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考察报告范文精选

互联网作为传播的新媒体，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已成为大学生获取和交流信息的重要渠道。网络信息资源的丰富和交流的便捷，深得同学们关注和喜爱。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网络也成为一些不法分子散布谣言、歪理邪说、乃至传播色情信息的工具。为了更好的调查大学生网络道德情况，本人暑期在校期间制作并发放了大学生网络道德问卷调查》200份。共15道题，涉及到网络的信息，管理和利用等诸多方面。接受调查的学生中，大一学生占22.3％，大二占30.2％，大三占47.5％（大四学生已离校）从调查情况看，网络已走入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学习知识、查看新闻、查找资料、聊天、交友、满足个人爱好以及了解国内外的各种形式。同时，也有的学生在互联网这个并不是很纯洁、健康的虚拟天地里堕落了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实行网络道德教育势在必行，认为大学生应该具备“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基本道德规范，要把这种道德风尚反映到网络当中，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社会主义公民。

大学生的网络现状具体表现在以下六点：本次调查中。

1电脑、网络普及程度非常高

35.7%同学每天一般花12小时在电脑上，有39.7%同学配有电脑。有42.6%同学为34小时。从上网同学的比率可以看出，网络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的日常工具之一。基本上所有的同学都感受到网络的存在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在日常和工作上的重要性。从各年级的分布来看，并不象一般认为的大一同学因为对计算机本身的解中国范例及使用比较陌生，因此决定了对网络的应用率也比较低。事实上，计算机的使用已经低龄化，很多同学在高中已经接触到计算机，虽然对软件、语言等并没有熟悉的应用，但一提到上网，大多数同学还是非常熟悉的大二、大三经常接触网络的同学比较固定。也就是说，不常上网的有一部分，经常上网的也总是保持着一定的数量。分析原因在于有些同学由于自己没有电脑，或是专注于学习，有其它事情缠身如打工、谈恋爱等，所以没有时间涉足于网络；而有些同学则因为拥有个人电脑，用起来特别方便，或是时间较为宽松，所以有较多时间留驻于网络。总体而言，经常上网的学生是比较固定的占全体同学的40%左右，同学总是与网络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已经迷上了网络。

2大学生中对网络的价值利用率不高

主要应放在查找资料、开阔视野等层面上，网络的应用对于学生而言。一些大一的学生也承认，没有接触到网络之前，意识中，网络应该是学习的辅助。但是事实上，真正使用网络来查找资料帮助专业学习的同学非常少，即使有也是偶尔写论文，甚至是直到交作业时，才到网上找找。调查表明，上网聊天的占34%上网玩游戏的占28%上网查资料的占38%也就是说，有62%学生在网络里从事与学习工作无关的活动。提及聊天，必然要提调查的200个学生当中，全部都至少有一个号。

1931年三四月间，教育部、行政院分别致函国际联盟秘书处，请求委派欧洲专家来华考察。于是，同年9月，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按国民政府邀请之意，考察团来华是为了帮助“拟定并实施中国政府所颁布的改造中国的计划，以期促进中国教育制度之改善”［4］1。据此目的，考察团于1931年9月至12月间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河北定县、杭州、镇江、无锡、广州等地考察教育管理体制、学制系统、教育财政、教学组织、各级各类教育、师生关系等方面情况;并于1932年出版总计15章222页的考察报告———《中国教育之改进》。该报告检讨中国教育状况，提出不少改进建议。如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小学教育普及率太低，小学生多是富家子弟;中等教育方面则未重视职业教育。针对于此，报告建议中国政府应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在中学开设职业技术课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高等教育有着不少问题，国民政府痛斥这些问题是造成国家缺乏建设人才的主因，故考察报告第三章对高等教育作了份量较重的检讨，篇幅约计58页。而对考察团的检讨，政府高层和教育界人士很关注。如在考察报告撰述完毕后，戴季陶和朱家骅两位政要为之作了序，蒋梦麟［5］、任鸿隽［6］、李建勋、罗廷光［7］、廖世承［8］、张佛泉［9］、尚仲衣［10］、黄问歧［11］、章光涛［12］、许恪士［13］等人撰写了评论文章。从这些文章看，当时政界人士的褒奖较多。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称赞考察团提交的报告书“对于各级教育之制度方针与乎其内容之剖析”，有着诸多精到处。［14］教育界人士对考察团开展的考察则提出了批评。如认为考察团仅在中国东部地区作考察，考察范围有限;认为考察团开展的检讨意在推动中国教育欧洲化。不过，在考察团检讨高等教育方面，教育界人士不吝赞誉。1933年，署名为“青士”的学人撰文说，考察团提出的意见很有价值，值得参考［15］。同年，李建勋说，除大学教授由教育部任命以及取消学分制的建议“尚有讨论余地”外，考察团提出的其他建议“均为改良吾国大学教育之良策”，倘若政府当局“照此方策进行，则吾国大学教育不能蒸蒸日上者，吾不信也”。［1］167事实上，国民政府在改造中国高等教育时的确参考了考察团的意见。

