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中国古代文论课程因其与现代接受者文化背景差异及时空间隔久远而产生现代研习上的困惑与障碍,影响了接受者的学习效果。接受障碍具体表现为:古代语言文字的阅读理解障碍;历史文化语境的隔阂;相关文学创作实践的认知与理解缺失等。基于存在的以上问题,采取如下教学策略:重点理论文字资料的采择及学习者课下的独立预习;理论生成文化背景的延展介绍;重点作家的了解与作品的体验性研读等。期望在以上措施的实施中,学生的接受能呈现更优化的效果。

关键词:古代文论;接受效果;优化策略

一、问题的提出

(一)古代语言文字的阅读理解障碍中国古代文论虽显零散却自成体系,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绵亘不绝地闪耀出智慧的光彩。

如从《尚书·尧典》中首次提出的“诗言志”命题算起,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为止,发展年限达数千年之久。这样,理论积累之厚重自不必说,单是其理论表述的手段和媒介———古代语言文字的解读环节便往往令人望而生畏,尤其对于初习者来说,更是一道难以扫清的障碍。在文论课的教学实施中发现,如不对教学内容进行字面上的细致讲解,学生便难以逾越文字层面去理解和感悟内在的理论意蕴。而如果过多地纠缠于这些诸如字音、字意等表层问题,则会使有限的教学时间更显仓促,直接影响到教学主要目的———理论内蕴的接受效果。

(二)历史文化语境的隔阂上面已经谈到,古代文论话语散布于中国古代整个历史发展时期。

21世纪已经来临，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在20世纪末尚无成功的迹象。建设新文论，必须有“对古代文学理论传统的认真继承和融合”(钱中文语)，现已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界多数同仁们的共识。1996年在陕西师大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上，几十位当代文论专家无一置反辞，可是，1997年在广西师大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第10届年会上，却听到了一些异议，怀疑能否实现转换。三年来，笔者读到务虚务实的讨论文章不少，自己在《周易与中国文学•外篇》的写作实践中有些粗浅的体会，现将几点感想与思考陈述如下，聆教于方家。

一、不要将传统文论过于复杂化

古代文论中有很多观念范畴，有的充满了各种异质成分，如“道”就是一个典型，“文以载道”与“文以明道”也有激烈的冲突，但是，并非所有的观念范畴都是这样。大多数观念范畴从它们出现的起点开始，都有一条作为核心的贯穿线，在历时性的发展中都由此而展开，由于历论家都对它有所增益，它的内涵更加丰富而外延出现多向性，的确有点复杂化了，但这些增益只要不离开原来的基点，涵盖它的哲学思想没有矛盾(所谓冲突.往往是哲学派别的冲突，如“道”的异质，就反映儒、道、理学三派的矛盾)，实际上复杂中还有单纯的的一面。以“境界”说为例吧:

“境”或“境界”是中国诗学一个核心范畴，它的起点是道家哲学的“无外之境”，即“览物之博，通物之塑，观始卒之瑞……圣人之所以游心”之“境”，有心与物游而人的精神世界为之无限拓展的基本之义，后来佛经翻译者以“境”代指一种与外物毫不相干的纯粹的心灵境界，也是超越一切时空不着一物的精神世界。排斥了“物”，算是出现了异质，但“心”的基点并没有动，反而更强化了。唐代诗人将“境界”引进诗学，转换为“诗境”，并且初定为“物境”、“情境”、“意境”三种类型，也是低级至高级三个层次，既请回了“物”，也依循了强化之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心是一切境界的主宰者。宋人完全接受了唐人的观点，他们作诗有“主理”的倾向，说“诗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因而以“意境”对三境作了简化。“意”本于心，意之远近深浅与诗人心游神驰相表里，由宋人元的方回似乎深一层，专作《心境记》，称意境为“心境”，但还是以对外物的独特发现与感受为“心境”之本。清初金圣叹又对“境”与“景”加以区别，强调“境在深入眼底”的心灵性，再至清末梁启超作《惟心》，林琴南作《意境》，都淋漓尽致地论述诗人五官接物后“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王国维继周济、况周颐等“词心一词境”之论最后完善了中国诗学的“境界”说，他一连标举了六种境界之名:“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写境”、“造境”;“常人之境”、“诗人之境”。其实这就是将“境界”分为“有我”、“无我”两种艺术类型，“写”与“造”分别是表达两种类型之境的方式，“诗人”与“常人”则是作家创作时心境之别与读者中产生的审美效应之别。王国维虽只字不提前人的“境界”理论，但其说实是对前人之论的发挥和转换，比如说一切所谓“有境界”，都是“游心”说之发挥;“无我之境”是受叔本华“意志不破裂”而“忘利害之关系”之说的启示，能动地改造宋代邵雍的“以物观物”说，又与明清两代出现的“化境”说相通融，他以新的“话语”更吸引了现代读者。

