讨”［11］。虽然其理论对于方志学的近代转型有着重要的影响，但他本人似乎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方志学近代转型的趋势。

较早地认识到方志学近代转型的趋势，并正确地指出这一趋势的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傅振伦先生。他在1928年写的《修志刍议》中指出了这一趋势:“今则新史学出而志亦当与之俱变其体例矣”，“志犹史也，近世且有科学化之趋向矣。则今之修志，其必以社会体相之‘志’为重心也审矣”，“书之作也，必应乎潮流。则方志之修订，不宜专详沿革与地舆矣。即虽不能完全与新史学相吻合，亦必求其近似而已。”［12］1935年他在其出版的《中国方志学通论》一书中对修志工作不注意新史学潮流，不符合新史学体例的现象进行了批评:“近人即昧于先哲志乘精义，又不讲求新史因素，操觚修志，每斤斤于文字之雕饰，抹煞事实，或广录载籍，忽略现代，自以为工，实深乖史体，余则极力矫成之。”［13］与傅振伦先生一样，李泰棻先生也是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在“新史学”思潮的推动下致力于方志学的现代转型。他认为:“一切现象，不外二种。一曰循环状，一曰进化状。……学之属于循环状者，谓之天然学;学之属于进化状者，谓之史学。故史者，研究进化之现象也。”既然“史乃记载及研究人类进化现象者，然则方志亦必为记载及研究一方人类进化现象者无疑。”［14］在此基础上，他对方志学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如他在《方志学》一书中，专列“应增社会经济之资料”一节，强调“社会经济，在今日应为全志骨干。吾人之衣食住行，商工各业，经过先民若干努力，始有今之文明。修志者，自应将以上各事，追述经过。至少亦须将现代社会经济，全部编入。”［14］其他如黄炎培、黎锦熙、顾颉刚、于乃仁等都主张在地方志中“扩充社会及经济史料”，以适应进化论对史学提出的新要求。

一、推进课程改革,实验好新教材

突出新课程改革工作重点。全体教师认真学习新的课程标准,领会其改革的精神实质,科任教师熟悉新教材,逐步摸索出适应新教材,适应我校学生特点的教学路子,重视学法指导,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各备课组抓好教研活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校本研讨活动。写出了新课程实施计划和总结。

二、关注课堂教学,抓好教学质量

学校的教学工作都围绕提高教学质量这个中心,学校本期制定了教学目标任务,各年级对目标任务向班级和学科教师进行了分解,学校对上期市县教学质量监控考试的质量情况向全校老师进行了通报,各年级、各学科组召开了总结会,制定了本期教学计划,拟定了措施。老师们向课堂要质量,大力进行教学改革,各备课组教师精心设计教案,合理安排教学的各个环节,利用好教材中所蕴涵的思维发散点,充分展现学生的知识构建过程,培养学生乐思、善思的学习习惯,贯彻“先学后教,以学定教,自主学习,当堂训练”这一课堂教学模式。习题精选,题量适中,评讲及时,因材施教,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和学法指导,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三、充分发挥教研组、备课组的职能作用

加强教研组建设,规范教研组活动,充分发挥教研组的作用,教研组管理制度化、科学化,教研组长担负起组织本学科教师进行教学研究、教学改革、教学业务管理等职能的作用。重点抓集体备课、教法研讨、命题研究、质量分析。做到有针对性,有实效性。同学科教师加强沟通,充分发挥了团队作用。充分发挥备课组的作用,各备课组认真制订活动计划并积极实施。强调备课组长是第一责任人,抓细抓实集体备课各个环节,探索提高集体备课实效的新路子。学校进行了学月教学工作全面检查。

四、强化教学常规管理,规范教学行为

摘要：随着绩效管理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发展,人们也越来越多地关注绩效管理在政府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与发展。从影响企业绩效管理实施的因素入手，从而分析我国政府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给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绩效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企业都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和适应力，许多企业都在探索提高生产力和改善组织绩效的有效途径，组织结构调整、组织裁员、组织扁平化、组织分散化成为当代组织变革的主流趋势。在这一背景下，研究者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了“绩效管理”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早期，随着人们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重视，绩效管理逐渐成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人力资源管理过程。

1影响企业绩效管理实施的因素

1.1管理观念落后

目前，在我国的企业中，管理的观念还比较落后，现有的管理基础无法支撑绩效管理的顺利实施，而且往往管理层对绩效管理重要性的认识还停留在比较肤浅的水平上。由于管理观念的陈旧，管理者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不能跟上时代的潮流，不能前瞻性地看待管理的问题，不能资源接受新的管理观念和管理方法，视绩效管理为多余，为工作的额外负担。观念的问题是企业实施绩效管理之路上最大的障碍和绊脚石，要想使绩效管理得到有效的实施，必须强调全员的绩效意识，改变管理者的观念，搬掉这块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