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思想范文精选

传统古代文学在时代的发展中逐渐演变，律动着天地人相融相洽的发展基调。由于建筑在古代一般是礼制的象征，所追求的为中庸之美，意在将传统思想文化融入于建筑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倡导外在屋顶、斗拱、柱廊与典籍、诗文的有机融合以及虚实相生。本书主要将《红楼梦》中的园林、建筑等结合在一起，依据人物的住所划分，详细地描绘出古典园林的艺术美感。对此，了解传统古代文学与建筑设计的融合对于明确国内现存的古典园林建筑的差异性及共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古代文学与建筑设计的联系

在建筑设计过程中，需要对建筑结构布局进行长期规划，还需要对建筑结构基本特色进行确定，将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融入于设计理念中，凸显不同时期的建筑设计风格。其中坐北朝南的设计理念是自古以来流程下来的，与社会关系以及文化发展息息相关。而古代文学中的建筑设计典型的为以下两种:1）楼阁传统古代文学中，大量的诗歌是以楼阁作为媒介物，通过描写此时此地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阐述作者的观点。例如，范仲淹所撰写的《岳阳楼记》便是以阁楼作为开头描写物，通过洋洋洒洒一系列词句将岳阳楼壮丽的景观刻画的生动形象。为何传统古代文学中会多次出现建筑物？或许是因为建筑物的情态以及美感，主要是指中国古代文学中比较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例如，古代建筑往往坐落于竹林深处或者是河流湖畔，意在与周围的景色融为一体，从而形成“有山、有水、有人家”的美好格局。2）栏杆栏杆也是传统古代文学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意象，且是建筑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设计结构中的栏杆往往是用竹子或者木头制作而成，设置在亭台阁楼或者是路边等进行遮拦用。

二.传统古代文学与建筑设计的融合

曹雪芹所著作的《红楼梦》所涉及到的内容繁多，其中园林和建筑的描述更值得人们深究。正是由于乾隆年间是中国园林建筑发展的成熟时期，也是中国园林建筑发展史上的末期。书中所涉及到的宁府、荣府以及大观园等建筑描述将建筑环境与传统文学思想融为一体，尤其是更加倡导外在屋顶、斗拱与诗文、书画的巧妙交融。以《林黛玉进贾府》这一段为例，通过对贾府各道门的描述将国内的封建等级思想以及儒家礼制思想讲述的淋漓尽致。虽然林黛玉作为史太君的外孙女是老祖宗很喜爱的人物，但也仅仅只能从角门入贾府，主要源于大门往往用于正规礼仪。而大观园中所描述的桶瓦、泥鳅脊等在当前也是具有一定等级的贵族才能够实现的建筑设计。在《红楼梦》中描述的重要仪式和节日时，则大门才会打开，且要经过多道门，即为“从大门、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并内塞门，直到正堂”。对于建筑院落而言，传统古代文学中所描述的院落均前后相连，以表现古代社会中“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文化内涵，反映了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的基本特征，更是将儒学规范、礼制渗透其中。由于大观园是《红楼梦》中的人物生活的重要区域，在其建筑结构配置上，亦是遵循中国传统建筑设计艺术的规律，将山、水、植物合理配置，意图应用植物所具有的情感赋予建筑园林设计不同的品格。例如，怡红院中的红香绿玉的色调则与文中贾宝玉的性格特征相称；潇湘馆中的植物配置也与林黛玉孤高洁雅的性情相合；蘅芜苑中的奇花异草更是衬托出薛宝钗的朴素外表；紫菱洲水中多分布着水生植物则诠释了迎春懦弱无能的性格；秋爽斋中所种植的梧桐芭蕉等植物则暗含探春豪爽的性格等。建筑设计的巧妙之处直接体现在能够将文学中人物的个性特征展现得淋漓尽致，其在《红楼梦》中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红楼艺术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曹雪芹在文学作品中将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于建筑设计中，致使各部分相协调，从而塑造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正是由于国内传统建筑文化中所蕴含的“合和之美”以及“中庸之美”，把人工美与自然美巧妙结合，这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个性相称，才能够达到一种相融合的状态。综上所述，《红楼梦》中建筑既将皇家园林建筑体量大、装饰豪华、色彩金碧辉煌等体现出来，更是将虚实相间的庭院与沿着某种轴线关系而组成的建筑群的结构在作品中借由人物的视觉描述出来，将传统建筑设计中的“有无相生”的审美思想渗透其中，又蕴含着江南园林建筑的特有风格，让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也能更好地研究古代建筑设计结构。笔者正是从这一点作为切入点对红楼的建筑设计进行分析，为推进对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的研究做出贡献。

