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一、中国古文学教学改革反思

中国古文学教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教学的感染力，做到温情感人。要实现上述目的就需要研究中国古文教学存在的问题，针对实际情况进行系统性分析。例如，高校课程教学体系在不断的进行改革，导致中国古文教学课时量大量的减少，许多高校存在严重的课程内容信息量大，教授课时少且课程日期经常改变，教学方法单一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下面几点建议。第一，高校进行教学改革的初衷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学生的全方位发展，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人才的需求。从古文教学方面来讲，许多高校选择的教材多为《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导致教学信息量大与教学课时量少两者之间的矛盾。另外，针对高校教学中存在的课时变动且少的问题，可以通过抓重点的方式带动学生自主学习，重点培养学生学习古文的思路，鼓励学生多参加学校开设的古文选修课程，增加学生学习古文的兴趣。第二，现在许多学校在进行古文教学时，多采用“满堂灌”的方式，即教师教授完本节课内容之后，很少和学生进行现场交流沟通便离开。针对这种问题，可改变教师的教学方法，例如教师在讲授古文学时可以采用分组讨论法、理论讲授法以及学科论文等方式。所谓分组讨论法是教师在讲授教学内容时，针对某名家经典作品进行分组讨论，最后选取小组代表进行发言；所谓理论讲授法指的是教师可以借助教学辅助设备，图文并茂的对某些理论知识、基本知识进行逐一讲解，这样有利于帮住学生理解文章的重点内容；所谓学科论文法指的是向学生提供必要阅读书目，有目的的引导他们进行课外知识的学习，养成记读书日记的习惯，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以及独立写作的习惯。

二、突出古文教学古为今用的特点

中国古文教学课程所包含的的内容多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优秀部分，能给予人精神层面的诉求，具有鲜活的时代意义，例如其中包含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的观念以及独树一帜的爱情观等，是古人和现代人在精神层面的交合点。教师在讲授古文教学时，可以将古文学中合理的优秀的内容和现代社会中的实例联系在一起，做到学以致用。例如教授屈原、杜甫等人诗词时，可以对屈原、杜甫两位名家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行对比，并将之引申到当代人的爱国主义精神；讲授李白的诗词时，可以强调他诗词中积极进取的精神意识，如“天生我才必有用”，借此可以鼓励学生遇到困难时要努力进取，用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讲授庄子、陶渊明等人时，可以分析他们在人性、尊严、自由以及不畏权势等方面的闪光点。而当下社会，很多人被利欲熏心，早已忘记自己本来的面目，为了权势阿谀奉承，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和人格，进而借古人之精神，唤醒当下人的民族气节和尊严；讲授诗经中的《关雎》时，可以对比古今人们的选美和择偶标准，突出德美的重要性。通过这种古今对比的方式，将教学内容和社会现实相联系不仅可以极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感染学生，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自身修养，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教学设备的改进

当今社会是计算机信息化时代，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已然来临，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并且逐渐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时下不论哪个行业的发展基本都离不开网络，中国古文学是社会学科的一个分支，在教学中自然也离不开计算机的使用。和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较，多媒体教学不仅包含的信息量大，形象内容生动具体，给人以直观感受以及有效的表现力，还能够节省教师板书的时间，活跃课堂氛围，为古文教学注入新的生命力。但在多媒体教学时也需要注意下面几点：第一，应合理安排多媒体教学课件，对幻灯片中表述的内容要清晰明白，图文并茂且安排合理；第二，要有一定量的精美图片供学生欣赏，从古至今留下了许多名家的经典画迹，通过合理的图片展示，能够更加吸引学生的眼球，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力。同时，加以适当的音乐作为主体背景，更能渲染氛围。另外，如果能在文件中加入电视剧或者电影的改编短片，则更能引起学生的共鸣。

1高职高专中文生对“古文”素养存在的部分问题

通过近几年来对职业学院的中文专业生的古代文学学习情况以及作品的阅读情况进行了调查。在认识该客场方面：有86%以上的学生认为该课程很重要，61%的学生认为对以后的就业情况有实质性的作用，有72%的学生认为学习古代文学能提升内涵；至于学习古代文学的心理方面调查：有22%的学生对该课程感兴趣，有71%的学生认为一般，有7%的学生感觉厌恶。在关于古代文学阅读方面，有60%以上的学生总是阅读教师推荐的文学，30%左右的学生并不是个人的爱好。其中在古典小说中《西游记》位居榜首，但是能将本书真正阅读完的还不到34%；当问到学生们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作品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几乎是从秦朝之后到现当代的作品，甚至还将萧红、郭敬明等搬了出来。根据调查的显示，高职高专的中文专业学生只有对古文具有一定的兴趣，他们才能意识到古文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在实际的生活和学习中缺乏了自主性和积极性，加之对学生缺乏对人文精神的理解不够透彻，致使出现这样的现状。