考察团对中国高等教育状况的检讨

如前所述，国联教育考察团重点考察了中国高等教育状况，并在考察报告第三章中作了检讨。其中，该章第二、三节批评了中国大学分布失衡、高校间缺乏分工合作、课程设置不合理、学分制实施不当、教师聘任不规范、招生缺乏严格标准、过于注重讲授法、教材内容过于西方化、学生太过放任等问题。第四节提出了设立全国大学会议、促进大学间分工合作、加快发展理工科学校、以考试制代替学分制、规范教师聘任、成立大学教授会议、组织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试行大学毕业考试、厘定大学课程标准、编写本土化的大学教材、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等建议。从这些内容看，考察团较系统地检讨了中国高等教育状况。值得一提的是，在检讨时，考察团依据国民政府希望加强调控教育及增进中外教育交流的意旨［4］1，积极引介欧洲教育经验。如考察团建议由大学教员、大学行政人员、社会知名人士及教育部官员组成全国大学会议，并由该会职掌“决定各区域应设国立大学之数目及种类”、“大学教育经费之分配，并规定付款之条件”、“校长及教授之委任”、“厘定关于人员之安置，教职员之薪俸与进级”等事务。［4］194－195该建议就把英国设立大学拨款委员会及法国设立大学评议会的作法介绍到中国。［16］考察团建议中国大学取消学分制，实施毕业考试，考试及格的学生“方能毕业”，该建议则与英、法、德各国推行的中学毕业考试制度相近。［17］1－2从检讨的内容看，考察团看出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有针对性。如考察团对中国大学分布失衡的批评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大学分布“杂乱无章”，东部地区高校过多，而其他区域的学校较少;“在同一区域内常有多所大学，诸大学间亦无合理之分工”。考察团认为，这种不合理的高校分布如不消除，“有效之大学制度实无从兴起”。［4］160－196从1931年的情况看，考察团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这一年，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有76、21、8所高校。其中，上海一地就有23所高等院校，超过西部各省总和。［18］再如，考察团检讨中国大学课程的问题也是一个突出例子。报告指出:中国大学课程有三点问题。第一，用学分制组织课程，使得课程支离破碎，学生的学习缺乏整体感;同时，一些学生拿满学分后，即以能毕业为由，“将该学科束之高阁”，不再认真学习。［4］178－180第二，许多大学将某一学科分为“若干不同之学程”，希望把该学科的前沿成果介绍给学生，这使得基础科目未受到重视。［4］180－181第三，许多大学教材过于西方化，这将使得中国“民族文化必致堕落”，使得学生脱离本国实际。［4］181－184考察团遂建议中国政府应重视基础科目、推动教材本土化。［4］205此外，考察团对中国大学招生的批评也很有见地。报告指出，中国大学招生缺乏统一标准。如“被此校淘汰之学生，往往因他校之条件不甚严格，得以考入肄业，若再被第二校拒绝，尚有第三校可以收容”，这种招生办法产生了严重后果。首先，大学为了招满学生，降低招生标准;这使得教学工作“降格以适合学生所能达到之水平线”，进而大学的办学质量下滑。其次，由于招生标准宽松，许多入校学生不合格，他们也不认真学习，学校就无法培养合格人才。鉴于此，考察团提议，中国政府应试行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以提升大学生质量。［4］174－175具体作法为:管理上，“教育部特派之大学教师及教育部代表组织一委员会主持”，并由该会“确定录取标准”;考试上，政府部门把“投考一切国立大学之学生于一处而行之”，或“分大学为数组而行之”;录取上，“投考学生应叙明其所愿入之大学，考取之学生，则按照各校设施之方便及其在考试中之名次，分配于各大学”。［4］204从这些内容看，考察团的提议有着较强的针对性。

考察团来华考察对民国中后期高等教育演进的影响

由于国联教育考察团认清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若干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有着针对性，故考察团来华考察对民国中后期中国高等教育的演进产生了影响。影响较大者为以下三方面。