作者:刘乐 单位:湖南工商大学

目前，由于我国地域环境的复杂多变，因此常常造成区域间经济、文化发展出现不平衡的状况。但是也因此，文人将不同地域的风俗习惯、社会背景等方面有机的融入文学创作中，形成富有个性的地域文学，同时也产生了特有的地域文化。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文化与地域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

古代文学由欧洲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这两大部分组成。欧洲古代文学主要化分为古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这两方面。而中国古代文学则按时间进行分类，其中涵盖了秦汉、魏晋南北朝、唐代、宋辽金、元明清等方面的文学。在我国地域文化通常指的是某区域别具一格、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并且仍在发挥积极影响的文化习俗。是各个特定区域的民俗、艺术、传统等方面的文明体现。并在固定的区域内与地理环境有机融合，充分体现出了其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地域文化中的地域，是文化产生的地理背景，不同的地域文化涉及到的范围大小都是不同的。其中的文化则可以分为单要素和多要素。地域文化的形成是要经过漫长的过程，并且时刻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发展趋势在不断进行变化。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需要我们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分析，从而使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探究

（一）综合研究

对于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本质联系的研究，要从不同角度去思考，深入分析古代文学问题，进一步探讨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正确掌握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的关键问题，注重探索古代文学的形成和演变，以及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有机结合的积极影响和密切的联系。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本质联系的研究，需要参考和依据人文和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来开展，从而更加深入的认识和探究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准确掌握古代文学与现代地理和环境学之间的有机联系，能够充分了解到,古代文学家关于文学创作和地域地理分布间的思考。并深入认识到地域文化、环境对于古代作者创作的个性化影响，对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类型和范式形成的较为深远的影响，对于古代文学作品主题、题材、语言风格的影响。主要研究的方法，就是将古代文学和地域文化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且以其整体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作为出发点，着重研究两者之间存在的互动性、差异性、整体性。通过分析研究古代文学作品的主题、体裁、语言风格等方面，在不同地域环境中的产生和发展，以便能够对于两者之间进行较为综合性的研究。这项研究不需要着重针对某一个地域或是文化发展阶段，也不需要特别针对具体的时代的文学风格进行研究，只是将其当做古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类型和范式的案例去认识和区分。

【内容提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时，文学意识日趋明确，文学在社会识形态领域中已取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这时期是文学观念从模糊到比较明确和自觉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文理论发展的转型期。而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是实现这个转型的过渡阶段。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创了文批评的新风气;陆机的《文赋》是文学创作理论专著;阮籍的《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音乐理论;挚虞、李充、葛洪等的文学思想也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艺主张。深入研究这个历史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对认识我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魏晋文学理论;曹丕;陆机;嵇康;挚虞

魏晋南北朝①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在我国古代文论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我在《论六朝文学理论发达的原因》一文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较系统的分析。我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①，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转型期，也是从文学观念的模糊到比较明确和自觉的时期。而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是实现这个转型的过渡阶段。”[1]所以，深入研究这个历史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对认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具有重要意义。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一文中，论及曹丕的文学见解时，有一段极其精辟的论述，我们从中可以获得深刻的启示。他说:

孝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樯?是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为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2]

所谓“自觉时代”，是指文学意识的日趋明确。也就是说，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文学己取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及其艺术规律，已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在创作实践中得到体现，从理论上得到总结和表述。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发达，正有力地说明了这点。所以，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就应选择一个能反映本质特征的****点，去考察这时期文学理论繁荣的现象。