大学生的文化底蕴关系到他们自身的人格构建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因此，高职高专学院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提升学生的“古文”素养。

2如何培养学生的“古文”素养

2.1优化职教的方向

古代文学的文体形式是丰富多样的，具有各自的艺术特质，针对高职高专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不仅要认知方向，还要正确的它的教学方向。一般的可将教材分为《词》、《诗歌》、《赋》、《小说》、《戏曲》等，这样分门别类的揭示了古代文学的总体特征及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格，有助于学生深入的了解问题的特征。如以诗歌为例：先讲诗歌的发展和流变，再将诗歌问题的美学特征，接着传授古代诗歌的大体方向，最后再通过个案进行分析并引导学生，教会他们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总而言之，要让学生在学完之后，把无论对于哪种古代文学现象和作品都能掌握它们的基本方向和教学模式。

20世纪迄今是考古发现极为繁盛的时代，利用考古发现来解决古代文学的相关问题，拓展研究视阈，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途径。这一方面，唐代的研究具有代表性。胡可先、孟国栋、武晓红《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一书，集中于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作用、新出石刻文体学研究、新出石刻文献个案研究、唐代诗词相关名物研究、摩崖碑刻研究五个方面的研究，标志着唐代文学研究视阈的新拓展。

梳理与归纳结合，揭示了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和作用。《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系统总结了唐代考古发现的四大类型及总体价值，着重从诗人事迹的辑考、文学背景的钩稽和文学作品的解读三个方面论述了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认为，地下文物的出土扭转了区域文学研究史的薄弱局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区域文学的空白，如长沙窑瓷器题诗，为唐代湖南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为研究唐诗地域分布提供了对比空间。《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拓展》论述了墓志在拓展文学名家研究视阈、重新发现被埋没诗人诗作、展现传记文学特殊形态、提供文体研究重要载体等方面的重要价值。《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的思考》则涉及了唐代墓志这一应用文体对唐代文章学研究的意义。

考证与发覆并举，解决了唐代文学研究中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书中有对新出土单篇墓志的专门解读，如《唐〈程修己墓志〉的文本释读与价值论衡》《新出土唐代诗人〈廖有方墓志〉考论》《新出土唐代诗人〈杨收墓志〉考论》；有通过新出碑志引发对唐代经典诗人的研究，如《出土碑志与杜甫研究》《从〈王洛客墓志〉看王勃的隐逸》；有通过出土碑志展开对特定家族文学群体的研究，如《唐代诗人卢纶家族新出墓志考论》；有通过摩崖碑刻展开特定时期文学环境和背景的研究，如《武则天君臣石淙诗碑考论》。这些论文或提出了前人未及之新见解，或纠正了前人认识之偏颇，或揭开了前人未发之覆。如利用《杨收墓志》，还原了杨收家族世系、婚姻、科举仕历、贬死、昭雪的情况，论述了杨氏家族包括杨收、杨发、杨乘、杨钜、杨检、杨凝式等人的文学成就，考察了《杨收墓志》撰写者裴坦的情况；通过考证嵩山石淙武则天君臣唱和的摩崖石刻，探讨其道教内涵，考察了武则天时期政治、宗教、文学创作背景，为七律演化过程提供了重要证据。

思路与内容创新，开拓了唐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首先对新出石刻文献文体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的思考》对唐代石刻文研究进行了价值重估与文体定位；《墓志的起源和墓志文体的成立》着重阐述了墓志这一应用文体的起源和早期演进；《论墓志文体志文和铭文的特点、功用及相互关系》主要从特点、功用、区别与联系等角度对墓志志文与铭文进行了探讨；《碑志所见唐人合作撰文现象研究》全面清理了唐人碑志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作撰文现象，研究了唐代文章的作者身份、创作渊源和发展演变等复杂情况；《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主要从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对比融合的层面探讨了唐代墓志的家族特性。其次利用实物影像对比印证文学作品中的制度名物，解读作品的深层内涵和多元意蕴。《“蹙金”考──一个唐五代诗词名物的文化史解读》借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蹙金实物影像，考察了唐五代诗词中常出现的“蹙金”名物的文化史意义及其与“盘金”“缕金”“贴金”在诗词中的不同表现作用；《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考察了唐五代诗词中金银饰品名物属性及其文学表现特点；《杜甫〈丽人行〉名物考释图证》从名物和图像的视角对杜甫的传世名篇做出了新的解读和诠释。

