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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一、毕业论义写作基本程序：集体指导、个别指导（三次以上）、定稿初审、省校复审、模拟答辩、案答辩终审。

二、字数、时间要求：6000字以上；半年左右。

三、文本格式要求：另见结构要求及文本样式。

四、关于选题和写作

（一）选题范围：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美学、写作等。

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的工具。”很明显，汉语拼音方案不仅可以给汉字注音，而且可以拼写汉语。

上面说的“汉语”应该指“普通话”，准确地说是“现代的共同的汉语”。普通话是用现代北京话系统做标准设计的。因此,汉语拼音是用来书写现代共同汉语的专用的符号形式系统，具有音标兼有文字的性质。传统汉字是表意体制的语素文字，与语音单位没有直接的联系。汉语拼音的符号形式与语音单位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因此具有音标的性质。汉语拼音经过音位的概括，可以通过25个字母，用最节省的方式书写汉语，因此，也具有表音体制的音素文字的性质，虽然还没有完全取得法定文字的地位。由于语言中的音素的数量比语素的数量小得多，所以，汉语拼音不仅可以直接表示语音单位，而且可以比传统汉字更加经济地完成书写汉语的任务。

一、汉语拼音应用的优势

1.汉语拼音能够准确反映普通话的实际语音

用汉字写汉语一方面本来一个声音却写成了不同形体，另一方面本来不同的声音却写成了相同的形体。前者造成人们经常写别字的结果，特别是对于刚刚从口语进行书面语转换的小学生。后者造成人们经常读错词语的现象，特别是对于那些用于不常用意义的词的读音。例如，山东“济南大学”与广东的“暨南大学”，在口语中经常发生混淆。如果用拼音写出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普通话的轻声、儿化等语音现象，汉字不能或者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如果用拼音就好了。用汉字没有形成，也难以形成以词为单位书写的习惯，用拼音就有现成的正词法实现词式书写。词式书写对于正确使用普通话口语，对于普及普通话这种国家共同语非常有利。

2.汉语拼音可以促进人们自觉接受普通话系统的规范

关键字：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性

我们所即将告别的20世纪文学，将会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史留下什么？换言之，这个世纪的文学在浩浩中国文学史长河中将占据怎样的位置和作出怎样的贡献？这是近十多年来文坛关注的焦点之一。一些学者于1985年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试图把一向从属于政治划分的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统合起来研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这并不表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趋于终结，而只是掀开了新的一页。因为从那时以来，人们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连绵不绝，形成杂语喧哗局面。我们在这里也只是想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这个特定角度，加入到这场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相关问题的世纪末喧哗之中，提出别一种观察，以就教于方家。

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或现代化，是在现代进行的一项长期而根本的“工程”。这种“现代性工程”（projectofmodernity）起于何时？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我们虽然认为它根源于中国文化内部的种种因素的长期复杂作用和演化，但在作具体划分时，还是不得不把目光沉落到1840年鸦片战争这个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变上。我们所谓现代性工程，大体以鸦片战争为明显的标志性开端，指从那时以来至今中国社会告别衰败的古典帝制而从事现代化、以便获得现代性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宗教、学术、审美与艺术等几乎方方面面。当这个闭关自守的“老大帝国”在西方炮舰的猛烈轰击下急剧走向衰败时，按西方先进的现代化指标去从事现代化，“师夷长技以制夷”，似乎就成了它的唯一选择。确实，面对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古典“中心”地位和幻觉都遭到了致命一击，只能脱离传统旧轨而迈上充满诱惑而又艰难的现代化征程，以便使这“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中国”或“新中国”。李伯元在小说《文明小史》（1903—1905）楔子里，就把走向现代化的“新中国”比作日出前的“晨曦”和风雨欲来的“天空”：“诸公试想：太阳未出，何以晓得他就要出？大雨未下，何以晓得他就要下？其中却有一个缘故。这个缘故，就在眼前。只索看那潮水，听那风声，便知太阳一定要出，大雨一定要下，这有甚么难猜的？做书的人，因此两番阅历，生出一个比方，请教诸公：我们今日的世界，到了甚么时候了？有个人说：‘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又一个说：‘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据在下看起来，现在的光景，却非幼稚，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这里可以说同时展示了中国眼前的衰败景致和即将到来而又朦胧的现代化美景。现代化（modernization），在这里就是指中国社会按照在西方首先制定而后波及全世界的现代性指标去从事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的过程。而相应地，现代性（modernity）则是指中国通过现代化进程所获得的或产生的属于现代的性质和特征。

要在这个具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老大帝国”实施空前宏大而艰巨的现代性工程，必然会牵涉到方方面面。对此，原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分析。在这里，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能选取一种特定角度。在我们看来，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可以从中国文化对于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挑战的应战行动角度去考虑。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意味着被迫纳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旧体制经受一系列尖锐、严酷而持久的挑战，如产生“道”与“器”、专制与民主、巫术与科学、科举与教育、王法与法律、传统思维与现代思维等等剧烈而持久的冲突。有挑战，就不得不有应战。应战就是面对挑战而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在现代性内部的种种冲突中尝试和寻找适合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性集中而明显地体现在面对现代化过程的种种挑战而显示的应战行动上。这就需要我们从挑战性课题与应战行动的角度去理解现代性所牵涉的种种复杂问题。

