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博士论文范文精选

本文将介绍经济学科在美国的情况。由于美国代表了目前全世界现代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前沿，了解经济学科在美国的情况，对于如何参与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活动是很有必要的。

美国的博士生教育模式在世界上是独特的。追溯历史，是在20世纪初从德国的研究生教育模式演变过来的。当时美国主流大学（比如东部的常青藤大学）的教育只重视人文知识，并不强调研究。在美国最先开创现代研究生教育的两所大学是芝加哥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过几十年的演变，美国的博士教育模式——这里讲的是经济学——与欧洲的就很不同了。但是欧洲也有特例，比如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它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是美国的经济学博士教育模式（此外，它的经济学硕士项目亦很有名）。

近年来，欧洲的不少大学在试图改革，向美国模式靠拢。特别引人瞩目的是欧洲大陆两个地方由从美国回去的经济学家办起了“特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打破传统方式，师资主要招聘美国毕业的博士，用英语教学，移植美国的考试、淘汰方式培养经济学博士。欧洲的其它大学中尽管也有归国的留美学生，但由于每一个地方的人数不够多，还谈不上在整体上推行美国的经济学教学模式。

一个是位于法国南部的图卢兹（Toulouse，欧洲空中客车集团总部所在城市）。拉丰（Jean-JacquesLaffont）教授在70年代末从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后回法国。先是在巴黎大学，试图推行改革，但阻力太大。后回到家乡图卢兹，在图卢兹社会科学大学内办起一个“特区”，后来发展成为研究所。90年代中，梯若（JeanTirole）教授辞去MIT的教职加盟拉丰的研究所，大大壮大了其实力。目前它们已有一二十名国际知名的教授，它们培养的博士可以角逐美国的经济学学术职位。它已成为一个受到国际承认的经济学教学研究机构。

另一个是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PompeuFapa大学。这所大学1990年才建立，几乎与香港科技大同时建立。马斯可莱尔（AndreuMas-Colell）教授90年代中辞去哈佛大学的教职后回到故乡主办它的经济系。这个系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学生来自欧洲和拉美各国，用英语教学。这是继图卢兹之后又一个按照美国经济学博士教育模式办学，并逐渐受到国际经济学界承认的教学研究机构。

一、美国大学中经济学科的设置

摘要:中国旅游学术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以一系列的论文为主要标志。通过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分析，作者认为民国时期旅游学术研究有着巨大的成就，具体表现在:第一，从国外引进旅游科学的学术概念，注重理论的消化理解；第二，致力理论创新，提出要建立旅行学；第三，积极倡导旅游业发展，注重宣传发展旅游的意义；第四，开始有关市场营销的实证研究；第五，开始系统探索旅游业的经营管理实践；第六，开始旅游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第七，涉及了旅游道德问题的研究；第八，近现代科学旅游规划思想全面萌芽。旅游学术研究的快速起步与高起点发展，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会需要；其二是具有可资借鉴的国外旅游理论的支持。当时中国旅行社的从业人员文化素质较高，尤其是有一批精通几国文字而又熟悉中国历史文化的人员，为国外旅游理论的快速引进并迅速创新提供了人才基础。

关键词:旅游研究；旅游理论；民国时期；中国

一个成熟的学科，是十分注重自身理论史研究的，把它作为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学科还处在初创期，整个国内旅游学术界还没有把旅游理论史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直到最近几年，旅游学者们才注重旅游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形成了较多的成果。但是，对于中国早期旅游学术探索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结分析，稀见报道。专门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贾鸿雁(2002)[1]的工作，许春晓(2004)[2]的博士论文也做了较系统的论述。当然有的相关研究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例如易伟新(2003)[3]的博士论文。前期工作揭示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旅游学术研究论文。通过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对民国时期旅游学术研究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可以界定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起源，为旅游学术史提供了素材。尽管古代人们也很崇尚“行千里路”，但是对于一般百姓，却有“好出门不如歪在家”、“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看景不如听景”的俗语。同时，中国重孝道，对于“孝道”的要求是对长辈“身边侍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观念深入人心。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一批西方的商人、传教士、学者和冒险家来到了中国，他们以各种形式将他们的文化观念传播到了中国。西方文化在中国开始蔓延，并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方式促使中国人文化观念近代化。国外的近代旅游休闲方式在这一时期开始传入中国，中国人开始效仿，其生活方式逐渐发生很大变化。一战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加之对各种战略物资需求量的增加，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契机。战后几年，中国经济仍获得了明显的发展，特别是在工业和贸易的发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交通是旅游业发展至关重要的条件。20世纪初，新式交通工具因其快捷、安全、方便开始逐步取代旧式的交通工具。1895~1913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铁路建设的高潮，修筑了中东路、南满路、胶济路、滇越路、安奉路、京奉路、京汉路、粤汉路、津浦路、沪宁路、吉长路、广九路等，这些铁路的建成，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铁路的基本格局。同时，公路建设也开始展开，1913年，湖南建成了从长沙到湘潭的公路，全长约50公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公路(郑焱，2000)。1917年，商营张库长途汽车公司开办了张家口、库伦间客货运输业务，揭开中国公路旅行的第一页。轮运方面，1914~1923年期间旧式帆船以每年4·4%的速率递减，而轮船则发展较快，到1923年时，国内已出现了28家外资轮船公司和25家资本逾万元的华商轮船公司。

