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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最紧迫的挑战之一。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IPCC)2007年的综合报告(IPCC,2007),气候变化应对分为“减缓”(mitigation)和“适应”(adap-tion)两方面。“减缓”指“旨在减少源投入和单位产出排放的技术变化和替代。虽然一些社会、经济和技术政策可产生减排,但就气候变化而言,减缓则意味着实施有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增强汇的各项政策”。“适应”指“为降低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对实际的或预计的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而提出的倡议和采取的措施”。换句话说,“减缓”需要通过不同手段去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减少未来潜在的负面影响;“适应”需要分析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生物、自燃和社会转变的实质后果,制定相应的政策,采取相应的行动(叶祖达,2009)。根据联合国统计,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城市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75%。由于城市是能量消耗、物质产生的集中地,随着可持续发展已经从全球理念转化为地方行动,地方政府应对环境问题经验丰富,有能力对气候变化作出回应,城市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BulkeleyandBetsill,2003)。规划对城市发展有长期的、结构性的作用,规划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起到重要作用(潘海啸等,2008;Yip,2009)。
来自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3位学者西明•达武迪(SiminDavoudi)博士、珍妮•克劳福德(JennyCrawford)教授以及阿比德•马穆德(AbidMeh-mood)博士共同编撰了论文集《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空间规划师的减缓和适应策略》,旨在探讨空间规划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变化,以及在此过程中空间规划自身的范式转变。“空间规划”在欧洲是一个争议很大的提法。霍尔(Hall,2002)和希利(Healey,1997)都认为,传统的以土地利用规划为主的城市规划、区域规划就是空间规划。论文集中,编者援引英国皇家城镇规划协会(RoyalTownPlanningInstitute,RTPI)的提法,指出空间规划以“关于空间和场所的批判性思考”为基础,不仅包括关于土地发展使用的法律规章与框架,还包括这些框架实施、改变相关的制度和社会资源。编者将政治、价值观、管治、法规和制度建设都整合到空间规划的范畴,认为空间规划是以场所(土地)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包括从政策、监管以及投资条款等方面对场所(土地)进行预测、评估、谈判,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并成文的过程。编者认为空间规划是管治的基础组成部分,是提升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其他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的关键。
第一部分“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减缓、适应与影响”主要讨论了目前城市形态以及空间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诸多争议。美国学者霍华德(JeffHoward)强调针对规划师,气候变化减缓优先于气候变化适应;丹麦学者海尔斯(KirstenHalsnaes)、经济学家劳森(NetheVejeLaursen)以及爱琴海大学的崎三(ThanasisKizos)等学者则认为由于气候变化的对脆弱地区的影响往往更大,这类地区构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比减缓更紧迫。城市形态与气候变化是目前最受关注的领域,紧凑城市、混合利用、高密度开发被众多学者认为能够有效减少交通能耗。澳大利亚学者纽曼(PeterNewman)长期关注城市土地利用、空间形态与能源消耗的关系,他认为步行导向和绿色交通导向的发展模式是城市转型的关键。但悉尼大学的皮萨罗(RafaelE.Pizarro)认为尽管蔓延、小汽车主导的城市形态不利于气候变化的减缓,但在某些地区却有利于气候变化适应(如湿热地区低密度、建筑物蔓延排布在自然景观中的形态有利于应对高温和高湿),他建议在不同的气候地区采取不同的城市形态应对气候变化。另外,英国学者巴尼斯特(DavidBanister)、阿纳布尔(JillianAnable)、格林(NickGreen)和汉德利(JohnHandley)的研究都显示,城市空间形态对能源消耗的影响不是孤立的,与个人行为模式密切相关。论文集的
