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学管理范文精选

内容提要：本文主张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改变形式，引入数学符号，便于运算，便于建立经济模型，更加宜于指导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是一个经济跟踪系统，需要不断调控、及时随动，不会调控到“着陆”了、从此可以一劳永逸了。

本文的标题叫“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要付诸实用”，可能有人看了这个题目觉得困惑，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运用得非常深入、广泛，老少皆知。例如，私营企业搞公私合营、进而全部企业搞成国营、农村搞合作化公社化、批资本主义脑袋、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句话：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全部生产资料和产品都归无产阶级的代表支配，剥夺者被剥夺，还不都是运用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吗？是啊，马克思是主张全部生产资料和产品归无产阶级的国家所有，可是事实结果是只能归无产阶级的代表所有，这些无产阶级的代表能否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还是只代表代表们自己的利益，人们不能依据国家意识所标榜的东西来判断，这本来是马克思所应该想到的。象上世纪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里的无产阶级根据自身几十年的生活体验，觉得自己的代表代表不了自己的利益，换个资产阶级人物来管理管理国家也可以试试。不行还可以轮换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波兰的瓦文萨当了几年大总统，多数人不满意，那就自动禅让，还回格旦斯克造船厂车间里当他的工人。Revolusion，革命就是轮换，轮换就是革命，换换总比不换好。

上面这种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运用，那是把马克思经济理论当作武器、当作维护集团党派自身利益的法宝来使用，这种付诸实用，历史证明许多国家的大众不欣赏，本文也不谈。

最近看到许兴亚、于金富的网文：“‘繁荣与发展理论经济学论坛’会议综述”（[1]），里面介绍了一部分先生是这样运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

在国内学者编著的许多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教科书中，往往在开头引述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原理，而在后面的论述中，却并不见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具体运用。所谓“实用主义化”，主要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中，“穿靴戴帽”、“南辕北辙”或“两张皮”等等“架空”马克思主义的现象。也就是有不少教学单位和研究生，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应用看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以至于“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许多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名义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实际运用的却大都是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或者开篇就声明，“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并在参考文献中列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若干卷，但在正文中对此并无具体体现。有更多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其实，何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就是他们的导师，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多面手？看看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的领导机构理事名单（[2]），其中不乏编著西方主流《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高手。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非常关心“经济”，只要有“经济”，就是叫他编著一部“关公战秦琼”的大作，他也会轻车熟路、一挥而就。——这种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运用方式，也不是本文要讲的付诸实用方面的问题。

改革开放，为加强国民经济科学管理和国际经济对比的需要，我国对产业分类和国民核算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确认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的生产性质，推行包括第三产业在内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个改革直接影响了财政收支的经济性质，并对财政理论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变化，进一步推动财政理论的发展。下面拟就有关理论问题作一些研究探讨，不当之处，恳请专家学者给以批评和指正。

财政学史中众多理论存在源于生产而又轻于生产的不足

本文传统财政理论的创立者，公推亚当·斯密。1776年，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中，就国家的支出、赋税、国债等问题作了阐述，提出了平等、确定、便利和最小费用的税收四原则。亚当·斯密的财政理论在资产阶级财政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被誉为“财政学之父”。

之后，萨伊、李喜图等经济学家对财政理论都作了深入的研究。19世纪下半叶，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瓦格纳推出了代表巨著《财政学》，瓦格纳为代表的德国财政学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财政学奠定了基础，对以后西方的财政理论和政府的财政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1928年，福利经济学派创始人庇古，根据他的福利经济学原理，认为国民收入总量愈大愈好，国民收入分配愈平均愈好，他把财政视作实现这两个目标的重要工具。庇古的福利财政理论把财政学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

本世纪30年代，传统财政学让位于现代财政学，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干预经济，成为这一时期财政理论的主旋律。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经济滞胀现象的出现，供给学派、货币学派提出了与凯恩斯学派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