从“境界”说的历时性运动观，它并没有纠结不清的复杂状态，心物互动互补的贯穿线单纯而明朗，因此现当代诗人对它的理解和接受元误，中国新诗泰斗艾青在他早年写的《诗论》中，就特别谈到新诗要注重意境的创造，说“意境是对情景的感兴，是诗人的心与客观世界的契合”，1957年在文学讲习所谈诗时又谈到：“意境，就是把感觉、感情、想象、思想都放在一个更高的境地处理，使事物更美化，使写的东西更有诗意。”（《诗刊》1995年第5期《谈诗》）当代著名女诗人郑敏在《探索当代诗风——我心目中的好诗》（《诗探索》1996年第2期）一文中，将新诗有无境界，列为审视诗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她说：‘“诗在脱去逻辑的硬壳之后，需要的是新鲜语言和它所呈现的极富内涵的心灵。每一首传世之作的中国古典诗词，都具有这样一个不会被穷竭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是’‘境界”，她给‘’境界”说下了一个新定义：“‘境界’就是心灵的状态。”我以为这定义相当准确，既上承《心境记》以来的传统之说，也更适应于“讲究激情抒发”的新诗。谈到当代中外诗坛情况，郑敏说：“后工业时代的中、西诗，普遗患有境界被污染的毛病，或者干脆不知境界为何物。”面对芜杂的诗歌现象，她用了一个比喻：“‘境界’是沙漠的绿洲，它出现在沙漠里的侵略与压抑中，但却代表沙漠的灵魂中暗存的力量与追求。”这正好表明了诗的境界有内在张力，即如王昌龄所说，意境是‘“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郑敏也体察到了诗的境界与诗人悟性的关系：“诗的境界代表了诗入超常的悟性，穿透了可见可数的事物的表面存在，悟到那潜在的生命力量，自然的深迭不可测与人相对的渺小。”这正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精髓富有新见的发挥。

像“境界”说之类很多不断发展，发展中有变化，变化或有继承的观念范畴，几乎都经过由简而繁、删繁而精、精用而广的若干螺旋发展但始终不会凝定，若是凝定就等于它没有生命力了。每个时代的作家和理论批评家对于自己感兴趣的观念范畴，都会钻研一番，结合实践中的体验和思之再三的理解，加以新的阐释和发挥，当然也不免要加人自己的主观意见。王昌龄是这样，方回、梁启超、王国维也是这样，难道就不许今人这样？季羡林先生在1996年写的《门外中外文论絮语》中，半路而出要对王国维的“境界”说“提点小小的看法”，他从王氏所举诗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说：“汉文可以不用主语，如译为英、德、法等文，主语必赫然有一个‘我’字（I，ich，je）在。既然有个‘我’字在，怎能说是无‘我’呢？我觉得这里不是‘无我’，而是‘忘我’，不是‘以物观物’，而仍然是‘以我观物’，不过在一瞬间忘记了‘我’而已。”季老没有言及“元我”复杂的心理机制而一语中的，瞬问“忘我”的确是王国维的本意体（暂时忘却“生话之欲”的“特别之我”）。这也是“删繁就简”的一个精当之例，季老“自己所愿意看到的”又是“自己卖际所看到的”，是“无我之境”说向现代转换一次偶尔的成功的尝试。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如果从1899年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不久之后又提出“小说界革命”算起，已历尽百余年。诚然，在这百余年之间，有过“全盘西化”的提法，有过以西方文论的马首是瞻的人物，有过西方文论名词轰炸的时刻，至今仍有一些年轻的或不大年轻的学者亦步亦趋追赶西方的文论浪潮，这个事实不容回避。但也有比较客观评介西方文论的著作，把西方文论的术语、概念经过我们的改造，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百年现代文论的主流是随着中国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的，它对西方文论话语的取舍，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取舍，都与时代的发展和现代文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与当下的社会文化状况密切相关。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根”在中国的现实及其发展中，在中国文学的实际及其发展中。可以说，从梁启超、王国维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宗白华、朱光潜、冯雪峰、胡风、杨晦、黄药眠、何其芳、钱钟书、王元化、蒋孔阳、李泽厚等，再到“”时期被批判而活跃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所谓“黑八论”的作者，诸如秦兆阳、巴人、周谷城、钱谷融等，再到新时期开始后中国当代新文论形态的建设者，绝大多数都是立意做本土化的中国现代文论的。

