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监管论文范文精选

一、互联网金融风险控制的难题

虽然各种媒体报道对于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描述有所夸大，但基于金融活动的公共性与负外部性，风险控制难题是否妥善解决的确是互联网金融能否得到良性发展的关键。

(一)互联网金融中投资风险的隐匿性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资金的供需双方“面对面”了解的机会更少，投资风险容易被掩盖或忽略。首先，虽然监管规则对互联网金融产品的“风险提示”有所要求，但风险提示的形式以及完整性、充分性标准并不明确。即使投资合同中明文列举了“风险提示”条款，如果销售人员或其他销售推广措施中夸大或承诺收益，投资风险也容易被忽略。“互联网金融”的魅力在于参与主体的平民化，但分散型的小(微)投资者受限于专业知识、个人精力及收益激励，不了解或不关心投资风险。例如，互联网金融产品销售中，最具卖点的是产品收益高于普通金融产品。但类似“预期年化收益”这样被广泛使用的名词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其收益策略通过什么方式取得，存在什么风险等等，投资者未必知悉。假如产品销售过程中存在显性或隐性担保，投资者更有可能将之等同为“银行存款”。当收益预期建立在错误的风险评估认识上，“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的投资法则便处于失灵状态。

(二)互联网金融中社会风险的化解压力“互联网金融”使得金融活动的可能性边界拓展到大量不被传统金融形式覆盖的人群，金融产品的“公共性”特征成几何倍率放大。当全民参与互联网金融时，“非理性”投资者行为会加剧市场的敏感性、脆弱性。金融市场的信息交叉感染性特征可能与非理性的集体行为迅速结合，转化并传导为整体性恐慌。如果没有类似于存款准备金、证券投资担保保险这样的配套保障条件，互联网金融商家标示的各种担保责任就是不可靠的，从民商事责任的角度对投资者设定“风险自负”机制，也不足以作为风险化解的基础。只要出现风险承担能力不足的情形，则必然影响到社会整体秩序。多年来的司法状况显示，“经济犯罪案件”一旦具备“涉众”特征，其妥善处理已成为司法难题。

(三)互联网金融中技术风险的客观存在“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性最突出地体现在利用互联网技术提供的大数据，人们不需要面对面的、个性化的沟通与交流就能对彼此的金融信用状态进行准确评估，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带来的损耗与偏差。但是，这种理想状态在目前尚未基本实现。互联网的技术性风险几乎是所有互联网业务的通病。传统商业银行在推广网银等业务方式时，对网银系统设计、操作环境监测以及外加物理的权限控制设备等投入了大量资金，对安全环境予以严格要求，但仍然发生过客户账号被盗等事件。当今以“互联网金融”为名的支付或融资活动中，商家未必都有雄厚的资金与技术条件保障客户资金安全，那么，就存在客户资金被盗、交易被篡改等安全隐患。虽然商家可能会先期承诺在客户资金被盗后履行全额赔付担保责任，但若由此引发诉讼，我们可以预料到，客户作为资金的实际受损方，其举证能力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二、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路径

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现状

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与金融相结合的新兴领域，主要意义在于借助互联网“开放、共享、去中心化、平等、自由选择、普惠”的精髓，使传统金融业务具有参与度更高、中间成本更低、操作更便捷等优势。互联网金融强调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互联网思维为客户提供具有创新精神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形式。互联网金融是区别于以银行为媒体的间接融资，同时区别于资本市场为媒介的直接融资的新型金融交易市场,可以把互联网金融描述为“DIY金融模式”。目前互联网金融已基本形成的业务模式包括：

（一）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是指第三方机构通过互联网技术围绕支付清算在客户和银行之间提供增值金融服务。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第三方支付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截至2014年9月，已有269家企业获得了第三方支付牌照，第三方支付公司作为新兴的综合金融平台，已不再是单纯的自有电商平台支付结算工具，而是依托对互联网的深刻理解及大数据分析的优势，在技术产品和业务模式上推陈出新，通过提供类似银行服务或再包装银行已有的产品逐渐涉足金融领域，以支付宝、微信支付等为代表。