总体来说，作者在利用考古发现进行稽考的过程中，注重以唐人的眼光看待唐代文学，努力寻找唐代文人自我呈现的特定空间，尽力还原唐代文学得以产生的原生状态。始终做到出土文献、文物与传世典籍并重，重视利用传统金石学所积累的优秀成果，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可靠材料进行整合研究，最终做到从史料实证上升到学理概括，已达到运用出土文献进行唐代文学研究的较高境界。

作者：杨琼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

第一、“发面”原理

这是语文教学应遵循的第一大原理。过去北方人发面，不用酵母粉，而是用“面肥”。它是上一次发面特意留下来的一块活酵母。和面的时候把它搋进去。当时不见什么效力，过上几十分钟，面就发起来了。学语文也是如此。人在幼年期、儿童期、少年期记忆力非常强，而理解力却很弱。随着年龄增长理解力逐渐变强了，相反记忆力却在减弱。因此学习语文就要在小学、初中阶段多多阅读、背诵一些精美的语料。尤其是背诵，这个时候不必要求他们全部理解，应充分利用儿童记忆的最佳期，能记多少就记多少，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不理解就不理解，囫囵吞枣就囫囵吞枣吧，吞下去就行。就像发面一样，当时没有什么明显作用，但是若干年后就会“发”起来，听说读写自然而然地变得文从字顺，晓畅通达。语文学习远期效应这个规律我国古代的私孰教育早就掌握并运用纯熟。比如，明末清初的大教育家陆世仪曾说过：“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则多记性，少悟性。自十五以后，知识即开，物欲渐染，则多悟性，少记性。故人凡有所当读书，皆当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读，不但《四书》《五经》，即使天文、地理、史学、算学之类，皆有歌诀，皆须熟读。若年稍长，不惟不肯诵读，必不能诵读矣。”这个道理讲得多么透彻啊！可惜自从以来，现代学校的语文教学把古代的这些优秀传统全部抛弃了。近百年的语文教育大反“死记硬背”，不分青红皂白，全都一棍子打死。其实，小学到初中这一段主要是积贮语料、搋“面肥”的时候，不应该提倡“理解以后再记忆”。学生只要多读多背就行。现在的语文课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分析课文，结果事倍功半，把时间都让教师给占了。该背诵的东西没背多少，不该记的东西，如老师分析课文的答案等，倒装了一脑袋。这真是本末倒置。语文教学不能“近视眼”。眼前懂得少一点没有大碍，只要名篇佳作背得多，日后语文能力自会有个“飞跃”。这是儿童学习语文的第一大规律，万万不能违反。谁违背它，谁就要受惩罚。我们现代学校语文教学为什么效果不佳？最大的失误就在这里。

第二、“难易不序”原理

语文教育的过程应如何安排？很多人一想到它，头脑里立刻就跳出“循序渐进”这个念头。于是，很多语文改革者便冥思苦想，孜孜以求，费尽心力想要找到语文教育应如何渐进的“序”。然而，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难道“循序渐进”果真是一个最基本的教学原则，对它连一点怀疑都不行吗？几十年来，我国的教育学大多是这样讲的。语文教育自然也就人云亦云。这个观念太深入人心，太根深蒂固了，人们习以为常，对怀疑它连想都不敢想。其实，这是教学理论上的一个误区。学习并不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由易到难，由浅到深，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循序渐进并不是一个普遍性的真理。语文学习即是如此。比如，现今的语文教材编者认为文言难，所以就安排到后面，白话文易，就安排到前面。小学只有三十多首古诗，初中才有三十来篇古文，高中多一点，约有五十多篇文言文。实际上，古文学习需要背诵，年龄越小才越好。这个顺序就应该是倒的，由难到易为对。再一个是小学教材，低年级以识字、识词和句的教学为主，中年级以段的教学为主，高年级才进入篇的教学。“字—词—句—段—篇”，这个顺序完全是编者主观上的臆想。儿童学习母语，五六岁的幼儿期学习口语时，就已经掌握了它的基本语法规律。因此，根本不必像学习外语一样，由一句句的话开始，到一段段的话，再到一篇篇的文章。明明可以一步到位的事情，偏偏给拉成了六个年级。这样的循序渐进怎么不少慢差费呢？古代蒙学教育，一上来的集中识字就是编成“篇”来进行，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段，段不离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都是如此。只有这样语文教学才会速成。现行教材的这个序又是不妥当的。它应该采用跳跃式的“序”，而不能一点点地、爬行式地“渐”进。由此看来，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这两个主“序”都有问题。语文教学是有“序”的，但是这个“序”却不一定是“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语文教学要有效率，就得寻找自己独特的“序”。“难易不序”这是语文教学的又一个重要原理。

