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教育论文范文精选

一、教育交流成为我国当代教育学科重建路径的背景分析

(一)教育交流成为教育学科重建路径的可能性

罗素曾经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2]作为文明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交流通过对异域教育资源多种形式的利用,能够对国内教育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由于教育交流的形式多样,限于篇幅,本文重点考察以对国外教育学科发展成果的译介为目的的隐蔽式教育交流的影响。回顾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隐蔽式的教育交流之所以能够成为教育学科重建的重要路径,其可能性取决于如下三个条件:1.国内教育学科的发展陷入困境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政治的原因,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逐步陷入困境。“”前,受前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我们对近代以来形成的各门教育学科进行改造,只留下了教育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等少数领域,其他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等被取消。“”爆发后,教育研究更遭灭顶之灾,教育学成了“语录汇编”,外国教育史被视为“毒草”,中国教育史被斥为封建主义的“黑货”,教育心理学、各科教学法也被取消,“教育学科濒临绝境”[3],形同废墟。但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展开,教育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教育实践的变革呼唤理论指导,教育学科的重建势在必行。2.国外教育学科的蓬勃发展与国内教育学科面临困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教育学科在国外得到了蓬勃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夸美纽斯、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单数”形式的教育学逐步解体,教育哲学、教育史学、教育统计学以及教学论等分支学科产生,教育学“复数化”。二战以后,社会变革加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出现高度分化与综合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教育学科继续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一方面,新的教育理论如结构主义教育理论、终身教育思想、全民教育思想等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生态学、教育未来学等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纷纷产生;在教育自身领域,高等教育学、职业教育学、课程论、德育论等相继独立。这样,教育学科“形成为有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门独特的、有50门之多的科学学科群”[4]。3.对外教育交流的大门打开由于政治的原因,1949年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在对外教育交流领域执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主要同前苏联以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交流,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封闭政策。因此,前苏联的教育理论对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中苏交恶以及的爆发,对外教育交流的大门几乎完全关闭,研究和介绍国外教育学科已不可能,这使得我们对世界教育学科的发展隔膜甚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尘封多年的国门打开,出国留学迅速扩大,多边及双边教育交流频繁,全方位对外教育交流局面逐步形成,国外教育实践经验和教育理论成果得以大量引进国内。在此背景下,研究、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成为可能。上述三个条件决定了隐蔽式的教育交流能够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我国教育学科重建的重要路径。

(二)教育交流为教育学科的重建蓄积了丰富的外部思想资源

教育交流成为教育学科重建的路径,主要是经由译介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成果、提供外部思想资源实现的。要在废墟上重建教育学科,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教育学科发展经验是学者们的共识。20世纪80年代初,在《教育研究》编辑部举行的“进一步解放思想,繁荣教育科学”的座谈会上,学者们纷纷提出:繁荣教育科学首先就要放眼世界,了解国外教育科学研究的成果,“现在世界上有许多新的教育科学体系,发展了许多新的教育学科,如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工艺学、教育环境学、学校管理学”,但“我们缺乏对七八十年代世界教育科学理论方面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的了解”[5],一些新兴的教育学科“几乎还是空白,不要说系统的科学著作,就是有分量的论文也不多见”,因此,“对一些新兴教育学科的研究,则要解放思想,敢于引进,善于结合我国的实际加以创造性的研究和应用”[6]。为此,当时主要的教育刊物以及一些教育专著纷纷介绍国外教育学科的发展资料,为国内教育学科的重建提供了大量急需的域外思想资源。此处拟简略考察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我国教育学科重建的重要时期———《教育研究》等主要教育刊物研究介绍国外教育学科发展资料的情况,展示教育交流为国内教育学科重建蓄积外部思想资源的状况。

1.《教育研究》对国外教育学科的研究介绍

教育科研论文的撰写的概念和类型

（一）什么是教育科研论文

教育科研论文，简称教育论文，它是用来进行教育科学研究描述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的文章。教育论文是学术研究的结晶，而不是一般的“收获体会”，教育论文应有学术性，所以它是学术论文。

