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科学概论范文精选

摘要:传统畜牧学教育在新时代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慕课作为新的在线教育方式已被视为一种成功吸引学习者的方式，并具有不断发展的潜力。尽管近年来有关慕课的出版物数量不断增加，但仍缺乏对传统畜牧学进行慕课教学的讨论。简要介绍了这一领域的基本情况，目的是概括畜牧学慕课教学发展的特点和对学习者的影响。根据分析研究结果，可以得出慕课对学习者产生积极影响的基本结论。此外，畜牧学慕课教学的效应可以归纳为6个方面:绩效，动机，参与度，对慕课的态度，协作和社会意识。

关键词:畜牧业;慕课;MOOC;动物科学

0引言

畜牧业是农业的分支，涉及动物所生产的肉、纤维、奶、蛋及其他产品的生产，包括家养动物日常的管理、育种、疾病诊疗和饲养繁殖等。畜牧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目的是为人类提供肉、蛋、奶、毛等动物性产品而进行的人才培养及相关科学研究的学科。大量农牧民以畜牧业为生，因此培养畜牧业专门人才，大力发展畜牧业对提升农牧民收入，对于解决好“三农问题”有着重要意义［1］。动物科学课程不仅提供扎实的科学背景知识，而且还提供学生在农牧场与动物接触的实际动手能力。动物科学专业教育为学生提供了在动物育种、食品和纤维生产、营养、动物农业综合企业工作、动物行为和福利等领域的职业技能准备。典型的动物科学课程中包括遗传学、微生物学、动物行为学、营养学、生理学和生殖学等，还提供了相关领域的课程，例如遗传学、土壤学、农业经济学和市场营销、法律以及环境科学知识，所有这些课程对于动物科学专业都是必不可少的。

1农牧业慕课(MOOC)发展简介

对在线学习和MOOC的关注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线学习通常具有几个共同点，特别是与MOOC有着许多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的子类别。但是，MOOC与在线学习有所不同，它可以帮助扩大开放学习机会［2］。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和互联网，MOOC吸引了大量的受众，而且目前绝大多数MOOC课程都是免费的。MOOC现象在2012年爆发，2012年也被称为MOOC元年。国内主要有中国大学MOOC(慕课)—国家精品课程在线学习平台(www．icourse163．org)、MOOC中国(www．mooc．cn)、大学mooc爱课程(www．icourses．cn)、MOOC学院—慕课网(www．moocw．com)、超星泛雅(fanya．chaoxing．com)等。国内知名的畜牧学MOOC课程有华中农业大学的畜牧学概论和动物繁殖学、四川农业大学家畜育种学、中国农业大学家畜育种学和畜牧生物统计与试验设计、南京农业大学的动物繁殖学等。百度搜索以“慕课”和“畜牧”为关键词，搜索网页标题，共得到284个结果;以“MOOC”和“畜牧”为关键词得到350个结果。中国知网CNKI以“农业”和“慕课”搜索共得到103个结果，依照学科进行统计。

摘要：中国的文学理论(主要指新文学运动以来)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沧桑，终于走上了学科化的轨道。但学科化并不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学科成熟的标志是科学化。为使中国文学理论进一步由学科化转入科学化，必须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文学基础理论话语系统，使学人们增强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中国文学理论在经历了百年沧桑，尤其新时期的喧哗与骚动之后，令人欣慰的走上了学科化的轨道。但是，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学科化仅只是起始，学科化并不等于科学化。学科化是学科成形的标志，不是成熟的标志，科学化是学科成熟的催化剂，即在科学的意义上对学科进行学术性的定位和规范，是学科本体自组话语系统的内调节。因此，文学理论实现了学科化，就必须考虑其科学化，这是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否则，只能停留在学语性的阶段。就基础理论而言，学古语、学西语，却没有编构起中国当代自己的学科话语系统，这种缺少钙化根基的学科焉能走向成熟?当然科学化不是一蹴而就的，生长发育总离不开时间的链条。笔者认为，要实现中国文学理论的科学化，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文学基础理论话语系统，使学人们增强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

一

学科的科学化要求学科话语独立，显而易见，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就不可能有话语的权力。因此，必须对学科定位，划准边界。