不难看出，中国现代文论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尽管可能我们较多地借用了西方的一些文论术语，但其内涵已经根据中国的民族精神、中国正在发展的现实和中国正在发展的文艺实际而具有中国的特色。如真实性、典型性、审美、再现、表现、形象、形象体系、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艺术思维、审美意识形态、艺术生产、思想性、艺术性、内容、形式、鉴赏、接受美学等等术语，由于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相结合，用以说明和分析与西方不同的中国现代文学，它们的本土化特征是很明显的，也是多数人所认同的。

就鲁迅而论，他在现代新文学的建设中，既创造了优秀的文学作品，成为现代文学最早一批最具艺术实力的成果，又实现了文学观念的改造。鲁迅的文艺理论完全是属于中国现代的。这样说的根据何在？在鲁迅那里，无论是对于西方文论的择取，还是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继承，都是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的，针对性很强，他的阐释糅进了对于中国种种情况的分析和理解，已经有了新的含义，不是简单生硬地照搬照抄。鲁迅主张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提出“真实性”的概念，有过多次精辟、深刻的阐述，使“真实性”成为最早成熟的中国现代文论观念，并对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什么这个源于西方的“真实性”概念会最早进入鲁迅的视野呢？这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之一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虚伪的、虚假的、欺骗的和不敢正视现实的弊病，鲁迅的“真实性”观点是在批判封建主义文学的“瞒和骗”的过程中阐发的。在鲁迅看来，“瞒和骗”是违反真实性的，是与艺术相敌对的。1925年，鲁迅在《论睁开了眼看》的重要文章中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鲁迅还重点抨击中国封建时代的“十景脖和“团圆主义”，指出“十景脖是中国国民性的祖传病态之一，这种病态的要害是掩饰缺陷；“团圆主义”的“曲终奏雅”，则完全是撒谎，是对黑暗现实的粉饰。这些都清楚说明了鲁迅的真实性的概念的提出，完全是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所作出的理论选择，已经有现代的独立的眼光和立常当一种理论已经扎根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中的时候，那么它已经获得新的内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民族化和本土化了。如果还说这“归于西方”，那就失去了理论应有的客观的态度。再如鲁迅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某些概念的继承也不是完全的照搬照抄，而是进行现代转化，使旧的概念获得新的意义和内容。“形似”与“神似”是传统画论和文论的重要范畴，鲁迅根据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要求，认为“神似”当然重要，但“形似”也很重要，“神似”与“形似”可以并重，这就超越了中国古代那种单纯“文贵神似”的观念。鲁迅对于古典的文化遗产的态度是“弃其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论“旧形式的采用”》）。那么根据什么标准来“弃其蹄毛，留其精粹”呢？这就是中国现代现实的需要。以这样一种态度去对待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新的眼光新的内容。，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简要解析一个术语个案。中国现代文论引进了“审美”这个词语，但引进后“审美”的含义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在西方，“审美”作为一个概念，大致上就是康德所说的“审美无功利”。但自从王国维在上个世纪之初引进“审美”这个观念之后，“无功利”的含义已经大大被削弱，而渗入了审美也可以“有功利”的思想。这是由于中国自晚清以来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沦丧为半殖民地的境地，亡国灭种的危险日益迫近，这不能不引起一些有起码爱国心的知识分子的忧虑。所以他们从西方引进“审美”的观念，就不仅单是纯粹的游戏，完全的逍遥，不能按照西方的“审美无功利”照搬，而要加以改造和变化。王国维提倡审美，一方面也强调文艺审美的独立性，强调文艺的独特的功能，甚至也宣扬“游戏”因素，但是他自己又自觉地把“审美”与通过教育改变“民质”相联系，审美中不能不夹带着启蒙，这里就有了功利目的。