茶文化起源于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符号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文士以茶为主题进行文学作品的创作，不仅包含了茶文化的普遍元素，更加意味着以茶文化为延伸的道德规范被广大的人民群体所接受和推广。茶与酒不同，作为品行高洁的饮品，与佛教文化的“茶禅一味”构建出的文化意义互相成就，从非日常性走向日常性，从佛教空间到世俗空间，中国茶文化在不断构筑下，逐渐成为一项有诗意、有审美、有哲思的高层次文化。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对饮茶活动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了体会其隐藏内涵的全新高度，从而实现人与茶叶之间进行精神传递与交流的目的。

1茶文化的发展史

为了更好的研究茶文化与古代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首先应该梳理茶元素与茶文化的发展历史。从相关的研究看，茶的起源有三种假说：食用说、饮用说和药用说。食用说即指将茶叶揉碎作为“羹汤”的食材与其他调味品相互交融化为美食；饮用说即指最初的茶叶的使用以煮泡为主，目的是为了获得更高品质的饮用水，这是基于古代饮用水的过滤技术不成熟的条件下而采用的烹炼方法。陆羽在《茶经》中提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相传神农氏尝百草而发现了“茶”的药用价值，这是最受学界支持的观点。将历史推溯到南北朝时期，茶的种植和受众具有地域性，中国南方地区将茶作为日常饮用品，但在中国北方地区还未能找到发展空间。《洛阳伽蓝记》中王肃的“饮品革命”则打破了“茶与酒”的地位之争。饮茶现象逐渐发展为南北共同的生活习惯，在唐玄宗时期以前，茶还仅仅只是功能性的日常饮用品，本身并不具备任何的文化符号意义。茶始于汉代，兴于唐代，盛于宋、明。这一时期（唐玄宗开元年间）茶则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被延伸，构建了茶文化。茶马古道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对外输出的不仅有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同时伴随茶叶输出的还有中国精湛的茶文化。茶圣陆羽《茶经》中“精行俭德”专一践行自律品德，则明确提出了茶文化中自觉践行的道德自律问题。茶文化以“茶德”为中心，强调重视人的群体价值，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赋诗作对的中国文人而言，“酒”和“茶”两大饮品是再好不过的“文学意象”，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中国古代文人在酒和茶的身上下了不少功夫，茶开始与酒一样具有了特殊文化象征意义。酒常被引用在具有仪式色彩的场合，而茶则不然。酒很早就被采用为诗文的意象，而茶直到唐玄宗时期才有了深远的意境。作为日常饮品的“酒”和“茶”，酒具有迷人心智且价格昂贵的特点，而茶则有清醒明目价格低廉的特色。作为佛教五戒的酒找不到突破的端口，而茶这种清新自然，清雅和俭的植作更加适合寺庙的生存环境，于是“茶禅一道”的理念贯穿始终，奉为信仰，茶文化由南至北，也理顺了“茶道”的佛教空间脉络。《茶酒论》中作为“百草之首”的茶，“千劫万劫，诸佛相钦”，借茶之口与酒争斗则明确了茶文化已经被当作佛教空间走进世俗空间的重要工具。唐朝是外传佛教迅速发展并兴盛的时期，本土道教也同样如此，并且由于道教的出现及统治者的偏向，佛教的发展空间被极限压缩。佛教开始借助茶文化相互影响并最终奠定了发展的经济基础。文士雅客因茶文化而愈发接近佛教空间，陆羽与皎然均为佛教中人，李白、杜甫和王维等人开始将层层构建的茶文化内涵传播并注入到知识阶层，此时的茶在独特的审美趣味下获得了文化共识。

