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礼仪文化范文精选

一、“礼”的历史发展及内涵变化

“礼”源于人类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是形式与内涵的统一。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浸润于礼仪之中,并且是对其所表达意义的一种深刻领悟,在此基础上进行运用。据史料分析来看,周公制礼作乐,虽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挥,更是对于民间采风的集合,是对当时百姓日常生活样态的具体体现和反映,是对古代礼仪的继承和发展。而到孔子的时代,古礼发生了变化,形式与内涵面临着分离,同时也面临着被淡忘、扭曲、修改和僭越的命运,甚至是到了濒于灭绝的境地。当时其他学者反礼、批礼、毁礼,唯有孔子对古礼进行维护、赞扬进而抢救、继承和发展。他尽自己一生,尽量完备地搜集资料,抢救散失濒绝的古礼。同时,面对当时老百姓对古礼日用而不知的现状,孔子始终保持清醒的自觉,用实践践行了自己的学说,他不仅保存了古礼,而且将所学的古礼融入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人格彰显了古礼的本质精神。孔子礼学,建立在民间形态的礼和周礼基础之上,并经过孔子的整合,其内涵已经远远超过了周礼所包含的范围。

二、孔子“礼”的发展

2.1对礼的维护

综合历史来看,春秋中后期,社会环境极其复杂、动荡,政治背景上王室式微,战争频仍,经济文化更是遭到严重的破坏,面对种种困局,孔子既为“礼崩乐坏”而痛心疾首,同时也将自己毕生精力和智慧投入到积极探索治理社会的“良方”的伟大事业中去,进一步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学说。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即使是孔子把古人的“克己复礼”文化拿来运用,但是他并不是借此学说来推崇周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孔子并没有将其作为应对一切变化的金科玉律。因此,史料中记载当颜渊“问为邦”时,孔子进一步阐述了其理想的行为方式,即为“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孔子采取了一种取各代精华的方式。纵观孔子的整个学说体系,他并不主张照搬周礼,因为在他看来,周礼为当时的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社会和谐提供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来看具备相当的合理性,但是周礼还是存在有其固有的缺陷的。于是,他积极提倡要求统治者能够做到,利用社会道德约束自身行为,从而为创造亲疏有差、人人奉法守礼的社会秩序树立榜样和奠定基础。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扩大学说影响范围,孔子现身说法,他不辞辛苦周游列国,并一路奔波一路奔走疾呼自己的政治主张,即使遭遇冷眼甚至是不公平对待,依然坚持不懈,“知其不可而为之”,全力以赴完成自己的使命,这种对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强烈的使命感是值得后世敬佩的。

2.2对礼的补充

在古代“五礼”中，婚姻礼仪归在“嘉礼”之列。婚姻礼仪仪式的举办标志着社会认可的一对男女将行使婚媾的权利，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婚姻礼仪从最开始形态发展到现在，跟各个时期的文化特点和伦理观念都紧密相关。

一、上古时期：

婚姻礼仪的起源在传说时代，伏羲氏创造了最早的中国婚姻礼仪。在伏羲氏时代，人们重视渔猎，结婚时，男方向女方送两张鹿皮作为“俪皮为礼”，完成仪式。进入血缘氏族社会后，逐渐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婚姻关系，甚至产生不牢固的个体婚姻。随后，两性婚姻禁忌也开始被提出来。从群婚到族外婚，婚姻禁忌体现了婚姻礼仪的进步。在“俪皮之礼”之后，婚姻礼仪的形式也不断发展，伦理性特点更加明显。到了周朝，“六礼”出现。自此，中国传统的婚姻仪式形成，流传后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婚姻文化。

二、周制婚礼：

礼之本，敦人伦完整的婚姻嫁娶之礼分为婚前礼、正婚礼、婚后礼三部分。在中国传统婚礼习俗中，由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组成的婚前礼——“六礼”，是历代婚姻礼仪的主导，甚至影响到当代。“六礼”形成于周代，完备于汉代。纳采是整个婚姻仪式的开始，通俗而言，就是男方请媒人到女方家提亲。问名是第二步。纳采相看之后，如果双方有意，媒人再次带着礼物到女方家，询问女子的姓名、排行、出生年月日，有时候三代的情况和官职都要包括在内。问名之后，男方会请人占卜男女双方生辰八字，判断婚姻吉凶。如果得到吉兆，男方媒人要带上礼物到女方家报告结果，称为纳吉。接下来是纳征，即下聘礼。

经过了纳征，婚姻正式进入准备阶段。第五步是请期，男方定好结婚日子，到女方家征得同意。由于结婚日子素来为人们所看重，男方会请人占卜，求得吉祥的迎娶日子，派人告知女方并求得统一。前面“五礼”的参与人员是十分有限的，只在男女双方家长和媒人之间进行，而在“亲迎”的环节，缔结婚约的双方和家族中的其他成员都会到场，一起参与盛大隆重的仪式。亲迎正式向社会宣布男女双方的婚姻关系成立。亲迎礼结束后，就是正婚礼，包括沃盥、酒筵、合卺、闹房。新妇到男方家后，先净手，保持洁身，即沃盥。接下来入酒筵，也就是如今所说的喝喜酒。新人在婚筵上相对而坐，按照一定礼规食用饭菜酒食。合卺可以说是其中最有象征意义的仪式。

