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文化论文范文精选

一、儒、道思想对传统音乐的重大影响

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奠基于孔子,发展于孟子,成熟于荀子。其成熟的标志是提出“中和”,“礼乐”两个范畴。我国自古就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甚至把它提高到了治乱兴衰的高度,故有“听一国之音乐,知一国之盛衰”的古训。儒家历来看重音乐的“治世”功能,《吕氏春秋·适音》曰:“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礼记·乐记》亦云:“致礼乐之道,举而措之,天下无难矣。”其实,中国的大一统秩序一开始就依赖“礼乐”制度。

儒家代表孔子是一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最懂得音乐的人《论语》中记载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小幽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八佾》中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不仅重视音乐的美,更重视音乐中的善。孔子晚年曾将三百篇诗整理得能上管弦演奏,而且合于韶武雅颂之音,作为教化内容之一推向社会。说明他重视音乐的心理教育功能。汉代儒学崇尚天人合一,而音乐的产生正是源自人心对大千世界的感悟而引起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由此,中国的先民认为:“凡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故其疾徐奋动可以感于心,欢欣侧怆可以察于声。此外。人们还发现:“夫乐作于人心,成声于物。声气既和,反感于人心者也。”即所谓的音乐不但是由人心对大干世界感悟而产生,而且还能反过来以和之声气调理人心。人们借助音乐的调理功能,完善着七情不能自节,待乐而节之,至性不能自和。待乐而和之。《欧阳文忠全集》卷七五《国学试策三道第二道》)。儒家思想由于以礼为规范。就必然德重于情,善重于美,道重于欲,古重于今,就必然要求音乐的内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形式中正平和,无过无不及,也就是说,在重视道德的宗法社会里,中国人寻找到了以音乐塑造理想人格的方法,进而,便有了“夫乐者,治之本也”的结论。

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主张“致虚疾。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道家主张“无”,是对一切限制的消解,因而走向无限。“无”意味着在真正的自由和平衡中得到的却是无限广阔的“有”。道学这种既辩证又达观的人生哲理,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追求空灵而终达玄阔的特点。因此,音乐中讲究用散逸的板式,排斥“繁手淫声”而追求“大音希声”。正是这种人生哲理的体现。道学的这一音乐思想,与它那“无”中求“有”的哲学是一脉相承的。庄子论乐,与老子又不同,他主张“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天地是宇宙里最深微的结构形式。在庄子看来,这最深微的结构和规律也就是他所说的“道”,是运动变化的,像音乐那样。“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这“道”和音乐的境界是“逐丛生林,乐而无形,不挥而不曳,幽昏而无声,动于无方,居于窈冥……行流散徙,不主常声。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天运》)。这“道”是一个五音繁会的交响乐,是充满了浪漫精神的音乐。魏晋时着名的思想家嵇康提出《声无哀乐论》,认为天地产生万物,音乐是万物之一。也是有自然之道、天地元气所生,认为乐音及其运动形式具有其自然、谐和的本质属性。“和”涵盖了大小、单复、高低、慢快、善恶等对应的因素,这些音乐形式上的变化,归根到底。还是统一于“和”。《声无哀乐论》的直接理论基础是养生论。认为音乐与人的养生密切相关,而养生的最高境界就是个体的情怀超越于具体哀乐的极度自由的“平和”境界。因此,道家崇尚自然,反对束缚,思想中蕴含着解放人性、解放艺术的积极因素,其音乐的特点更多的显现出恬淡、平和之美。

二、中国古代文人的琴学审美观志

中国古琴音乐是具有深刻历史文化背景的一门艺术。它以多重美的高尚品质。给人以无限的追求。故嵇康称“众器之中。琴德最优,故缀叙所怀,以为之赋”。在中国古代,古琴一直被称为绿绮、丝桐、瑶琴。隋唐以后,因其历史久远而被称为古琴。古琴艺术之所以能独树一帜而备受推崇,除“琴德最优”外,还有以其音乐的特质能顺乎音声自然之“中和”,以及符合中华传统文化中追求意境、崇尚内在和寓意含蓄之美的特征。所以。在古代的文人眼里,“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因此。古琴音乐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尤其是在“土”阶层的文化生活中,始终以其强调平其心、善其事、美其物而占有重要的位置,所以,古人称“鼓琴之士,志静气正,则听者易分”。

