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学管理范文精选

内容提要：本文主张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改变形式，引入数学符号，便于运算，便于建立经济模型，更加宜于指导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是一个经济跟踪系统，需要不断调控、及时随动，不会调控到“着陆”了、从此可以一劳永逸了。

本文的标题叫“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要付诸实用”，可能有人看了这个题目觉得困惑，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运用得非常深入、广泛，老少皆知。例如，私营企业搞公私合营、进而全部企业搞成国营、农村搞合作化公社化、批资本主义脑袋、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句话：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全部生产资料和产品都归无产阶级的代表支配，剥夺者被剥夺，还不都是运用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吗？是啊，马克思是主张全部生产资料和产品归无产阶级的国家所有，可是事实结果是只能归无产阶级的代表所有，这些无产阶级的代表能否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还是只代表代表们自己的利益，人们不能依据国家意识所标榜的东西来判断，这本来是马克思所应该想到的。象上世纪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里的无产阶级根据自身几十年的生活体验，觉得自己的代表代表不了自己的利益，换个资产阶级人物来管理管理国家也可以试试。不行还可以轮换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波兰的瓦文萨当了几年大总统，多数人不满意，那就自动禅让，还回格旦斯克造船厂车间里当他的工人。Revolusion，革命就是轮换，轮换就是革命，换换总比不换好。

上面这种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运用，那是把马克思经济理论当作武器、当作维护集团党派自身利益的法宝来使用，这种付诸实用，历史证明许多国家的大众不欣赏，本文也不谈。

最近看到许兴亚、于金富的网文：“‘繁荣与发展理论经济学论坛’会议综述”（[1]），里面介绍了一部分先生是这样运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

在国内学者编著的许多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教科书中，往往在开头引述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原理，而在后面的论述中，却并不见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具体运用。所谓“实用主义化”，主要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中，“穿靴戴帽”、“南辕北辙”或“两张皮”等等“架空”马克思主义的现象。也就是有不少教学单位和研究生，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应用看作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以至于“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许多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名义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实际运用的却大都是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或者开篇就声明，“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并在参考文献中列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若干卷，但在正文中对此并无具体体现。有更多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其实，何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就是他们的导师，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多面手？看看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的领导机构理事名单（[2]），其中不乏编著西方主流《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高手。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非常关心“经济”，只要有“经济”，就是叫他编著一部“关公战秦琼”的大作，他也会轻车熟路、一挥而就。——这种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运用方式，也不是本文要讲的付诸实用方面的问题。

改革开放，为加强国民经济科学管理和国际经济对比的需要，我国对产业分类和国民核算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确认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的生产性质，推行包括第三产业在内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个改革直接影响了财政收支的经济性质，并对财政理论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变化，进一步推动财政理论的发展。下面拟就有关理论问题作一些研究探讨，不当之处，恳请专家学者给以批评和指正。

财政学史中众多理论存在源于生产而又轻于生产的不足

本文传统财政理论的创立者，公推亚当·斯密。1776年，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中，就国家的支出、赋税、国债等问题作了阐述，提出了平等、确定、便利和最小费用的税收四原则。亚当·斯密的财政理论在资产阶级财政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被誉为“财政学之父”。

之后，萨伊、李喜图等经济学家对财政理论都作了深入的研究。19世纪下半叶，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瓦格纳推出了代表巨著《财政学》，瓦格纳为代表的德国财政学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财政学奠定了基础，对以后西方的财政理论和政府的财政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1928年，福利经济学派创始人庇古，根据他的福利经济学原理，认为国民收入总量愈大愈好，国民收入分配愈平均愈好，他把财政视作实现这两个目标的重要工具。庇古的福利财政理论把财政学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

本世纪30年代，传统财政学让位于现代财政学，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干预经济，成为这一时期财政理论的主旋律。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经济滞胀现象的出现，供给学派、货币学派提出了与凯恩斯学派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

1区域生态经济研究的意义

生态系统功能是地球生命系统的支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区域生态系统是区域社会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然而在人类对自然利用和改造过程中,往往只注重视自然资源的直接消

费价值,而忽略了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服务效益价值。人们在资源开发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有过无数次的深刻教训,人类或一个国家及地区能否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生态价值

的正确认识。在目前关于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经济乐观论,这种观点认为社会首先必须发展经济,才有能力负担对环境的投资建设和治理。认为环境问题

