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思维培养范文精选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只有不断地完善法律，才能够使法律工作者在发挥法治精神的同时，可以根据社会要求提升法律思维能力，以确保整个社会的运行符合法律规范之下按照正常轨道运行。在此形势下，一定要重视法律专业学生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可以通过法律视角辨析问题，并且予以解决，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与技能。

一、刑法教学中对学生法律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法律思维是针对于法律内容所建立的心理过程，以法律概念作为基础，对法律常识以充分运用，根据法律逻辑推理对有关问题进行判断，并予以诠释。法律工作者所要具备的素质是提升法律思维能力，这也是一名合格的法律工作者的一项标准。法律工作者要能够有效执行法律，就要具备法律思维技能这项技能。但是从中国的教育体制出发，在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意识方面，还有所欠缺，主要在于没有注重学生法律认知的培养，使学生没有形成从法律的角度看待事物的观念，无法利用专业知识与思维思考问题。在此形势下，只有不断提高学生法律专业素质和有关技能，才能够使学生的法律素质符合法律从业标准。

(一)法律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法律思维能力

法律专业教育的核心理念就是培养具备法律专业基本素质的从业人员，借助法律专业教育过程，要求其掌握各主要法律部门的基本理论与知识，具有从事法律专业工作的职业素质与专业能力。纵观法律从业者的综合能力，主要涵盖了诸多方面，诸如法律知识、法律思维等等，其中法律知识是前提和基础，法律思维则是建立在知识经验的基础上的，以此为中介借助对各种感知信息对于事物进行分析、比较，并进行总结和概括，做到对于相关知识的综合运用。通过培养学生获取对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认知，使得学生能够在思想意识中形成法律思维，并根据学生对法律知识的运用，对于法律知识进行扩展，并根据自己的需要灵活调整知识，以发挥法律知识的实践性。法学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学生，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如果学生不具备一定的法律逻辑思维能力，就很难运用所学知识。为了更好的适应实际工作的需求，一定要重视学生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这是确保法律工作有序进行的前提与基础。

(二)法律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的专业素质为法律思维能力

摘要:一个国家必须要通过法律制度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高校刑法学就是要培养学生的法治精神和法律思维能力。本文针对刑法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客观分析，目的在于通过对刑法教学现状的分析，透过法律思维能力的视角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刑法教学;学生;法律思维能力;培养策略

一、刑法学习要增强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

每个人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增强学生法律思维能力是刑法教学的最终目的。在刑法学习中，会接触到众多的刑法概念、理论、条款以及法律逻辑和判断推理，形成了学生对刑法的认知，其法律思维能力也会在学习中逐步地构建起来。但是我们的刑法教学往往停留在一般知识的阅读和掌握上，还不能够通过刑法学习将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建立起来，看问题的角度，对于社会事物理解和辨析还不能站在法律的维度上，没有独到深入的眼光，缺乏专业的视角。刑法学习与培养学生法律思维能力的关系在于认清其中的内在的联系，不仅仅满足于掌握了多少理论知识，关键要看应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多少，专业能力和素质能否具备将来的职业需要。

(一)刑法学习的根本目的所在

法学教育就是让学生通过法律的专业学习具备今后就职所需的法学理论，通过专业的学习和实践掌握将来就职法律技能，关键还是要对他们法律思维能力进行综合培养，使他们能够通过所学的法律知识对面临的法律问题作出客观公正的判断。［1］法律思维能力一方面要通过理论学习来获得，另一方面要通过实践来锻炼自己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够对复杂的刑事案件进行缜密的法理分析。可以说，没有职业所具备的法律思维能力，将无法胜任以后的法律工作，也是刑法教学不成功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法治思维;医学职业精神;医学法律

法治思维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础的理性思考能力的体现，也就是在掌握基本法律知识的基础上能够形成运用法律规定及精神去分析、思考、解决问题的习惯。医学职业精神培育是医学专业技能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医学职业精神教育引入法治思维是必然趋势。目前，我国医学生在培养过程中以医学技能为重点，辅以医学伦理教育，但在法律层面的培育较少，更谈不上培育医学生的法治思维。为了使未来的医疗工作者在实施医疗行为时不仅能贯彻医学伦理道德理念，也能运用法治思维，本文就如何将法治思维引入医学职业精神教育进行探讨。

1医学职业精神教育引入法治思维的必要性

1.1民主法治时代的必然需要

法治思维不可能在人的头脑中自发产生，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培养人具有法律知识，并学会运用法律知识分析、思考、解决自身职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当代医学教育培育的人才势必要融入民主法治的发展进程中，他们不仅担负着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医疗使命，同样也是实现民主法治的主力军。因此，在医学职业精神培养过程中必须引入法治思维培育。

