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实务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本文首先对行政指导实务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通过建立和完善监督专员、行政苦情、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行政补偿等行政法律制度，提高行政指导行为的法律救济制度水平，实现行政指导法治化，提出了若干改革与立法建议。

关键词：行政指导负面问题救济机制

行政指导（administrativeguidance）是行政机关为谋求当事人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实现一定行政目的而在其职责范围内实施的指导、劝告、建议等不具有国家强制力且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20世纪后半期以来日益广泛地运用于各国的经济与行政管理过程中，成为当代行政科学特别是行政法学的重要范畴。从一些重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看，近几十年来行政指导在其行政实务中特别是经济管理活动中发挥了特殊的重要调整作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包括在2003年举国应对SARS疫情的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各级政府和有关行政机关也采取了许多行政指导措施，并收到特殊的效果。同时，行政指导在实际运作中也显露出一定的负面效应，与行政指导行为有关的权益纠纷也不断产生。特别是，“由于行政指导本身的灵活性，并不需要法律的明确授权，在是否采用行政指导手段上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就可能出现不受法律约束的行政活动。”因此，通过制度创新将行政指导行为纳入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审查范围，形成比较完善的行政指导救济机制，这对于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和行政机关认真履行职责的积极性，实现行政指导法治化，具有重大的行政法治实践意义，也成为各国行政法学的重大课题。本文对此拟加以探讨，略陈管见。

一、行政指导实务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从各国行政指导实务来看，行政指导一方面具有许多特点和特殊功用，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缺陷，操作中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这正是行政指导制度还不够成熟和完善的表现。从我国现实生活来看，行政指导行为广泛存在、大量运用且很不规范，亟需加以有效的法律约束，以减小行政指导行为失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社会成本。笔者在对行政指导实务进行的实证研究中深感，我国行政指导的现实问题，除了人们对行政指导的性质、作用、方式等的认识尚不一致，即普遍存在着一系列认识问题以外，还较普遍地存在诸多规范性、制度性、实践性问题，需要按照行政法治原则加以系统研究并妥善解决。主要如：

(一)行为界限模糊

摘要：专业实习与毕业论文是法学专业本科教学中的重要关节，是强化人才培养质量和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保障，构建两者关联性实现机制将助力卓越法治人才的培养，符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现实需求。要实现法学专业实习与毕业论文的关联，需要通过深化实践基地建设，搭建合作平台，两者的视界融合才能得以实现。

关键词：法学；专业实习；毕业论文；关联性

法学专业实习和毕业论文作为卓越法治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对学生实践性能力的提升和法治思维的养成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直至当下，在法学专业实习和毕业论文两个教学环节上，均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阻滞学生发现问题、分析并解决问题的实践性能力提升的多种因素，如何发掘两者之间的关联，并实现两个教学环节质量的共同提升，便成为当下法学教育特别是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必须面对重要问题。

一实现法学专业实习与毕业论文关联的必要性

（一）是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2011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强化法学实践教学环节”，“积极开展覆盖面广、参与性高、实效性强的专业实习，切实提高学生的法律诠释能力、法律推理能力、法律论证能力以及探知法律事实的能力。”2012年教育部等《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各高校要努力建设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学校与社会密切合作的实践教学基地”“要全面落实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实践教学的基本要求，加强实践教学管理，提高实验、实习、实践和毕业设计（论文）质量。”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培养出理论功底深厚、熟悉中国司法实践的法治人才。2018年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又在《关于坚持德法兼修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中进一步强调：“要着力强化实践教学，……积极探索实践教学的方式方法，切实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效果。”[1]由上观之，符合国家依法治国需求的卓越法治人才，应兼具良好法学理论功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性能力。而培养法科学生实践性能力实际上就是要解决理论性教学和实践性教学的衔接问题，为此，必须使法学专业实习与毕业论文这两种实践性教学形式相互关联。

（二）为进一步提升法学专业实习效果所必须。《关于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建立法治实务部门接收法学专业学生实习、法学专业学生担任实习法官检察官助理等制度，将接收、指导学生实习作为法治实务部门的职责。专业实习是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其在法学专业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愈加凸显，它有助于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法律知识的理解、法学素养的提升以及法律思维的运用。但若限于此，法学专业实习的目的便较为偏狭。卓越法治人才的关键还在于能够将实践中的所思、所想和经验等进一步上升为理论上的研讨、分析与总结。而构建毕业论文与专业实习的关联机制，使学生带着任务去实习，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提供实证基础，无疑会使法学专业的实习效果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一、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现状