它们既在内河航运，也航行外海。外国轮船也频繁地往来于各通商口岸。中国人开始普遍接受近代交通设施，乐于利用近代交通工具进行各种旅行活动。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直接促成一批近代化城市的形成。商业贸易的发展，带动了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的城市发展。近代新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的城市都是进出口贸易中心，对外贸易的增长带动了这些城市商业、金融业的发展，使其成为了全国或地区的经济中心。高收入阶层迅速涌向这些城市，使有效需求也向城市集中。同时，工业的发展，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或流入城市，以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城市中形成了全新的文化现象，使人们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积极方面看，新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享受了近代文明成果，得到了实惠。但从消极方面看，也造成了两种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城市工作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另一方面，进入喧闹拥挤城市的人们，在走出农村后才发现从前所处的乡村环境优美迷人，怀旧情绪开始产生，城市居民开始形成较强的出游意愿。城市也因近代化的程度而显示出自己的魅力，从而也成为旅游目的地。

国外旅游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为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产业形式。进入20世纪不久，一些外国旅行机构纷纷进驻中国，对中国的旅行进行垄断，如英国的通济隆、美国的运通、日本的国际观光局等。这些旅行机构有着多年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其经营方式与服务范畴为中国旅行业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借鉴的窗口。自1923年中国第一家旅行社中国旅行社诞生后，中国旅游业进入了企业化发展阶段。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涌现了一批小型旅行社，如1930年创立的中央旅行社、1934年设立的经济旅行社等，此外还出现了众多的旅行团体，如友声旅行团、经济旅行团、精武体育会、萍踪旅行团、现代旅行社、华美旅行社等，可谓极一时之盛。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旅行社的经营范围和水平都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特别是结合中国的国情，开办了“招待所”这一新事物，成为一大创举。中国近代旅馆业也开始发展起来。20世纪初，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中国旅馆业发生了突破性的变化，新式旅馆等新的旅游设施开始在中国出现，1901年开业的北京饭店成为中国最早的新式旅馆。

项目管理方法可以在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写作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论文写作的最终工作成果是一本按时提交的、符合质量要求的论文，但是如果把论文写作当作一个项目来看待的话，其项目目标却不应局限于学位论文。完成论文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经历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过程、学会怎么做研究。论文好比是“鱼”，可以帮助你获得所需要的学位；而对研究方法的掌握则好比是“渔”，可以使你知道应该如何发现问题、定义问题和解决问题，使你终生受益。运用项目管理方法进行学位论文研究，就能够制订比较可行的研究计划，经历比较完整的研究过程，完成比较规范的学位论文。针对国内许多研究生不重视研究方法而直接“撰”写学位论文（不求“渔”而只求“鱼”）的情况，本文结合作者自己在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的体会，谈谈如何运用项目管理的方法来撰写学位论文。

原作者:汪小金

一、确定项目目标

把论文写作当项目来做，就必须要为它确定明确、具体的目标。按项目管理的要求，项目的目标必须要包括时间、成本、质量和范围这四个基本要素。通常，学校对完成论文的时间有明确规定（可能有伸缩余地），对质量也有基本要求，而对成本和范围则不做硬性规定。