1.2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需求

一、法学理论教学的现实情况

教育部制定的法学专业课程有14门，法学理论课程以法理学为代表，同时在各个部门法中也都涉及本部门法的相关基础理论教学。法理学虽然不是具体针对研究某一部门法学或某一项法律制度的学科，但对学生以后学习宪法、刑法、民商法、诉讼法、经济法、国际法等部门法学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就法学基础理论本身的学科背景来看，它以人文社会科学为背景，在大学生的相关背景知识空白的情况下来讲授这样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基础理论一直是法学教育的重点。同时由于理论教学内容本身的抽象化、理论化、体系化，使得如何在课堂上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生动形象地讲授法学原理理论成为教学时的难点。授课老师认为法学基础理论难讲，要讲清楚，讲得浅显易懂不容易；学生认为法学基础理论难学，抽象晦涩，内容庞杂，体系难以理清。在理论法学的教学过程中，是渐渐向学生展示法学理论自身丰富而深邃内涵的过程，格言似的语言展现的是精妙的原理和崇高的精神，曾有学生深深为博大精深的法学理论所着迷，并说法学的基础理论是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然而这件艺术品并非没有瑕疵，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法学基础理论作为以哲学为背景的法律中的基础学科所展现的深奥理论；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法在社会实践运行中与现实生活的冲突碰撞，司法、执法过程也时常遇到各种困难。应当清楚看到，法学理论课程是法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法治观念，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增强法律意识将具有根本性、基础性的作用，也是法律职业者要做好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工作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二、法学理论教学的困惑所在

即使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确立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提出的当下，在法律体系日渐完善、法学教育日臻成熟的情况下，仍然避免不了在法的运行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和考验，这些矛盾的出现同样给法学基础理论教学提出了课题。

困境一，法理学以哲学为背景进行研究，具有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这样就不免与现实产生距离。法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可以为以后其他部门法学科的学习，提供一般规律性的法学方法论的导引作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学基础理论的导引性就显得很乏力，各个部门法在解决实际问题时依托立法及司法解释的运行来完成，反观法学基础理论对司法实践的指导则明显微弱得多，表现出处理各类问题层面上的渗透力不足。然而，法学基本理论作为一种指导性的学理，其干预力应当在广度上、深度上都是完整的，但事实是法学理论在指导的深度上只停留在了理论层面，在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发生了断层。这就导致了法学基础理论在作为法律职业准入资格的司法考试中处境尴尬。以每年全国性的司法考试为例，司法考试的应然状态应当是法律人由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发展的一个关节点，而恰恰在这个关节点处，法理学发生了断层。从而发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平时所学习的法学基础理论知识在司法考试中通常不是标准答案，而司法考试中的参考答案在真正法学理论中又经不起推敲，这一点在法理学中表现尤为突出。担负选拔优秀法律人才、意义重大的司法考试中的应试法学理论与真正的法学理论之间产生了的巨大冲突。而这种状况的出现，也值得法学基础理论教育进行深刻的反思。

困境二，我国法学基础理论教育起步较晚，无论是在法律文化积淀层面、还是法律价值内涵、技术制度层面都与西方法理学有一定的差距。在教学活动中，许多法律著作通常的写作模式都是：就一个问题列举许多西方学者观点，论述其优缺点，最后提出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是怎样认识的，在批判其他观点的狭隘性、局限性过程中提出后者怎样具有超越性。但是，这种观点无非是以上各种观点的总结和捏合，并没有太多的创新和高明，即所谓的“折中说”。诚如学者说：“所谓‘折中说’，即是没有学说，因为根本没有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的法学教育习惯在这样一种亚健康的思维模式下发展，总是在批判他人观点中寻找快感，在整合他人观点中获得成就感，那么，我们的整个法学教育就真的很难步入法律的理想家园。

一、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现状

当前，我国法学硕士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多渠道、多类型、多形式。多渠道包括既有普通院校，又有军事院校;既有教育部直属的院校，又有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院校，既有国民教育系列院校，又有为数众多的党校、行政学院等非国民教育机构。多类型包括既有参加统一考试入学的普通学历硕士、推荐免试硕士，又有同等学力的学位硕士、单独考试硕士，还有专门针对高校教师开设的在职硕士教育。多形式包括非定向、自筹经费和委托培养等。截止2014年，具有法学专业硕士点的高校和科研所大概有200个，具有法学专业博士点的高校和科研所大约有170个。而且我国法学硕士培养单位出现了快速增长的现象，同2008年相比，具有法学专业硕士点的高校和研究所增加了约60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同时也培养了许多高学历、高素质的法学人才。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法学硕士研究生整体培养状况并不理想。北大朱苏力教授谈到:“当下中国的法学院发展尚不能满足社会的急迫需求，根因在于‘过剩’与‘紧缺’的错位。过剩的是中间、低端产品，而能够参与治理国家、决定对内对外政策的高端法律人才仍然欠缺，明显的例证是，扮演经济问题立法的主角多为经济学家而少有法学家，深谙涉外事务的多为来自外域的‘中国通’而鲜有本国的‘外国通’。