当前，我国法学硕士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多渠道、多类型、多形式。多渠道包括既有普通院校，又有军事院校;既有教育部直属的院校，又有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院校，既有国民教育系列院校，又有为数众多的党校、行政学院等非国民教育机构。多类型包括既有参加统一考试入学的普通学历硕士、推荐免试硕士，又有同等学力的学位硕士、单独考试硕士，还有专门针对高校教师开设的在职硕士教育。多形式包括非定向、自筹经费和委托培养等。截止2014年，具有法学专业硕士点的高校和科研所大概有200个，具有法学专业博士点的高校和科研所大约有170个。而且我国法学硕士培养单位出现了快速增长的现象，同2008年相比，具有法学专业硕士点的高校和研究所增加了约60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同时也培养了许多高学历、高素质的法学人才。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法学硕士研究生整体培养状况并不理想。北大朱苏力教授谈到:“当下中国的法学院发展尚不能满足社会的急迫需求，根因在于‘过剩’与‘紧缺’的错位。过剩的是中间、低端产品，而能够参与治理国家、决定对内对外政策的高端法律人才仍然欠缺，明显的例证是，扮演经济问题立法的主角多为经济学家而少有法学家，深谙涉外事务的多为来自外域的‘中国通’而鲜有本国的‘外国通’。

事实上，我国高等法学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不够深入，尽管培养形式采取了多渠道、多类型、多形式，但是多数都还是从理论到理论的传统的教育方式方法，有的学校做了一些改革，但是总体而言，培养模式都较为单一，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不强，在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能够“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基层法律人才不多，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严重不足，不能适应多样化法律职业人才需求，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国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合作多领域拓展的形势下，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涉外法律人才远未满足需求;适应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特别是西部边远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基层需要的具有奉献精神、较强实践能力、维护民族团结的法治人才远未满足需求。综上所述，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受限于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现实条件:一是办学理念的现状。我国高等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重在研究法律条文的理性思考，课程设置重在完成部门法规原理的学习理解，缺乏针对解决社会矛盾问题的实践研究;我国高等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重在研究国内法律体系立法成果，缺乏研究法律成果的实际运用，缺乏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法律体系研究，特别是缺乏对先进法律体系在指导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实际运用研究。二是办学条件现状。办学条件远远不能满足发展教育教学实践的需要。法学教育教学实践导师指导学生大量阅读钻研教科书，多数学校没有具备良好的实践教学设施，诸如:电子阅览室，远程视频教育，模拟法庭、模拟仲裁庭、刑侦实验室、法律研究所、律师事务所、法律图书馆，学生缺乏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三是实践教学现状。我国高等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重在理论教学和适当案例教学，缺乏实践教学的亲身体验，多数学生在实务部门实习期间，安排的实习过程又都是一些记录、归档环节。有的实务部门办公条件有限，无法更多接收指导学生实习研究的任务。同时学校多集中在大城市，基于学校经费紧缺，没有更多经费输送学生到边远贫穷落后地区进行实习，很多法学硕士研究生对西部边远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知法执法现状研究知之甚少。

二、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不高的原因分析

(一)培养方式与本科教育区分不明显本科阶段法学教育注重的是知识的积累，教师只是单纯地把知识灌输给学生，在硕士研究生阶段需要培养学生的自主科研与创新能力，需要学生之间、师生之间进行更多的理论的、实践的互动和讨论。但是随着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的激增，教学条件不充分，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教学还在沿用本科阶段教学方式，没有完全实现培养目标。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提到，每一所大学都应该有一个“极限容量”，一个班级有20～30名学生，那么学生和老师之间就会有机会很好地沟通和交流;如果学生达到40～50人，就已经到了可以承受的极限;如果再多，上课就变成了“报告会”，很多学生就会失去和教师交流、进入实验室实际操作等机会，甚至有些学校学生上自习都难以找到座位，教学质量必然大为降低。学生人数的过多增加会导致教学中学生与教师之间互动和研讨的减少，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数量增多，没有办法对每个研究生都密切关注，许多学生处于“放羊”状态，甚至还出现过导师在毕业论文指导中次数不多，学生难以把握，这种现象不可避免地造成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

(二)教学的方式方法滞后我国长久以来的教学方式是以教师独自讲授为主，缺乏讨论、研究和启发的教学，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缺乏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在学科的设置上，几乎不会开设交叉学科研究动向和前沿趋势的相关课程，使得学生局限于法学的知识之中，不能够和如经济学、社会学、环境学等其他领域相结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近几年在法学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中出现了专题讨论的教学形式，大大改善了灌输式教育带来的缺乏互动性以及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缺乏的问题。这种方式是以学生讲授为主，教师点评为辅，这就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教师无法控制学生讲课的质量，在几名学生做某个专题的时候，其他同学感觉不是自己的任务，关注度和积极性不高，在课堂中经常会有只是做专题的学生和老师之间进行互动、其他同学基本不参与的情况出现，缺乏所有同学参与实践的过程。案例教学、诊所式教学等方式未成体系化。1870年，兰德尔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院长，他开创了案例教学法，使哈佛法学院不仅成为美国最著名的法学院，而且建立起了作为法律职业界领导人所需要的制度化的法律培训。1959年在国家法律援助和辩护人协会赞助下，法律诊所委员会(CLC)成立，1965年，该委员会被美国法学院协会接管，并更名为职业责任委员会(COEPR)，1968年，具有独立地位的职业责任法律教育委员会(CLEPR)取而代之，在CLEPR的大力推动下，法律诊所项目的数量从1970年的169个迅速增长到1976年的494个。而在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教学过程中对于案例教学和诊所式教学的关注度不够，同时学生在十几年传统灌输式教学的影响下，在短时间内难以适应这种新的教学方式，有的法学院由于教学设施和资源的缺乏，同实务部门联系不够都使得案例教学和诊所式教学流于形式。