摘要：我国学校专业音乐教育与民间音乐的传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新的特征。

关键词：专业音乐教育民间音乐传承与超越

90年代以后，文化艺术进入多元时代，特别是流行音乐的盛行，改变了原有的社会音乐结构布局。民族声乐一方面吸收西洋声乐技巧，同时为了使民族歌唱更贴近生活，声乐教育就出现了民族、美声、流行杂糅，既有“三不像”的挑战：民间音乐意识匮乏的民族声乐教育，弃“民”仿“西”合“流”。

缺失了声乐基础教育——传统民间音乐，学生接受的音乐形式越发单一，知识面越来越窄。他们没有条件接触、学习多民族、多风格、多唱法的民间音乐。知识的匮乏，严重地影响了他们对于歌唱艺术的判断和辨别，大多数民族声乐的学生，自然就以舞台上成名的同类演员为模仿对象，演唱风格和技巧便朝着趋同方向发展。因此，民间音乐正在具有文化工业特征的民族声乐教育中走向消亡。这不是危言耸听，目前，音乐院校的民族声乐教育现状就是如此。

一、我国专业声乐教育的历史及现状

翻翻《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现代教育是在中西文化交融与碰撞中曲折前进的。为了救亡图存，富国强民，洋务派推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主张，使“西学东渐”催生了受西方国民教育思潮影响的我国音乐基础教育的萌芽。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认识到了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积极提倡在学校开设唱歌课，向大众传播具有新内容的乐歌并动手写作新歌歌词。一些留学日本的学子如沈心工，在1903年回国后就着手在上海等地中小学创设唱歌课和编写学校校歌。“庚子事变”（1901年）后，清政府迫于政治形式的压力被迫采用维新派“废科举，兴学堂”的改良措施以挽救危机，使得乐歌为主的新制音乐教育从群众自发的行动中解脱出来，形成一种新的制度，后人把这段时期的乐歌统称为“学堂乐歌”。“学堂乐歌”乐歌的曲谱来源于欧美各国歌曲和器乐曲，其特点大致有选曲填词、文白兼用、以西洋模式为主的音乐风格。因此有专家称其为“异质文化”，它实质上充当了中国音乐基础教育的“催生剂”。1927年，萧友梅博士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上海国立音乐院（后改称国立音专），从而掀开了中国音乐教育新的一页。但即便如此，国立音乐院的音乐教育“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循规蹈矩，走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西方专业音乐教育之路”[1]。

内容提要：我国学校专业音乐教育与民间音乐的传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新的特征。

关键词：专业音乐教育民间音乐传承与超越

90年代以后，文化艺术进入多元时代，特别是流行音乐的盛行，改变了原有的社会音乐结构布局。民族声乐一方面吸收西洋声乐技巧，同时为了使民族歌唱更贴近生活，声乐教育就出现了民族、美声、流行杂糅，既有“三不像”的挑战：民间音乐意识匮乏的民族声乐教育，弃“民”仿“西”合“流”。

缺失了声乐基础教育——传统民间音乐，学生接受的音乐形式越发单一，知识面越来越窄。他们没有条件接触、学习多民族、多风格、多唱法的民间音乐。知识的匮乏，严重地影响了他们对于歌唱艺术的判断和辨别，大多数民族声乐的学生，自然就以舞台上成名的同类演员为模仿对象，演唱风格和技巧便朝着趋同方向发展。因此，民间音乐正在具有文化工业特征的民族声乐教育中走向消亡。这不是危言耸听，目前，音乐院校的民族声乐教育现状就是如此。

一、我国专业声乐教育的历史及现状

翻翻《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现代教育是在中西文化交融与碰撞中曲折前进的。为了救亡图存，富国强民，洋务派推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主张，使“西学东渐”催生了受西方国民教育思潮影响的我国音乐基础教育的萌芽。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认识到了音乐教育的重要意义，积极提倡在学校开设唱歌课，向大众传播具有新内容的乐歌并动手写作新歌歌词。一些留学日本的学子如沈心工，在1903年回国后就着手在上海等地中小学创设唱歌课和编写学校校歌。“庚子事变”（1901年）后，清政府迫于政治形式的压力被迫采用维新派“废科举，兴学堂”的改良措施以挽救危机，使得乐歌为主的新制音乐教育从群众自发的行动中解脱出来，形成一种新的制度，后人把这段时期的乐歌统称为“学堂乐歌”。“学堂乐歌”乐歌的曲谱来源于欧美各国歌曲和器乐曲，其特点大致有选曲填词、文白兼用、以西洋模式为主的音乐风格。因此有专家称其为“异质文化”，它实质上充当了中国音乐基础教育的“催生剂”。1927年，萧友梅博士在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机构——上海国立音乐院（后改称国立音专），从而掀开了中国音乐教育新的一页。但即便如此，国立音乐院的音乐教育“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循规蹈矩，走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西方专业音乐教育之路”[1]。