大体说来，现代性涉及这样一些主要方面：其一为科技现代性，主要体现为如何师法西方现代科学和技术而建立中国的现代科学和技术体制，并且在这种现代科学和技术体制参照下重新激活中国古典科学和技术传统；其二为政体现代性，要求把奉行天下一体的古典帝制转变为现代世界格局中的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引发种种政体变革；其三为思维现代性，涉及古典宇宙观与现代宇宙观、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思维与西方思维等冲突及其解决上；其四为道德现代性，要确立中国人的现代道德规范，涉及人际交往、礼仪、感情、恋爱和婚姻等方面，如破除“三从四德”、“三纲五常”，规定个人、恋爱和婚姻自由及社会义务等；其五为教育现代性，意味着借鉴西方教育制度而在中国建立现代教育制度以取代衰落的中国古典教育制度（但后者作为传统仍有其生命力）；其六为法律现代性，要求把古典王法转变为现代法治；其七为学术现代性，即把古代学术体制翻转为以西方学术体制为样板的现代学术体制，涉及从学术观念、学术思维、治学方式到学术机构等一系列根本性转变，如从古典文史哲到现代文学、历史、哲学和美学等；其八为审美现代性，表现在从古典审美—艺术观到现代审美—艺术观的转变、面对新的现代生活的审美表现能力、及如何借鉴西方艺术样式如文学、绘画、电影、音乐、舞蹈和戏剧等方面；其九为语言现代性，主要指汉语现代性，体现在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转变中，如现代白话文取代古代文言文和古代白话文。可以说，这仅仅是不完全列举；同时，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需要运用专业知识去作专门论述，而在这里由于个人能力和兴趣所限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讨论与我们的论题密切相关的后两方面——即审美现代性和汉语现代性。

二

语言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最早建立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所之一。1950年6月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语言所归入社科院，至今已经整整过去了四十五年了。语言研究所的所址最初是在北京东城翠花胡同，1956年初迁到北京西郊中关村，1958年又迁到北京西城端王府夹道，1969年底全体人员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1972年夏回京后暂驻北京朝内南小街原文字改革委员会大楼的一部分，1976年进入原北京地质学院主楼，1984年迁到北京建国门内大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至今。语言所历任所长是：罗常培(1950—1958)、吕叔湘(1959—1982)、李荣(1982—1985)、刘坚(1985至今)。先后担任过副所长的有：叶籁士、石明远、赵洵、刘涌泉、陈章太、侯精一、晁继周、贺巍；江蓝生、孟庚海、董琨。

一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中国语言建设在20世纪取得了突出成绩。总的结果是提高了语言使用效率。从作为中国通用语言“普通话”从属的汉语的发展情况来看，主要体现在语言共同化、简便化和规范化。语言共同化方面包括：口语向一个权威方言看齐，书面语向口语看齐。“普通话”和“白话文”就是这样的成果。文字方面包括：简化语素汉字，建立音素汉字和汉字电脑化。“简化字”、“汉语拼音”、“汉字编码”就是这样的成果。语言规范化方面包括：“异读词”语音，“异写词（异形词）”形体，汉语拼音“正词法”，“规范字”，“规范词”，“姓名用字”等已经和即将审定和制定的规范或者国家标准。

语言共同化是一个基础性的浩大工程。从20世纪末期开始，随着中国社会的高速现代化，共同化的口语已经按照从来没有的速度朝普及的方向发展。书面语向口语看齐的方面，虽然比20世纪以前明显进步，但是现状使人担忧。因为书面语从文字形式到词语实体的应用都出现明显的复古思潮。有的本来是19世纪末期改革不彻底的延续，有的确实是人为误导的结果。这种复古思潮往往跟民族复兴或者热爱祖国传统文化搅混在一起。在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的时候，我们应该区分优秀传统和不良传统。

书面语脱离口语不符合语言发展规律。中国的文言文脱离口语的局面持续了几千年,这就是不良传统。这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持续比较久有关系,因为半分裂的封建社会没有实现语言共同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我们应该吸收文言文记录的几千年的中国优秀文化，但是这不等于把文言文这种语言使用方式当作优秀文化吸收。

语言使用要注意这个问题。上海《语言文字周报》2002年12月18日发表了骆毅的文章，认为北京在引进的香港式样的双层巴士上用方言写的告示“不设找赎”很难理解，虽然有的车子上已经改成“恕不找零”，但是不如直接用普通话现成的说法：“不找零钱”。这种口语化的建议非常好！原来一个意思可以用不同的代码来表达,关键是看哪个更加有效率。新闻稿件的一些作者说的是“这次会议”，写的是“此次会议”；说的是“所以呢”，写的是“故呢”；说的是“群众的意见”，写的是“群众之意见”。

有趣的是，我们按照正常情况使用普通话写稿件投给编辑部，但是有的编辑把正常的语言改成了不正常的语言。例如，把“从1998年到2002年”中的“字从……到”改成不符合普通话标准的“自……至”。“美国和伊拉克战争”反而被认为不如“美伊战争”明确。这说明我们具有什么语言使用观念呢？

语文教学也应该正确处理文言文课文的教学。应该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文言文阅读能力，以便直接吸收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但是不能要求甚至错误引导学生用文言文写作。2001年，南京一个学生在高考作文中用文言文写作。怎么看呢？我们认为，即使水平优秀，也不能提倡，何况这违背了2000年颁布的国家语言法律关于中国通用语言是普通话的规定。可是，我们的评阅教师一致同意给这样的作文打满分。这说明我们具有什么语言教育观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