文学是意识形态，文学理论作为文本同样也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概念是宽泛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之间是有区别的，意识形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概念的含混不清，必然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失语现象。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都理解为主流意识形态，就断送了不同意识形态应有的话语权力，所谓的话语只能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诠释与注解，话语的独立性完全湮没了。不可否认，主流意识形态对其他意识形态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那是具有特殊性和阶段性的。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言，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面对民族危亡的时刻，要求文艺从属于主流意识形态是合情合理的，国难当头，不知亡国恨的吟唱风花雪月，无疑是极不和谐的音调。此时，文学的宣传功能被转借和扩张，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就此而论，《讲话》的历史地位也是无法否定的，即使在西方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现代主义在西方崛起且声势浩大，然而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现代主义的声浪仿佛在一夜之间无影无踪了，这种相似显然不是偶然的。

当然，《讲话》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文本，在深层的意义上政治的范式在起着作用，准确地说，《讲话》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对文艺提出的政治要求。因此，它并不是文论话语，而是政治话语，或者说是特殊条件下政治话语对文论话语的合理要求。本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理应归还的文论话语，竟找不到了话语的权力。最后只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呜唱的合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首先不排除政治话语的强制性，其次，学科本身不成形，再者学科不成形就不可能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又何来话语的权力呢?所以，中国文学理论在实现学科化的今天就必须强调科学化，严格区分各种文本的话语性质，自觉地建立起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使各种不同的语码回归自己的母体，以有效地防止不应有的话语掠夺。

许明在《作为科学的文艺学是否可能》一文中说：“以政治替代学术的倾向虽然早已开始纠正，但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纠正以后眼前是一片空白。许多人在不以政治为惟一标准的原则确立以后，却不会回到学术本身。直至90年代后期，我们仍摆脱不了这种发生在深层次的失语现象。”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学人们长期养成的对主流意识形态那集体无意识的诉求，又不适当地把文学和文论摆在同主流意识形态并驾齐驱的位置上，怎能不出现这种深层次的失语现象呢?文学理论话语应远离中心找准自己的位置，学人们不应有走向边缘的失落，文学也好，文学理论也好，不可能成为中心话语，文学理论虽是意识形态，无可否认，它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惟有找回自我，才能消除失语。话语掠夺是不正常的，配角充主角，躲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衣襟下，从深层次上说是失语，从表面上审视恐也否定不了其话语变态的事实。

摘要：中国的文学理论(主要指新文学运动以来)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沧桑，终于走上了学科化的轨道。但学科化并不是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学科成熟的标志是科学化。为使中国文学理论进一步由学科化转入科学化，必须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文学基础理论话语系统，使学人们增强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中国文学理论在经历了百年沧桑，尤其新时期的喧哗与骚动之后，令人欣慰的走上了学科化的轨道。但是，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学科化仅只是起始，学科化并不等于科学化。学科化是学科成形的标志，不是成熟的标志，科学化是学科成熟的催化剂，即在科学的意义上对学科进行学术性的定位和规范，是学科本体自组话语系统的内调节。因此，文学理论实现了学科化，就必须考虑其科学化，这是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否则，只能停留在学语性的阶段。就基础理论而言，学古语、学西语，却没有编构起中国当代自己的学科话语系统，这种缺少钙化根基的学科焉能走向成熟?当然科学化不是一蹴而就的，生长发育总离不开时间的链条。笔者认为，要实现中国文学理论的科学化，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文学基础理论话语系统，使学人们增强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

一

学科的科学化要求学科话语独立，显而易见，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就不可能有话语的权力。因此，必须对学科定位，划准边界。

文学是意识形态，文学理论作为文本同样也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概念是宽泛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之间是有区别的，意识形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概念的含混不清，必然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失语现象。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都理解为主流意识形态，就断送了不同意识形态应有的话语权力，所谓的话语只能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诠释与注解，话语的独立性完全湮没了。不可否认，主流意识形态对其他意识形态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那是具有特殊性和阶段性的。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言，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面对民族危亡的时刻，要求文艺从属于主流意识形态是合情合理的，国难当头，不知亡国恨的吟唱风花雪月，无疑是极不和谐的音调。此时，文学的宣传功能被转借和扩张，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就此而论，《讲话》的历史地位也是无法否定的，即使在西方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现代主义在西方崛起且声势浩大，然而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现代主义的声浪仿佛在一夜之间无影无踪了，这种相似显然不是偶然的。