第三、“不求甚解”原理

陶渊明先生曾云：“好读书，不求甚解。”这里借过来，用于表述语文教学的一个规律，十分恰当。中小学的学生正处于心力飞速发展的成长期。学习语文，有很多东西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消化。这里面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学生遇到一些难点，不一定非得马上就解决。有的时候跳过去，不必管它，接着学别的文章。看着看着，读多了，这个难点自然而然地自己就解开了。因此，这就要求语文教师不要搞繁琐哲学，不能形而上学。教语文课别斤斤计较，抓住一点纠缠不休。否则，执著于小的芝麻，就会把大的西瓜丢掉。现在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不高跟这个“力求甚解”有很大关系。许多教师把一篇课文肢解万段，编出大量的问题，掰开揉碎，分析来分析去，惟恐学生有一点遗漏，有一点不明白。这样的教学，必然侵占了学生宝贵的时间。学生读的少了，背诵的少了，他的语文能力怎么能快速进步呢！更何况语言文学的东西历来就有“诗无达诂，文无定解”的说法，每个读者的阅读过程都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非要学生完全接受统一的观点，这就是强加于人，就是抹杀个性，抹杀创造性。这样教出来的学生是不会有大出息的。不是说语文教学不能求“解”，而是不能求“甚解”，当适可而止。

在研究领域和研究题目上，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有了更大的拓展。传统热点，如莎士比亚、乔叟、《贝奥武甫》、斯宾塞、马洛等，得到了持续的和更加全面的关注;与此同时，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继续开拓深入。大概由于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影响，从前少有人问津的莎士比亚历史剧变得格外“吃香”。不仅相关论文集中出现②，而且莎翁历史剧成为2006年清华大学“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通识课的教材(赵晓力、吴飞，《国文》，2006，4)。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更加全面深入。不唯《坎特伯雷故事》，而且乔叟的其余作品;不唯乔叟(沈弘，《文评》，2009，3)，而且其他中古英语文学作品(陈才宇，《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1;《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5)，如《高文爵士与绿色骑士》③、《忍耐》、《净洁》(刘乃银，《文研》，2004，6;《论丛》第7辑)、《珍珠》(王继辉，《国文》，2004，1)、《克蕾丝德的遗言》等;不唯《贝奥武甫》(王继辉，《外文》，2002，5;《文研》，2003，1)，而且其他古英语作品，如《十字架之梦》(肖明翰，《文研》，2011，3)等都有专文讨论(参见杨开泛)。许多文章都可圈可点，如陈才宇的执著，刘乃银的温和，沈弘的敏锐，王继辉的沉着，肖明翰的迅捷，等等。斯宾塞方面，除了《仙后》(胡家峦，《欧美文学论丛》第2辑;刘立辉，《文评》，2006，3;《文研》，2007，3)等诗作外，鲜为人知的散文作品《爱尔兰之现状》中的民族意识也被提请注意(李成坚，《文评》，2011，2)。马洛方面，除了常见的关于戏剧和诗歌的作品研究外，邓亚雄综述了国外的马洛研究(《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2)，冯伟探讨了马洛的传记建构问题(《国文》，2010，4)。在文艺复兴时期诗歌方面④，胡家峦的园林诗歌研究(《国文》，2002，4;2004，3;2006，2;《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6等)、蒋显睸的小史诗研究(《论丛》第9辑;《国文》，2010，2)、朱宾忠的爱情诗研究(《文研》，2002，2)、赵元为西方文论关键词系列撰写的“十四行诗”(《外文》，2010，5)都是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胡家峦的文章论及了像盖斯科因、西尔维斯特、兰多尔夫、沃勒、考利等多位相当重要但几乎无人讨论的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人，具有填补空白、开启来者的意义。在文艺复兴时期戏剧方面，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赵亚麟粗线条勾勒了莎翁与同时代剧作家的关系(《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3)，基德《西班牙悲剧》(程倩，《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7，2;耿幼壮，《文评》，2005，3)、韦伯斯特《玛尔菲公爵夫人》、博蒙特和弗莱彻《少女的悲剧》(龚蓉，《文评》，2008，2;2011，1)、托马斯•海伍德的《伦敦四学徒》(郝田虎，《文研》，2008，1)等得到重点关注。其中，耿幼壮总结了伊丽莎白时期复仇剧兴盛的原因，以《西班牙悲剧》为例分析了复杂的复仇观，指出死亡问题与复仇、正义相比，是复仇剧更为内在的主题。这篇论文实际上回应了张隆溪20世纪80年代关于悲剧和死亡的文章(《中国社会科学》，1982，3)，是接着讲的。