理解教育论文可以从两点来把握：教育论文是探讨问题、进行教育研究的一种手段，教育论文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

（二）为什么要撰写教育论文

1．教育科研成果需要总结、记录、表达

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2．论文的选题分布

论文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其总体情况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该领域中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向。对(教育史研究)论文选题的归类和分析可以让我们比较直观地了解外国教育史领域近些年来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我们将教育史研究分为四大领域：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理论与思潮、史学研究(在归类时，我们将涉及某个具体人物及其思想的论文归为“人物与思想”，将概括性讨论某种理论、思想或思潮的论文归人“理论与思潮”。由于后3类中个别也包含有具体的人物，因此在归类时有6篇文章进行重复归类)。通过对132篇论文的逐个归类，取得了相关数据，结果显示，近6年来，《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中，对人物及思想的研究占外国教育史论文总数的43．2％，对教育制度与实践的研究论文占41．?％，两者合计占84．9％，对理论与思潮以及史学研究的文章分别占10．6％、9．0％。可见，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是我国外教史学者的重点研究领域，这与美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美国教育史期刊)(AmericanEduca-tionalHistoryJoumM)表现出相同的研究趋向，《美国教育史期刊)有关教育人物及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90％[1]。不过，相对于美国72％的“教育制度与实践”论文比例，我国学者似更倾向于对“教育人物及思想”的研究。

根据论文题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还对外国教育史类论文所涉及的具体研究领域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论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部分研究领域论文数量相对密集，形成了热点研究领域。具体情况见表2。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摘要：“校外教育”概念自出现后，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界定。广义的校外教育是指在学校教学以外的时空里学生所受的影响和教育活动。狭义的校外教育是一种非正规教育，即由专门的校外教育机构开展的，对中小学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多样化教育活动。校外教育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主体的多样性、内容的丰富性和前瞻性，灵活性，综合性，实践性，民主性。校外教育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社区教育等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需严格区分。

关键词：校外教育

概念既是学科立论的基础，也是学术交流的前提。校外教育概念的明确对校外教育理论的建构、研究领域的划定和研究方法的选择具有重要作用。鉴于研究者尚未对校外教育核心的“概念”问题达成共识，笔者通过查阅大量资料，结合个人长期研究，对校外教育进行全面剖析。

一、何谓“校外教育”

（一）“校外教育”一词的来源

对与学校教育相对应的校外教育，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由校外和教育结合而成的社会活动。由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文字的创造和专业教师的产生，出现了学校这一专业教育机构。校外各类活动伴随学校教育而产生。[1]校外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从世界范围来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在不同的环境与历史时期，对校外教育的认识有较大差异。校外和教育的连用，最早出现在日本。据笔者目力所及，“校外教育”一词由日本的教育学者松永健哉于1930年提出，他从校外教育的特殊性出发，强调其超越学校教育的独特性价值。[2]苏联教育家凯洛夫首次对校外教育作出理论性概括，其《教育学》中的《课外活动和校外活动》一章将“儿童校外教育活动”界定为学校之外的单位和团体对青少年儿童进行的各种教育、教养工作。[3]凯洛夫从校外教育主体（学校以外各种机关、团体）、对象（儿童）、内容（教养、教育工作）等方面，将校外教育界定为以校外的专门教育组织为承担者，对青少年进行的教育活动。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同期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认可。新中国成立以后，学界开始学习苏联，译介相关的教育著作、教材和论文。在此背景下，“校外教育”一词经翻译传入我国。1950年6月《人民教育》第1卷第6期刊载的《克鲁普斯卡娅论校外工作》一文最早对校外教育进行界定，该文明确了校外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阐释了校外教育的基本任务、基本形式、基本原则和基本目的，并指出校外工作的发展道路和具体方法。[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