当然，《讲话》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文本，在深层的意义上政治的范式在起着作用，准确地说，《讲话》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对文艺提出的政治要求。因此，它并不是文论话语，而是政治话语，或者说是特殊条件下政治话语对文论话语的合理要求。本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理应归还的文论话语，竟找不到了话语的权力。最后只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呜唱的合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首先不排除政治话语的强制性，其次，学科本身不成形，再者学科不成形就不可能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又何来话语的权力呢?所以，中国文学理论在实现学科化的今天就必须强调科学化，严格区分各种文本的话语性质，自觉地建立起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使各种不同的语码回归自己的母体，以有效地防止不应有的话语掠夺。

许明在《作为科学的文艺学是否可能》一文中说：“以政治替代学术的倾向虽然早已开始纠正，但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纠正以后眼前是一片空白。许多人在不以政治为惟一标准的原则确立以后，却不会回到学术本身。直至90年代后期，我们仍摆脱不了这种发生在深层次的失语现象。”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学人们长期养成的对主流意识形态那集体无意识的诉求，又不适当地把文学和文论摆在同主流意识形态并驾齐驱的位置上，怎能不出现这种深层次的失语现象呢?文学理论话语应远离中心找准自己的位置，学人们不应有走向边缘的失落，文学也好，文学理论也好，不可能成为中心话语，文学理论虽是意识形态，无可否认，它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惟有找回自我，才能消除失语。话语掠夺是不正常的，配角充主角，躲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衣襟下，从深层次上说是失语，从表面上审视恐也否定不了其话语变态的事实。

一、生态道德教育的内涵及其必要性

1.思想政治课实施生态道德教育是提高大学生生态道德素质的迫切需要

大学生很快就会步入社会，他们是未来国家的管理者、建设者，在大学里所受的生态道德教育和生态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的养成，对他们日后的社会服务将产生直接的影响。然而现实却是大学生生态道德意识淡薄的现状令人担忧，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和研究机构做过关于大学生生态意识的调查，依据《大学生生态意识调查研究》调查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大学生中大多数能认识到生态环保的重要性、紧迫性，但是生态知识严重缺乏、环保行为参与度低。调查人员对河南省部分高校2000名在校大学生的生态意识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对“您怎样看待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一问题，97.02%的学生认为很严重，环保应作为基本国策，全民共努力。但是在“世界环境日是哪天”这个最基本的常识性问题，仍有14%的学生不知道正确答案。在您对有关生态学知识的获得途径这一问题，有87.83%的学生选择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在“您认为大学生在普及生态意识、环境保护、提高全民素质方面的作用如何？能写出如何行动吗？”有51.33%的学生不知道如何行动。另外调查人员也发现大学校园里水、电、食物、纸张浪费现象严重，大学生在校园里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文明行为依然存在。所以作者最后建议大学有必要面向全校开设生态学必修课、选修课以普及生态基本知识。大学生生态意识低、生态知识匮乏、环境行为参与度低，这是家庭、社会、学校等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但更多的应该是高校的责任。教育是提高学生生态环境意识水平的重要手段，然而我们的高校对生态环境教育的反应却是缓慢、滞后的，从上述调查报告看，大学生获取生态知识的途径主要是媒体，可见在生态环境教育上，高校某种程度上是缺席的。不少高校对生态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大多数高校未将提高全体大学生的环境素质列入人才培养目标，没有建立系统、完整的环境教育课程体系，没有把基础的生态环境教育课程列入所有专业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在师资上也没有专门从事生态教育的人员，缺少统一教材、教学大纲等，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高校生态教育的开展。作为对全体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首先要承担起这一责任，自觉把生态道德教育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体系和教学研究的范畴。

2.思想政治课实施生态道德教育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

思想政治课实施生态道德教育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要求。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建设目标，认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在政策措施方面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以增强全体人民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好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而生态道德教育的目标正在于引导人们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观，转变过去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日益膨胀的消费观，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环境道德支撑，从而促进生态文明的发展。因此思想政治课实施生态道德教育，培养大学生的环境价值观，激发他们的生态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符合新形势下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要求，是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客观要求。