（二）P2P网络借贷P2P网络借贷即点对点信贷。P2P网贷是指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进行资金借贷双方的匹配，需要借贷的人群可以通过网站平台寻找到有出借能力并且愿意基于一定条件出借的人群，帮助贷款人通过和其他贷款人一起分担一笔借款额度来分散风险，也帮助借款人在充分比较的信息中选择有吸引力的利率条件。2007年6月，纯线上P2P模式的拍拍贷成立，开启了中国互联网金融的时代。截至2014年年初，中国P2P网贷平台达到523家，累计交易额超过600亿元，P2P网络信贷的代表有人人贷、拍拍贷等。

（三）众筹模式众筹意为大众筹资或群众筹资，是指用团购预购的形式，向网友募集项目资金的模式。众筹本意是利用互联网和SNS传播的特性，让创业企业、艺术家或个人对公众展示他们的创意及项目，争取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进而获得所需要的资金援助。众筹平台的运作模式大同小异——需要资金的个人或团队将项目策划交给众筹平台，经过相关审核后，便可以在平台的网站上建立属于自己的页面，用来向公众介绍项目情况，喜欢该项目的人可以承诺捐献或投资一定数量的资金。目前我国有超过30家众筹融资平台。以“天使汇”为例，自创立以来已有8 000个创业项目注册入驻，通过审核挂牌的企业超过1 000家，创业者会员超过2 000人，认证投资人达840人，融资总额超过2.5亿元。

（四）大数据金融大数据金融服务模式，目前以阿里小额信贷和京东、苏宁的供应链金融模式为代表。大数据金融通过大数据、云计算挖掘出有价值的客户，满足其各种金融需求。基于大数据的金融服务平台主要指拥有海量数据的电子商务企业开展的金融服务。大数据金融模式的发展，解决了传统金融机构运营交易成本过高问题，可提供流动性从而解决资产与负债流动性不匹配问题，可拓展几千万小微企业市场，解决客户不足问题。截至2014年年初，阿里金融旗下3家小额贷款公司累计发放贷款已达1 500亿元，累计客户数超过65万家，贷款余额超过125亿元。

摘要:首例“核暗杀”事件嫌疑犯的引渡风波,发生于《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生效前后,突显了国际反恐合作与不引渡问题之间的现实矛盾和激烈冲突。如何消除引渡障碍和加强国际反恐合作,成为国际社会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对各种对策的分析可以发现,“审罚分离”是有效消除障碍、加强合作并缓解反恐合作与不引渡这对矛盾的良策。这一国际社会的新举措,对于已签署该公约的中国,尤其是对于完善中国的有关引渡合作,更具有积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核滥用;国际反恐合作;引渡;例外原则;引渡立法

2006年发生于英国的首例“核暗杀”事件,预示着核威胁与核恐怖将日常生活化。由此引发的英俄之间2007年的引渡战和俄罗斯的不引渡决定,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并中断了两国包括反恐合作在内的多项国际合作。由于恰逢俄罗斯批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的决定正式生效,这场引渡风波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引渡案涉及的核材料滥用和不引渡理由,表明国际反恐合作与引渡制度中存在明显的法律和事实障碍。为了有效打击包括核恐怖在内的一切恐怖活动,各国需要共同努力,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尤其是引渡领域的有关合作。其中,引渡制度的新发展和国际社会的新举措,对于正考虑批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的中国(注:2005年,中国已成为该公约的签署国。根据1969年5月20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18条(不得在条约生效前妨碍其目的及宗旨之义务)之规定“一国负有义务不能采取任何足以妨碍条约目的及宗旨之行动:(甲)如该国已签署条约或交换构成条约之文书。而须经批准。接受或赞同,但尚未明白表示不宜成为条约当事之意思;或

(乙)如该国业已表示同意承受条约之拘束,而条约尚未生效,且条约之生效不稽延过久。”中国系该条约的签署国,但目前尚未批准《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卢戈沃伊(Lugovoy)引渡案”及其引发的法理问题

