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学技术范文精选

内容提要本文从制度角度对“李约瑟现象”进行了解析。说明了中国古代“官科技”的起因与具体表现。特别是阐释了它对中国古代与近代科技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巨大作用，对李约瑟现象的形成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李约瑟现象官科技科学技术史官僚政治

李约瑟博士曾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提出这样一个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八世纪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世纪以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①“为什么近代科学(如我们所知道自17世纪伽利略时代起)不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间产生，而只在欧洲发达起来?”②由于李约瑟博士的特殊学术地位和人格魅力以及这一命题本身内涵的博大精深和极强的扩展性，使它在中国乃至更大范围内，多年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外的学者们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表达和丰富这一命题并给予各种各样的解答。比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家、科学社会学家J．D．贝尔纳很早就提出：“有史以来，在大部分期间，中国一直是世界三、四个伟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这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它还是一个政治和技术都最为发达的中心。研究一下为什么现代科学和技术革命不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是饶有趣味的。”③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中，从来没有哪一个外国学者像李约瑟博士那样受到广泛的尊敬，也从来没有哪一个问题像“李约瑟现象”那样受到广泛的关注，更从来没有哪一种思考在问题本身以外让我们获得如此多的扩展。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更是林林总总、多姿多彩，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东西方科技史的认识，丰富了我们对东西方古代及近现代社会发展的研究。本文将从一个比较具体、比较直接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给予解析。

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活动有一个较为特殊(相对同时代的世界各国而言)的特点与现象，即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学习、传播、科技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多以官方为主，古代科学家多数同时又是政府官员，④他们进行科技活动的目的，常常是为统治活动服务或邀宠于皇帝，“集中统一”的特征明显。我们称这种特点与现象为“官科技”。

“官科技”现象及其制度化存在，在我国古代科技活动中始终占据着主导性地位。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多方面的表现和巨大的影响等都与李约瑟现象的形成有着极为直接、极为密切的关系。我们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李约瑟现象是中国古代(影响到近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果性表述；“官科技”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体制性、事实性表述。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全面的剖析，对我们深刻地解读李约瑟现象大有益处。

[内容提要]中华科学文化在古代曾经领先于世界，对于世界科学进步起者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到了近代却落后于西方，这是一个至今没有圆满答案的问题。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政治制度和科学研究方法等方面分析制约近代中华科学文化发展的因素。

[关键词]近代中华科学文化；衰退；制约因素。

中国社会五千年历史中有过辉煌的创新与发明，四大发明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极大推进了各国发展的步伐。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说过：“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古代的科学文化“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中国人对科学技术有着卓越的贡献，“要是没有这种贡献，就不可能有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因为如果没有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1]萨顿在厚达4000页的专著《科学史导论》中，从古代一直研究到公元14世纪，他列举了大量的科学家名字，而中国科学家就有249人。但是，中国的科学文化的繁荣只是相对的，特别是到了近代，中国的科学文化落后于曾向自己学习的西方。中国人开始摆脱“一向以自己为中心”的姿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中国的科学文化为什么得不到持续的繁荣呢？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繁荣的同时，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方式、科学研究方法等方面都严重地束缚着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一、传统文化“重政务，轻学术”的传统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虽不绝然否定科学和技艺的作用，甚至还包含了某些科学方面的知识，但却是贬低科学的实用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国家政务，轻视对自然的探索。儒学事实上就是如此，它认为科学和技艺只是“小道”，“雕虫小技”，解决不了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君子不可沉溺其中，君子应潜心于仁义道德的研究。《新唐书·方技列传》说：“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2]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且认为技艺会使人玩物丧志，于国事无，并把它归于不道德的功利行为，从而也抑制了技艺的研究发展。而中国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以来，儒家经典获得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春秋战国时代那种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气氛荡然无存。历来的统治者又都把科学技术诬为“下九流”、“奇技淫巧”。道学也具有反科学主义的特点。道学追求回归自然，但它不主张探索自然和改造自然，这就必然不推崇科学技术。可以说道学创始人老子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反科学、反理性主义体系，他的“无为而治”看似进入超脱一切的境界，本质上这是一种“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学无忧”[3]的蒙昧主义的纲领和“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4]的愚民国策。佛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蕴涵着一定程度的理性思想，但是，基本上具有非理性本质。禅宗吸取老子“不言之教”的思想和道家悟性直观思维传统，主张以悟性思维顿悟本真的佛性并且不立文字地去洞察世界的本质，从而具有浓重的非科学特质。

