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歌理论范文精选

在前人关于“意境”问题的论述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提出的“境界”说无疑是最有理论价值的一种认识，它涉及到意境的创造，意境的深浅，“隔”与“不隔”，“有我”与“无我”等重要问题，所以人们在对意境概念作历史的考察研究时首先注意到它也是理所当然的。陈咏在《略谈“境界”说》的文章中，认为，王国维讲的“境界”含有鲜明的艺术形象，真切的感情以及气氛等意思。此后不久，叶秀山在《也谈王国维的“境界”说》一文中对陈咏的说法表示赞同，但他说，“王国维主张‘写真景物，写真感情’，情景的统一，实际上是统一于情，统一于主观。”因此他认为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唯心主义的。他说：“我们认为‘境界，是艺术形象，这种形象实质也是主客观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自然与感情的统一，但它们是统一于客观，统一于现实，统一于自然，而不是统一于主观心灵。”这种看法坚持了唯物论的反映论，是正确的。可在理论上并没有提供比李泽厚更多的东西。

在五七年和五八年前后这段时间，还有一些学者在研究古代作家作品时提到和使用“意境”一词，他们多是从一般的角度来谈意境的，认为诗的意境是情景交融的诗歌形象，诗歌创作要有意境等。严格地说起来，这段时间里专门探讨意境问题的文章是很少的。“意境”的研究只能算是刚刚起步。而且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人们多是用现代的理论来解释古代文学传统中产生的“意境”说，用外来的理论分析中国古代的文论，如认为“意境”与“典型”相等，“境界”就是“艺术形象”等。这样做的好处是使“意境”说便于为今天的人所理解，使人们认识到现代文论可以从古代文论中吸取营养，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文学理论，不必完全照搬西方的那一套。但是这样做也遇到了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就是说当我们用今天的理论术语去分析研究古代的理论时，分寸感很难掌握，容易产生以今套古或以古证今的弊病，而且将“意境”等同于“典型”，也容易使人觉得两者其实是同一个道理，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这样理论上的民族特色就很难得到体现了。

“意境”的研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六二年和六三年这段时间，有一些学者对王国维、司空图、严羽等人的批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从不同侧面接触到了意境问题。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钱仲联的《境界说诠证》。这篇文章认为，王国维所讲的“境界”就是“意境”。意与境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境界’不仅是指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生活图景，也包括了作者主观的情感。但是就‘境界’这一用语的概念来说这不完全等同于形象。王氏所说‘境界’，还涉及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问题，涉及到与神韵格调的关系问题，怕不是形象这一概念所能构囿。”文章里，作者还对在王国维之前或同时的司空图、王世贞、叶燮、梁启超、况周颐诸家有关“境界”的理论作了介绍，认为司空图“思与境偕”一语，与王国维的“意与境浑”很相近。《二十四诗品》中的“雄浑”、“冲淡”、“高古”等诸品，实质上所谈的都是境界，这样就把意境研究的范围拓得更宽了。

与钱先生的看法稍有不同，周振甫在《人间词话初探》一文中认为“境界”与“意境”是有差别的，不能完全等同，因为“境界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意境是意与境的结合。”他认为“境界说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其中“无我之境”的‘以物观物’来自叔本华哲学中的直觉主义，“直觉中对外物的感受就是‘以物观物’。”但作者认为直观中的诗人还是和物不同，没有什么“以物观物”。因此王国维后来“放弃了他自矜创获的境界说，改用意境说而主张自然。”作者认为这是王国维对叔本华美学观点的突破。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作者还联系清代词坛浙派与常洲派的情况，谈了王国维提倡境界说的意义。后部分对境界说的转化以及王国维美学思想与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关系，也都有精到的分析，是篇很有功底的力作。

此后相隔约半年，吴奔星发表了《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境界”论》。在这篇文章里，作者试图从美学的高度来全面论述“境界”说。作者认为王国维讲的境界，“意味着作者反映日，月，山，川的风貌和喜怒哀乐的心情，显示了艺术必须通过形象来反映现实的根本特征。”根据《人间词话》的内容，作者对“境界”作了多方面的分析介绍：1．从被表现的题材出发，境界有大小之分；2．从抒情主人公出发，境界有“有我”和“无我”之分；3．从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出发，境界有常人和诗人之分；4.从创作方法出发，境界有“造境”和“写境”之分；5．从艺术风格出发，境界有“隔”与“不隔”之分。作者认为“为了创造‘不隔’的艺术境界，王国维提出了诗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艺术概括问题以及表现方法问题。”很显然，作者对王国维“境界”说的探讨是比较全面的，但还没有真正上升到美学的高度，因为作者用来分析“境界”说的观念基本上还属于一般文学理论的范畴。

从类群的角度来划分中国古代文学，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庭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还有臣妾文学和圣哲文学等提法。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学类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帝王文学。不过，主要从经济效益着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诗集、文集的现象也有一些，但都谈不上深入的理论认识评价。在中国文学经二十世纪初开始质的大变革至今历经百年、正待飞跃发展为新的中国文学伟大形态的今天，应当从文学自身本质规律出发来解析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