在开始论文写作的研究工作之前，学生应该认真考虑自己的论文写作项目的时间、成本、质量和范围要求：

时间：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可以在学校规定的时间范围内，给自己规定一个硬性的结束时间，只能提前不能拖后。给自己施加压力其实是激励自己的最好办法。

摘要：金融衍生品是金融创新的核心，国内外学术界和实业界对它的存在与发展从不同角度给予了关注。我国加入WTO之后，开设金融衍生品市场已提到议事日程。通过对我国1995—2007年关于“金融衍生品研究”的大部分文献进行评析，总结了金融衍生品研究的特点，并提出了开展金融衍生品研究的建议，以期为深入研究金融衍生品的学者提供基础和参考。

关键词：金融衍生品；文献评析；研究建议

Abstract：Thefinancederivethearticleisafinancialcreativecore,thedomesticandinternationalacademiccirclesandindustrialcirclesesneveredaretoitsexistenceanddevelopmentstopaywiththeangleconcern.TheourcountrysetupthefinancederivethearticlemarketafterjoinWTOtohavealreadyspokenoftheargumentmatteragenda.Passthecharacteristicsto1995-2007yearendsofourcountrycarryonthecritiqueinbigandpartsofculturalheritagesof"thefinancedevelopsthearticleresearch",tallyingupthefinancederivethearticleresearch,andputforwardtoopenthesuggestionthattheexhibitionfinancedevelopsthearticleresearch,takingexpectasthescholarwhothethoroughresearchfinancederivethearticletoprovidethefoundationandreferences.

Keywords：financederive；literaturecomment；researchsuggestion

引言

近来，关于我国要推出股指期货金融衍生品的呼声日高，尤其是2006年9月8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上海挂牌成立，标志着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具有重大意义。我国的学术理论界也显示了极大的热情——这几年关于“金融衍生品”研究的文献也日益增多，主要对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监管、金融衍生品市场等方面给予了不同的关注，进行了多方面研究。

在研究领域和研究题目上，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有了更大的拓展。传统热点，如莎士比亚、乔叟、《贝奥武甫》、斯宾塞、马洛等，得到了持续的和更加全面的关注;与此同时，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继续开拓深入。大概由于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影响，从前少有人问津的莎士比亚历史剧变得格外“吃香”。不仅相关论文集中出现②，而且莎翁历史剧成为2006年清华大学“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通识课的教材(赵晓力、吴飞，《国文》，2006，4)。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更加全面深入。不唯《坎特伯雷故事》，而且乔叟的其余作品;不唯乔叟(沈弘，《文评》，2009，3)，而且其他中古英语文学作品(陈才宇，《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1;《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5)，如《高文爵士与绿色骑士》③、《忍耐》、《净洁》(刘乃银，《文研》，2004，6;《论丛》第7辑)、《珍珠》(王继辉，《国文》，2004，1)、《克蕾丝德的遗言》等;不唯《贝奥武甫》(王继辉，《外文》，2002，5;《文研》，2003，1)，而且其他古英语作品，如《十字架之梦》(肖明翰，《文研》，2011，3)等都有专文讨论(参见杨开泛)。许多文章都可圈可点，如陈才宇的执著，刘乃银的温和，沈弘的敏锐，王继辉的沉着，肖明翰的迅捷，等等。斯宾塞方面，除了《仙后》(胡家峦，《欧美文学论丛》第2辑;刘立辉，《文评》，2006，3;《文研》，2007，3)等诗作外，鲜为人知的散文作品《爱尔兰之现状》中的民族意识也被提请注意(李成坚，《文评》，2011，2)。马洛方面，除了常见的关于戏剧和诗歌的作品研究外，邓亚雄综述了国外的马洛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2)，冯伟探讨了马洛的传记建构问题(《国文》，2010，4)。在文艺复兴时期诗歌方面④，胡家峦的园林诗歌研究(《国文》，2002，4;2004，3;2006，2;《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6等)、蒋显睸的小史诗研究(《论丛》第9辑;《国文》，2010，2)、朱宾忠的爱情诗研究(《文研》，2002，2)、赵元为西方文论关键词系列撰写的“十四行诗”(《外文》，2010，5)都是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胡家峦的文章论及了像盖斯科因、西尔维斯特、兰多尔夫、沃勒、考利等多位相当重要但几乎无人讨论的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人，具有填补空白、开启来者的意义。在文艺复兴时期戏剧方面，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赵亚麟粗线条勾勒了莎翁与同时代剧作家的关系(《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3)，基德《西班牙悲剧》(程倩，《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7，2;耿幼壮，《文评》，2005，3)、韦伯斯特《玛尔菲公爵夫人》、博蒙特和弗莱彻《少女的悲剧》(龚蓉，《文评》，2008，2;2011，1)、托马斯•海伍德的《伦敦四学徒》(郝田虎，《文研》，2008，1)等得到重点关注。其中，耿幼壮总结了伊丽莎白时期复仇剧兴盛的原因，以《西班牙悲剧》为例分析了复杂的复仇观，指出死亡问题与复仇、正义相比，是复仇剧更为内在的主题。这篇论文实际上回应了张隆溪20世纪80年代关于悲剧和死亡的文章(《中国社会科学》，1982，3)，是接着讲的。