自此以后，中国的文论家、美学家一般将审美的无功利与有功利视为可以相容的方面，审美无功利和审美有功利并存。王国维和鲁迅都先后提出过艺术“无用之用”、“不用之用”的主张，所谓“无用”、“不用”即艺术审美无功利，所谓“有用”就是艺术审美有功利。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美学家李泽厚就明确审美无功利与有功利统一的看法，这个看法被很多人所采用，蒋孔阳先生也采用这个说法，在许多学者那里一直延续到如今。可以这样说，在民族社会矛盾十分突出的时期，审美的“无功利”一端被放到次要的方面，“有功利”的一端凸显为主要的方面，于是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如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认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功利性可谓强矣，但也不是不要审美，只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功利是主要的，但也要艺术，也要审美。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时期。新时期开始以来，文艺学界为了纠正“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偏颇，根据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精神，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提出了文学“审美”特征论，其中有的提出“审美反映”的观点，有的提出“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直到1999年笔者仍写了一篇《审美意识形态是文艺学的第一原理》的论文。所谓“审美反映”和“审美意识形态”，既强调文学的感性特征，同时又强调文学的理性特征；既强调文艺的无功利性，又强调文艺的功利性。就其实质而言，就是要在文学的感性与文学的理性的紧张关系中取得某种平衡，在文艺审美的无功利与功利的紧张关系中取得某种平衡。这些观点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变化都不是完全照抄外国的教条，它针对的是中国的现实，并获得了中国本土眼光与内涵。不难看出，“审美”这个外来词，已经成为了中国现代文论、美论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关于中国现代“审美”这个关键词如何被引进，如何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如何获得区别于西方的“无功利又具有功利”的内涵等等，可以写出一篇很长的论文来。这个个案分析足以说明中国现代文论虽然用了部分外国的概念，但在在其历史发展中，已经获得了本土化的内涵，成为一个新的传统。

以上简要的论述说明，中国现代文论就是符合中国现实发展和现代文学发展实际的文论，就是与中国的民族精神结合的文论，它植根于中国自身的民族奋斗的现实中，它是归于中国的，而并非西方文论的延伸，并不能不加分析就说归于西方。要是我们中国现代的文艺理论是失语的，是归于西方的，并不存在中国现代文艺理论，那么社会科学中文艺学作为一个学科，还能不能成立呢？当然，我并不认为中国现代形态的文论已经完全成熟，它仍在途中。也正因为还在途中，还在发展中，所以我们觉得创新的必要。如果我们根本没有“五四”以来现代的文论传统，甚至一点基础也没有，根本就不具有“接着说”的前提条件，那么我们的创新就要变成“凭空”说了。根据我个人的体会，所有的“创新”都不可能是凭空的创造，创新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旧中之新”，而不可能是绝对的“新”。

“原创”可能还会有，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原创”的时期似乎已经过去。对于文艺理论界来说，我们多半只能在“五四”所开创的文艺理论新传统的基础上“接着说”。

摘要：任何研究必须以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否则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么，文学研究是否可以套用任意理论为框架，所应用理论是否必须为西方文论，却值得深思。对于国内当代的外国文学研究者而言，西方经典文论向来被奉为圭臬。然而，中国古典文论历经数千年沉淀，学术价值厚重深邃，却缘何未受到国内外文学研究者的正视。文章以我国文学学界亟需反思的这一问题，以文学的创新性研究如何以中国文论为指导，如何重构中国文论的话语并重塑自信作论析。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深挖中国古典文论资源，借鉴西方文论的优秀思想和科学方法，构建学术话语体系，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中国方案。