3.思想政治课实施生态教育是对高校思想政治课教育内容和实施途径的拓展

从同文馆“西学”、“经学”、“文学”到《文心雕龙》

清政府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之后，从当时的政府到民间，科学的介绍与引进成了最为迫切的要求。然而西学（即西方各种自然科学）的引进首先通过政府教育的权力得到实现，于是现代学科、现代教育与现代大学在几乎同时兴起。陈平原认为，“对于现代学术而言,大学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之所以重要就在于通过大学的教育体制与“权力”实现了对于传统知识体系的“规驯”，从而走向成熟的现代学科体系。古代文论从传统知识谱系的“诗文评”走向一门正式系统的学科首先也是伴随着这种教育体制的权力得以实现的。在洋务运动时期，为了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急功近利的清政府大力兴办各种军工厂，照抄西方先进技术。有鉴于此，洋务派设立译书局，着手系统地翻译西方技术，培养翻译人才，其中最早最著名的当数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其后全国范围内设立了诸多类似于同文馆的机构（比如广州同文馆、上海同文馆），为当时的各种制造局翻译西方技术，培养外语人才。然而技术复制“能知其所当然，不能明其所以然也”（P526）。因为“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于是在1867年京师同文馆正式设立“算学馆”与“天文馆”，至此，官方对于西方学科的引入完全开始，而现代学科体系也开始了其历程。为了让那些西学者不致丧失民族文化，也为了适应现代学科的教育，传统的经史之学最先开始了学科化“规驯”的历程。比如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就言：“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根据当时其他地方学校的课程设置来看，传统的经史之学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学科化，但在西学的影响之下也慢慢走向瓦解。至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与文学批评学科的设立则要等待所开创的高等教育时代的到来。尽管新政失败了，但对于科学的倡议与教育体制的改革却得到了空前的成功。从1895年清政府下诏废除科举制到全国改书院为学校，其时的教育体制中，西方自然科学的学科设置更为合理，传统知识体系也开始分解成各个学科在大学堂得到设置。其中最重要的是出现了“文学科”这一概念。尽管最初的“文学”还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但相对于传统的“经史之学”而言已是很大的进步。1884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考试》中谈道：“凡文学分其目为六科：一为文学科，凡诗文、词赋、章奏、笺启之类皆属焉。”郑所提出的“文学”实际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古代文学学科，它与同文馆教育中引进的各国语言文学相对。后孙家鼐于1896年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明确说道：“三曰学问宜分科也。京外同文方言各馆，西学所教亦有算学格致诸端，徒以志趣太卑，浅尝辄止，历年既久，成就甚稀，不立专门，终无心得也。今拟分十科……五曰文学科，各国语言文字附焉。”孙家鼐的看法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同文馆虽然已经引进了西方学科，但设置还不科学，因此京师大学堂要设置更为科学的学科体系，不仅包含西方的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社会学科；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将的传统经学与文学区别开来，并且各自独立，这对于文学的学科化与现代化意义甚大。然而也有非常模糊甚至混乱的“文学”分科法。如1897年的《通艺学堂章程》中的课程设置对于文学科是这样规定的：“舆地志泰西近史名学（即辨学）计学（即理财学）公法学理学（即哲学）政学（西名波立特）教化学（西名伊特斯）人种论。”尽管如此，官方教育的学科规定似乎更为合理。1902年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对于文学科的规定如下：“文学科之目七：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从以上诸例可以看出，虽然对于“文学”还有些模糊，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所设置的文学学科已经基本上包括了现代大学中文系所含的“语言文学”与“外国文学”。只是古代文论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要等到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的建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古代文论学科的设置首先是在西方学科体系下“文学概论”的规驯中诞生的。1913年颁布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将“文学门”分为八类：国文学类、梵文学类、英文学类、法文学类、德文学类、俄文学类、意大利文学类、言语学类。

