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言论文范文精选

许国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者。他的知名是从他主编的大学英语教材开始的。“”以后，刚刚念完“许国璋英语”的我们，又读到了他的语言学理论文章，觉得耳目一新。他的论文几乎每句每段都有独到的见解和个性化的表述，虽然我没有机会和许国璋先生有深入的交谈和交往，唯一见到他的一次是在北京西山的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上，但他的论著深深启示了我。尤其是他关于中国古代语言学和汉语特点的论述。

许国璋的汉语思想散见于他的《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从〈说文解字〉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等论文。他是一个英语学者，但对中国的语言和语言哲学却同样有着深入的理解和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中国古代不乏语言学论著，从中发掘它们的哲学思想大有可为。拿许慎撰《说文解字·序》来说，他“把中国从远古以来的汉语书写形式做一个有叙有评的概括，不能不说是一件文化史上的大事。”*他认为“许慎非常注重语言发展的阶段性，是杰出的语言史家”（70页）。“从单体的语言单位按照规则滋生为复体，正是人类语言的特点之一。近时语言学家甚至认为是划时代的发现，而许慎在公元二世纪初就已经说到这一点，叫人惊叹！”（73页）“许慎做的工作，是汉语书写形式的标准化的工作，这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学者整理古典拉丁语的书写形式，也和十八世纪法英等国学者为各自的语言规定书写形式一样，都是有功于语言和语言学的大事”（74页）。他认为中国的语言研究存在着两方面的缺陷：一是“对于语言的性质如何，功能如何，起源如何，研究者似乎注意不多”；二是“对于用现代语言学观点，探索中国固有的语言哲学，似乎用力更少”（1页）。对于前者来说，“如果限于在一二逻辑命题上做文章，置宏观的探索于不顾，那是太可惜了”（90页）。因此许国璋写出了有关宏观语言理论的一系列文章，对于后者来说，许国璋认为许慎、刘勰、马建忠、金岳霖都是语言学的大理论家，因此他写出了阐述这些学者语言学思想的一系列文章。值得注意的是，许国璋论述宏观语言理论问题，诸如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符号性质等，都将中国语言及其研究传统作为重要的立论依据；而在论述中国古代语言理论问题时，又往往将它与西方语言理论作比较，深化对它的理解。在许国璋的汉语思想中，我们觉得最发人深思的是以下三个问题，我们就此作一些研究。

一、关于汉语、汉字的特点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75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72页）。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1页）。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象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1〕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一、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研究语言理论的科学，叫做理论语言学，又叫做普通语言学、一般语言学。语言理论是关于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发展等方面的抽象规律。由于抽象程度的不同，人们对它的范围的看法会有一定的出入。在中国说语言理论，自然主要与汉语等中国语言的规律更加直接发生联系。但是，我们尽量从对整个人类语言的认识有价值的角度来说。

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从书面语的角度对语言的语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系统做过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统的语言理论意识比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通过引进、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但是，相对来说，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具体语言的人多，自觉地进行普遍理论探讨的人少。理论成就有，但是理论意识比较弱，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与文学理论比较，“语言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专业研究队伍，“理论语言学”简直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理论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也没有相应的专门的学术组织。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摘要：本文在语言学转向背景下，观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小说语言观念变异，剖析语言学转向前后的语言观、创作和理论的双重觉醒、重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等，以期管窥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小说语言；观念；变异

一、语言学转向前后的语言观：“工具论”和“本体论”

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文学观念的变革中，内在地包含着小说语言观念的变革。从变化的总趋向看：是由过去的语言“工具论”到语言“本体论”。二者之间的学术界限是语言学转向。

语言学转向前，语言是“工具”、“手段”、“形式”、“载体”、“媒介”。在词典中的经典表述是：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小说中，语言只是一种载体，它的功能在于表达生活和情感的内容，自身并无价值可言；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形式要素，处于被内容决定的地位。

工具论意义上的“语言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成为创作的信条。无论是作家，还是理论家抑或是批评家，都将语言视为表达思想、交流信息的“工具”，语言不过是创作的副产品，小说语言的选择只不过是工具性的选择，而不是小说存在方式的选择。

论文关键词：双语教学；问题；改进策略

论文提要：双语教学是高校教学语言改革的一项新举措，是培养双语人才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很多高校都在积极推广双语教学，然而对双语教学的错误理解和一般性理论支持的缺乏使各高校的双语教学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从双语教学的含义、性质和目的入手，分析双语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双语教学的改进策略。

加入WTO后，我国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世界范围的竞争愈演愈烈。

一、引言

外国企业大批进入我国，我国许多优秀企业也争相到国外拓展市场，这引起了我国人才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精通专业知识、英语熟练的双语型人才成为我国高层次人才需求的亮点。为适应这一需要，在高校逐步推广双语教学刻不容缓。