关键词：理论指导；西方文论；中国古典文论

引言

在文学研究领域，改革开放以降，西方文论充斥整个学界。中国经典文论尽管曾经远播海外，如今却患失语重症。在倡导文化多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时代，中国文论不应当仅限于中国文学研究，也应当引入对外国文学的探讨中，这是笔者一直思考的问题。这样既可以充实本国的外国文学分析探赜，也能够给世界贡献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方法和成果，进而建构起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新范式和文论话语权，催生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汇通中外，发出属于中国自身的声音，从而获得在世界文学及外国文学研究学界的更高层次的文化交流平台和话语权地位。随着国内外文学研究迅速发展，论文和专著量增，笔者阅读了近百篇论文和部分专著后深深感到，中国文论虽博大精深，研究者主动言及并积极引入世界或外国文学的研究却鲜有生动实例。笔者认为，中国文学积淀深厚、历史源远流长，曾对世界产生过深刻影响，西方文学中也不乏中国元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将中国文论的精髓引入外国文学研究当中，为世界文学研究贡献睿智的思想和科学的方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尤其在当今，全球规模的文化交流与传播高效简便，沟通频仍，中国的文学成果流传域外，呈几何级数上升态势。在全球性疫情中，中国铿锵地展现强国自信，疫控成效，震撼世界，就中所表现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基础上，“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思想文化精神，给世界文化带来能动性的正面影响。在这样的背景情况下，提出中国经典文论，于文艺批评，人文伦理实践以及人文精神构建，乃至人类文化进步，亦能提供多元分析方法论和睿智的思想资源。推进这个课题研究，学界需要应对和处理的问题，也许体系会比较庞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焦虑症和失语症之种种弊端必然日益显现。抑或从简单到复杂，至有层次，有方法论，有分析思路，构成中外文艺汇通的文理脉路。课题提出本身是一个创新的挑战性课题，辩证地看，焦虑与疑惑一方面是一种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受到推动，求发展的动力，亦是文学研究可持续发展和健康成长所不得不应对和处理的问题。文章以揭示国内文学研究对西方文论的崇拜所致后遗症和问题为意旨，挖掘中国古典文论的思想及其可贵之处，古为今用，中西结合，充分交流，互相补充，互相阐发，以发展中国文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一国内文学研究的现状之我见