可以在其发生后通过开发新的技术来加以解决;其二是环境悲观论,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破坏已经达到或超过自然界的承载能力,为防止生态系统的继续恶化,控制人类活动是根本措施。这两

种观点都注意到了人类面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但是其观点都带有片面性。

改革开放，为加强国民经济科学管理和国际经济对比的需要，我国对产业分类和国民核算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确认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的生产性质，推行包括第三产业在内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个改革直接影响了财政收支的经济性质，并对财政理论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变化，进一步推动财政理论的发展。下面拟就有关理论问题作一些研究探讨，不当之处，恳请专家学者给以批评和指正。

财政学史中众多理论存在源于生产而又轻于生产的不足

本文传统财政理论的创立者，公推亚当·斯密。1776年，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中，就国家的支出、赋税、国债等问题作了阐述，提出了平等、确定、便利和最小费用的税收四原则。亚当·斯密的财政理论在资产阶级财政理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被誉为“财政学之父”。

之后，萨伊、李喜图等经济学家对财政理论都作了深入的研究。19世纪下半叶，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瓦格纳推出了代表巨著《财政学》，瓦格纳为代表的德国财政学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财政学奠定了基础，对以后西方的财政理论和政府的财政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1928年，福利经济学派创始人庇古，根据他的福利经济学原理，认为国民收入总量愈大愈好，国民收入分配愈平均愈好，他把财政视作实现这两个目标的重要工具。庇古的福利财政理论把财政学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

本世纪30年代，传统财政学让位于现代财政学，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干预经济，成为这一时期财政理论的主旋律。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经济滞胀现象的出现，供给学派、货币学派提出了与凯恩斯学派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

循环经济发展的正式制度构建

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建立起来的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个一系列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它包括从宪法到成文法到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等。正式制度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具有强制性特征和规模经济特征。构建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正式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制定合理的经济激励政策体系

构建适应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民经济核算是以国民经济为总体，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进行的全面、系统、完整的宏观核算，包括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果和总量、结构及内部相互关系的核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国家经济规划和发展的指明灯，对一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没有把资源和环境成本纳入其中，导致出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非正比例增长的情况。据国家发改委统计，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10多倍，而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了40多倍；2005年，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甚至是印度的1.65倍；每单位GDP产生的氮氧化物是日本的27.7倍，德国的16.6倍，美国的6.1倍，印度的2.8倍。每单位GDP产生的二氧化硫是日本的68.7倍，德国的26.4倍，美国的60倍。可见我国经济增长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以及代际间的不公正为代价的，因而以此为依据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是不科学的。因此我们要构建绿色GDP，即在GDP的基础上，扣除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资源(主要包括土地、森林、矿产、水等资源)过度耗减成本和环境(包括生态环境、自然环境等)损失的代价后的余额。在构建绿色GDP基础上把地方政府绩效、企业效益与新的国民经济考核结合起来，科学考核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者业绩，从而使经济增长步入良性轨道。

征收生态税或生态费限制消极环境行为。因为环境是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就存在一个环境利用的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问题。很多污染企业为了谋取私利采用对环境不利的技术和工艺发展生产，结果造成了大量环境污染，从而把私人成本社会化，损害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同时，很多消费者和居民的非理性消费破坏了公共环境，损害了他人享受美好环境的权利。这就需要政府遵循“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推进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有偿使用制度，促进企业和消费者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措施就是征收生态税。从理论上讲，这种作法与庇古税或庇古费道理相同，即由政府向企业或消费者征收一定的税款(庇古税)，从而将企业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这是目前西方发达国家采用最多的一种经济手段。我国也应该尽快出台生态税，利用税收制度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

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引导生产。政府给开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以财政补贴，如物价补贴、企业亏损补贴、财政贴息、税前还贷，以及对采取循环经济方式的企业的机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制度等。例如，德国就对能减轻环境污染的环保设施给予贷款，这种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利率，而偿还条件又优于市场条件，且借贷周期长，利率固定，头几年不需偿还，必要时还可以给予补助。国外的这些措施可供借鉴。具体到我国，目前应加快研究制定鼓励生产、使用节能节水产品和低油耗、低排量车辆及发展节能建筑的财政补贴政策；完善废旧物资回收利用财政补贴政策；建立以生产者责任制为基础的再生资源回收拆解特定领域收费政策；启动循环经济技术研究财政资助政策；构建生态企业改造、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