一、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类群

中国古代帝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群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客观存在。

在先秦文学中，帝王文学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学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学。《古诗源》一书的开头，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风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我国哲学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国第一部政治议论散文集《尚书》中，收集了孔子这个伟大的教育家和编辑家之前历代帝王中产生的最有名的文章，如《尧典》、《大禹谟》、《秦誓》等。而在孔子编辑的文学教材《诗经》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诗歌。

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社会中，皇帝重视"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诗歌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作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自然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封建专制社会自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起，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籍、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尽管"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但还是大都有诗歌创作传世。帝王之中，也应当包括农民起义领袖中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人。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有一些"咏菊"之类霸气十足的"言志"诗作流传于世。封建专制社会全盛时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严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讲究"文治"，重视诗歌创作。据说乾隆皇帝是写诗最多的人，有四万多首，不过他的诗作质量不高。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可以说是秘书出身，诗作颇有可观之处。至于那些"守业"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时都学习了诗教课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

从上述认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却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学还出现了中国文学中出类拔萃的作品。

摘要：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酒既是一种客观物质，同时也是一种“酒神精神”的文化象征，被誉为“国粹”的儒家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之中的精髓，两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众所周知，李白被称为“诗仙”，其诗歌飘逸洒脱无人可及。本文以李白诗歌中“酒”意象作为研究对象，在意象图式理论视角下，以容器图式、路径图式、图形—背景图式和远—近图式为理论依托，探讨其所代表的酒文化和儒家思想内涵。

关键词：意象图式理论；儒家思想；酒文化；李白；诗歌

一、意象图式理论与李白诗歌中的酒文化意象

李白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诗作中经常使用意象来表达隐晦的情感，在李白的诗歌中“酒”意象出现的频率非常高。由于李白的诗作有独特的艺术成就，所以，有很多人对其诗歌进行详尽的研究，其中也有人曾对其诗中的“酒”意象进行了探讨。在现实主义诗歌中，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受到中国古代正统文化思想——儒家思想的影响。而酒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物质文化，对诗人的创作灵感和风格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还没有人从意象图式视角对李白诗中“酒”意象进行过分析，所以从这个独特的视角对李白诗歌中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酒”意象进行分析是有研究意义的。意象图式理论中的容器图式、路径图式、图形—背景图式和远—近图式在诗歌中比较常见，将其运用于“酒”意象的分析是可行的。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别》《月下独酌》《沙丘城下寄杜甫》和《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中都出现了“酒”意象，本文将就这几首诗中的“酒”意象展开分析，并探讨诗歌中“酒”意象所代表的酒文化和儒家思想内涵。

(一)意象图式理论及分类

LAKOFF和JOHNSON在1980年提出了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象图式理论，其定义为：意象图式在我们感知互动和运用程序中的一种反复出现的、动态性的式样。这种式样赋予了我们的经验以连贯性和结构性[1]。意象图式的类型也有多种，根据Lakoff的分类，可将意象图式分为：容器图式、部分—整体图式、连接图式、中心—边缘图式、始源—路径—目的地图式和其他图式[2]。随着认知语言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开始使用意象图式理论来分析各种类型的作品，其中在文学作品中的应用较多[3]。用意象图式理论来分析和研究诗歌，是一种新型的诗词赏析方法，为我们深入了解诗歌的内涵提供了另一个角度[4]。千古流传的优秀诗歌都在运用意象表达感情方面能够做到深入浅出。同时，诗歌意象是理解诗歌内涵的难点，这就需要我们开辟其他理解诗歌意象的角度。因此，意象图式理论在探索诗歌意象的内涵方面就非常重要了。

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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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现代汉语部分

二、写作部分

三、文学理论部分

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学教授讲席，域外汉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汉学开始了其学院式、专业化的历程。继法国之后，俄、英、美、德等国的大学也先后设立汉学教席，美国虽然在专业汉学的教席设立上晚于欧洲学界，但美国汉学的兴起却有其独特的国际政治背景，即二战之后的全球战略视野，从而突破了西方汉学单纯从语言、历史、思想文化出发的学院研究模式，将汉学概念拓宽而成为了“中国研究”。作为域外汉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域外中国文学研究，多从翻译中国文学入手。就其选择的对象而言，从古代到当代都有。就古代文学作品而言，诗歌和小说的翻译最多。就古代诗歌而言，早为西方读者熟知的《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不断有重译，如法译本《唐宋时令诗》(巴黎，1998)，英译本《唐宋抒情诗》(新加坡，1996)。近年来，一些较为冷僻诗歌类型也不断被译介，如《玉台新咏》（再版本，伦敦，1995）、《中国古写作景诗》（法汉对照本，巴黎，1996）、《中国古诗选》（法汉对照本，巴黎，1997）、《中国古代爱情诗歌百首》（阿尔勒，1997）。而孟郊、鱼玄机、郑板桥、袁枚等人也有了新的选集或全集。就古代小说而言，唐宋传奇小说、《三言》《二拍》以及蒲松龄《聊斋志异》等都有译本。蒲松龄《聊斋志异》近年来有英、法、德、匈等语种的选译本，如《聊斋志异》（阿尔勒，1996），《雌狐之爱》（德文本，苏黎世，1995）。再如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亚洲系的康达维（D.R.Knechtges）教授的《昭明文选》英译。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倪豪士（WilliamH.Nienhauser,Jr）.的《史记》和《搜神记》的英译，其中《史记》翻译正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出版第1、2、5、7、8、9册（包括原书卷次的卷一至十二，三十一至四十，六十一至一百十二）。诗歌小说之外，其它类型的古代文学作品译著较少。域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小说最多，现代作家如鲁迅、老舍、丁玲、巴金、萧军等，当代作家如王蒙、刘心武、蒋子龙、张承志、张贤亮、王安忆、贾平凹、池莉、莫言等的作品较受重视，传播也很广。