方今国内文学研究的关键理论均来源于西方，其俨然已被国内文学研究者奉为圭臬。然则，身为全人类共通的沟通语言，文学理当兼容并蓄吸取中外古今之文明精粹，故恰当的文论皆可作为文学研究的指导工具。遗憾的是，中国文论在同西方文论碰撞之初就已对西方文论顶礼膜拜，因前期未注重彼此平等，遂其后逐渐在文学研究中遗失了自我。诚然，中西文论交流之初，彼时国家社会科学进展较为缓慢，故文学理论发展颇为迟滞。当文学界遍地充斥着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及后现代主义文学等西方文论话语时，中国文论便已然丧失了话语权。除受到西方冲击外，亦因其未重视优秀传统经典，没能建构一套自身特有的话语体例，从而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西方文论的话语体系。诚如学者所言，“如果我们照搬西方文化研究理论，鹦鹉学舌，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大众文化为批判对象，那么首先这个对象就错位了，理论也必然就错位了。”[5]8中西“诗学”委实孕育于差别化的文明根基之上。（“所谓‘诗学’，并非仅指称狭义的关涉“诗”的学问，更是广义的关乎文学全部内在理论的通称。”[11]73）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西方“诗学”一直以来位居核心焦点位置，中国“诗学”并未找准自我定位，因而逐渐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带。孙绍振先生振臂一呼:“二十多年过去了（按：从1995年“失语症”一说至今），重建中国文论新话语的口头响应者尚属寥寥，实际践行者则更是不多。一味‘以西律中’，对西方文论过度迷信，有越来越猖獗之势……老朽已老！年轻人，请站出来，跟西方文论家对话、争鸣！”[6]学界理当摒弃盲目崇拜，理智对待文论，明晰理论指导并非只有西方文论不可，抛弃妄自菲薄、盲目崇拜心理。身处今日之信息爆炸、异域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应当审慎思考。全盘接受、盲目排斥均非上策，理智的、稳健的而非轻率的、情绪化的对待才是良方。然而，当前研究论文多数存在理论与文本“两张皮”的现象，或因研究者理论造诣不够，或因理论与文本缺乏有机结合。而造成问题的根源，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文论植根的土壤迥异于中国传统，故在指导文学作品研究时不能对悉数繁杂语境统统适用；另一方面在于方今国内文学研究的培养对批判思维之锻炼有所欠缺。问题存在于当今研究生培养模式，即：教授们经由课堂讲授，把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通过教材抽象概括出来，而抽象性理论通常是分隔时空条件的一般性结论和客观性规律。的确，学生掌握这些抽象出来的理论，把握住了一些文学研究领域的新观点，建立了一些理论基础，却不会活学活用，未能将理论有机嵌入到文本分析中去，即便勉强努力，也难以做到鞭辟入里，故而经常出现理论阐释与文本分析是两层皮的问题。此欠缺或将使研究者产生理论焦虑症的后果。虽说不同的文学研究者居于各异的研究阶段，但是其研究都需要理论指导，亦有研究价值性的寻觅与需要。因而，打消价值疑惑难题须因研究个体、研究对象而异。若是处在文学研究的实践过程中，那么就得看研究者是否把握住了有意义的研究对象，继而在庞大繁杂的文学理论中，寻找贴切理论指导而迸发思维火花。文学理论指导下的文学研究成果若不仅能启发本学科研究，且于跨学科研究有交叉性指导力，那么该文学理论于文学研究便充满价值，无需纠结是否必须采用西方文论。但观照笔者周遭的文学研究环境，不少研究者已然产生了理论是否有用的疑惑。自后现代主义强调“解构主体”以来，这种理论的价值焦虑症已比比皆是。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王宁认为：“进入本世纪以来，对理论的未来前景不看好者依然大有人在，而且其态度越来越悲观。这尤其体现在毕生从事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英国文学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的著作中。”[9]6文学理论仅仅只能引导本学科吗？是否可以给其他学科一些启示与借鉴？若是文学研究不能提供给其他学科启迪与指点，研究是否有意义？以上种种疑惑都反映了文学理论的价值受到了怀疑和质询。学界出现“理论焦虑”和“价值焦虑”的背后是中国文论欠缺本体意义的理论归纳及同西方文论的平等交流，对西方理论崇拜的错舛造成了对自身文论优势的掩蔽与忽视。学者指出“中西诗学中许多丰富而又复杂的本体意义”[15]20。在当下诗学研究中尚处于遮蔽状态，不难看出，理论焦虑与文学研究者的现实关切和身份认同联系紧密。客观说来，深入到哲学层面或涉及到社会、历史和文化层面的文学理论因面临和解决的困难大大高出文学自身，故理论因其深刻性便对当今文学研究产生长足影响。日新月异的21世纪亦为社会文化“大转型”时期，理论自身亦需蜕变而处于“大转型”中。“模仿马克思的说法，可以说文学理论中‘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6]129，在如同走马灯般变更的文学理论中，关键点并非流派或称谓，而是理论的内在价值。在这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大变革时期，正是中国文论重塑话语权的机遇期。贺学峰教授说：“我国社会科学应着眼于大循环阶段，以建立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3]10中国文论主体性的建构需历代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可以利用中国古典文论首先整理出属于自己的诗学话语，古为今用；另一方面是将西方文论中国化，中西结合，此即文论研究探寻出路的两大策略。