其中“国文学类”包括：“文学研究法，说文解字及音韵学，尔雅学，词章学，文学史，史，希腊罗马文学史，近世欧洲文学史，言语学概论，哲学概论，美学概论，论理学概论，世界史。”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学科，但在西方各国文学中所包含的“文学概论”已经为古代文论的诞生做好了准备。1917年，“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预科改定课程一览”中将大学文科本科课程“分为哲学、文学、史学三门”。其中“文学门“”通科”中有“：文学概论（略如《文心雕龙》、《文史通义》之类）、文学史、西洋文学史、言语学、心理学概论、美学、教育学、外国语（欧洲古代语及近代语）。”至此，古代文论尽管包含在“文学概论”之名下还没有名之称，却有了名之实。至此，“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基本上得到了奠定，即当时黄侃在北京大学所讲的《文心雕龙》。纵观整个历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古代文论作为学科本身是被西方科学各个学科“规驯”的结果，而且这一过程是完全通过各个教育机构与体制的不断演化和转变而形成的。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古代文论”还得经过二次“规驯”，即经过科学化的“规驯”。

科学的观念与方法对古代文论的二次“规驯”

古代文论通过高等教育的不断完善，最终在西方各种自然学科的规训下完成了学科建制，但它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就文学的学科建设而言,接受科学知识和崇尚科学精神至关重要,关系到这门学科研究范围的明确和知识体系的建构,并涉及新的文学观念与思想方法”。从这个层面而言，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是古代文论成为学科的“立法”依据。尽管古代文学、文学概论、西方文学等一道成为北京大学的学科，但是彼此之间却在不断地抗衡斗争。起初在京师大学堂内就有“桐城古文派”与留学派之间的不断论争。待到民国时期，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本着“兼容并包”的原则，“任陈独秀氏为文科学长，一时新文学之思潮，又复澎湃于大学之内，因与浙江派不相容，而冲突以起”［。至此，通过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新文学运动，继承了黄遵宪与梁启超所提倡的三界革命精神，高扬“科学”与“民主”精神，通过“整理国故”运动与“科玄之争”，最终为古代文论的学科独立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观念与方法。在新文化运动中，由陈独秀与胡适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为了新文学的发展，非常激烈地要求排除传统文学这一障碍，对之进行猛烈的攻击，称之为“死文学”，甚至将其“妖魔化”。表面上看，“新文学”即白话文学的发展需要更广阔的空间，其实就根本而言，在于为科学的进一步推广扫清障碍。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所言“：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那德先生又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国粹和旧文学。”因此，就“文学革命”的本质而言，在于清除传统文言文不符合科学思维的不利因素，进而提供一种可供科学言说与表达的全新语言工具即白话文。在前面提到的各个译书局翻译的过程中，新学科的翻译就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名词；进而在近代不断译介国外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过程中，文言文对小说等叙事文体的言说已经显得入不敷出。到了胡适等人那里，西方科学思维背景更使得他们看到文言文与科学之间、传统直观的诗词曲与逻辑线性的叙事文学之间存在着莫大的鸿沟，于是他们提倡新文学必须打倒旧文学。由此便首先对语言下手，企图连根拔起，放逐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关于这一点，“文学革命”之前的梁启超早就说道：“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科学之进步也。以现在之文字，学现在世界之科学，欲其进步，殆绝不可能之事。非以其烦难也，以之字，常用者不过数千，原不为难，难者其文法之组织耳。语言与文字，分而为二，其结果自不得不为纸的学问。盖吾国之文字，乃古时之文字，惟宜对古人用之，不宜用以求今之科学也。欧美各国，亦有古文今文两种。古文惟用于经典，研究科学，绝不用之。”后来何天爵总结说：“近世科学昌明，文字日趋于平易，即如现时，所译各种科学书，其文法之构造，多有仿效外国者。其名词之引用，固无论矣，盖循进化公例，不得不尔。”深受西方科学思想影响的胡适，之所以说文言文学是一种“死文学”，主要在于它是不规则的，不符合科学逻辑，而“白话文是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这种观点与梁启超的如出一辙。于是乎更有甚者，钱玄同主张：“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后来高玉在总结胡适的文言观念时也充分注意到科学等观念对于胡适白话文运动的影响：“‘科学’、‘民主’这些新名词既是新词汇,又是新思想,接受了这些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接受了这些新思想。”