第二部分“战略规划应对”描述了战略框架和规划过程如何从减缓和适应两方面应对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变化将导致空间规划“范式改变”成为这一部分的主要观点,选编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这一问题:英国学者赛克斯(OlivierSykes)和费舍尔(ThomasFischer)认为“欧洲空间发展展望”(EuropeanSpatialDevelopmentPerspective,ESDP)通过“领土议程”推动社会、经济以及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目标的整合,体现了空间规划的重要转变;格里菲斯大学的伯恩(JasonByrne)等学者从“生态民主”的角度描述气候变化应对对空间规划的影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惠勒(StephenWheeler)认为,相对从前的“愿景塑造”,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偏重目标制定,这将导致规划过程产生革命性的变化;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弗里斯(JochemdeVries)和沃森克(MaartenWolsink)认为气候变化使空间规划更多聚焦于风险管理为基础的政策制定;伦敦巴特利特规划学院的莱丁(YvonneRydin)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使得新技术广泛应用对规划师的知识体系提出了挑战,将推动英国规划体系的改变;加拿大的罗宾森(PamelaRobinson)认为目前气候变化应对政策聚焦于新技术应用(她称之为“第一代温室气体减排方法”),空间规划师应当介入省和地方政府的增长管理政策并做出改变。
第三部分针对前文关于整合减缓和适应策略以及空间规划的范式的争议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并且对新的政策工具进行了介绍。英国学者威尔逊(ElizabethWilson)、霍尔(JimHall)、吉尔(Susan-nashGill)等介绍了情景分析、可视化和气候模型以及空间模型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中的应用。此外,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了城市管治的改变。芬兰学者兰格拉(RichardLanglais)提出“有远见的个体”在地方层面政策推动中起到重要作用;伦敦气候变化应对机构负责人琼斯(AllanJones)描述了伦敦应对气候变化的多层次的管治政策;杜伦大学的巴克利(HarrietBulkeley)指出空间规划不仅仅是一项技术工具,更是一项管理过程,气候变化对管治结构产生了影响;爱丁堡大学的哈格特(ClaireHaggett)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过程需要更加重视公众参与,发挥公众的作用。
尽管编者没有直接指出空间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范围、目标和方法,但从所选文章的内容来看,空间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与实践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空间规划编制内容的应对。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包括倡导相对紧凑、混合使用的城市空间形态以减少能源消耗;构建适应气候变化的城市形态;通过空间规划促进交通、建筑等领域的新技术的使用;增加风险管理与评估,等等。②空间规划编制方法的应对。气候变化扩大了模型、情景分析等手段在空间规划的应用范围,使得空间规划的评估有了新的标准。③空间规划的管理应用的变化。一方面,政府的管治手段将更加多样化;另一方面,沟通规划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公众参与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有了新的意义;同时,“公平民主”的观念将渗透空间规划的方方面面。总的来看本论文集的特点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所选论文的背景来源广泛而丰富。案例既包括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地区,也包括贫穷地区以及小岛等气候变化脆弱地区;作者中既有研究学者,也有政府官员,其背景也包含了城市规划、生态、环境、公共管理、经济等多方面。论文集充分反映了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多学科的协作,也反映了空间规划的多学科融合性。论文集的另一个特点是越过了对空间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层面的研究与讨论,重点偏向相关的空间管治、政策治理、区域协调以及空间规划工具、方法的革新等方面,与空间规划发展趋势相吻合。空间规划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项技术工作,相关的技术方法、制度建设、决策机制、实施与评估、政策治理都有待进一步研究(顾朝林等,2010)。论文集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内容涉及范围过广,导致许多观点停留在讨论的层面,未能进行更深入的探究。特别是“气候变化将改变空间规划的范式”的观点贯穿了论文集,但是呈现片段化的特征。当然,作为一本论文集,这是难以避免的。正如编者在前言中提到,“本书主要的目的是提出气候变化对空间规划带来的主要挑战,旨在抛砖引玉,希望规划研究和实践者进行更多的更深入的讨论”。对于空间规划范式的讨论,编者在别的文章中进行了专项讨论。
随着我国中央银行体制的逐步调整和完善,目前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工作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关键时期。经过各方努力,多年积累的金融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和逐步化解,为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金融改革的深化创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但是各级财政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何进一步改进金融监管工作,切实加强金融监管工作,有效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已成为当前我国中央银行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
多年以来,金融监管越提越重要,越提越重视,措施办法越想越多,可是风险仍是屡控难禁,层出不穷,原因是什么?除体制、制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职能定位不准,不明、不持久,经常发生变化,一项工作没做完,突然来180度大转弯,转到另外一项工作上去,难以按一个既定的方向走下去。职能定位不明、不准、不持久的深层次原因是我们的监管理念不明确。理念是起引导作用的,理念形成观念,有了理念才有观念,有了观念才有思路,有了思路才有出路。目前的监管理念应当从以下七个方面进行更新和重新定位。