一

近十年来，随着整个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我国高校的艺术教育呈现快速发展势头。如果我们细心浏览一下全国各地高校艺术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就会发现一个潜在的问题——专业趋同。无论是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培养模式与课程设置，一直到教学计划和各门专业课的教学大纲，都体现出高度趋同的特点。在最讲个性、最讲创新的艺术类专业中，整个教学体系是如此地整齐划一，这决不是一件好事情。这不叫规范，或者说不是办学规范化的必然结果。歌唱家的唱法都合乎规范即合乎科学，但各人有各人的声音；画家作画也都合乎创作规律，但各有各人的艺术个性。而艺术专业却是如此地面目相似，这可能一方面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缺乏个性、缺乏创新的表现。如何使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艺术院校或艺术专业形成各自的特色，使整个中国的艺术教育呈现出五彩斑斓、五音繁会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应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这里强调的是，充分利用各地的民间艺术资源，通过调查研究与梳理归类，建成丰富的课程建设与教学资源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专业特色尤其是课程特色，应该不失为一条重要的途径与手段。

《雕塑》杂志2010年第1期刊登有王梦佳的采访报道《美国艺术教育模式在中国》，其中提到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袁佐教授说：“美国不同艺术院校的课程结构设置，自由选择度各有不同。他们也是根据各自学院的师资状况、教育设备和地区特点来建立各自的体制，每个学校都会特别标榜他们各自的特点和优势，有些特点和优势不是每个学校都可以相互模仿和建立的。这就形成了美国主体艺术教育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课程结构设置，各院校有自己独立的教学思想和方法。”袁佐教授所谈到的美国艺术教育状况，有两点使我们很感兴趣，一是美国并不要求各艺术教育专业统一课程设置与教学大纲，二是地区特点也正是美国艺术院校或专业建立各自体系特色的重要因素。有了来自大洋彼岸的成功的参照，这似乎也使我们对于上述的设想更加有理由自信了。民间艺术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地方性。民间艺术与民俗如影随形，“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仅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艺术，同为汉族聚居地区，也有吴越之别，有楚汉之异。江南有杏花春雨之明秀，冀北有铁马秋风之雄奇。同样是民间音乐，你听那东南地区的《茉莉花》、《九连环》，与西北地区的信天游、花儿，区别有多么大。甚至同样是民间剪纸，你看那江苏邳州的王桂英，与福建漳浦的林桃，陕西旬邑县的库淑兰，安徽阜阳的程建礼，其题材构图，手法与风格也各有自己的特色。

源远流长的民间艺术，因为各自成长的文化语境不同，自然形成了各自特有的姿态与风采，而我们放着这些现成的素材不知利用，还在教科书上抄来抄去，岂不是太封闭、太固执、太保守了吗?和中小学开设的校本课程或乡土教材不同的是，高校艺术教育的课程建设与教材建设，必须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一是要把当地的民间艺术放在区域文化传统以及方言、风俗、经济生产方式等整个“文化语境”的背景下来认识；二是要把剪纸、年画、香包、泥塑等民间艺术形式与全国其他地区同类艺术加以比较，力求同中见异；三是要点面结合。有了这三点，也就有了一定的高度、深度与广度，才可能避免那种平面罗列、浅尝辄止的教学模式，讲出较高的学术含量来。