二、双语教学的含义

关键字：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性

我们所即将告别的20世纪文学，将会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史留下什么？换言之，这个世纪的文学在浩浩中国文学史长河中将占据怎样的位置和作出怎样的贡献？这是近十多年来文坛关注的焦点之一。一些学者于1985年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试图把一向从属于政治划分的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统合起来研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这并不表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趋于终结，而只是掀开了新的一页。因为从那时以来，人们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连绵不绝，形成杂语喧哗局面。我们在这里也只是想从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这个特定角度，加入到这场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相关问题的世纪末喧哗之中，提出别一种观察，以就教于方家。

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或现代化，是在现代进行的一项长期而根本的“工程”。这种“现代性工程”（projectofmodernity）起于何时？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我们虽然认为它根源于中国文化内部的种种因素的长期复杂作用和演化，但在作具体划分时，还是不得不把目光沉落到1840年鸦片战争这个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变上。我们所谓现代性工程，大体以鸦片战争为明显的标志性开端，指从那时以来至今中国社会告别衰败的古典帝制而从事现代化、以便获得现代性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宗教、学术、审美与艺术等几乎方方面面。当这个闭关自守的“老大帝国”在西方炮舰的猛烈轰击下急剧走向衰败时，按西方先进的现代化指标去从事现代化，“师夷长技以制夷”，似乎就成了它的唯一选择。确实，面对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古典“中心”地位和幻觉都遭到了致命一击，只能脱离传统旧轨而迈上充满诱惑而又艰难的现代化征程，以便使这“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中国”或“新中国”。李伯元在小说《文明小史》（1903—1905）楔子里，就把走向现代化的“新中国”比作日出前的“晨曦”和风雨欲来的“天空”：“诸公试想：太阳未出，何以晓得他就要出？大雨未下，何以晓得他就要下？其中却有一个缘故。这个缘故，就在眼前。只索看那潮水，听那风声，便知太阳一定要出，大雨一定要下，这有甚么难猜的？做书的人，因此两番阅历，生出一个比方，请教诸公：我们今日的世界，到了甚么时候了？有个人说：‘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又一个说：‘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据在下看起来，现在的光景，却非幼稚，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这里可以说同时展示了中国眼前的衰败景致和即将到来而又朦胧的现代化美景。现代化（modernization），在这里就是指中国社会按照在西方首先制定而后波及全世界的现代性指标去从事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的过程。而相应地，现代性（modernity）则是指中国通过现代化进程所获得的或产生的属于现代的性质和特征。

要在这个具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老大帝国”实施空前宏大而艰巨的现代性工程，必然会牵涉到方方面面。对此，原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分析。在这里，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能选取一种特定角度。在我们看来，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可以从中国文化对于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挑战的应战行动角度去考虑。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意味着被迫纳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旧体制经受一系列尖锐、严酷而持久的挑战，如产生“道”与“器”、专制与民主、巫术与科学、科举与教育、王法与法律、传统思维与现代思维等等剧烈而持久的冲突。有挑战，就不得不有应战。应战就是面对挑战而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在现代性内部的种种冲突中尝试和寻找适合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性集中而明显地体现在面对现代化过程的种种挑战而显示的应战行动上。这就需要我们从挑战性课题与应战行动的角度去理解现代性所牵涉的种种复杂问题。

大体说来，现代性涉及这样一些主要方面：其一为科技现代性，主要体现为如何师法西方现代科学和技术而建立中国的现代科学和技术体制，并且在这种现代科学和技术体制参照下重新激活中国古典科学和技术传统；其二为政体现代性，要求把奉行天下一体的古典帝制转变为现代世界格局中的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引发种种政体变革；其三为思维现代性，涉及古典宇宙观与现代宇宙观、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思维与西方思维等冲突及其解决上；其四为道德现代性，要确立中国人的现代道德规范，涉及人际交往、礼仪、感情、恋爱和婚姻等方面，如破除“三从四德”、“三纲五常”，规定个人、恋爱和婚姻自由及社会义务等；其五为教育现代性，意味着借鉴西方教育制度而在中国建立现代教育制度以取代衰落的中国古典教育制度（但后者作为传统仍有其生命力）；其六为法律现代性，要求把古典王法转变为现代法治；其七为学术现代性，即把古代学术体制翻转为以西方学术体制为样板的现代学术体制，涉及从学术观念、学术思维、治学方式到学术机构等一系列根本性转变，如从古典文史哲到现代文学、历史、哲学和美学等；其八为审美现代性，表现在从古典审美—艺术观到现代审美—艺术观的转变、面对新的现代生活的审美表现能力、及如何借鉴西方艺术样式如文学、绘画、电影、音乐、舞蹈和戏剧等方面；其九为语言现代性，主要指汉语现代性，体现在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转变中，如现代白话文取代古代文言文和古代白话文。可以说，这仅仅是不完全列举；同时，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需要运用专业知识去作专门论述，而在这里由于个人能力和兴趣所限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讨论与我们的论题密切相关的后两方面——即审美现代性和汉语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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