一、导论

自19世纪末，国际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旅游经济研究的演进。从历史时序梳理，意大利政府统计局的鲍德奥于1899年发表了《在意大利的外国人的移动及其消费的金钱》一文，成为了研究现代旅游经济的先河。既而，意大利罗马大学学者马里奥蒂于1927年出版了《旅游经济讲义》的著作，其内容涉及国内旅游状况、旅游统计、旅游接待业以及旅游中心等问题，被认为是第一次对旅游经济进行系统化研究的尝试。20世纪初至中期、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出现了1935年德国柏林商业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格里克恩斯发表的《一般经济论》论及了旅游活动的经济和社会双重功能与作用，以及论述了社会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国家政策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等丰富的内容。瑞士的克拉蒲．芬扎伊卡于1942年出版了从经济学、社会学这两个方面来系统地研究旅游活动的《一般旅游论概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世界旅游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旅游活动的大众化和全球化以及现代旅游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旅游经济学进入了成熟阶段。旅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关联学科理论也逐渐成熟，主要涉及了旅游经济、旅游区域经济、旅游市场开发、旅游企业管理、旅游资源开发与建设、旅游投资、旅游政策、目的地建设、客源国理论等九大研究内容，旅游需求和支出问题的研究涉及国际上各种各样的旅游出发地和目的地几个特定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的估计。20世纪70－80年代旅游经济的非经济因素影响研究取得较大发展。国内对于旅游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从改革开放至今已历时30年多年，1982年，王立纲、刘世杰合著出版了《中国旅游经济学》，我国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的文件，从宏观政策层面上明确把旅游产业列为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产业中的重点发展产业的第一位;同时，在21世纪初到现在，我国关于旅游经济学的研究与探索不断加强，从理论到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且在研究范式上主要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根据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质疑［1］。刘晓鹰于2008年主编了《旅游经济学》教材，在旅游与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框架体系中融入了国民经济新形势下发展的新趋势、新观点、新模式，并列举了旅游产业的案例［2］，证明了我国学术界在引进国际先进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更注重结合我国的旅游经济现状在反复质疑、反思中不断总结特点并改革创新，力求与国际先进理论靠近并自成体系，力求使研究成果更具时代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近几年来，国内外旅游业快速发展促进了对旅游管理专业人才的需求，旅游经济学作为该专业的核心专业基础课，经过众学者、专家及教学工作者的努力，呈现出了积极发展的局面，而该课程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学仍然以讲授为主。但是，社会需求的旅游专业人才的挑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临着如何培养出适应旅游行业一线工作人才需要，在他们进入顶岗实习后，能从宏观角度思考问题，能进行专业思维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事实上，目前旅游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是必须解决好培养与旅游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严重脱节的棘手的问题。

二、旅游经济学课程教研特点及面临问题

2．1应用型本科院校旅游经济学教研特点分析

旅游经济学学科归属于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以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运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手段、工具来研究旅游经济活动产业中经济关系、经济现象、经济规律及其关系的应用型基础性学科。因此，旅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及其他经济学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在旅游管理专业中教学本课程，培养学生尝试以旅游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的经济关系，以这个出发点来辨识旅游经济产业活动的基本经济现象与经济规律及与其他经济活动的内联系与区别，可以在专业的学习中培养经济思维、经济学分析方法，也可以在他们的社会实践与工作中，结合旅游者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在宏观与微观上把握旅游经济政策以及旅游业在国民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特点、地位与发展趋势。

2．1．1工具性

一、能源与经济增长

持续、稳定、健康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快速发展的直观表现,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因而追求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纷繁复杂,要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处理好影响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许多经济学家致力于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相同的四个轮子上,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这四个轮子或者说增长的要素就是:人力资源(劳动力的供给、教育、激励)、自然资源(土地、矿产、燃料、环境质量)、资本(机器、工厂、道路)、技术(科学、工程、管理、企业家才能)”。经济学家通常使用总生产函数来表明这些因素之间及其与国民总产出的关系。

总生产函数的数学表达式为:Q=AF(K,L,R)式中:Q表示总产出;K表示投入的资本;L表示投入的劳动;R表示投入的自然资源;A表示经济中的技术水平;F表示生产函数关系。但在以往的经济增长核算理论中,通常将R要么视为常量忽略不计,要么将R合并在资本K中,没有将能源单独作为一个变量来研究其与增长的关系。早期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强调的是土地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当时由于能源的稀缺性因为生产力低下还没有表现出来,因而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也没有被经济学家们所关注。大多数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能源在生产中占有相对较不重要的地位,它是由资本、劳动和土地这些主要的生产要素所产生的一个中间变量。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能源的紧缺才因机械工业的迅速发展而日益表现出来,能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才被经济学家们充分关注。能源问题在理论上的研究可以追索到上世界70年代早期“罗马俱乐部”的一系列研究。