由于刘建军等人的努力，学界对于欧洲中世纪文学的认识更清醒、更自觉、更明确了。刘建军《欧洲中世纪文化与文学述评》一文从宏观角度确立了对中世纪的再认识(《文研》，2003，1)。李晓卫则从文化根源和文学表现两方面，追溯了欧洲中世纪文学与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内在联系(《文研》，2003，6)。在中世纪的欧洲，不仅希腊和希伯来传统，还有多种古代文化要素碰撞融合;欧洲中世纪文学不仅具有过渡性质，而且为后来的欧洲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刘建军，《文评》，2010，4)。文艺复兴运动是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艺复兴文学表现了基督教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想(刘建军，《文研》，2007，5)。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逐渐就欧洲中世纪文化、文学、历史、宗教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达成共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黑暗时代”的简单片面说法日渐销声匿迹。应该说，学界对于欧洲中世纪———包括英国中世纪文学和文化—的重新发现是新时期的基本成就之一。旅美学者李耀宗在台北出版的力作《诸神的黎明与欧洲诗歌的新开始:噢西坦抒情诗》可以说代表着中华学人目前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除了马克思主义、文本细读、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比较文学、巴赫金等比较熟悉的方法外，文化唯物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相类而不同;许勤超，《国文》，2010，4)、文学达尔文主义(王丽莉，《外文》，2009，1)、后殖民主义(段方，《文研》，2005，2)、手稿研究(郝田虎，《国文》，2010，2;《江西社会科学》，2011，7)⑤等理论方法也得到(进一步)介绍。伦理学视角开始重新得到重视(如颜学军，《文研》，2006，1;罗益民，《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1)。⑥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新历史主义。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介绍消化，更多的中国学者能够更为熟练地运用该方法开展研究，研究对象也不局限于莎士比亚(如胡鹏，《文评》，2011，2)，也包括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如龚蓉)等。而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带来普遍的对于文学中政治议题的格外关注。例如，程朝翔的两篇文章(《国文》，2005，2;《文研》，2005，2)联系现实，深入浅出地讨论了战争对莎剧(如《亨利五世》)和作为文化符号的莎士比亚的利用，对认识文学的本质富有启发意义。沈弘(《文评》，2009，3)和郝田虎(《外文》，2008，2)的文章探讨了早期英国文学的写作方法问题:大量存在的模仿和借用是“剽窃”还是“札记式写作”。