由于刘建军等人的努力，学界对于欧洲中世纪文学的认识更清醒、更自觉、更明确了。刘建军《欧洲中世纪文化与文学述评》一文从宏观角度确立了对中世纪的再认识(《文研》，2003，1)。李晓卫则从文化根源和文学表现两方面，追溯了欧洲中世纪文学与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内在联系(《文研》，2003，6)。在中世纪的欧洲，不仅希腊和希伯来传统，还有多种古代文化要素碰撞融合;欧洲中世纪文学不仅具有过渡性质，而且为后来的欧洲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刘建军，《文评》，2010，4)。文艺复兴运动是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艺复兴文学表现了基督教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想(刘建军，《文研》，2007，5)。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逐渐就欧洲中世纪文化、文学、历史、宗教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达成共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黑暗时代”的简单片面说法日渐销声匿迹。应该说，学界对于欧洲中世纪———包括英国中世纪文学和文化—的重新发现是新时期的基本成就之一。旅美学者李耀宗在台北出版的力作《诸神的黎明与欧洲诗歌的新开始:噢西坦抒情诗》可以说代表着中华学人目前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除了马克思主义、文本细读、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比较文学、巴赫金等比较熟悉的方法外，文化唯物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相类而不同;许勤超，《国文》，2010，4)、文学达尔文主义(王丽莉，《外文》，2009，1)、后殖民主义(段方，《文研》，2005，2)、手稿研究(郝田虎，《国文》，2010，2;《江西社会科学》，2011，7)⑤等理论方法也得到(进一步)介绍。伦理学视角开始重新得到重视(如颜学军，《文研》，2006，1;罗益民，《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1)。⑥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新历史主义。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介绍消化，更多的中国学者能够更为熟练地运用该方法开展研究，研究对象也不局限于莎士比亚(如胡鹏，《文评》，2011，2)，也包括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如龚蓉)等。而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带来普遍的对于文学中政治议题的格外关注。例如，程朝翔的两篇文章(《国文》，2005，2;《文研》，2005，2)联系现实，深入浅出地讨论了战争对莎剧(如《亨利五世》)和作为文化符号的莎士比亚的利用，对认识文学的本质富有启发意义。沈弘(《文评》，2009，3)和郝田虎(《外文》，2008，2)的文章探讨了早期英国文学的写作方法问题:大量存在的模仿和借用是“剽窃”还是“札记式写作”。