除了作家的单部作品，也有一些域外中国文学翻译尝试选集形式，如刘绍铭和葛浩文（H.Goldblatt）所编《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纽约，1990）按小说、诗歌和散文分类，再以“现代”“、建国后”“、新时期”为序，依次选介代表作，多半是一人一篇，至多四五篇。又如杜博妮（B.S.McDougall）和雷金庆（KamLouie）所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伦敦，1997），分三编，每编前有导言，题作“走向新文化”“、回归传统”和“崇尚现代性”，分别介绍诗歌、小说和戏剧创作，所录涉及160多位作家的作品。域外中国文学研究在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同时，许多汉学家也对中国文学进行了视角独特的深入考察，如华盛顿大学亚洲系的康达维（D.R.Knechtges）教授的《昭明文选》研究，就十分注重其中语汇、名物等有细致的考证与诠释。康达维（D.R.Knechtges）教授除中文外，也精通德语、法语、日语等多国语言，这使其研究能够吸纳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其《昭明文选》研究成就卓著。

域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特征

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学术氛围亦不同，域外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研究，与中国国内本土学者的研究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他们以西方学术研究理论来观照中国文学，并袭用西方流行的理论、方法、概念和术语，从而使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自具特色。张泉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有论述。他总结出了十大特点：第一，研究方法呈现多元状态；第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第三，重视鲁迅研究；第四，开始召开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题学术讨论会；第五，注意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所受的外来影响；第六，密切注意各国的研究成果；第七，国外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范围在逐步扩大；第八，研究专著后一般都列有长长的参考书目索引，有的还附术语表；第九，重视中国学书目的编辑和出版；第十，国外的中国文学研究出现国际一体化的趋势[2]。许多其他学者也注意到了这种区别，并有总结和述评[3]。与国内本土中国文学研究相比，总体而言，域外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一）宏观重大问题的讨论与微观细节的考察并重

对中国文学发展及文化的研究一直是域外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重心之一，这种研究往往从文学作品的讨论扩展开来，进而涉及文学与文化的重大问题，如改革时代的现代主义、现代性与文化政治学、关于“五四”运动的新阐释等。如俄罗斯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就往往将文学放在历史和文化背景上加以审视，并热衷于将对释道儒三教的论述、气功介绍和中国古代社会的探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KW•戈雷金娜的近著《太极：中国文学和文化中的宇宙模式》(莫斯科，1995)便是一个范例。全书共分六章，依次为“典仪历法———文学中的萨满经”、“文学中的历史意识———历史对人的发现”、“3-6世纪的神话故事———文化语码和基本叙事结构的形成”、“叙事散文的产生———7-9世纪的传奇”、“10-16世纪的叙事散文”和“10-13世纪宇宙观探索中的世界和人的形象”。在新儒学哲学和美学体系形成过程的讨论中，展示了中国小说发展的广阔前景。再如日本松本肇、川合康三编辑《中唐文学的视角》(创文社，1998)，将文学、思想、历史打通，从更广泛的视野来审视文学整体。在宏观审视中国文学某些重大问题的同时，域外汉学界的中国文学研究，也重视个案的细致考索。如由赤松纪彦、井上泰山、金文京、小松谦、高桥繁树和高桥文治编著《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研究》(汲古书院，1998)一书，全书分解说与本文两部分，不仅综述迄今的研究成果，而且细致翻译与注释，为后来的研究准备了必读之书。又如杜德桥（G.Dudbridge）的《唐代的宗教体验和世俗社会》（剑桥，1995）是研究戴孚《广异记》的专著，不仅辑录了三百余篇《广异记》的现存故事，而且据此深入探讨了唐代社会在信仰和体制上的变化。安妮•麦克拉伦(AnneE.Mclaren)的《中国通俗文化和明代说唱文学》（莱顿，1998），对在嘉定发现的几篇“说唱词话”以及出版阅读情况和艺人的表演技巧进行了研究，也基于细致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