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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新建、扩建和晋升省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工作的顺利进行,确保新建、扩建和晋升省级自然保护区的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和《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GB/T14529—93),制定本标准。
1.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1本标准规定了新建、扩建和晋升省级自然保护区评审的具体指标和指标的赋分标准。
1.2本标准适用于评审新建、扩建和晋升省级自然保护区。
2.名词解释
省级自然保护区——在本省境内具有典型意义、在科学上有影响或者有特殊科学研究价值,并由省政府批准建立的自然保护区。
1931年三四月间,教育部、行政院分别致函国际联盟秘书处,请求委派欧洲专家来华考察。于是,同年9月,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按国民政府邀请之意,考察团来华是为了帮助“拟定并实施中国政府所颁布的改造中国的计划,以期促进中国教育制度之改善”[4]1。据此目的,考察团于1931年9月至12月间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河北定县、杭州、镇江、无锡、广州等地考察教育管理体制、学制系统、教育财政、教学组织、各级各类教育、师生关系等方面情况;并于1932年出版总计15章222页的考察报告———《中国教育之改进》。该报告检讨中国教育状况,提出不少改进建议。如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小学教育普及率太低,小学生多是富家子弟;中等教育方面则未重视职业教育。针对于此,报告建议中国政府应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在中学开设职业技术课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高等教育有着不少问题,国民政府痛斥这些问题是造成国家缺乏建设人才的主因,故考察报告第三章对高等教育作了份量较重的检讨,篇幅约计58页。而对考察团的检讨,政府高层和教育界人士很关注。如在考察报告撰述完毕后,戴季陶和朱家骅两位政要为之作了序,蒋梦麟[5]、任鸿隽[6]、李建勋、罗廷光[7]、廖世承[8]、张佛泉[9]、尚仲衣[10]、黄问歧[11]、章光涛[12]、许恪士[13]等人撰写了评论文章。从这些文章看,当时政界人士的褒奖较多。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称赞考察团提交的报告书“对于各级教育之制度方针与乎其内容之剖析”,有着诸多精到处。[14]教育界人士对考察团开展的考察则提出了批评。如认为考察团仅在中国东部地区作考察,考察范围有限;认为考察团开展的检讨意在推动中国教育欧洲化。不过,在考察团检讨高等教育方面,教育界人士不吝赞誉。1933年,署名为“青士”的学人撰文说,考察团提出的意见很有价值,值得参考[15]。同年,李建勋说,除大学教授由教育部任命以及取消学分制的建议“尚有讨论余地”外,考察团提出的其他建议“均为改良吾国大学教育之良策”,倘若政府当局“照此方策进行,则吾国大学教育不能蒸蒸日上者,吾不信也”。[1]167事实上,国民政府在改造中国高等教育时的确参考了考察团的意见。
考察团对中国高等教育状况的检讨
如前所述,国联教育考察团重点考察了中国高等教育状况,并在考察报告第三章中作了检讨。其中,该章第二、三节批评了中国大学分布失衡、高校间缺乏分工合作、课程设置不合理、学分制实施不当、教师聘任不规范、招生缺乏严格标准、过于注重讲授法、教材内容过于西方化、学生太过放任等问题。第四节提出了设立全国大学会议、促进大学间分工合作、加快发展理工科学校、以考试制代替学分制、规范教师聘任、成立大学教授会议、组织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试行大学毕业考试、厘定大学课程标准、编写本土化的大学教材、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等建议。从这些内容看,考察团较系统地检讨了中国高等教育状况。值得一提的是,在检讨时,考察团依据国民政府希望加强调控教育及增进中外教育交流的意旨[4]1,积极引介欧洲教育经验。如考察团建议由大学教员、大学行政人员、社会知名人士及教育部官员组成全国大学会议,并由该会职掌“决定各区域应设国立大学之数目及种类”、“大学教育经费之分配,并规定付款之条件”、“校长及教授之委任”、“厘定关于人员之安置,教职员之薪俸与进级”等事务。[4]194-195该建议就把英国设立大学拨款委员会及法国设立大学评议会的作法介绍到中国。[16]考察团建议中国大学取消学分制,实施毕业考试,考试及格的学生“方能毕业”,该建议则与英、法、德各国推行的中学毕业考试制度相近。[17]1-2从检讨的内容看,考察团看出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有针对性。