在研究载体上，这一时段的显著特点是专著的猛增。单就莎士比亚而言，根据笔者的统计，1978—2011年中国内地和香港共出版专著(包括论文集，但不包括译著、文学史、选本、传记、辞典等)约一百部，其中1978—1989和1990—2000两个时段数量差不多，都是20余部，而新世纪十年的专著数量即占整个新时期的一半还多。施咸荣在《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1981)的结尾说:“除大学教材和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外，研究、评论莎士比亚的专著还不多。”30年间，增长了近百倍，不可谓不迅速。在除了莎士比亚的文艺复兴英国文学方面，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各有一部专著(王佐良和杨周翰)，20世纪90年代这方面的著作也不多，主要收获是文学史。进入新世纪，这一领域的专著才逐渐多起来，主要有:胡家峦，《历史的星空》(2001)、《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园林传统》(2008);沈弘，《弥尔顿的撒旦与英国文学传统》(2010)等。在中世纪英国文学方面，台湾1983年就出版了颜元叔的著作《英国文学:中古时期》，1990年以前大陆几乎没有专著。1990年以后，除了鲍屡平《乔叟诗篇研究》(1990)和王继辉《古英语和中国中古文学中的王权理念:〈贝奥武甫〉与〈宣和遗事〉比较研究》(1996)等之外，主要还有:李赋宁的《英国文学论述文集》(1997);陈才宇的《英国古代诗歌》(1994)、《古英语与中古英语文学通论》(2007);陆扬的《欧洲中世纪诗学》(2000);肖明翰的《英语文学之父———杰弗里•乔叟》(2005)、《英语文学传统之形成:中世纪英语文学研究》(2009);刘建军的《欧洲中世纪文学论稿:从公元5世纪到13世纪末》(2010);丁建宁，《超越的可能:作为知识分子的乔叟》(2010);刘进，《乔叟梦幻诗研究:权威与经验之对话》(2011)等。文学史方面最重要的是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6年出版。这些沉甸甸的收获中有不少英文书，尤其是博士论文。英文著作的好处是与国外学术界交流方便，但也会限制读者数量，减少影响力，使得本来就小众化的早期英国文学研究(莎士比亚除外)更加成为少数专家学者的智力游戏。而学者之间的对话互动大大促进了学术进步，例如，孟宪强认真对待从丛“哈姆莱特并非人文主义者”的质疑和批评(《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1;《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5)，在《三色堇:〈哈姆莱特〉解读》(2007)中花大力气重写了“哈姆莱特与蒙田之比较研究”一章，使得内容更加丰富充实。在译著方面，黄杲睺1998年首次出版、后来在海峡两岸多次重印的诗体译本《坎特伯雷故事》多为学者征引，大有代替方重早年散文译本的势头。20世纪90年代的中世纪英国文学重要译本包括冯象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和吴芬译《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1999)等。沈弘和陈才宇是中世纪英国文学的主要译者。沈弘厚积薄发，译作除《农夫皮尔斯》(1999)外，还有:伯罗《中世纪作家和作品:中古英语文学及其背景(1100—1500)》(2007)、《中世纪英国:征服与同化》(2007)和《英国中世纪诗歌选集》(2009)。

其中最后一部尤其值得重视，译文像此前的《农夫皮尔斯》一样，节奏整齐，措辞讲究，忠实典雅，清新可诵，有的篇目还填补了空白，如《珍珠》，但因为在台北出版，大陆这边少有人知。而沈弘精心选择了二手文献伯罗进行翻译，是中世纪文学研究基础建设的一部分，大有乃师杨周翰、李赋宁之风。陈才宇译作主要有:《英国民间谣曲选》(1989)、《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2007)、《亚瑟王之死》(2008)。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方面，莎士比亚当然译者辈出，莎翁中译研究甚至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次领域”，近年来这方面的专著就有四部(桂扬清等)。王佐良主编的《英国诗选》(1988)有一些早期英国诗歌的译文。除培根外，曹明伦还翻译了伊丽莎白时期三大十四行诗集:莎士比亚(1995，2008)、锡德尼(2008)和斯宾塞(1998，2008)。高黎平、林少晶也译了莎士比亚、锡德尼和斯宾塞的十四行诗集(2011)。胡家峦是斯宾塞诗歌的重要译者，除了早已面世的《斯宾塞诗选》(1997)外，一直致力于翻译令梁实秋望而生畏、终于抱憾没有尝试(序言:2)的《仙后》。梁实秋译有三卷本《英国文学选》(1985)与他的《英国文学史》配套，其中，前两卷是早期英国文学作品的选译。除了散文和诗歌外，梁实秋选译了从中世纪到18世纪的8部戏剧，选目精当，加上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独自一人的工作大体反映了英国戏剧的发展历程。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的翻译还有许多处女地有待开垦，戏剧如琼森、博蒙特和弗莱彻、麦辛哲、韦伯斯特等，诗歌如怀亚特、萨里伯爵、伊丽莎白一世、丹尼尔、德雷顿、坎庇恩、巴恩菲尔德、罗思夫人等的大部分或全部篇什，散文如锡德尼《阿卡狄亚》、雷利《世界史》、各种游记等，许多精彩的作品有待有心人睻译，以广流布。