在研究载体上，这一时段的显著特点是专著的猛增。单就莎士比亚而言，根据笔者的统计，1978—2011年中国内地和香港共出版专著(包括论文集，但不包括译著、文学史、选本、传记、辞典等)约一百部，其中1978—1989和1990—2000两个时段数量差不多，都是20余部，而新世纪十年的专著数量即占整个新时期的一半还多。施咸荣在《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1981)的结尾说:“除大学教材和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外，研究、评论莎士比亚的专著还不多。”30年间，增长了近百倍，不可谓不迅速。在除了莎士比亚的文艺复兴英国文学方面，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各有一部专著(王佐良和杨周翰)，20世纪90年代这方面的著作也不多，主要收获是文学史。进入新世纪，这一领域的专著才逐渐多起来，主要有:胡家峦，《历史的星空》(2001)、《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园林传统》(2008);沈弘，《弥尔顿的撒旦与英国文学传统》(2010)等。在中世纪英国文学方面，台湾1983年就出版了颜元叔的著作《英国文学:中古时期》，1990年以前大陆几乎没有专著。1990年以后，除了鲍屡平《乔叟诗篇研究》(1990)和王继辉《古英语和中国中古文学中的王权理念:〈贝奥武甫〉与〈宣和遗事〉比较研究》(1996)等之外，主要还有:李赋宁的《英国文学论述文集》(1997);陈才宇的《英国古代诗歌》(1994)、《古英语与中古英语文学通论》(2007);陆扬的《欧洲中世纪诗学》(2000);肖明翰的《英语文学之父———杰弗里•乔叟》(2005)、《英语文学传统之形成:中世纪英语文学研究》(2009);刘建军的《欧洲中世纪文学论稿:从公元5世纪到13世纪末》(2010);丁建宁，《超越的可能:作为知识分子的乔叟》(2010);刘进，《乔叟梦幻诗研究:权威与经验之对话》(2011)等。文学史方面最重要的是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6年出版。这些沉甸甸的收获中有不少英文书，尤其是博士论文。英文著作的好处是与国外学术界交流方便，但也会限制读者数量，减少影响力，使得本来就小众化的早期英国文学研究(莎士比亚除外)更加成为少数专家学者的智力游戏。而学者之间的对话互动大大促进了学术进步，例如，孟宪强认真对待从丛“哈姆莱特并非人文主义者”的质疑和批评(《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1;《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5)，在《三色堇:〈哈姆莱特〉解读》(2007)中花大力气重写了“哈姆莱特与蒙田之比较研究”一章，使得内容更加丰富充实。在译著方面，黄杲睺1998年首次出版、后来在海峡两岸多次重印的诗体译本《坎特伯雷故事》多为学者征引，大有代替方重早年散文译本的势头。20世纪90年代的中世纪英国文学重要译本包括冯象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和吴芬译《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1999)等。沈弘和陈才宇是中世纪英国文学的主要译者。沈弘厚积薄发，译作除《农夫皮尔斯》(1999)外，还有:伯罗《中世纪作家和作品:中古英语文学及其背景(1100—1500)》(2007)、《中世纪英国:征服与同化》(2007)和《英国中世纪诗歌选集》(2009)。

其中最后一部尤其值得重视，译文像此前的《农夫皮尔斯》一样，节奏整齐，措辞讲究，忠实典雅，清新可诵，有的篇目还填补了空白，如《珍珠》，但因为在台北出版，大陆这边少有人知。而沈弘精心选择了二手文献伯罗进行翻译，是中世纪文学研究基础建设的一部分，大有乃师杨周翰、李赋宁之风。陈才宇译作主要有:《英国民间谣曲选》(1989)、《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2007)、《亚瑟王之死》(2008)。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方面，莎士比亚当然译者辈出，莎翁中译研究甚至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次领域”，近年来这方面的专著就有四部(桂扬清等)。王佐良主编的《英国诗选》(1988)有一些早期英国诗歌的译文。除培根外，曹明伦还翻译了伊丽莎白时期三大十四行诗集:莎士比亚(1995，2008)、锡德尼(2008)和斯宾塞(1998，2008)。高黎平、林少晶也译了莎士比亚、锡德尼和斯宾塞的十四行诗集(2011)。胡家峦是斯宾塞诗歌的重要译者，除了早已面世的《斯宾塞诗选》(1997)外，一直致力于翻译令梁实秋望而生畏、终于抱憾没有尝试(序言:2)的《仙后》。梁实秋译有三卷本《英国文学选》(1985)与他的《英国文学史》配套，其中，前两卷是早期英国文学作品的选译。除了散文和诗歌外，梁实秋选译了从中世纪到18世纪的8部戏剧，选目精当，加上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独自一人的工作大体反映了英国戏剧的发展历程。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的翻译还有许多处女地有待开垦，戏剧如琼森、博蒙特和弗莱彻、麦辛哲、韦伯斯特等，诗歌如怀亚特、萨里伯爵、伊丽莎白一世、丹尼尔、德雷顿、坎庇恩、巴恩菲尔德、罗思夫人等的大部分或全部篇什，散文如锡德尼《阿卡狄亚》、雷利《世界史》、各种游记等，许多精彩的作品有待有心人睻译，以广流布。

