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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为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行为经济学也被称为“心理学的经济学”,是运用心理学的分析框架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从研究对象看,行为经济学侧重于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产生的动机研究;从研究方法和手段来看,由于行为经济学注重分析微观主体的非经济动机或者非物质动机,因此不同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更多依赖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并在研究中较多采用了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等方法。行为经济学继承了经济学对日益复杂化的人类经济行为的研究诉求,但是在研究具体方法上则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实验经济学方法,从而将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经济行为分析一直都是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亚当•斯密则试图采用“损失厌恶”等个人心理可能会对经济行为造成的影响。随后的古典经济学家也一直致力于对微观经济行为的研究,并号称经济学即研究经济行为的科学。但是,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研究框架都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上的,因而分析的都是经济动机驱动下的理性行为,而复杂多变的个人心理特征都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中被有意无意忽略或者抽象了。特别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弗里德曼提出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被经济学广泛接受后,行为研究所依赖的心理学基础已经消失。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乔治•卡托纳及赫伯特•西蒙开始将经济行为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可以将行为经济学的创立追溯到西蒙的“有限理性”思想的提出。随后,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完整的科学,其理论研究成果不断完善和成熟,极大推动了大量具有创新和探索精神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联合研究,并为行为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20世纪70年代,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提出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存在系统偏误,并进一步构建了不确定条件下行为主体的判断模型,从而颠覆了主流经济学的个体选择模型,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断成熟,并且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际应用,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也不断深入,甚至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拓展到了金融领域,促进了行为金融学的产生。
二、行为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分歧与融合
行为经济学的先驱西蒙在其研究成果中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认为经济活动中的微观主体在进行选择决策时并不完全依循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因而经济选择的最终结果完全可能背离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最优化均衡点,从而解释了现实中的复杂经济世界。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批评和发展首先就是建立在对行为人的假设上,并进一步提出了由于行为人并不总是完全理性的,因此也可能存在偏好无法排序或者偏好不一致的情形,这就构成了行为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主要分歧。
(一)行为人的假设不同主流经济学假设经济主体都能进行理性决策,即假定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是同质的,具有完备的信息。行为经济学对这些假设前提提出了挑战,认为微观主体的选择和决策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理性受到了主体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因而表现为“有限理性”。与此同时,在做出最终的经济决策时,决策情景、当事人的心理活动特征、决策模式等都会对最终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微观主体的异常行为也因此产生,加剧了经济现象的复杂性。行为经济学强调当事人认知能力的局限,强调决策作为一个学习过程的动态变化。尽管行为经济学也坚持理性假定,但是认为行为主体的理性认知能力存在差异,对微观行为主体的假设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同质经济理性人,承认人的复杂异质性和社会性,并且利用心理学构建了自己的分析基础,从而导致了其和主流经济学并驾齐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派。