在其最具代表的《增长的极限》中,他们着重强调了能源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后,是Rashe和Tatom首次将能源使用引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他们力图寻求能源利用与经济增长之间更符合实际过程的基本规律,定量地描述能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长期以来能源在经济增长中的精确的作用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对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一些研究结果表明能源与其他生产要素具有互补关系;另一些研究结果表明能源能被其他生产要素所替代。

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资源供给约束及价格刚性等问题,使得研究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没有现实意义。不同的研究都说明虽然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必须依赖于四种基本的生产要素,但各国的发展途径是不同的,即各种要素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ObasJohnEbohondui对坦桑尼亚和两个发展中国家的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经济增长与能源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能源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我国学者赵丽霞、魏巍贤将能源作为新的变量引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之间的关系,并得出能源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完全替代的限制性要素的结论。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对能源存在依赖性,即大量的能源投入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也要以经济增长为前提。首先,经济增长促成了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经济的快速增长,对能源的开采、加工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为发展能源提供了资金保证。其次,不可再生能源的逐渐耗竭及能源生产、利用过程中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却也严重阻碍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的解决又要以经济增长为前提。经济增长有双层含义,一方面,经济增长意味着大量生产,而越大量的生产需要越大量的资源和能源的投入,因而也就有更大量的废弃物排出。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还意味着高附加值技术的引入,通过技术的引入可以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促成产业的升级转换,使产业向污染较少,技术集约程度高的产业转变,这一切将减少单位产值的投入量和废弃物的排出量,从而缓解以至解决有限的不可再生能源与无限的人类需求之间的矛盾,缓解以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本文将从实证的角度对我国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首先,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能源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得出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然后,进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础上的计量分析,测度能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探求我国能源与经济增长深层关系,提出发展我国能源经济的战略性措施建议。

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主要分支之一，是研究一定经济制度下稀缺资源如何配置和利用，以提高效率，进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学问。这里用“学问”而没用“科学”二字，是因为至今关于经济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尚存在争议。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大体上可以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大部分，二者都采用数量分析方法，考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区别在于前者研究经济总量，后者考察经济个量。除此之外，还有非主流经济学，它反对单纯的数量分析，主要运用非数量分析方法、以所谓“质”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如制度经济学等。本文主要以宏观经济学为主线，对宏观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应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和综述。

一、宏观经济学源于何时

“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这个术语，最早是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于1933年在《动态经济学中的传播问题与推动问题》一文（伦敦，1933）中提出的；作为与“微观经济学”相对称的术语在教科书中被首先使用，则是在美国肯尼斯·博尔丁的《经济分析》一书中（纽约，1948）。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创立以1936年凯恩斯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的出版为标志，这一点在西方经济学界是没有争议的，但对宏观经济学到底源于何时却有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看法认为，重商主义者最早研究了宏观经济问题，因为他们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考察了国民财富问题，并认为流通领域是国民财富产生和增加的源泉。第二种看法认为，宏观经济学最早产生于重农学派，理由是法国重农经济学家魁奈分析了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把国民财富产生和增加的源泉从流通领域中转移到了生产领域中。第三种看法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是宏观经济学的最早研究者，因为他们不仅从普遍的物质生产领域考察国民财富的产生和增加，而且还从国民收入核算的角度考察了宏观经济的运行。

这三种观点中，厉以宁教授（1986）认为，第一种观点是不恰当的。尽管重商主义学说作为最早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确实考察了国民财富问题，但由于其研究对象仅停留在流通领域内，停留在对交换对象的观察上，因而它建立的不是一种以整个国民经济作为考察对象的理论体系，并没有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因而也就谈不上是宏观经济学的源头。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一书中认为，第二种和第三种看法都是有道理的。这是因为，如果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角度看，法国重农主义者在宏观经济学说史中的贡献不可忽视；如果从国民收入核算和国民财富增长的角度来看，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成就同样不可抹杀。因此，可以认为法国重农主义者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都是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和先驱，他们的宏观经济理论是互相补充的，共同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源头。

就代表人物而言，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被认为是宏观经济问题的最早研究者，他在1662年出版的《赋税论》一书被看作是西方经济学中第一部以宏观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从时间顺序上看，早期宏观经济学则经历了一个从威廉·配第到魁奈、再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除这些人物之外，西施蒙第等也在宏观经济学说史中有过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