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学范文精选

一、人与人关系的利益化

人作为构成社会最基本的因子，不仅人本身是社会的产物与映现，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与映现。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商业资本的运作中由手工工场中走出，通过不断蚕食旧有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和人伦关系，逐渐扩展为支配整个社会的物质关系。商业这个“合法的欺诈”将“卑鄙的贪婪的”和“无人性和充满敌意的本质”掩饰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充当了资本家刺入封建社会腹中的利剑的历史角色。“任何一次买卖中，两个人总是以绝对对立的利益相对抗；这种冲突带有势不两立的性质，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另一个人的意图，知道另一个人的意图是和自己的意图相反的。因此，商业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是：一方面互不信任，另一方面为这种互不信任辩护，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互助型静态社会结构被以利益关系为纽带的竞争型动态社会结构肢解，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大行其道，个人要生存发展，必然向他人索取、掠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由横向的共赢转化为纵向的对立。随着资本主义由重商主义阶段过渡到自由主义阶段，资本家运用工厂制度助他们一臂之力，进一步蚕食传统的生产关系。在《十八世纪》中，恩格斯着重分析了工厂制度的产生得益于生产技术的革新，主要体现在一系列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发明蜂拥迭起。工厂制度在此基础上得以建立，并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然而，本属于全人类共同财富的生产技术的成果却被少数人攫取，“共同利益的最后痕迹，即家庭的财产共有被工厂制度破坏，至少在这里，在英国已处在瓦解的过程中”。血缘关系被金钱关系置换，甚至牢固的亲子关系也必须以金钱为价值尺度、为媒介。本该上学的儿童只要能够劳动便被赶进工厂，靠自己的工钱过活；而昔日温暖的家也已变成临时的“寄宿处”，夫妇也变成了房东。在社会结构层面，随着工厂制度的推广，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状态完全被异化，他人成了与个人对立的事实存在，成了利益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封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二项对立结构也最终被三角架结构所取代，也就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分别的代言人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立。最后，生产技术、科学以及作为它们的物化产物的机器则主要是通过推动工业革命，推动人与人关系的利益化，强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工人阶级剥削的刚性原则。这种技术、科学上的革新，原动力在于资本家贪婪的本性，在于他们对剩余价值扩大化孜孜不倦的追求。虽然刚开始资本家“不懂得估算这些事，科学的进步在他那里不算数”，但是瓦特的蒸汽机等一系列发明给社会生产爆发出的惊人生长力，让他们短视的眼睛不得不为之注目，并迅速接受了这份“豪礼”。在这之前，科学技术必须首先征服工人，把他们唯一获取生活资料的资本———劳动———价值贬低，而这主要是通过引入机器来刺激劳动生产率而实现的。在一定数量的资本中，资本家对技术的投入越大，他们投到工人工资上的份额就相对减少，工人在劳动后的利益分配中僧多粥少的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与相对份额下降常常伴随的是绝对值的变小。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高效率的机器把很多低效率的工人赶出工厂。面对“一群寻求工作的过剩竞争者在等待着”，工人不得不把其他工人看成竞争对手，由此被压迫、被剥削的同志关系被激烈的竞争关系取代。结果是“部分工人突然被剥夺生存资料，而另一半工人的工资被降低”。

这种工人之间的竞争，“破坏了工人对厂主的反抗，摧毁了劳动在仍然坚持与资本作力量悬殊的斗争时的最后一点力量”，一盘散沙的工人阶级无力形成强大的联合阵营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要么在越来越艰苦的生存境遇中忍气吞声，要么将批判的怒火转嫁到无辜的机器身上。跟着商业一同到来的资本主义，终于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逐渐撕毁了当初温情脉脉的“羊皮”，露出了反人性的贪婪狼性，即“表面上承认理性从而使非理性真正达到顶点”。每个人都成了红眼的恶魔，不顾一切地“双手抱住自己珍爱的钱袋，怀着忌妒心和猜疑心注视着自己的邻居”，千方百计地想从别人那里豪夺。每个人都被“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又因为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益，所以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在相同利益的敌对状态中，正是由于利益的相同，人类目前状态的不道德已经到达极点，而这个极点就是竞争”。中世纪被封建教权和王权捆绑在一起的教民和臣民终究被利益的炮弹打得零零碎碎，成为一个个孤独的原子，直面资本主义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而人类的再次联合，正如废除封建制度的政治改革所宣称的那样，“不应该再通过强制即政治的手段来实现，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来实现”。

