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管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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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管理依据范文第1篇

纵观很多大型企业，它们的经营管理系统由若干模块构成的，并且存在许多可供用户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设置的参数，作为覆盖企业所有业务流程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即使可以做到完全定制，也无法避免面对其它较为突出的问题--如何在保护企业原有的特色的精华部分不受约束的同时，又可以控制已经存在的流程不规范、不科学的现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以航空运输企业为例，其业务相对比较特殊且不具备通用性和绝对的可参考性，业务流程和数据流程差异较大，没有现成可参照的模型，航空运输的数据分为航班运行数据、资源占用数据、客运服务数据、货运服务数据、各项服务数据五大类，这些数据基本来源于机场的生产运行系统、民用航空离港系统，其中机场生产运行系统的数据来源于各个机场子运行系统，多系统中分散的数据通常会出现不完整、不及时、不准确、系统间数据无法匹配和统一等质量问题，这直接影响末端经营管理系统可发挥的作用，航班运营数据由生产数据转变为销售数据到财务数据最后转变为统计分析数据经历了非常长的数据传递流程，由于提供数据的部门繁多，各部门又缺乏有效的管理流程保证高效合理的协作，导致从航班实际执行到形成数据间隔了很长时间，给问题数据跟踪、排错、修正带来很大的困难。而针对航班运营数据的问题，通常在结算部门周期性的结算发生时才被发现，再向现场指挥部门追查运营数据的问题，但现场指挥部门并非真正得数据来源，它们还需要与其他生产部门、单位协商沟通，追溯问题数据发生原因、发生时间、查找正确的数据，这需要很长的信息传递和数据流转时间。而且针对运营数据的修改，结算部门仅仅在Oracle系统中进行账务的调整，不会及时调整机场生产运行系统、计费结算系统，导致运营数据和财务数据不一致。而且机场的收费业务繁杂、通常会有不同业务由不同部门负责提供服务，并且由不同部门分别结算的情况，缺乏统一的责任部门和业务流程。此外，机场生产运行系统缺乏统一的部门负责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及时性。由于很多不可控的原因造成的生产运营数据问题，比如航班丢失等，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生产运营数据在需要进行结算时才进行统一汇总，并批量导入结算系统进行费用的计算，不能及时的进行数据校验和统计分析。结算系统的销售数据和Oracle系统的财务数据不能保持一致。结算部门承担了生产运营数据的校验、核对和调查工作，信息严重滞后、并且与服务提供部门和数据提供部门的沟通不顺畅。

针对该航空运输企业而言，制定合理的业务流程和重新划分各个部门职责是经营管理系统实施成功与否的关键。我们可以通过业务职责的调整来明确各生产责任部门的工作职责。主导思想是运营数据纠错过程的前移。根据对机场运营模式以及结算过程的分析后，我们意识到：为保障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应该将结算数据纠错职责前移至机场的现场生产部门，由指定的一个部门负责生产运营数据的统一协调、确保机场运营数据的正确性、及时性、一致性。

首先，通过管理手段制定合理的业务流程并落实，现场监控指挥中心对机场整体生产运营数据流进行维护和管理，有权利要求负责数据录入相关部门和单位及时、修改生产运营数据；负责数据录入相关部门和单位主动接受现场监控指挥中心的监督与检查，并根据现场监控指挥中心的要求及时修正错误数据；负责数据录入相关部门和单位需要及时向现场监控指挥中心反映数据修正的结果，由现场监控指挥中心数据操作员在系统中查验或者在终端系统中同步修改数据；提高生产运营数据采集和处理的频率，快速、准确、及时地将生产运营数据转化为销售数据；现场监控指挥中心每天定时导入生产运营数据，利用结算系统的导入接口进行数据校验，快速及时地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进行跟踪调查，保证对生产运营数据的及时有效的数据校验；结算系统提供收入、运营、统计相关的报表，生产运营数据的及时导入可以保证结算部门和企业领导层实时查询、并进行及时准确的收入分析和运营分析；对各个运行子系统的改造保证及时准确的高质量结算数据，通过技术手段增加数据校验。系统录入的运营数据进入生产运行指挥系统，增加合理的录入规则进行校验，最大程度上减少人为操作错误；及时录入和维护信息：航班关联信息完整性校验等。生产运行指挥系统数据导出功能：确定合理的数据导出规则，保证生产运营数据在进入结算系统过程中不会丢失，并且保证导出的航班信息的完整性；结算系统校验程序：每天定时导入当日已经实际执行的航班数据，通过制定的数据匹配规则对数据进行匹配，可及时发现数据丢失或者数据错误等情况。