二、逐渐教条化的科举制度和封建制度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一、生产力系统的结构

生产力系统是由物质构成的。人类在物质形成的过成中，必然需要解决人与自然的种种矛盾。将自然界的各种产物转换成人类需要的物品。也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生产力。生产力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含了所有参与进来的人。不管是处在顶层的管理者，主导者。还是中层人员，以及从事基础劳动的工作人员都在内。这样每一个人都在生产力系统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劳动者是生产产品的主力军，劳动力既包括体力劳动者也包括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多是从事身体较为劳累的工作，而非体力劳动者更多的是贡献精神和智慧层面的劳动力，本质上和体力劳动者是没有区别的。但是非体力劳动者的门槛要求相对更高。劳动者本身在劳动的过程中是离不开对于自然界资源的依赖的。包括对于自然资源的直接利用，成为劳动者手中的自然资料，同时劳动资料又会在劳动对象本身上形成一定的消耗。劳动的资料可能会发生根本上的转变。劳动者承载着转化的功能，这样通过劳动，就产生了新的社会价值。劳动资料本身也非常的复杂，因为在劳动资料的收集、加工、传输过程中都有各自不同的系统。各个系统中关于场地以及生产力系统需要的设备等必备的工具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生产工具的质量决定着生产力系统所产生的内容是否符合人们的需求，所以在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服务对象的一系列基础的实体因素之外，也要注意一些非重要的因素，一些无形的因素。其中在无形的要素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生产管理的能力。管理能力是整个生产力系统中最不可或缺的能力，因为一个生产力系统中，必然存在各个环节。包括组织生产、决策制定、品控、现场调解、日常维护和监督等工作。这些都需要一个管理的整体过程。这样才能维持整个生产力系统的正常运转。并且在资源不平衡的时候在系统内部进行合理的调解，保障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这些在电器制造行业尤为重要。物质生产力的构成，通常是在种种物质基础上发挥作用的，根据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力要素，想办法转化为产品的过程就是物质生产力的构成，中间环节应该确保现实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前者是整个系统的硬实力，而后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是软实力，但是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样连接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过程就是科学技术突破的过程。所以大哲学家马克思就说过：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科学是自然、社会、以及人类的有机结合。科学可以在一些未知的领域，将一些以前不存在的生产资料凭空创造出来，而新的生产资料质量特别的优秀，远远高于传统生产资料的功能。科学技术不再是生产力系统独立存在的因素，而是应该融入到生产力系统中去的关键环节。特别是在电气制造行业，科学技术在劳动工作者、劳动资料的分配上、生产管理上都起到必要的作用。大大提高谢清伦盛隆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湖北武汉430000电器制造行业的工作效率。通过生产力系统的不断改善，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让整个行业从质和量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样极大的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二、科学技术在不同的生产力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2.1生产力系统的发展阶段科学技术在整个生产力系统中的地位已经越来越变得不可动摇。虽然在古代，劳动力曾经一度主导着整个生产力系统，但是这些情况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将整个生产力系统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古代阶段、近代阶段和现代阶段。在每一个阶段科学技术都有着相同和不同的作用。

（一）在古代生产生活中，劳动力多是日复一日的重复着简单的体力劳动，在多年的经验积累下总结出一套最行之有效的生产之道。运用简单的生产工具可以将自然界的生产资料进行简单的粗加工，制作成一系列生活必需品。农业的高度发达，就是最明显的体现。在古代的中国，冶金、土木建造、造纸、制药等方面都有着世界领先的技术。而且也有了很多新的发现。这些都是古代社会科学技术的结晶。但是这些技术虽然被发现，但是在转化为更高级的生产力方面，古代中国做的很不好，例如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在中国只是节日的烟花爆竹，而这一技术传到了西方，却成了长枪大炮，最终成了叩开封建中国的坚船利炮。所以本质上我国古代就是劳动密集型的农业耕作，科学技术的应用十分的有限。

（二）在近代的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的地位迅速提高，因为很多国家都开始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中国在近代也认识到西方的发达科学技术的实力。使得西方社会只需要短短一百年就得到古代中国几千年所取得的成绩。西方社会发明了很多先进的提高效率的生产机器，这些设备帮助西方国家完成了工业化的革命。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这些生产设备正是科学技术的结晶。所以就有了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这么一说。科学技术是通过创新的方式改善现有的工作效率。每一次科学技术的创新都会造成生产力系统的革命，也包括电气制造行业的革命。科学技术可以比作是生产力系统化学反应的助推剂和催化剂。