摘要：任何研究必须以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否则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么，文学研究是否可以套用任意理论为框架，所应用理论是否必须为西方文论，却值得深思。对于国内当代的外国文学研究者而言，西方经典文论向来被奉为圭臬。然而，中国古典文论历经数千年沉淀，学术价值厚重深邃，却缘何未受到国内外文学研究者的正视。文章以我国文学学界亟需反思的这一问题，以文学的创新性研究如何以中国文论为指导，如何重构中国文论的话语并重塑自信作论析。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深挖中国古典文论资源，借鉴西方文论的优秀思想和科学方法，构建学术话语体系，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中国方案。

关键词：理论指导；西方文论；中国古典文论

引言

在文学研究领域，改革开放以降，西方文论充斥整个学界。中国经典文论尽管曾经远播海外，如今却患失语重症。在倡导文化多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时代，中国文论不应当仅限于中国文学研究，也应当引入对外国文学的探讨中，这是笔者一直思考的问题。这样既可以充实本国的外国文学分析探赜，也能够给世界贡献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方法和成果，进而建构起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新范式和文论话语权，催生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汇通中外，发出属于中国自身的声音，从而获得在世界文学及外国文学研究学界的更高层次的文化交流平台和话语权地位。随着国内外文学研究迅速发展，论文和专著量增，笔者阅读了近百篇论文和部分专著后深深感到，中国文论虽博大精深，研究者主动言及并积极引入世界或外国文学的研究却鲜有生动实例。笔者认为，中国文学积淀深厚、历史源远流长，曾对世界产生过深刻影响，西方文学中也不乏中国元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将中国文论的精髓引入外国文学研究当中，为世界文学研究贡献睿智的思想和科学的方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尤其在当今，全球规模的文化交流与传播高效简便，沟通频仍，中国的文学成果流传域外，呈几何级数上升态势。在全球性疫情中，中国铿锵地展现强国自信，疫控成效，震撼世界，就中所表现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基础上，“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思想文化精神，给世界文化带来能动性的正面影响。在这样的背景情况下，提出中国经典文论，于文艺批评，人文伦理实践以及人文精神构建，乃至人类文化进步，亦能提供多元分析方法论和睿智的思想资源。推进这个课题研究，学界需要应对和处理的问题，也许体系会比较庞大，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焦虑症和失语症之种种弊端必然日益显现。抑或从简单到复杂，至有层次，有方法论，有分析思路，构成中外文艺汇通的文理脉路。课题提出本身是一个创新的挑战性课题，辩证地看，焦虑与疑惑一方面是一种压力，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受到推动，求发展的动力，亦是文学研究可持续发展和健康成长所不得不应对和处理的问题。文章以揭示国内文学研究对西方文论的崇拜所致后遗症和问题为意旨，挖掘中国古典文论的思想及其可贵之处，古为今用，中西结合，充分交流，互相补充，互相阐发，以发展中国文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一国内文学研究的现状之我见