单一目标理念
所谓单一目标,就是监管目标只有一个而不是两个或三个。既想依靠监管解决不良贷款问题,又想依靠监管解决“小金库”问题,还想依靠监管解决财务信息真实性的问题,甚至想通过监管促进货币投放,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通过监管消灭非法金融,这些东西装得太多,一件事都做不成。金融监管的目标就是一句话“维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存款人的利益必须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就是维护金融业的稳定和有效运行,而不是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定。各种体育活动并没有行政领导,只有协会组织,为什么能管理好,主要是目标比较明确。如足球比赛,裁判的目标只有一个,惩罚违规,不管输赢。所以金融监管必须确定单一目标,并且义无反顾,持之以恒地推进下去。有利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有效运行的政策措施一出台,有利于维护公众利益的工作就安排。目标一经明确,职能就好确定,体制也好确定。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法规在金融领域应当同样适用。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决不是没有退出的稳定,一定是有退出的稳定,市场的效率就在于此。
宽进严管理念
这主要是针对前面“银批过细、银管过粗”而言的,要宽进严管,而不是严进宽管,或进去以后就不管。以前电影院都是守门入场,门前摆着铁栏杆,站着不少检票人,每人都持票入场,但进门后为找座位,扯皮打架,后来敞门入场,考虑的不是进场,而是座位问题,找不到座位就走人。这里存在一个“是管过程还是管入口”的问题,美国是监管最严谨,最精细的国家,同时也是准入最宽松的国家,由此使它的金融业最具有活力。金融行业抬高门槛,不让进来,增加了寻租,产生了腐败。因为审批金融机构要请客送礼,为的是求得准入,一准入了就可以捞取资金,然后积累了风险。这种做法既保护了腐败,又压抑了创新,与此同时还衍生了大量的非法地下金融。罗伯特·清崎的《穷爸爸,富爸爸》一书中,一幢房子在穷爸爸资产负债表中是资产,在富爸爸资产负债表中是负债,是抵押贷款购买来的,穷爸爸总是说我支付不起,富爸爸说我怎样支付得起,开启思维,想办法支付购房贷款,这两种财富观截然不一样。制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诱制式的,一种是强制式的。诱制式的是引导你向目标走,而强制式的是强迫你向目标走。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应当多从“诱制式”入手,实行“宽进严管”。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树立正确的法律风险防范理念;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构建适合于本公司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重点抓好合同风险防范和法律风险评估工作;重视公司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维护等进行讲述,包括了事先防范是基础、过程控制是关键、从公司规章制度入手,建立健全公司规章制度,确保法律风险防范制度化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各种利益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方面的利益调整和法律诉求不断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面临着各种法律风险。构建公司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提高公司竞争力,成为热点问题。本文拟从法律风险防范理念、风险源控制、防范机制的构建及维护等方面加以分析,探索构建公司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公司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探讨
中国加入WTO之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公司所面临的市场竞争愈来愈激烈,陷阱也越来越多,正所谓机遇和挑战同在,风险与利益并存。如何控制风险,使公司以最小化风险去实现最大利益,成为所有公司面临的新课题。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公司风险主要有自然风险、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等。前两种风险分别是以不可抗力和市场因素为特征,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不可控性。而法律风险往往是因估计不足或处理不当而引起的公司必须承担法律责任的后果,常常会给公司带来经济上的损失,甚至是灾难性、颠覆性的损失,这种法律风险,通过构建公司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是能够防范的,具有可控性。因此,一个现代企业的领导人必须把引领企业发展的能力同防范法律风险的能力相匹配,否则很难谈上有真正的发展。可以说构建公司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是公司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树立正确的法律风险防范理念