由于《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起被A＆HCI收录，英文论文的发表成为必须，其中一些是关于早期英国文学的，包括中国学者的文章(杨林贵，2006，1)，也包括韩国学者(艾斯托克，2008，5)和西方学者(韦尔思，2006，1;布鲁克斯，2006，1)的文章。或许我们可以考虑像台湾《淡江评论》那样，推出全英文的常规学术期刊。一些书评对国内外新书的评介为国内学界提供了信息和指引。例子包括胡雅玲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伊丽莎白一世翻译文稿》(《文研》，2010，5)、王丽莉评格林布拉特《尘世间的莎士比亚》(《外文》，2006，5)等。许多期刊不重视学术性书评的现状有待改变。各种学术会议的举行逐渐常态化，早期英国文学中最有号召力的依然是永不落幕的莎士比亚。譬如，2004年，复旦大学主办了“莎士比亚与中国”全国研讨会;2008年，武汉大学又一次主办了莎士比亚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一次是在1993年)。外国访问教授对中国学生博士论文的指点已成为常态:康奈尔大学CarolKaske教授帮助了刘睼银的博士论文，哥伦比亚大学AnneLakePrescott教授帮助了刘立辉的博士论文，等等。近年来，ThomasRendall教授任职于北大英语系，开设乔叟和但丁课程。“洋先生”和“洋学者”对中国早期英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贡献值得做专题探讨，应该把他们和晚清至民国的传教士区别开来。在博士生培养方面，从沈弘1989年从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算起，我们目前至少培养了10位中世纪英国文学博士，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三位，李赋宁指导)、华东师范大学(四位)、湖南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以上各一位)。其中六篇都是以乔叟为题目的。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的博士更多，仅北京大学培养的就超过十位，有辜正坤(1990)、程朝翔(1992)、黄必康(1998)等。《英美文学论丛》第15辑的专栏“学者笔谈”系中世纪英国诗歌专题，由刘乃银及其门生撰写的三篇论文组成。1978年以来的30余年中，有关莎士比亚的专栏或专辑屡见不鲜，而有关中世纪英国文学的专栏大概这是仅有的一次。绵延八百年的中世纪英国文学理应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被埋没的明珠终将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在论及早期英国文学研究时，人们往往欢呼论文数量的增长，以此作为发展繁荣的标志。这种认识有它的道理，但对数量增长也要辩证地看。在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领域，实际情况是，老一代学者的论文产出大都不算多，这大约是因为该领域研究需要长期钻研和深厚的语文学基础，李赋宁厚积薄发的榜样可能也起了作用。与此相对照，肖明翰2000年以前是研究福克纳的，新世纪以来穿越广袤时空“闯入”该领域，效果上却似乎一鸣惊人，后来居上。截至2011年，肖明翰已经发表了28篇论文，而且大都发表在《文评》等四大刊物上。这一鲜明对比如何解释?是他天才的发挥和超发挥?是他的孜孜不倦，勤奋努力?是学术期刊对于少有人耕耘的中世纪英国文学园地的偏爱?好像全都是，又全都不是。笔者认为，肖明翰多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他作为异乎寻常的“闯入者”，语文学基础不够好。他自己承认:他不怎么懂古英语、古法语和拉丁语，中古英语也比较差(上册，前言:7);他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论文中，一再注明他参照了多种现代英语译本。应该说，肖明翰是一个诚实的学者，因为他的诚实和勤勉，他是值得尊重的。行文至此，笔者禁不住想起英美学界另一位异乎寻常的“闯入者”:马丁•贝尔纳教授，《黑色雅典娜》的作者。贝尔纳因为他饱受争议的巨著《黑色雅典娜》早已名满天下，但许多人可能不知道，他本来是中国学家，剑桥大学汉学博士，曾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研究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和中国政治，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转移了兴趣，“跨界”从事古希腊文明起源研究。表面上看，肖明翰和贝尔纳都是在学术成熟期突然转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而后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但他们有一点重要的不同:贝尔纳是语言天才，为了《黑色雅典娜》项目，他掌握了古希腊语、希伯来语、古埃及语等许多种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古代语言，三卷《黑色雅典娜》花了他整整三十年时间!把肖明翰和贝尔纳相比也许并不恰当，笔者这样做无意贬抑肖本人或他的成果，目的只是为了提醒大家:早期英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世纪，门槛是比较高的，需要专门的语文学训练做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李赋宁一篇介绍中世纪英国文学的文章(《外文》，1998，5)大部分时间却在讲英语史，需要热情勇敢的学人舍得坐冷板凳。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