二、竞争关系的核辐射力

青年恩格斯思想的成熟性主要体现在引入了核心范畴———竞争，并用之统领所有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和国民经济学的范畴和规律。这使他能够超越国民经济学的对立思维，从而真正将资本主义社会看成相互作用、不断变动的利益场域。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规律的分析，恩格斯觉察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并将所有罪恶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为他以后和马克思思想的“会师”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学基石。而这一时期他沾染的费尔巴哈式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话语的共产主义论述，也影响了青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的论证逻辑，这反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多种话语体系互相较量与渗透的文本结构之中。竞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首先表现在它对经济学家眼中决定商品生产费用的三要素资本、土地和劳动的“定价”，进而决定了三种要素的整合与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而在国民经济学家锐利的眼睛中，“恰恰是竞争关系被撇在一边”。他们把资本、土地和劳动的价值关系看成其自身的属性，丝毫没察觉这个关系只是人与人之间特定关系的物化产物，看不到生产费用一开始就被竞争所“歪曲”。于是，麦克洛赫断言“物品的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李嘉图说“地租是付租金的土地的收入和值得费力耕种的最坏的土地的收入之间的差额”，萨伊的学说认为“物品的效用是一种纯主观的根本不能确定的东西”。恩格斯从抽象的物化关系中抽出本源的社会关系，用“竞争”将自然和人这两个生产要素联合起来，批判了“靠对立活命”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他把国民经济学家的“双重价值”（抽象价值和交换价值）置换成“价值”和“价格”，指出“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说法，恰恰都只是抽象的非实在的东西”，只有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生产费用才能摆脱纯主观的藩篱而拥有客观尺度。同样，资本、土地和劳动，都必须把自己的自然属性放在竞争的天平上以决定自身在生产过程中的身价，即“地租包含着竞争，资本的利润只是由竞争决定的，至于工资的情况怎样，我们立刻就会看见”。竞争将资本、土地和劳动等纳入其统治范围的同时，也把能动的人收归自己的掌控之中。它不容许人们以自然血缘联系为基本纽带的联合，怂恿他们体内被抑制的“自私自利”、“贪婪”、“忌妒”的兽性突破道德的禁锢，使人们在利益角逐中不自觉地忠诚于竞争规律的统治，最终每一个人都被隔离在自己粗陋的孤立状态之中。在竞争的扭曲统治下，“商业是合法的欺诈”。而由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在竞争的巨大漩涡中，每个人都成了唯利是图的投机家，而这种社会的后果，必然是垄断的产生，并与竞争相互制衡；同时，疯狂的生产也成了资本家牟取暴利的必然选择，也因此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根除的痼疾。在这种社会中，一方面是资本家盲目地迫使工人加班加点赶制商品，是一种“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全凭偶然性摆布”的生产；一方面是被沉重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实际购买力并没有提高，贪婪的资本家无偿地掠夺了他们所有的劳动价值，只留给他们仅够养活自己的工资。正如恩格斯透析的那样，“竞争的规律是：需求和供给始终力图互相适应，而正因为如此，从未有过互相适应。双方又重新脱节并转化为尖锐的对立”。在生产力和消费力之间的永恒波动之中，是整个利益链条的永恒波动。这种对立和波动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像彗星一样定期再现”，其“造成的不幸和不道德比大瘟疫还大”。而这并不以资本家的美好期许和他们的御用理论家的“粉饰哲学”而改变。在席卷一切的经济危机面前，不管是资本家还是劳动工人都不能幸免。一方面是过剩的社会生产力导致的浪费，找不到买主的商品只能堆积库房或倾倒海洋；另一方面是工人由于过剩而饿死。正是这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成了暴露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窗口。在这场残忍的游戏中，资本集中是必然趋势，垄断是必然结果。“较强的工人把较弱的工人，较大的资本把较小的资本，较大的土地占有把较小的土地占有从市场上排挤出去”。社会的绝对财富在疯狂堆积，而社会的相对贫困也在急剧增长，因为资本家永远都是拿的大头，而辛辛苦苦的工人得到的却少之又少。