(一)推动了民国中后期西部高校的发展1931年前，西部高校稀少，国内教育界人士也很少讨论西部高教。但国联教育考察团提交报告书后，教育界人士的相关讨论增多，并形成两派。一派赞成考察团的意见，认为应均衡发展中国高校。一派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高校布局作调整，而应让各地根据自身的物质和文化条件自行发展。［19］而对这两派意见，国民政府采纳了前者，即按国联考察团的批评，均衡发展中国高校。抗战期间曾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就于1972年回忆说:针对战前国联考察团批评中国大学分布不合理问题，战时教育部发展高校“注意合理分布的原则”，并“将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合成为综合大学，在后方分区设置;将农、工、医、商、教育等专门学院由大学分开就各地区需要分别设置”。［20］65战后出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也说，国联考察团曾批评中国大学地理分布“杂乱无章”，故战后教育部对高教资源分布“作相当合理的配备，以奠定整个国家未来教育发展的基础”。［21］具体来讲，1932年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两类措施发展西部高校。其一，为促进大学分布均衡出台政策。1936年，国民政府颁行《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国立大学及国立专科学校之设立，应注重地区之需要，以维持各地区人民享受高等教育之机会均等，而促进全国文化之平衡发展。”［22］2871938年，《战时各级教育实施纲要》规定:“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明显，并谋各地平均发展”。［23］14同年，教育部拟定《专科以上学校分布原则》，规定:国立大学将“就全国地域予以适宜之分布”，师范学院以分区独设为原则，农、工、商、医等独立学院就各省需要分区设置。［24］711－712其二，在西部地区新设高校。或将迁入西部的部分东中部高校改组，留在西部办学;或在西部地区新设国立高校，或将西部省立高校改为国立高校，批准成立省立和私立高校(参见表1［25］588－794)。而通过创设，近现代中国大学分布失衡问题纾缓。1947年，西部高校增至50所。［25］578－587高校的分工也较明晰。如贵州省有综合、医学及师范三类高校，甘肃省有综合、师范、医学、工学四类高校。

1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1.1调查研究法

调查研究法是最早使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之一。1927年，深入调查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的农村，获得第一手资料，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1930年，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强调将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联系，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等论断，创造性地阐述了“调查”在党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和原则。

1.2矛盾分析法

矛盾分析法即是分析矛盾的主从关系，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将矛盾的重点作为突破矛盾的根本出发点。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强调，在不同矛盾时期要分析主要矛盾，就重避轻，制定不同方针，团结有效力量，引导中国革命胜利。

1.3说服教育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成立新馆建设领导小组,明确分工,为新馆建设工作提供组织保障；认真考察调研,把握现代图书馆方向,是有效参与新馆建设工作的前提；撰写新馆建筑设计任务书,明确设计意向,是新馆建设工作的重点；反复讨论方案,优化细部设计,是新馆建设工作的核心等，包括了领导小组。审定馆内与建筑有关的各项方案,负责与学校领导和决策层面的沟通、联系,参与有关的招标工作,拥有否决权、功能布局组、综合布线设备组、家具组、要确定参加考察人员。可分两个层次进行、考察对象应是最近几年高校公认的建筑比较好的图书馆,并且学校规模和办学层次与自己学校比较接近,这样借鉴性比较强、考察方式重点是看和听、生成考察报告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由于认识上的差异,图书馆和基建部门在新馆建设上的诸多问题很难达成一致,导致建成后的图书馆或多或少留有遗憾。本文论述了图书馆在新馆建设过程中应把握的四个方面,提出只有把握这些关键点才能确保图书馆参与新馆建设工作的有效性,从而最大限度避免遗憾的发生。

【关键词】图书馆新馆建设图书馆建筑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教学规模的扩张,大部分高校都建立了新的教学园区。新的图书馆一般作为学校的标志性建筑,备受重视。新的图书馆作为一个基建项目,一般由学校基建部门承担,并吸收图书馆人员参与。基建部门代表学校,负责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图书馆三方的协调。基建部门熟悉工程建设工作,但不了解图书馆。图书馆不了解基建工作,但知道何种设计、何种布局可以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图书馆与基建部门的无缝合作是新馆建设成功的基础。

如何有效地与基建部门密切合作,解决新馆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最大限度地保证馆员与建筑师的互动,使新馆建筑除了达到建筑师要求的量化指标外,还要注意到人文层面和精神内涵,这将成为每个高校新馆建设中都要遇到的棘手问题。笔者结合自己参与新馆建设的经历,参考其他馆的经验,就图书馆如何有效参与新馆建设工作谈谈自己的看法。

1成立新馆建设领导小组,明确分工,为新馆建设工作提供组织保障

一、招考录用条件：

1、热爱教育事业、思想政治素质好、身心健康。

2、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①全日制普通高校师范类或具有教师资格证的全日制普通高校非师范类的应届大专及以上毕业生。

②已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非在职1975年1月1日以后出生，大专及以上相应学历市区(*、柯城)户口的社会人员。

二、招考专业及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