由于《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起被A＆HCI收录，英文论文的发表成为必须，其中一些是关于早期英国文学的，包括中国学者的文章(杨林贵，2006，1)，也包括韩国学者(艾斯托克，2008，5)和西方学者(韦尔思，2006，1;布鲁克斯，2006，1)的文章。或许我们可以考虑像台湾《淡江评论》那样，推出全英文的常规学术期刊。一些书评对国内外新书的评介为国内学界提供了信息和指引。例子包括胡雅玲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伊丽莎白一世翻译文稿》(《文研》，2010，5)、王丽莉评格林布拉特《尘世间的莎士比亚》(《外文》，2006，5)等。许多期刊不重视学术性书评的现状有待改变。各种学术会议的举行逐渐常态化，早期英国文学中最有号召力的依然是永不落幕的莎士比亚。譬如，2004年，复旦大学主办了“莎士比亚与中国”全国研讨会;2008年，武汉大学又一次主办了莎士比亚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一次是在1993年)。外国访问教授对中国学生博士论文的指点已成为常态:康奈尔大学CarolKaske教授帮助了刘睼银的博士论文，哥伦比亚大学AnneLakePrescott教授帮助了刘立辉的博士论文，等等。近年来，ThomasRendall教授任职于北大英语系，开设乔叟和但丁课程。“洋先生”和“洋学者”对中国早期英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贡献值得做专题探讨，应该把他们和晚清至民国的传教士区别开来。在博士生培养方面，从沈弘1989年从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算起，我们目前至少培养了10位中世纪英国文学博士，分别毕业于北京大学(三位，李赋宁指导)、华东师范大学(四位)、湖南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以上各一位)。其中六篇都是以乔叟为题目的。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的博士更多，仅北京大学培养的就超过十位，有辜正坤(1990)、程朝翔(1992)、黄必康(1998)等。《英美文学论丛》第15辑的专栏“学者笔谈”系中世纪英国诗歌专题，由刘乃银及其门生撰写的三篇论文组成。1978年以来的30余年中，有关莎士比亚的专栏或专辑屡见不鲜，而有关中世纪英国文学的专栏大概这是仅有的一次。绵延八百年的中世纪英国文学理应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被埋没的明珠终将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在论及早期英国文学研究时，人们往往欢呼论文数量的增长，以此作为发展繁荣的标志。这种认识有它的道理，但对数量增长也要辩证地看。在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领域，实际情况是，老一代学者的论文产出大都不算多，这大约是因为该领域研究需要长期钻研和深厚的语文学基础，李赋宁厚积薄发的榜样可能也起了作用。与此相对照，肖明翰2000年以前是研究福克纳的，新世纪以来穿越广袤时空“闯入”该领域，效果上却似乎一鸣惊人，后来居上。截至2011年，肖明翰已经发表了28篇论文，而且大都发表在《文评》等四大刊物上。这一鲜明对比如何解释?是他天才的发挥和超发挥?是他的孜孜不倦，勤奋努力?是学术期刊对于少有人耕耘的中世纪英国文学园地的偏爱?好像全都是，又全都不是。笔者认为，肖明翰多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恰恰是他作为异乎寻常的“闯入者”，语文学基础不够好。他自己承认:他不怎么懂古英语、古法语和拉丁语，中古英语也比较差(上册，前言:7);他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论文中，一再注明他参照了多种现代英语译本。应该说，肖明翰是一个诚实的学者，因为他的诚实和勤勉，他是值得尊重的。行文至此，笔者禁不住想起英美学界另一位异乎寻常的“闯入者”:马丁•贝尔纳教授，《黑色雅典娜》的作者。贝尔纳因为他饱受争议的巨著《黑色雅典娜》早已名满天下，但许多人可能不知道，他本来是中国学家，剑桥大学汉学博士，曾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研究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和中国政治，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转移了兴趣，“跨界”从事古希腊文明起源研究。表面上看，肖明翰和贝尔纳都是在学术成熟期突然转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而后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但他们有一点重要的不同:贝尔纳是语言天才，为了《黑色雅典娜》项目，他掌握了古希腊语、希伯来语、古埃及语等许多种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古代语言，三卷《黑色雅典娜》花了他整整三十年时间!把肖明翰和贝尔纳相比也许并不恰当，笔者这样做无意贬抑肖本人或他的成果，目的只是为了提醒大家:早期英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世纪，门槛是比较高的，需要专门的语文学训练做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李赋宁一篇介绍中世纪英国文学的文章(《外文》，1998，5)大部分时间却在讲英语史，需要热情勇敢的学人舍得坐冷板凳。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