一、给学生在新课标的学法上或复习上的建议：

1。重视教材内容：要做到充分运用教材中的所有文字部分，包括注释、图示、课堂提示等文字内容都要重点落实，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2。提高上课效率：认真听好每一节课，把握教师的教学思路，掌握知识的重点难点，认真记好课堂笔记，克服学习上的惰性。

3。做好知识的落实：平时上课知识讲到哪儿就要记忆到哪儿，要做到滚雪球式的知识记忆，切忌考前临时抱佛脚，若等到考试前再集中复习将会后悔晚矣。

二、新旧课标在知识点上的对比

新课标历史教材(人教版)与旧课标的知识点相比，有很多变化。最明显之处是教材编写由原来的大纲版变成了模块版。第二个变化则表现为在原有知识内容上又增加了很多新内容。第三个变化是在原有内容的掌握程度上有不同的要求。现列举如下：

一、古代社会:“经验科学”和“生存技术”与“神本”教育

技术与人类的产生几乎是同步的,它所表示的只是人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技艺或能力。随着技术的出现,科学也产生了。正如英国学者斯蒂芬•F•梅森所指出的,“科学是源远流长的,可以追溯到文明出现以前”。“科学主要有两个历史根源。首先是技术传统,它将实际经验与技能一代代传下来,使之不断发展。其次是精神传统,它把人类的理想和思想传下来并发扬光大”[1]。但是在古代,技术主要表现为工匠、匠人的技艺和技能,因而工匠和艺人得到人们的尊崇与爱戴。科学尚处于哲学、神话乃至自然宗教的母腹之中,人天混沌使人仍处于对自然界的愚昧无知状态。诚然,古罗马和中国曾经产生了众多已达相当水平和境界的致用性技术,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人臣服于大自然的浑然一体状态。而最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是,这种人对自然关系的童蒙稚气,的确孕育了人与外部世界和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和冲突,也就孕育了之后科学技术的兴旺和繁荣。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这时的科学技术还处于“前科学”或“经验科学”和“生存技术”时期,是适应于“天人合一”状态的,并且是富有人性的,是为人而存在的。教育,就其广义而言是指增进人们知识和技能,影响人的思想品德,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增强人的体质,完善人的个性的一切活动。教育起源于生产劳动,但古代教育和古代科学技术一样,处于萌芽状态,而且相互分离。这使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教育工作有了可能。他们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但只是以一般文化教育为主,教授的多是些神学、哲学和文学,虽然也有一些科学知识,但内容很少。中世纪的科学和哲学都是“宗教的奴婢”,“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性质”[2]。教育的神学性质是欧洲中世纪教育的重要特点之一。基督教神学家们根据《圣经》阐发基督教教义,使之更“神圣化”和“合理化”,宣扬“创世说”,认为一切为上帝所创,上帝为造物主;宣扬“神启说”,认为一切真理均载于《圣经》,人的认识来源于神的启示,科学和哲学只能作为神学的分支和神学的婢女。在整个西方的封建时代,不论是中世纪,还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阐述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圣经》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教育上就更是如此,它不仅决定着教育的目的,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僧侣,还决定着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教会完全垄断了教育。只有僧侣为了从事宗教活动才能读书识字,世俗封建主的教育也渗透着宗教神学的精神”[3]。因而,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的教育称为“神本”教育。“神本”教育,就是“以神为本”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为神学或者宗教服务的具有“神性”的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人性”的人。