如考察团对中国大学分布失衡的批评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大学分布“杂乱无章”,东部地区高校过多,而其他区域的学校较少;“在同一区域内常有多所大学,诸大学间亦无合理之分工”。考察团认为,这种不合理的高校分布如不消除,“有效之大学制度实无从兴起”。[4]160-196从1931年的情况看,考察团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这一年,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有76、21、8所高校。其中,上海一地就有23所高等院校,超过西部各省总和。[18]再如,考察团检讨中国大学课程的问题也是一个突出例子。报告指出:中国大学课程有三点问题。第一,用学分制组织课程,使得课程支离破碎,学生的学习缺乏整体感;同时,一些学生拿满学分后,即以能毕业为由,“将该学科束之高阁”,不再认真学习。[4]178-180第二,许多大学将某一学科分为“若干不同之学程”,希望把该学科的前沿成果介绍给学生,这使得基础科目未受到重视。[4]180-181第三,许多大学教材过于西方化,这将使得中国“民族文化必致堕落”,使得学生脱离本国实际。[4]181-184考察团遂建议中国政府应重视基础科目、推动教材本土化。[4]205此外,考察团对中国大学招生的批评也很有见地。报告指出,中国大学招生缺乏统一标准。如“被此校淘汰之学生,往往因他校之条件不甚严格,得以考入肄业,若再被第二校拒绝,尚有第三校可以收容”,这种招生办法产生了严重后果。首先,大学为了招满学生,降低招生标准;这使得教学工作“降格以适合学生所能达到之水平线”,进而大学的办学质量下滑。其次,由于招生标准宽松,许多入校学生不合格,他们也不认真学习,学校就无法培养合格人才。鉴于此,考察团提议,中国政府应试行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以提升大学生质量。[4]174-175具体作法为:管理上,“教育部特派之大学教师及教育部代表组织一委员会主持”,并由该会“确定录取标准”;考试上,政府部门把“投考一切国立大学之学生于一处而行之”,或“分大学为数组而行之”;录取上,“投考学生应叙明其所愿入之大学,考取之学生,则按照各校设施之方便及其在考试中之名次,分配于各大学”。[4]204从这些内容看,考察团的提议有着较强的针对性。
考察团来华考察对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的影响
由于国联教育考察团认清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若干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有着针对性,故考察团来华考察对民国中后期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进产生了影响。影响较大者为以下三方面。
(一)推动了民国中后期西部高校的发展1931年前,西部高校稀少,国内教育界人士也很少讨论西部高教。但国联教育考察团提交报告书后,教育界人士的相关讨论增多,并形成两派。一派赞成考察团的意见,认为应均衡发展中国高校。一派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高校布局作调整,而应让各地根据自身的物质和文化条件自行发展。[19]而对这两派意见,国民政府采纳了前者,即按国联考察团的批评,均衡发展中国高校。抗战期间曾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就于1972年回忆说:针对战前国联考察团批评中国大学分布不合理问题,战时教育部发展高校“注意合理分布的原则”,并“将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合成为综合大学,在后方分区设置;将农、工、医、商、教育等专门学院由大学分开就各地区需要分别设置”。[20]65战后出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也说,国联考察团曾批评中国大学地理分布“杂乱无章”,故战后教育部对高教资源分布“作相当合理的配备,以奠定整个国家未来教育发展的基础”。[21]具体来讲,1932年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两类措施发展西部高校。其一,为促进大学分布均衡出台政策。1936年,国民政府颁行《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国立大学及国立专科学校之设立,应注重地区之需要,以维持各地区人民享受高等教育之机会均等,而促进全国文化之平衡发展。”[22]2871938年,《战时各级教育实施纲要》规定:“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明显,并谋各地平均发展”。[23]14同年,教育部拟定《专科以上学校分布原则》,规定:国立大学将“就全国地域予以适宜之分布”,师范学院以分区独设为原则,农、工、商、医等独立学院就各省需要分区设置。[24]711-712其二,在西部地区新设高校。或将迁入西部的部分东中部高校改组,留在西部办学;或在西部地区新设国立高校,或将西部省立高校改为国立高校,批准成立省立和私立高校(参见表1[25]588-794)。而通过创设,近现代中国大学分布失衡问题纾缓。1947年,西部高校增至50所。[25]578-587高校的分工也较明晰。如贵州省有综合、医学及师范三类高校,甘肃省有综合、师范、医学、工学四类高校。