同时，中间阶级越来越多地被竞争击垮而降格到底层社会的悲惨境地之中，社会经济的霸权和政治上的话语权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财团手中。与他们“脑满肠肥”的形象构成鲜明对比的，是日益壮大的社会底层和他们枯瘦如柴的形象。在这利益两级力量悬殊的博弈中，“世界日益分化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不过，垄断也不是只有消极意义，对诸如货币等的国家垄断也是很有必要的。通过竞争的辐射带动作用，资本主义将资本、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紧紧地串联起来，置于隐性的经济规律的支配之下。恩格斯暴露了国民经济学家那种非批判的方法论前提，“以私有制为基础批判性地分析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和基本范畴，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现象”，在揭示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同时将其推演至极端，暴露出生产力巨大发展背后的巨大悖论，进而批判了以国民经济学为理论依据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合理性，并阐明只有等“全面变革社会关系、使对立的利益融合、使私有制归于消灭”，社会悖论才能真正解决。这里，也透露了恩格斯社会分析中渗透的人本学因子，虽然较之青年马克思程度较轻，但都呈现出用“应然”的理想取代“实然”的现实的倾向。

内容提要：本文主张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改变形式，引入数学符号，便于运算，便于建立经济模型，更加宜于指导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是一个经济跟踪系统，需要不断调控、及时随动，不会调控到“着陆”了、从此可以一劳永逸了。

本文的标题叫“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要付诸实用”，可能有人看了这个题目觉得困惑，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运用得非常深入、广泛，老少皆知。例如，私营企业搞公私合营、进而全部企业搞成国营、农村搞合作化公社化、批资本主义脑袋、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句话：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全部生产资料和产品都归无产阶级的代表支配，剥夺者被剥夺，还不都是运用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吗？是啊，马克思是主张全部生产资料和产品归无产阶级的国家所有，可是事实结果是只能归无产阶级的代表所有，这些无产阶级的代表能否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还是只代表代表们自己的利益，人们不能依据国家意识所标榜的东西来判断，这本来是马克思所应该想到的。象上世纪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里的无产阶级根据自身几十年的生活体验，觉得自己的代表代表不了自己的利益，换个资产阶级人物来管理管理国家也可以试试。不行还可以轮换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波兰的瓦文萨当了几年大总统，多数人不满意，那就自动禅让，还回格旦斯克造船厂车间里当他的工人。Revolusion，革命就是轮换，轮换就是革命，换换总比不换好。

上面这种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运用，那是把马克思经济理论当作武器、当作维护集团党派自身利益的法宝来使用，这种付诸实用，历史证明许多国家的大众不欣赏，本文也不谈。

最近看到许兴亚、于金富的网文：“‘繁荣与发展理论经济学论坛’会议综述”（[1]），里面介绍了一部分先生是这样运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

在国内学者编著的许多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教科书中，往往在开头引述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原理，而在后面的论述中，却并不见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具体运用。所谓“实用主义化”，主要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中，“穿靴戴帽”、“南辕北辙”或“两张皮”等等“架空”马克思主义的现象。也就是有不少教学单位和研究生，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应用看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以至于“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许多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名义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实际运用的却大都是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或者开篇就声明，“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并在参考文献中列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若干卷，但在正文中对此并无具体体现。有更多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其实，何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就是他们的导师，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多面手？看看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的领导机构理事名单（[2]），其中不乏编著西方主流《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高手。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非常关心“经济”，只要有“经济”，就是叫他编著一部“关公战秦琼”的大作，他也会轻车熟路、一挥而就。——这种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运用方式，也不是本文要讲的付诸实用方面的问题。