因此，“新文学革命”时期对于白话文的提倡并不单单是一种阶级的平等或一种现代文化诉诸语言的启蒙，而是自近代以来科学思维对于传统文言的一种总清算。对于提倡白话反对文言的科学主义背景，倒是那些所谓的“守旧派”看得更为透彻。如著名翻译家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说道：“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其实林纾所言正与胡适所认为的文言不规则、没有科学性与逻辑性相符。而传统文人由于缺少科学知识，所以“止能作几篇空架子的文”［。因此，五四学者认为科学不但能改进文法，还可以丰富文学的内容。总之，“科学的作用，不但可以扩充国文的内容，并且可以锻炼国文家的头脑”。白话文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一种白话文的科学性，即清晰确定与逻辑规则的观念。白话现代语言体系的确立、传统文言体系的放逐，不仅直接促进了文化的现代转型，同时也导致了传统文艺观念与话语规则的缺席。而作为古代文论则更因其印象式的批评、无逻辑规则的审美性①而脱离活生生的语言现实，退化成一种于现实无任何意义的旧知识，剩下的工作便是如何对之进行一种“国故的整理”了。至于说“整理国故”运动，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承续，因此，从观念与方法上而言，科学范式开始直接作用于传统知识体系，为整理传统文化提供了某种切实可行的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的运用是在旧文学被“革命”而颠覆成为“死知识”之后的二次“规驯”。在中体西用思想体系之下，西方自然科学对传统知识的规训是第一次，它还属于集体无意识的行为，缺少科学的观念与方法，因而很多学科是有名无实。而通过“整理国故”，古代文论在二次“规驯”下即将继承一种有效的科学观念与方法。“自近世科学兴,求学者无论若何知识,均必纳诸科学规范。于是科学疆域不仅限于天然事物，举凡人类思想行为，悉囊括于其中。夫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材料虽殊，精神固自一贯。今日研究古籍者，欲持此科学精神整理国故，俾成科学。”实际上，从1921年暑期胡适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做的《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到1923年代表北大国学门同人为《国学季刊》杂志所撰写的《发刊词》提出整理国故的三条途径，以及1924年1月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所做的《再谈谈整理国故》的演讲中,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且提出了具体操作规程。在他看来“，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于是，当时在胡适等人的带领下，传统的一系列知识体系都在科学的怀疑中“重估一切价值”，实证主义的方法也在那时传统知识领域得到广泛的推行。比如在他的考证当中形成了《哲学史大纲》以及“新红学”等。当然对于国故的科学方法也曾遭到“国衡派”等人的反对，但其最后都被打入“保守主义”之流，很难抵挡科学主义思潮在知识领域的进攻。取而代之的是传统知识体系包括古代文论开始重新构建学科体系。然而胡适所提倡的“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还仅仅是现代科学体系的一个方面。其实“科学”的观念及方法早在1915年的《科学》杂志与1923年爆发的“科玄之争”中得到了最彻底最清晰的呈现。在1915年的《科学》创刊号中，任鸿隽就指出：“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据此任鸿隽认为，凡通过演绎而有体系的“智识”都可称为科学，这是广义的科学；就狭义的科学而言，则专指通过实证与实验而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后来在1920年的《新青年》中，陈独秀说得更清楚：“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与其说叫作“科学的最大效用”，还不如叫科学对人文学科最有成效的“规驯”。这样看来，文学，包括文学批评，必然要求科学化的处理，否则它不能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至于科学的方法，无外乎包括两种，即胡明复所说：“兼合归纳与演绎二者，先作观测，微有所得，乃设想一理以推演之，然后复作实验，以视其合否。不合则重创一新理，合而不尽精切则修补之，然后更试以实验，再演绎之。如是往返于归纳演绎之间，归纳与演绎既相间而进，故归纳之性不失，而演绎之功可收。”由此看来，胡适所宣扬的“科学方法”实乃是归纳之一种，实际上是科学兴起之后在社会科学中所形成的“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而科学方法还有另一种更为高级的方法即演绎法，却是在“整理国故”中所未能广泛运用的。而对于它的强调主要在于它对后来的所谓的“纯文学”、“文学”、“文学批评”等观念的极大影响。也正是从演绎的高度，古代文论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它首先依据某种观念而演绎出一个精密而富于逻辑的体系，然后才根据实证主义的方法形成具体的材料。对于科学的归纳与演绎的借鉴为古代文论构成独立而科学的体系提供了直接而有效的方法论保障。

文学批评的学科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