一、礼仪文化教育对促进和谐社会认同的重要意义

1.礼仪文化教育可以缓解社会的流变性给人们带来的危机感，帮助人们确立和谐社会认同感

尽管人们都相信人是大写的，具有无限开拓性和创造力的，但同时人又是渺小和无力的，离开了群体，人将一无是处。确实，人天然就必须是社会人，他害怕孤独，需要朋友，对自己隶属于其中的社会组织具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视其为自己安全与发展的基本保障。在我国，现阶段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建设一个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状态协同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稳定的社会。然而，当前我国社会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流变特性，“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已成为过去时，人与乡土之间的纽带逐渐削弱，人们的家庭血缘因社会的流动性日益稀释；规则和习俗的继承性随之减弱，原来那种以血缘和乡土为依凭的礼仪文化和认同模式发生蜕变，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归宿和价值观选择。然而面对现代化的发展所产生的文化多样性、流变性和断裂性，人们不自觉地表现为文化上的焦虑和困惑：我们应该选择和创造什么样的文化，方能使之与我们自身的生活需求相得益彰？这是个深刻影响人们价值追求的问题。基于惯性，人们往往根据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体验来选择自己所认同的文化和礼仪。尽管我们提倡和鼓励文化的多样性，但如果不能确定一种文化为主流文化的话，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将受到很大影响。同时，那些自主选择文化和礼仪的人中，将有不少人因为选择与他人选择的不同甚至是相矛盾而仍处于困惑中。可见，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还是从个人的层面上说，梳理出真正代表民族心理的礼仪文化和价值观念，就显得极为迫切。也就是说，理清文化多元化的主次，宏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构建和谐社会，形成和谐社会认同，就成为迫切的取向。解决这一困境的最好方法就是加强礼仪文化教育。礼仪文化教育不仅通过弘扬具有我国文化传统的礼仪文化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及明确界定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且促使人们产生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感。

正因为如此，礼仪文化教育早在我国古代社会就被视作典章制度和文化认同手段来使用了。以“礼”治国成为古代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质。由于持续地教化与推行，“礼”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成为潜伏在每一个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革命先驱者们接受了西方社会的民族国家概念，提出重振礼仪文化与社会认同问题，在当时这意示着中华民族的自我觉醒。当前，在文化的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多样性和选择的无约束性使得人们对民族身份的需要异常迫切，民族身份认同问题再一次突现出来。强化礼仪文化教育有利于维护本民族在身份上或精神上的认同。通过参与其中，在讨论与有意识的努力中，不仅可以维护，而且可以进一步建构本民族的礼仪文化。所以，采取参与式的建构性认同方式，大力加强礼仪文化教育，以传统文化为核心，兼容一些外来文化，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消除因为流变性造成的恐惧感、不安定感和无归属感，消除因为文化矛盾与冲突造成的人际矛盾与冲突，培养国人自觉地维护民族身份，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处，创造和谐社会认同的主要路径。

2.礼仪文化教育能够促使人们正确看待文化民族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在开放中实现和谐社会认同

文化认同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养料的过程。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不与其他民族进行文化交流传播，不与其他民族分享各自的礼仪文化成果，可能很快就会陷入亡种的境地。在当今这样全球化的时代，孤芳自赏将误国误民。应该看到，社会认同是以异质社会为自身的镜子的，礼仪文化首先要有民族特质，但是也不可避免地染上普世化的些许特征。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无一不是在与异质文化和民族的交往中感悟出来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一种社会和文化接触到异质社会时，它才开始意识到社会认同问题，才开始关注社会认同，并以社会认同为基础来实现民族精神或国家凝聚力的目标。也就是说，只有当接触到异质社会及其文化时，民众的文化感情———指人们对自身文化的感情取向才会迸发。其实，这种对自身文化的感情取向和对自身社会的认同，不可能突然长成，它是长期礼仪文化教育的结果，是长期受自身文化的熏陶，对于自己所处的文化逐步而深刻的认同。人们的文化氛围与人们的感情是相协调的，人们的感情、激情亦是其文化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反映。在开放的世界里，在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人的认同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人们的文化感情同样也在起着变化，而且具有了新的意义与价值。人们的感情取向是以自己的文化为基础的，但是在文化交融的过程中，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可能发生冲突，孕育着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必然要反映在人们的感情上，引起感情上的波动。如果两种相交融的文化在价值取向上没有较大的对立，那么这种交融过程中人们的文化感情波动不大，反之则波动大。这是文化对于人们的感情而言。另一方面，人们的文化感情也会影响到文化交融的进程，人们在感情上基于各种因素对异文化的好恶，往往左右人的行为，对文化交融起着阻碍或推动的作用，影响人们对异文化的认同。