方今国内文学研究的关键理论均来源于西方，其俨然已被国内文学研究者奉为圭臬。然则，身为全人类共通的沟通语言，文学理当兼容并蓄吸取中外古今之文明精粹，故恰当的文论皆可作为文学研究的指导工具。遗憾的是，中国文论在同西方文论碰撞之初就已对西方文论顶礼膜拜，因前期未注重彼此平等，遂其后逐渐在文学研究中遗失了自我。诚然，中西文论交流之初，彼时国家社会科学进展较为缓慢，故文学理论发展颇为迟滞。当文学界遍地充斥着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及后现代主义文学等西方文论话语时，中国文论便已然丧失了话语权。除受到西方冲击外，亦因其未重视优秀传统经典，没能建构一套自身特有的话语体例，从而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西方文论的话语体系。诚如学者所言，“如果我们照搬西方文化研究理论，鹦鹉学舌，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大众文化为批判对象，那么首先这个对象就错位了，理论也必然就错位了。”[5]8中西“诗学”委实孕育于差别化的文明根基之上。（“所谓‘诗学’，并非仅指称狭义的关涉“诗”的学问，更是广义的关乎文学全部内在理论的通称。”[11]73）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西方“诗学”一直以来位居核心焦点位置，中国“诗学”并未找准自我定位，因而逐渐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带。孙绍振先生振臂一呼:“二十多年过去了（按：从1995年“失语症”一说至今），重建中国文论新话语的口头响应者尚属寥寥，实际践行者则更是不多。一味‘以西律中’，对西方文论过度迷信，有越来越猖獗之势……老朽已老！年轻人，请站出来，跟西方文论家对话、争鸣！”[6]学界理当摒弃盲目崇拜，理智对待文论，明晰理论指导并非只有西方文论不可，抛弃妄自菲薄、盲目崇拜心理。身处今日之信息爆炸、异域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应当审慎思考。全盘接受、盲目排斥均非上策，理智的、稳健的而非轻率的、情绪化的对待才是良方。然而，当前研究论文多数存在理论与文本“两张皮”的现象，或因研究者理论造诣不够，或因理论与文本缺乏有机结合。而造成问题的根源，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文论植根的土壤迥异于中国传统，故在指导文学作品研究时不能对悉数繁杂语境统统适用；另一方面在于方今国内文学研究的培养对批判思维之锻炼有所欠缺。问题存在于当今研究生培养模式，即：教授们经由课堂讲授，把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通过教材抽象概括出来，而抽象性理论通常是分隔时空条件的一般性结论和客观性规律。的确，学生掌握这些抽象出来的理论，把握住了一些文学研究领域的新观点，建立了一些理论基础，却不会活学活用，未能将理论有机嵌入到文本分析中去，即便勉强努力，也难以做到鞭辟入里，故而经常出现理论阐释与文本分析是两层皮的问题。此欠缺或将使研究者产生理论焦虑症的后果。虽说不同的文学研究者居于各异的研究阶段，但是其研究都需要理论指导，亦有研究价值性的寻觅与需要。因而，打消价值疑惑难题须因研究个体、研究对象而异。若是处在文学研究的实践过程中，那么就得看研究者是否把握住了有意义的研究对象，继而在庞大繁杂的文学理论中，寻找贴切理论指导而迸发思维火花。文学理论指导下的文学研究成果若不仅能启发本学科研究，且于跨学科研究有交叉性指导力，那么该文学理论于文学研究便充满价值，无需纠结是否必须采用西方文论。但观照笔者周遭的文学研究环境，不少研究者已然产生了理论是否有用的疑惑。自后现代主义强调“解构主体”以来，这种理论的价值焦虑症已比比皆是。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王宁认为：“进入本世纪以来，对理论的未来前景不看好者依然大有人在，而且其态度越来越悲观。这尤其体现在毕生从事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英国文学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的著作中。”[9]6文学理论仅仅只能引导本学科吗？是否可以给其他学科一些启示与借鉴？若是文学研究不能提供给其他学科启迪与指点，研究是否有意义？以上种种疑惑都反映了文学理论的价值受到了怀疑和质询。学界出现“理论焦虑”和“价值焦虑”的背后是中国文论欠缺本体意义的理论归纳及同西方文论的平等交流，对西方理论崇拜的错舛造成了对自身文论优势的掩蔽与忽视。学者指出“中西诗学中许多丰富而又复杂的本体意义”[15]20。在当下诗学研究中尚处于遮蔽状态，不难看出，理论焦虑与文学研究者的现实关切和身份认同联系紧密。客观说来，深入到哲学层面或涉及到社会、历史和文化层面的文学理论因面临和解决的困难大大高出文学自身，故理论因其深刻性便对当今文学研究产生长足影响。日新月异的21世纪亦为社会文化“大转型”时期，理论自身亦需蜕变而处于“大转型”中。“模仿马克思的说法，可以说文学理论中‘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6]129，在如同走马灯般变更的文学理论中，关键点并非流派或称谓，而是理论的内在价值。在这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大变革时期，正是中国文论重塑话语权的机遇期。贺学峰教授说：“我国社会科学应着眼于大循环阶段，以建立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3]10中国文论主体性的建构需历代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可以利用中国古典文论首先整理出属于自己的诗学话语，古为今用；另一方面是将西方文论中国化，中西结合，此即文论研究探寻出路的两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