(二)偏好的假设不同主流经济学中偏好是外生的、稳定的,并满足自反性、完全性、传递性和连续性条件,从而在不确定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的选择过程可以概括为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的期望效用函数。所以,偏好一致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期望效用最大化构成了主流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又一重要基石。以严密的逻辑和数学分析构建的预期效用理论成为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的经典理论。但是法国经济学家阿莱斯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发现了现实中的人们面临风险时不总是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选择行为也不是完全依据概率行事,即著名的“阿莱斯悖论”。特维斯基和卡尼曼(1979)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合理解释,并提出了前景理论。前景理论对于偏好的理解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偏好并不是完全外生的,不同期望的偏好并不独立于判断和评价的程序;其次,不同期望的偏好并不可以表示为单纯的概率分布函数,通常还取决于对给定分布函数的描述。他们的研究表明,决策程序以及决策的外在环境等都会影响到当事人的偏好,偏好既不满足完备性假定,也不满足传递性假定。另外,很多研究表明,诱导偏好会导致偏好反转(perferencereversals)。传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在消费行为理论的主要分歧就是围绕着行为主体的理性假设人而展开的,对于前者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行为经济学研究者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观测,发现了在现实世界中,消费者存在的非理性、非自私自利的选择行为,违背了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假设,从而将消费者的心理特征、心理学研究成果引进来,合理解释了行为主体的“非理性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阿莱斯悖论”做出了解释。传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分别解释了行为主体的理性和非理性选择,因此对复杂多变的消费者行为进行研究,两种理论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应该互为补充,共同解释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
一、逻辑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
(一)逻辑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发展的重要标志
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以经验主义为源头,与哲学思想的发展相同步,其核心是形而下学,认为不存在先验的真理,一切命题来自人类经验的归纳。然而经验是具有局限性的,科学以归纳得出的缺乏灵动性的少数公理为基础,不可能绝对可靠。进入20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学的复杂性,经验归纳法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明显力不从心,演绎法应运而生。假说-演绎法源于达尔文的科学研究方法,具体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推测”,即建立一个假说;第二步是进行实验或积累观察以便检验假说。其本质是发现新事物并在建立试探性假说之前必须先有观察并提出问题。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20世纪50年代以马歇尔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将先前的经验实证与演绎-推理相结合,并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其最具划时代意义的观点有三点:其一是认为理论和事实都是假设的根源,并承认理论和事实都可能与假设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其二是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理论的概述有效应体现为理论或其命题可以被数量化表示,那么与此相对应的行为特征就是实证性的,这与针对自然物的观察和计量的实证性认识没有本质区别。其三是经济学研究中对客观性重要程度的强调。对于一个描述性经济结论的支持,重要的是提供一种可供检验的证据,证据的可靠性和价值判断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重点之一。因此,经济学吸收了一致检验、逻辑相关检验等逻辑实证主义的检验理论。
(二)证伪主义:基于传统经济学方法论的扬弃
1.基本观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理论或命题可以被数量化表示的前提条件在接下来的经济学发展中被认为是极其严苛的。同时,为了满足不断发展的理论需要,经济学急需一种动态上升的研究范式。30年代大萧条下得到极大发展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直接导致了经济学和波普尔哲学的结合。该方法论由波普尔提出,后经库恩和拉卡托斯的扬弃逐渐发展为完善的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波普尔对逻辑实证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他并不赞同知识完全来自外部经验并可以通过逻辑思维从少数业已存在的确实知识中推演出来,而是强调理性思维中的批判能力,认为知识是在对已有知识和理论的批判中实现自身的不断成长,人们通过对旧理论的否定建立起新的理论,其核心是证伪主义。他认为,科学发现总是在大胆地猜测,经受经验检验而得到暂时确认的各种新理论终被证伪,证伪过程是不断尝试和清除错误的过程。库恩“范式”则从科学史观的角度对波普尔证伪主义进行了扬弃,认为科学发展的模式就是陷入危机的旧范式终为新范式所取代的过程。提出了量变终究引起质变,新旧更迭是必然趋势的观点,对现代经济金融领域的变革具有指导性意义。根据波普尔的证伪思想,任何理论一旦被证伪,就将被淘汰,那么理论与事实不符应如何正确判断才不致将理论扼杀在“摇篮”里就成为接下来拉卡托斯的主要研究成果。他认为绝对的被证实或证伪是不存在的,用“保护带”来缓冲经验冲击可以对理论进行适当的保护和修正。当某种科学研究纲领通过对假设的调整能使得借助既有研究框架说明和理解更多的事实则为框架进步。
2.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启发“评价科学研究纲领进化或退化的客观标准是纲领本身的预测力和解释力。”拉卡托斯在对波普尔及库恩证伪思想的扬弃中首次提出了理论对于未来事物客观发展预测能力的重要性问题。这一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后著名的“弗里德曼-萨缪尔森争论”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这场争论的关键是两人对于证伪的主体存在争议。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中心问题就是在经济学中导出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而所谓的“有意义”是在理想条件下做出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并可以想象这个假说会遭到反驳。他所关注的是经济学的解释功能,即证伪的客观主体是假说。而弗里德曼代表了一种被冠之以工具主义的方法论倾向。他认为经济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和假说,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要比萨缪尔森的更灵活、更具有实用性。这正是将科学证伪哲学与经济学的艺术“气质”,以及解决、预测未来实际问题特性的完美融合。