中华饮食源远流长。在这自古为礼仪之邦，讲究民以食为天的国度里，饮食礼仪自然成为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的饮宴礼仪号称始于周公，千百年的演进，终于形成今天大家普遍接受的一套饮食进餐礼仪，是古代饮食礼制的继承和发展。

饮食礼仪因宴席的性质、目的而不同；不同的地区，也是千差万别。古代的饮食礼仪是按阶层划分：宫廷，官府，行帮，民间等。而现代饮食礼仪则简化为：主人(东道)，客人了。

作为客人，赴宴讲究仪容，根据关系亲疏决定是否携带小礼品或好酒。赴宴守时守约。抵达后，先根据认识与否自报家门，或由东道进行引见介绍，听从东道安排，然后入座：这个“排座次”，是整个中国饮食礼仪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从古到今，因为桌具的演进，所以座位的排法也相应变化。总的来讲，座次是“尚左尊东”、“面朝大门为尊”。家宴首席为辈分最高的长者，末席为最低者。

巡酒时自首席按顺序一路敬下。若是圆桌，则正对大门的为主客，左手边依次为2、4、6……右手边依次为3、5、7……直至汇合。

中国古代礼仪形成于“三皇五帝”时代，到尧舜时，已经有了成文的礼仪制度，就是“五礼”。这“五礼”指的是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和嘉礼。作为人类祖先的圣贤唐尧、虞舜、夏禹等，他们本身都是讲究礼仪的典范。传说尧年轻的时候十分敬重老年人，同辈之间，礼让三先。每次把打回的猎物平分给众人，自己拿最少的一份。有时还把那最少的一份猎物再分送给年迈体弱的老者。他的德行受到众人的称颂，所以大家都推选他为首领。虞舜讲究礼仪是历代的楷模。我国的《二十四孝图说》中第一篇《大舜耕田》，就是讲他躬耕历山，任劳任怨；供养父亲、继母和同父异母之弟的故事。

尧舜时期制定的礼仪经过夏、商、周这三个奴隶制社会国家1000余年的总结、推广，日趋完善得多了。周朝前期历经文王、武王、成王三个君主，重新“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周公还在朝廷设置礼官，专门掌管天下礼仪，把我国古代礼仪制度推向了较为完备的阶段。

春秋时期的孔子(公元前551一前479年)，他把“礼”推向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克己复礼”，教育他的弟子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食”。总之，为了“礼”的需要，可以舍弃一切。为了宣扬古代礼制，他不远千里，从鲁国到西歧向老子(李耳)学礼。

到了汉武帝时期，“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确立后，礼仪作为社会道德、行为标准、精神支拄，其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后历朝历代都在朝廷设置掌管天下礼仪的官僚机构，如汉代的大鸿胪、尚书礼曹，魏晋时的祠部(北魏又称仪曹)，隋唐以后的礼部尚书(清末改为典礼院)等。同时，礼仪学著述越来越重要。汉代把《周礼》、《仪礼》列为五经之一，是读书人的必修之课。西汉人戴圣在研究前人礼书著作基础上，编纂《礼记》一书，也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尔后，历代礼学研究者再在这些礼书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先后出现了《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礼说》、《礼记集解》、《礼记集说》、《礼书通故》、《礼书纲目》等数以千卷的礼学著作，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中一门重要学科，对人类文明进步起着特有的作用。

礼仪即礼节与仪式。中国古代有“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民俗界认为礼仪包括生、冠、婚、丧四种人生礼仪。实际上礼仪可分为政治与生活两大部类。政治类包括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祭先师先圣、尊师乡饮酒礼、相见礼、军礼等。生活类礼仪的起源，按荀子的说法有“三本”即“天地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在礼仪中，丧礼的产生最早。丧礼于死者是安抚其鬼魂，于生者则成为分长幼尊卑、尽孝正人伦的礼仪。在礼仪的建立与实施过程中，孕育出了中国的宗法制(见中国宗法)礼仪的本质是治人之道，是鬼神信仰的派生物。人们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看不见的鬼神在操纵，履行礼仪即是向鬼神讨好求福。因此，礼仪起源于鬼神信仰，也是鬼神信仰的一种特殊体现形式。“三礼”(《仪礼》、《礼记》、《周礼》)的出现标志着礼仪发展的成熟阶段。宋代时，礼仪与封建伦理道德说教相融合，即礼仪与礼教相杂，成为实施礼教的得力工具之一。行礼为劝德服务，繁文缛节极尽其能。直到现代，礼仪才得到真正的改革，无论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礼仪还是人民生活礼仪都改变成无鬼神论的新内容，从而成为现代文明礼仪。

古代政治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