事实上，我国高等法学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不够深入，尽管培养形式采取了多渠道、多类型、多形式，但是多数都还是从理论到理论的传统的教育方式方法，有的学校做了一些改革，但是总体而言，培养模式都较为单一，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不强，在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能够“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基层法律人才不多，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严重不足，不能适应多样化法律职业人才需求，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国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合作多领域拓展的形势下，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涉外法律人才远未满足需求;适应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特别是西部边远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基层需要的具有奉献精神、较强实践能力、维护民族团结的法治人才远未满足需求。综上所述，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受限于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现实条件:一是办学理念的现状。我国高等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重在研究法律条文的理性思考，课程设置重在完成部门法规原理的学习理解，缺乏针对解决社会矛盾问题的实践研究;我国高等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重在研究国内法律体系立法成果，缺乏研究法律成果的实际运用，缺乏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法律体系研究，特别是缺乏对先进法律体系在指导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实际运用研究。二是办学条件现状。办学条件远远不能满足发展教育教学实践的需要。法学教育教学实践导师指导学生大量阅读钻研教科书，多数学校没有具备良好的实践教学设施，诸如:电子阅览室，远程视频教育，模拟法庭、模拟仲裁庭、刑侦实验室、法律研究所、律师事务所、法律图书馆，学生缺乏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三是实践教学现状。我国高等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重在理论教学和适当案例教学，缺乏实践教学的亲身体验，多数学生在实务部门实习期间，安排的实习过程又都是一些记录、归档环节。有的实务部门办公条件有限，无法更多接收指导学生实习研究的任务。同时学校多集中在大城市，基于学校经费紧缺，没有更多经费输送学生到边远贫穷落后地区进行实习，很多法学硕士研究生对西部边远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知法执法现状研究知之甚少。

二、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不高的原因分析

(一)培养方式与本科教育区分不明显本科阶段法学教育注重的是知识的积累，教师只是单纯地把知识灌输给学生，在硕士研究生阶段需要培养学生的自主科研与创新能力，需要学生之间、师生之间进行更多的理论的、实践的互动和讨论。但是随着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的激增，教学条件不充分，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教学还在沿用本科阶段教学方式，没有完全实现培养目标。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提到，每一所大学都应该有一个“极限容量”，一个班级有20～30名学生，那么学生和老师之间就会有机会很好地沟通和交流;如果学生达到40～50人，就已经到了可以承受的极限;如果再多，上课就变成了“报告会”，很多学生就会失去和教师交流、进入实验室实际操作等机会，甚至有些学校学生上自习都难以找到座位，教学质量必然大为降低。学生人数的过多增加会导致教学中学生与教师之间互动和研讨的减少，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数量增多，没有办法对每个研究生都密切关注，许多学生处于“放羊”状态，甚至还出现过导师在毕业论文指导中次数不多，学生难以把握，这种现象不可避免地造成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

(二)教学的方式方法滞后我国长久以来的教学方式是以教师独自讲授为主，缺乏讨论、研究和启发的教学，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缺乏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在学科的设置上，几乎不会开设交叉学科研究动向和前沿趋势的相关课程，使得学生局限于法学的知识之中，不能够和如经济学、社会学、环境学等其他领域相结合，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近几年在法学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中出现了专题讨论的教学形式，大大改善了灌输式教育带来的缺乏互动性以及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缺乏的问题。这种方式是以学生讲授为主，教师点评为辅，这就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教师无法控制学生讲课的质量，在几名学生做某个专题的时候，其他同学感觉不是自己的任务，关注度和积极性不高，在课堂中经常会有只是做专题的学生和老师之间进行互动、其他同学基本不参与的情况出现，缺乏所有同学参与实践的过程。案例教学、诊所式教学等方式未成体系化。1870年，兰德尔被任命为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院长，他开创了案例教学法，使哈佛法学院不仅成为美国最著名的法学院，而且建立起了作为法律职业界领导人所需要的制度化的法律培训。1959年在国家法律援助和辩护人协会赞助下，法律诊所委员会(CLC)成立，1965年，该委员会被美国法学院协会接管，并更名为职业责任委员会(COEPR)，1968年，具有独立地位的职业责任法律教育委员会(CLEPR)取而代之，在CLEPR的大力推动下，法律诊所项目的数量从1970年的169个迅速增长到1976年的494个。而在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教学过程中对于案例教学和诊所式教学的关注度不够，同时学生在十几年传统灌输式教学的影响下，在短时间内难以适应这种新的教学方式，有的法学院由于教学设施和资源的缺乏，同实务部门联系不够都使得案例教学和诊所式教学流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