小学自然课“是对学生进行科学启蒙教育的一门重要基础学科”,学好这门课对提高小学生的科学素质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广大的农村小学来说,开好这门课还有利于落实“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劳动致富、渴望人才的要求。”但是,由于人们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不足或如何利用农村的有利条件教学这门课研究不够,而未能发挥教学这门课应有的作用和功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近几年来我们开展了在农村如何开设自然课的教学研究与实验。实验的效果表明:开设自然课不仅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科学素质,而且在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一、实验的基本作法
调查研究表明:农村自然教学的不利因素主要是教学仪器设备少。但农村学校也有许多有利的教学条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资源为自然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活生生的教学材料;为开展自然教学提供了观察、考察、饲养、栽培等实践活动的场所;自然课中50%以上的内容都是农村学生所熟悉的事物和现象,学生对农村的自然事物有着丰富的感性认识等等。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引导实验教师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
(一)因地制宜,选择适应教学需要的替代材料。
自然课中的观察、实验材料虽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不可能覆盖所有地区和学校,对于那些当地缺乏的材料怎么办?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对教材中与自然条件结合较紧的课文进行系列梳理,列出不易得到的教学材料,选择可以达到的教学目的要求、当地易得的材料替代和补充(如用红薯藤替代天竺葵学习“扦插”,用菜青虫替代蚕学习“养蚕”等),并列成“教学材料结构表”印发给当地乡、村小学自然教师使用,以便教师课前准备和要求学生自带材料,从而使所有学生都能亲自参加观察、实验活动,直接感知各种自然事物。实践证明:这些作法是可行的,效果是好的。广大农村自然教师反映:“教学材料结构表”实用性强,易操作,便于兼职教师课前作准备,同时也改变了因缺乏教学材料,只能靠老师演示实验、学生看的状况,有效地激发了学生学习自然的兴趣,增加了学生了解家乡自然事物特点的机会,培养了学生学科学、用科学的能力。
(二)利用农村土地较多的条件,师生动手建设、管理生物园。其作用是:
摘要: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下,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秘书长胡春宏、副秘书长王兆印率团参加了2002年7月21–8月2日在美国举行第二届中美泥沙学术讨论会,我国水利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支持的重大课题《江河泥沙灾害形成机理及防治研究》项目组骨干成员及相关知名专家25人赴美参加交流会,其中水利部所属成员有胡春宏、王兆印、刘成(国际泥沙研究与培训中心)、杨小庆(水科院)、张俊华(黄委)5人。有50名美国和6名比利时代表参加了会议。
关键词:中美泥沙与环境学术讨论
一、会议概况
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下,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秘书长胡春宏、副秘书长王兆印率团参加了2002年7月21–8月2日在美国举行第二届中美泥沙学术讨论会,我国水利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支持的重大课题《江河泥沙灾害形成机理及防治研究》项目组骨干成员及相关知名专家25人赴美参加交流会,其中水利部所属成员有胡春宏、王兆印、刘成(国际泥沙研究与培训中心)、杨小庆(水科院)、张俊华(黄委)5人。有50名美国和6名比利时代表参加了会议。会后,代表们实地考察了美国Sheboygan河生态修复项目、Peoria湖保护工程、伊利诺伊河、周文德水力实验室、胡佛水坝、科罗拉多河等水利、环境工程。
二、主要内容
1、学术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