2004年6月1日起施行的《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国有企业实行以事前防范法律风险和事中法律控制为主、事后法律补救为辅的工作原则。笔者也认为公司首先应当树立以事先防范和过程控制为主,以事后救济为辅的法律风险防范理念。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民间金融的内涵界定;我国民间金融的运行特征;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必要性分析;规范化发展民间金融的建议;结语,对民间金融发展制度保障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在我国被列为地下金融或灰色金融进行一味地整治,企图利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民间金融问题。实践证明并不成功,出现了“整”而不倒,“治”而不顺的局面。、发展速度快,融资规模逐年扩大、参与范嗣和参与主体更趋广泛化、缺乏约束,潜藏着较大的风险、民间金融缺乏监管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改变政府角色定位、民间金融是一个古老而新鲜的话题,其存在和发展有着客观的现实必然性,每种民间金融形态都有着自己不同的存在形式和特点,展示他们存在的意义,具体材料请详见:
论文关键词:民间金融;正规金融;制度保障;金融服务体系
论文摘要:民间金融问题既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它往往既是金融创新的源泉,也是金融制度变迁的初始状态。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不论政府态度如何,民间金融活跃的现实是毋庸置疑的。但民间金融囿于自身的特点和弱点,在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经济运行带来一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对我国民间金融运行特征及其影响分析,探讨其未来的规范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引言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在我国被列为地下金融或灰色金融进行一味地整治,企图利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民间金融问题。实践证明并不成功,出现了“整”而不倒,“治”而不顺的局面。根据央行调查统计司对民间融资的调查推算,我国目前的民间融资规模约为9500亿元,占GDP的6.96%左右,占本外币贷款的5.92%左右。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在体制外循环,蕴含着很大的金融风险。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为维护我国正常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客观上要求对体制外循环的资金进行规范和整顿。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渐进的体制变迁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城乡经济和金融发展极不平衡;同时,多种所有制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多种经营层次并存的情况在我国也将长期存在。为此,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和分布在广阔农村的农户,由于其自身的一些弱点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通过正规金融部门获得庞大资金需求的满足,有相当一部分需要求助于民间金融。这是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原动力。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民间金融将长期存在下去,是我国金融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民间金融的内涵界定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近年来的农发行改革与公司治理结构改善要求;农发行的公司治理结构现状与问题分析;政策建议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农发行改革的国际背景、农发行改革的国内背景、农发行近年来的改革进展情况、农发行治理结构现状、现行治理结构所隐含的问题、尽快制定政策性银行法,加大对农发行的法治监管力度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本文从农发行的改革源流与难点入手,分析农发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发展银行体制改革公司治理
一、近年来的农发行改革与公司治理结构改善要求
1.农发行改革的国际背景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世界各国认识到政府为基础项目提供资金的重要性,纷纷建立政策性国有金融机构,按照国家发展计划向政府优先发展的部门或投资项目提供贷款,但80、90年代以后,特别是对拉美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政策检讨,使得政策性银行实践中的许多严重问题集中暴露。各国政策性银行因此纷纷走上改革转型之路,成为开发性银行甚至改造成为商业银行,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转变成为整体市场化运作的开发性银行,政府不再提供直接信贷,业务完全受市场条件约束;二是暂时继续维持传统政策性银行定位,在规范、限定业务范围的同时酝酿实施市场化改革;三是转型为主体业务市场化运作、政府指令性业务专项管理的综合类开发性银行。国外政策性银改革转型经验中比较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强调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现代银行制度,明确产权关系,实现股权多元化,按商业银行标准建立董事会、监事会、公司管理层等治理结构,完善风险管理和控制机制,增加透明度,推进财务上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强调充实资本金以缓冲银行经营风险、降低经营成本,依靠资本充足率和国家背景,提升其市场信用等级,降低筹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