2007年5月22日,英国皇家检察总署根据调查,指控安德烈•卢戈沃伊以钋-210放射性毒物毒杀俄罗斯前叛逃特工、其前克格勃同事利特维年科[1]。利特维年科是前克格勃特工,因批评普京政府而于2000年叛逃到英国。2006年11月1日,利特维年科在伦敦一家酒吧与卢戈沃伊会面后出现了神秘的中毒症状,并于同月23日死于医院,临死前指责是普京政府谋害了他。医生在他体内检测出大剂量的钋-210,而与其多次会晤的卢戈沃伊在英国的所到之处,包括搭乘的英俄之间的航班,都留下了钋-210的痕迹[2]。据报道,利特维年科是诱发急性放射综合症的首个已知殉亡者,也是第一宗“核暗杀”事件的受害人;因此,卢戈沃伊成为首个“核暗杀”事件嫌疑犯,由此引发的英俄引渡战也格外引人注目。

【论文关键词】工程质量；监管体系；法律思考

【论文摘要】随着《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我国建设工程质量总体水平有所提高，但工程质量问题仍然不容忽视，质量事故时有发生。质量是工程的生命线，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工程质量是当前工程建设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分析了我国目前建设工程质量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其弊端，对完善我国工程质量监管体系进行了法律思考。

一、我国工程质量监管体系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工程质量管理工作取得不同程度的进步，有关工程质量监管的法规和制度建设得到加强，工程质量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相继完成了一大批高质量工程项目，质量技术进步取得新进展；全社会对工程质量的关注度和认同感；工程建设各方的质量责任意识普遍提高，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明显提高以及质量监督管理机制不断完善，监督管理能力得到提升。然而，2007年6月15日广东江门的九江大桥坍塌事故、同年8月13日湖南湘西凤凰至贵州铜仁大兴机场的二级公路堤溪段300多米长的沱江4跨石拱桥坍塌事件再次说明：建设工程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命的安全，加强建设工程质量的管理，仍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镇化快速推进，我国工程建设规模越来越大，技术难度越来越高，人们对工程质量已从单纯注重安全性上升到舒适性、建筑节能以及全寿命周期质量等全方位的需求。工程建设的现状给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我国工程质量监督体系的完善势在必行。

二、我国现行建设工程质量监管体系及其弊端

论文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监管法律分析

论文摘要:农村金融已成为我国整体金融系统的瓶颈,具有不同于城市商业金融的特质,尤其在目前农村金融改革进程中,为了构建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促进农村金融充分竞争,满足农村金融有效需求,从法律制度的角度强化农村金融监管具有充分的法理基础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的现实国情和城乡二元分化经济结构的长期制约,使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决定了现阶段农村金融经营成本高、风险大、收益率低,由此造成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低下、亏损严重、资本严重不足、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使得我国的农村金融机构成为整个金融体系的瓶颈和“短板”。农村金融的监管无论在理念、对象、内容和手段等方面均具有不同于整体金融或者商业金融的特殊性。一方面,农村金融供给不足,有效竞争不充分,农村金融机构功能错位,农村资金回流,农民融资困难等问题要求建立具有多元化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促进农村金融有效竞争,满足农村融资需求;另一方面,相对宽松的准入政策、过于复杂的农村金融局面以及难以对农村、农业经济提供有效金融支持的缺陷均需要完善的农村金融监管体制来保护相关主体的合法利益,稳定金融秩序,保障金融安全。

一、完善农村金融监管的法理基础

格莱珉银行创立者穆罕默德·尤努斯认为,金融权利如同人们在衣食住行上享有的权利一样,也是一种人权,也是一种人的基本生存权利。法哲学研究中的人权理论将其划分为应有的人权、法律上的人权和现实中的人权三个层次,农民的金融权益便属于应有人权的范畴,不仅可以从社会公平正义理论、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角度得以证成,而且可以通过对其在现实中的享有和实现来评价和检验一国金融法律的质量和状况。首先,包括金融融资、获得农业保险、参与并实现合作金融等各项权利的农民金融权益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正式的确认和肯定;其次,无论进行融资、获得农业保险抑或参与合作金融,都需要在农村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中得到保障和制度支持;最后,对农民金融权益的关注和保护,决定着农村金融监管制度的价值目标和基本理念的转化。因此,可以说,从法学的层面上,运用权利理论对农民的金融权益状况、原因和保护进行权利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从而在制度层面上寻求法律的保障,是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核心。

二、完善农村金融监管的现实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