摘要：经济问题作为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一种社会问题，世界各国都高度关注本国的持续生存、发展。现阶段，西方的经济学可以划分为微观、宏观两大部分，二者虽然研究的层面和角度存在差异，但实际上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并且同样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西方微观、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从二者的区别、联系阐述了微观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内容区别；层面区别；互补联系

进入新世纪之后，从国际社会发展看来，贫富对立、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纷纷出现，成为阻碍各国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资源有限及其分配不合理，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始终追求有效资源的合理配置、应用，这也是经济学领域高度关注的问题。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分别是从资源的配置、利用层面出发进行研究，二者之间既有关联，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1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分析

1.1西方经济学领域的萌芽、发展阶段

15~19世纪，西方国家产生的重商主义，本质上是针对现代社会中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层面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倾向于产品流通，且内容上主要以各类政策文件为主，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各项理论知识呈现出一种分散化的特点，这也是西方初始的经济学发展阶段。17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是西方的古典经济学阶段，亚当·斯密作为这一阶段经济学代表性人物，其出版的《国富论》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其中的理论更加提倡让价格这一类社会市场机制进行调节，使得人们在重视个人私利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分配。

一、问题的背景

中国经济目前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要素拉动特征。经济发展需要刺激投资需求，最终消费需求的形成也有赖于加大投资力度，投资与消费双管齐下，投资需先行。因此，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投资的持续增长。从理论上讲，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具有一种正向的关联关系。

一般认为，建设投资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因素。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会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将建设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加大建设投资的规模，既可增加就业机会和国民可支配收入、扩大内需，又可以直接带动当前的经济增长，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奠定物质基础。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建设投资在这些国家的整体投资中的比率甚至达到了20%(Kessedes,1995)。

我国大量的文献也讨论了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但是，真正能够揭示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的研究成果却极少。中国发展研究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是决定社会需求的最积极的因素。因此，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作为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中国发展研究院，1997）。虽然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性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还处在定性阶段，很少能够指出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本研究就致力于找到其对中国经济发展拉动水平的具体数量关系。

二、数据和模型

在本研究中，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指以一定速度增长的建设投资所拉动GDP的增长量或增长率。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和方法。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的价值形态。另外本研究涉及的指标还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改革开放，为加强国民经济科学管理和国际经济对比的需要，我国对产业分类和国民核算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确认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的生产性质，推行包括第三产业在内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个改革直接影响了财政收支的经济性质，并对财政理论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变化，进一步推动财政理论的发展。下面拟就有关理论问题作一些研究探讨，不当之处，恳请专家学者给以批评和指正。

财政学史中众多理论存在源于生产而又轻于生产的不足

本文传统财政理论的创立者，公推亚当·斯密。1776年，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中，就国家的支出、赋税、国债等问题作了阐述，提出了平等、确定、便利和最小费用的税收四原则。亚当·斯密的财政理论在资产阶级财政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被誉为“财政学之父”。

之后，萨伊、李喜图等经济学家对财政理论都作了深入的研究。19世纪下半叶，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瓦格纳推出了代表巨著《财政学》，瓦格纳为代表的德国财政学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财政学奠定了基础，对以后西方的财政理论和政府的财政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1928年，福利经济学派创始人庇古，根据他的福利经济学原理，认为国民收入总量愈大愈好，国民收入分配愈平均愈好，他把财政视作实现这两个目标的重要工具。庇古的福利财政理论把财政学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

本世纪30年代，传统财政学让位于现代财政学，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干预经济，成为这一时期财政理论的主旋律。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经济滞胀现象的出现，供给学派、货币学派提出了与凯恩斯学派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