2中国古代专著中的茶文化

茶是劳动生产物，是一种“品味”哲学。茶文化以茶为载体，成就了茶与文化的有机融合，并构筑了一定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茶道讲究五境之美：即茶叶、茶水、火候、茶具、环境。基于实用价值出发的中国古代茶专著如蔡襄《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黄儒《品茶要录》，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等，尤为重要的作品则是陆羽的《茶经》，以茶的根生元素为基础，介绍采茶、选茶、泡茶、饮茶等工序方式，后两部作品则增加了关于茶道、茶精神的论述，这一内容是除了茶具、茶器之外与茶相关的茶文化理念、精神境界和艺术体系，称之为茶文化的派生元素。茶专著的写作目的是帮助读者获取认识和体验茶文化的间接媒介，通过阅读茶专著作品能够提前获得鉴赏和先验的技能。中国古代文学专著大多数以某一话题为核心，详尽介绍与主题相关的特性，这种清晰直观的表达方式使得茶专著类似于茶文化的“工具书”。另一方面，《茶经》提出的“精行俭德”理论，则在实用价值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直接将“茶德”作为“品”人的工具，通过茶文化的理念使得百姓感悟茶内敛淡泊的性格，以道德自觉的方式催使百姓恪守传统道德精神，以实现统治者对天下的治理目的。同时，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茶文化，以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为等方式实现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功能，不仅为西方世界带去了饮茶之风，同时也使得西方世界远隔千里便可感受到中国人传统内敛、稳重大气的风采。

3中国古代诗词中的茶文化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不仅文学创作丰富，而且文学批评繁荣，文学逐渐摆脱功利的束缚，不再仅仅强调文学服务于政教，而是开始慢慢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并通过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述逐渐摆脱儒家经典的束缚，形成独立的文学经典观。魏晋时期，思想活跃，儒学式微，道家、佛学等各派宗教盛行，这样宽松的思想环境为文学观念的解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为文学摆脱经学的束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时对于经典的观念，也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此时期文学理论最高成就的体现，其对于经典的看法也最系统和深入。《文心雕龙》在前人基础之上，将原道、征圣和宗经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发挥，在中国古代经典问题的讨论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和前人一样，刘勰依然是首先从思想上肯定儒家经典的思想价值，他认为，文章是道的表现，而道是文的本源，古代圣人创作文章是为了表现道，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用于教化、治理国家。其在《文心雕龙•原道》中云: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同时，刘勰又认为，经典不但是后世文章的渊源，而且还在思想及艺术上为后世文学作品提供了标准，是后世文学作品的典范，将经典的文学意义提到了比较高的位置。其在《宗经》中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又云:“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可以看出，刘勰不仅详细地剖析了后世各体文章与经书渊源，而且还明确地提出了文学创作审美角度的六标准，即其所谓的“六义”之美:感情深诚而不虚假，风格清朗而不繁杂，记事信实而不荒诞，思想正直而不回曲，体制要约而不芜秽，文采美丽而不淫滥。因此，可以说文学意义上的经典及明确的艺术标准始于《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为南朝文论又一力作。此书是中国文论史第一部诗学专论，总共评述了汉魏至齐梁的122位诗人，且将这些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对诗人的品评，树立良好的准则，对当时的诗歌创作起指导作用。钟嵘对所评诗人进行品第的区分本身便体现了一种文学经典意识，被其列为上品的诗人如曹植、陆机、谢灵运等，都是钟嵘心中经典诗人的代表。钟嵘秉持的是文质兼备的文学经典原则，因此，在推崇他心目中经典诗人的同时，依据这一原则，对他们表现出的艺术风格进行了总结和评价，无形中也就树立了他的文学经典标准。如他赞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真正做到了思想和文辞的完美统一，是经典诗人的最高成就代表。

《诗品》还突破了儒家经典的束缚，站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高度正视并高度评价五言诗的成就，其云:“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这无疑是对以往论诗以《诗经》为标准、重四言的传统诗学观的修正和挑战。可以说《诗品》是第一部以文学经典的视角分析诗歌的著作，在古代文学经典及经典观的形成与独立中意义非凡。魏晋六朝时期崇尚古代经典虽然是主流，但也同样有别调。代表性人物是东晋葛洪，葛洪继王充之后，又对崇古抑今的风气进行强烈批判。其《抱朴子•尚博》云:又世俗率神贵古昔而黩贱同时……虽有超群之人，犹谓之不及竹帛之所载也;虽有益世之书，犹谓之不及前代之遗文也。是以仲尼不见重于当时，《太玄》见蚩薄于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枯骨?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所患矣。他甚至认为今胜于古，其《抱朴子•钧世》云:“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他觉得《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在文辞方面逊于两汉魏晋时期辞赋。一方面抨击了贵古贱今的传统，对古代经典提出质疑;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对文辞的重视，从文学的角度对著作进行评判，颇具进步色彩。