[摘要]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理性主义,科学哲学对此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经济理论对于许多经济现象不能作出较完满的解释。在社会经济体制的建构中,非理性因素也愈来愈彰显出它的重要性,正确理解与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我们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经济学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关键词]科学哲学;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
正文:
时至今,已经没有人对科学哲学与经济学的密切关系提出质疑。科学哲学理性主义及非理性主义的发展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经济学。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来讲,这两种范式是不可或缺的。就理论经济学而言,经济学理性主义受科学哲学的影响,成为主流经济学。然而近些年来,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潮也冲击着主流经济学。正确理解与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构建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而言,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补充。
一、科学理性的发展
理性,从词源上来看,这个词来自希腊文“入0Y0S”(逻各斯),逻各斯的基本含义是“规律”,是客观地内存于自然的东西,他支配着自然界的运动,是自然界运动规则性的表现。古希腊的哲学家不仅认为整个社会是和谐的、有序的,是有规律的,其卓越之处还在于,他们又直觉地认识到这种和谐安排可以用数及数量关系加以明确表达,这一点最为集中地反映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自然理念之中。宇宙和谐的自然秩序观及“万物皆数”的理性主义思想,后来深刻影响了近代天文学、物理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
如果说古希腊留给欧洲的文化遗产是把用理性的方式研究普遍的存在作为自己的任务,那么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就是在冲破宗教神学的统治,崇尚人的理性,运用理性怀疑和批判神性的禁锢,肯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在这种肯定现实生活,以积极的态度和深切的目光关注外部世界的文化氛围中,自然科学才能得以迅速发展。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变,使实证思想深入人心,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实证主义者认为,实证意味着“科学的”、“理性的”甚至是“客观的”,在他们眼中,每一门科学都是一个知识体系,即真的经验命题体系。哲学的研究就应该是经验范围内的事,因此科学的发展只是一系列“真的经验命题的积累”、扩大过程,是一项纯粹客观的累积性事业,是由理性机器生产出的产品,而与人们的精神活动、价值观念没有多大关系。而此时,数学方法在解决自然科学问题方面的巨大成功,使得自然科学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其他领域的发展速度,正是由于此,数学的自然科学也被戴上了“理性”的桂冠。
保险行政管理毕业论文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
保险是一项风险转移的商业活动。由于风险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理性的人们应该厌恶风险[1],需要丰富多彩的保险产品规避风险。这正是保险公司存在的理由。
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的经济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这是心理学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面对风险决策,人们是会选择躲避呢,还是勇往直前?保险公司如何面对客户非理性——甘冒风险拒绝保险的行为呢?
一.人的非理性拒绝保险
让我们来做这样两个实验。一是有两个选择,A是肯定赢1000(1000,1),B是50%可能性赢2000元,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2000,0.5)。你会选择哪一个呢?超过80%的人都选择A,这说明人是风险规避的。二是这样两个选择,A是你肯定损失1000元(-1000,1),B是50%可能性你损失2000元,50%可能性你什么都不损失(-2000,0.5)。结果,超过70%的人选择B,这说明他们是风险偏好的。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以表彰他在实验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实验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工作者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本文将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基本方法及主要特点作简单介绍。
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是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门学科。
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固守着经济理论难以实验的思维定式。
弗农·史密斯教授敏锐觉察到实验经济理论的作用,并首次付之于实践。他在亚利桑那大学十一个班级进行了长达六年的实验,验证了竞争均衡理论。据此实验所撰写的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在1962年的《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实验经济学开始运用于验证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弗农·史密斯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提出了市场参数完全有可能影响均衡产出收敛性的结论;赫伯特·西蒙根据博弈实验结果分析了存在性理性(SubstantiveRationality)和程序性理性(ProceduralRationality)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实验经济学主要局限在市场理论和博弈理论领域,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理论自身的缺陷影响可实验性,研究过程往往是从假设前提出发,然后运用复杂数学推导出相关命题。由于假设前提的高度抽象,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因而相关命题也就无法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