二、近代社会:“物性科学”和“物化技术”与“物本”教育

科学技术在近代获得了独立的发展形式,其进步的步伐也日益加快。“科学的成功把哲学家们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致认为,在我们愿意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设想知识和理性的可能性”[4]。其实,我们无意否定科学技术本身,也不是在苛责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理性的某种不完备性。我们的任务只是反思,基于一种更全面更深刻的人性观点的反思。这使我们明白无误地认识到,这样的科学技术是靠人的物欲驱动的。如20世纪多数科学技术(包括航空航天技术、电脑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原子核能技术等)的飞跃性发展无不与两次世界大战及长期冷战中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有着密切关系。它表现出这样一种特点:它所带来的开发和耗费自然资源的技术远超过其节约和增殖资源的技术,所导致的生态破坏远超过它对生态的维护和建设;它造成的物质财富远多于它内含的精神财富,它对人性的分裂、物化和异化作用远胜过它对人性自我的统一、协调和升华作用;它对伦理和价值的漠视远胜过它对自然真理的激情;它对人类绝大多数基本生存需要的忽略远超过其对宇宙起源、杀人武器、“克隆人”和“移民火星”的重视。它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清除上帝,反而在人的生存临界点上唤起了人类对上帝的内在渴望……对于这样的科学技术,我们称之为“局部性的物性科学”和“物化技术”。它把人从“上帝”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却将人置于物的奴役之中,上帝是死了,但物活了;它把人从禁欲主义的暴政中拯救出来,却将人流放到物欲泛滥的洪水猛兽之中。神性似乎泯灭了,但物却具有了更现实、更有力得多的“神性”。“物性科学”和“物化技术”与“物性之人”之间的相互促进的“正反馈”效应,终使科学技术和人都丧失了自己的目标甚或存在的合理性。近代社会的教育,由于机器工业的发展要求技术改进,而技术的改进需要知识的增进。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具有一定知识和技术的工人,再加上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各级学校里才逐渐打破了神学统治,增设了较多的科学技术课程。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各国从自由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日益为资产阶级带来巨额利润。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需要培训高级科学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也需要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因而使教育中更多地包含了经济的因素,注重对受教育者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知识的教育和技能的培训。从总的趋势看,近代社会的教育逐步摆脱了宗教和神学的色彩,摆脱了以传统的文法修辞为主的、非功利的和与社会生产活动无关的色彩,而以世俗的、功利的、自然科学的和与社会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内容为主,造就的是具有某种专业知识的人。但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物性之人”,而不是“人性之人”。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5]。因而,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的教育称为“物本”教育。“物本”教育,就是“以物为本”,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物性之人”,而不是“人性之人”。

三、现代社会:“人性科学”和“人化技术”与“人本”教育

面对“物性科学”和“物化技术”的发展,人们不得不说,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因而呼唤“人性科学”和“人化技术”的到来。所谓“人性科学”,是指“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崭新社会制度相适应,以人与世界关系的本质和规律为对象,因而也自在地成为被人性化了的‘整体性科学’”;所谓“人化技术”,是指“能够使客体从属于人性、服务于人的自我和谐和人性提升的技术,它以人为中心,建立于生态科学、地球系统科学、人体生命科学或‘人天科学’等整体性科学的基础上,重视可再生资源的高效利用,遵循全球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和自演化规律,将经济、生态和社会及人的发展的持久效益结合起来,确保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互动和一体进化”[6]。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这种人性科学和人化技术以物性科学和物化技术为前提和基础,并实现了对后者的否定性超越和历史性扬弃。物性科学和物化技术不仅创造了足以满足目前人类所有成员的基本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人性科学和人化技术得以形成、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和手段。这种转换的历史必然性更重要的还在于现代科学技术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即伴随着物性科学分析理性极限的逼近和发展,这种奠基于现代生态学、地球系统科学和人的科学的一个新的科学学科群正在从不同的角度形成对人和世界的关系及人的持续生存和发展的整体把握和长远关怀,它无疑要承担拯救人类和地球的责任。我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孕育、产生和成长中的人性科学和人化技术的现实趋势,称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人化”趋势或走向,即“科技的人化”[7]。这一趋势或走向使科学技术不再仅以创造物质基础和条件的形式间接地造福人类,而是直接造成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人的自我内部的和谐及人性的统一和升华等。随着科学技术由近代社会的“物性科学”和“物化技术”向现代社会的“人性科学”和“人化技术”的转向,教育也开始出现由近代社会的“物本”教育向现代社会的“人本”教育的转变。“人本”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就是要把人真正当人,确立以人为目的的教育。它主张把人放在第一位,无论是教育目的还是教育过程,都应该把人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重视人性的培养,反对把学生当做工具,当做人力来培养。只有这种教育,才能把人的潜能的开发、能力的发展和个性的培养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它更多地从学生的兴趣、需要及个性发展和创造力培养出发,关注人本身的自由发展。通过对学生的兴趣、态度、动机、情绪、好奇心、想象力和个性特征的培养,使学生学会获取知识的种种新方法,并培养其独立思考、判断和处理问题及更新知识的习惯。“人本”教育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这种教育下,学生不再是“对象物”和“从属”,而是活生生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人,学生的需要得到尊重,成为教学活动的中心。“未来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自己的人;别人的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教育。这种个人同他自己的关系的根本转变,是今后几十年内科学与技术革命中教育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