二

民间艺术的教学目的主要不是讲述理念或传播知识，甚至也不是单纯地学习技法技能，而是要通过多种多样的教学形式，了解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培养博大深厚的人文精神，形成健康开放的艺术价值观。高校艺术专业的教师虽然也可以讲授《民间艺术概论》之类的课，但他可以讲史、讲论、讲鉴赏，而决不能替代民间艺人的现身说法。民间艺人所用的方言语汇，以及那种“土得掉渣”的从艺歌诀，还有那种过程性的现场示范，以及他们专注而欣悦的表情，都是不可替代的“原生态”，是带有乡野人文特色的“原汁原味”。这些是书本上学不来的，也是高校教师所无法替代的。让民间艺人走进大学课堂，可能会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制约此种设想的实现。一是观念认识问题，二是管理体制问题。从认识问题来说，可能会有一些教师、学生以及管理者认为，这些民间艺人没啥文化，让他们来上课或开讲座讲不出多少“学术含量”来。从管理体制来说，有的管理者会僵硬刻板地“死抠”规章制度，认为这些民间艺人一无学历，二无职称，三无高校教师资格，偶尔去参观一下或无不可，要让他们走上大学讲坛来授课就未免太离谱了。

摘要:钢琴是欧洲近代史上器乐发展中最重要的乐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日益繁荣,中国人们逐渐接受了钢琴这件乐器。随着整个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发展,一些音乐家不仅仅满足了弹奏外国的钢琴曲,他们希望能在这件外国乐器上演奏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曲子。然后他们不断探索,希望达到钢琴音乐的“民族化”。

贺绿汀写于1934年的《牧童短笛》,是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钢琴曲。乐曲完全用我国传统的五声调式写成。曲中运用了中国笛子曲中的“加花变奏”方法,以及加入了欢快的民间舞曲。

一、根据汉族民歌及创作歌曲改编的钢琴曲

民歌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口头创作的歌曲。本毕业论文由整理提供它一般是口头流传,受到地理、历史、审美、风俗等多方面的影响。根据汉族民歌改编的钢琴曲,多以这类民歌为素材,将单声旋律改编为多声织体,利用音区、音型、和声的不同变化来达成新的音响效果,使民间旋律产生了新的色彩,其发展手法多以装饰变奏为主。如汪立三的《兰花花》。《兰花花》原是陕北民歌,叙述一个农村的姑娘反抗封建压迫的故事。钢琴曲以民歌为主题,不仅表现出兰花花的美丽,还容纳了惊慌,悲痛,反抗等等情绪。在比较短小的结构内,形成了叙事性,戏剧性和悲剧性的对比,乐曲的主题音调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广板。音乐的主题能够立刻把听众带到陕北高原,那么辽远,那么迷人,也会想到兰花花是那么纯朴,美丽,故事就从此这儿开始了。乐曲用变奏手法展开,通过织体的改变,和声的力量,节奏的推动,讲述了那令人激动的故事。结尾深沉而又有遥远的感觉,仿佛暗示这是过去的故事。王建中的《绣金匾》、《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周广仁的《陕北民歌主题变奏曲》等也是根据汉族民歌改编的钢琴曲,都达到相对高的艺术成就。

根据创作歌曲改编的有《黄河》,此曲时段承宗、储望华等人根据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改编而成,《黄河》钢琴协奏曲是根据冼星海1939年完成的《黄河》大合唱改变而成。首乐章《序曲——黄河船夫曲》以磅礴气势展开黄河上船夫与波浪搏斗的情景。粗狂的划船声,狂号的浪涛风声,在钢琴连串的琶音与乐队的呼应下,到达乐曲的第一个高潮。然后,引入钢琴的华彩乐段,经过短暂的喘息,在钢琴强劲的跑句带引下,全曲又再返回乐曲开始时的紧张搏斗场面。第二乐章《黄河颂》以《黄河》大合唱中的同名独唱曲的旋律作基础发展,描绘出黄河与中原大地的河山美景。乐曲逐渐加以展开,层次与力度逐渐加强,终于形成歌颂,以强有力的和弦终结全曲。第三乐章《黄河愤》,以《黄水谣》的曲调作骨干,中间插入《黄河怨》的材料。全曲结构宏大,情绪变化多而富有深度。钢琴在与乐队呼应交织下,从愤恨的高潮滑落,在带有无奈伤痛的和弦中结束。终章《保卫黄河》以铜管乐奏出短促庄严的引子,带出钢琴的华彩乐段。由钢琴奏出《保卫黄河》的主题曲调。进入高潮时,庄严雄浑的曲调营造出一个恢宏气势的胜利高潮,终结全曲。这部作品从思想感情的深度,乐曲的规模和乐器性能的发挥上,都达到了新的水平。此外还有崔世光的《松花江上》,储望华的《红星闪闪放光彩》、《南海小哨兵》,周广仁的《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等。

二、根据传统音乐改编的钢琴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