二隋唐至宋，经历了三次比较大规模的文学复古运动

其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以往经典的问题。在这几次文学复古运动中，人们对文学经典的认识更加深入，自觉性也更强，而传统儒家经典的文学经典地位，也得以凸现和巩固。第一次大规模的复古运动发生在诗歌领域。经历六朝诗风和文风的浮华之后，初唐陈子昂首先举起复古大旗，其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言:“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这里，陈子昂表达了对晋宋以来，尤其是齐梁颓靡不振诗风的不满，大力提倡风雅、风骨与兴寄，要求保持《诗经》的风雅传统，学习汉魏诗歌刚健、质朴的风格。很明显，他是将《诗经》、汉魏诗歌当成诗歌创作的楷模，即他心目中不可动摇的文学经典。他的矛头是对准初唐盛行的片面强调文采的浮靡诗风，因此，经典不仅成为文学创作的典范和法则，同时也成为一种革新的手段。陈子昂大力提倡复古对唐诗的风格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以后，复古与革新便交织在一起，对唐诗创作高峰的到来产生了积极影响，很多盛唐名家都主动从传统中寻求汲取创作营养，如李白就是陈子昂复古论的直接继承者，他一生钟情古风，而且也是其诗歌创作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其他诗人也是从传统中找到了创作的突破口，由此一来，诗坛为之一振，尽扫齐梁余风，这不得不说是复古运动带来的积极影响。第二次复古浪潮在中唐开始席卷，这一次是在散文领域展开，矛头指向了六朝以来产生的一种新文体———骈文。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质朴，内容充实，而且极富思想性，为后世的散文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并且提供了很好的榜样。然而，六朝时期，随着骈文这种片面追求语言形式美的新文体的产生和兴盛，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丧失殆尽，这种不良文风一直延续到中唐。面对社会的矛盾、文风的凋敝，韩愈、柳宗元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反对浮华艳丽的骈文，提倡学习先秦两汉的古文。韩愈首先吹向复古号角，他在《答李秀才书》明确表达了他的主张:“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其辞;通其辞，本志乎古道者也。”很明显，韩愈提倡古文，不仅仅是学习古文的文辞和表达方式，更要学习古文之道，即里面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尤其是指儒家思想。韩愈十分推崇先秦两汉古文，在《答李翊书》中提到自己开始学习文章时，“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同时他还在《进学解》中，对他认为的前代经典有更为具体的说明:“沈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

《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很显然，韩愈主张的学习面很广，不仅限于儒家的《五经》，还提倡学习《庄子》、楚辞、《史记》、扬雄等作家作品。以先秦两汉经典古文为标准，对文学思想性和艺术规范双重要求是古文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此次文学复古运动开创了一种新的雄奇瑰丽的艺术风格，为后世散文创作提供了新的典范。第三次大规模复古运动是发生在宋代的诗新运动。此次运动贯穿整个北宋，经历了三个阶段，前期代表人物是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姚铉、孙复等人，中期以欧阳修为领袖，响应者有范仲淹、李觏、尹洙、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宋祁、欧阳修及王安石、曾巩等人，是此次运动的高潮。后期是诗新运动的完成阶段，以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为代表。此次运动以复古为旗号，以革新为目的，他们最初反对的目标就是盛行于宋初诗坛的西昆体和晚唐五代延续下来的颓靡文风。为了达到革新目的，他们主张学习古代经典:散文领域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及韩柳古文，诗歌方面则以《诗经》、《离骚》、两汉乐府、建安诗歌及李白、杜甫等杰出诗人诗作为标杆，主张以复兴古道改革文风与世风。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动机和背景与韩柳的古文运动颇为相似。以欧阳修为例，他非常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提倡从前代经典中追寻古道，《答吴充秀才书》云:“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很显然，对文学思想性的强调与韩愈是一致。因此，欧阳修对韩愈古文极为推崇，他在《记旧本韩文后》中叙述自己读韩文的经历和感受:“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诗新运动的领袖都如此，其他人对道与古文的重视可想而知，因此诗新运动可以说是韩柳古文运动精神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