一、中国法学教育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学教育，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58年至1976年法学教育的挫折和停滞时期；1977年至1993年法学教育的重建和恢复时期；1994年以来的急速发展时期。

（一）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49－195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时全国53所高等院校设有法律系，有在校法学本科生7338人。[1]1952－1953年进行"院系调整"，对原有53个法律系进行整合归并，创设四所政法学院，即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和西北大学法律系，构成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四院六系"。在一举废除中华民国时期的全部法学教科书之后，代之以从苏联引进的各种法学教材，并聘请苏联专家担任主要科目的授课教师。至1957年才出版了新中国自己的第一套法学教科书。至1957年，全国累计招收法律本科生12569人，毕业法律本科生10856人，当年有在校法律本科生7954人。

（二）法学教育遭受挫折和停滞时期（1958－1976）

1956年开展所谓"整风反右"运动，强调阶级斗争和否定法治的左的思潮泛滥，凡是主张法治和主张法律具有继承性和社会性的法学教师均受到批判并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导致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急遽萎缩和衰败。1959年撤销了主管法学教育的司法部。四所政法学院被下放地方，并压缩招生规模。

【内容提要】日本法学教育的基本目的不是为了直接培养法律职业人员，通过司法考试选拔法制精英的法律职业选拔模式与法学教育是脱节的。但是这种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选拔制度在新的条件下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弊端.在社会变动、司法改革、教育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日本参照美国的(LawSchool)模式，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开始将法学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教育与选拔、培养法律职业家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预见这种变化将会对日本司法制度和法学教育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并在比较法文化上具有重要意义。

海外来风

日本称法官、检察官、律师三种法律专门职业人员为“法曹”。欲成为法曹，首先要通过竞争率极高的司法考试，然后在司法研修所中经过一年半的司法研修，最终考试合格才能够最终担任法曹。在这种法曹培养制度下，法学教育与法曹选拔脱节，二者并无直接的联系。司法考试严格限制人数，（注：日本选拔的法曹人数历来较少，现行制度下，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每年司法考试合格人数只有500人左右。90年代以来开始增加合格人数，现在每年的合格人数为1000人左右。参见丁相顺：《日本法律职业选拔培训制度及其改革》，《人民检察》2000年第4期，第61页。）一方面塑造了日本司法精英型的特征，保障了司法的公正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日本司法人数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不足，司法救济不够的弊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在规制缓和的大形势下，长期依靠行政指导制调整社会关系的日本开始了由“事前规制型”向“事后检查型”的改革。（注：关于日本司法改革的背景问题，参见2000年12月28日《法制日报》载《密切法律交流推进中日友好——访日本法务大臣高村正彦》一文，法务大臣高村正彦说：“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对于日本而言，面临社会、经济形势的复杂多样化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当务之急是推进行政等各项改革，完成由‘事前限制型’社会向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事后检查型’社会的转型。具体到司法领域，日本将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下个世纪，司法将在维护法治社会、保障国民权利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样，为了解决司法人数不足的问题，大学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法曹培养制度、司法制度开始联系起来，法学教育界和司法实务界提出了法科大学院构想。

一、日本法学教育的基本特征与改革

日本的法学教育是在法制近代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日本法学教育在明治时期就形成了官方与民间法学教育的二元格局，经过明治政府的一系列统合措施，近代法学教育培养的法科学生为推进日本法制近代化过程和国家的近代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注：丁相顺：《日本近代法学教育的形成与法制近代化》，《法律史论集》2000年专集，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37页。）

二战以后，随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和精英型法律家阶层的形成，在大学教育日渐普及的情况下，法学教育成为一种法律修养式的普及型教育，“日本大学本科阶段（四年制）法学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培养法律的专职人才，而是一种为普及法学思维方式而开设的普通素质教育。实际上，可以说这种教育的目的只是为即将步入社会的学生养成法律思维(Legalmin本论文由整理提供d)为此，在日本各大学法学院的本科课程设置中，除法律方面的科目以外，往往还包括与法律职业无直接关系的政治学方面的内容，四年制本科毕业生人多从事非法律工作”（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在现行司法考试制度下，不仅本科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无直接关系，而且研究生教育也与法律职业没有直接关系。研究生院培养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大多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目前日本全国共有622所大学（国立大学99所，公立大学66所，私立大学457所），其中有93所大学开展法学教育，拥有法学部或者法学院。法律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部分充任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机构的公务员；大部分人在各种民间的企业或公司中就职；只有极少一部分的毕业生能够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专门的法律职业家。（注：[日]铃木贤：《日本的法学教育改革——21世纪“法科大学院”的构想》，这是作者于2000年12月参加“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国际研讨会时发表的论文。参见此次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