其次，根据机场各部门职责划分，我们建议由现场监控指挥中心负责机场整体生产和运营数据管理的职责，由于现场监控指挥中心负责业务范围庞大，且各业务间独立性较高，应单独建立数据管理模块，其职责包括：负责协调、保障机场整体生产运营数据的准确性、一致性；负责所有与生产运营数据有关的子系统录入的数据校验；负责定时将生产运营数据导入结算系统，并及时追踪、调查问题数据；负责修改生产指挥运行系统的航班数据，并确保在整个数据流程中的各系统中的生产运营数据和销售统计数据的一致性。负责检查数据录入单位录入信息的正确性，并根据出错率进行绩效考评。临时性航班数据核对以及所有未包含在生产指挥运行系统中但与结算工作密切相关的数据的录入、维护。

结算部门的主要职责包括：规划并实施企业的财务体系、财务战略和财务政策；统一负责企业的财务会计工作，为企业各部门提供有效的财务信息支持；为企业管理决策层提供有效的专业的财务支持。所有航空相关的收入，由结算部门统一负责开帐和结算。

最后，只有业务流程与系统相匹配的同步改进才能真正提高业务管理水平。当然，流程和系统的优化改造是一个不断循环确认调整的过程，系统的改进伴随着业务流程的梳理和再造，在此过程中非常需要企业领导层的全力支持，以及企业各个部门间的齐力合作，需要企业全体员工的积极参与。另外，为了保证系统应用的规范、业务流程的保持，还必须建立和培养一支稳定的内部运行维护团队，以便进行持续的培训并将此作为常态，融入到企业的工作流程中，同时还必须不断提高员工的职业素质，作为获取的数据规范和标准的有效保障。

（作者单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管理依据范文第2篇

为加强我市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管理，提高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使用效益，推动我市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发展，现将《北京市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办法》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北京市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办法

一、为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发展我市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管好用好合作医疗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加强资金的监督，特制定本办法。

二、合作医疗资金的筹集

（一）在巩固现有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大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建立以区县为单位，个人、集体、政府参与的资金筹集制度，即：资金筹集采取以农民个人投入为主，村集体、企业参与，政府给予一定支持的原则。

（二）个人缴纳基金：按每人上年度人均收入2％缴纳，由各村民委员会收取。农民缴纳的合作医疗基金不计入乡统筹、村提留。已参加大病保险的中小学生可适当减少筹资数额。乡镇办的“三资”企业农民职工和外出就业的农民应参加户口所在地的合作医疗，并执行当地的政策和标准。

（三）企业缴纳基金：乡镇、村办企业、私营企业，乡镇办的“三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按本企业职工年计税工资标准的3％缴纳，可请银行代办。

（四）村集体缴纳基金：村集体从公益金中提取6％作为村缴纳的合作医疗资金。

（五）政府扶持基金：各区县、乡镇政府按辖区内参加合作医疗的人数分别以每人2－3元的标准扶持本地区的合作医疗，具体由各区县按实际情况确定。市财政局结合每年的财力情况，安排全市农村合作医疗补助专项资金，重点用于全市合作医疗工作的引导与管理，对实行大病、重病统筹的区县给予部分补偿。

三、合作医疗基金的使用

本着合理给付、节约使用的原则，确定合作医疗基金使用比例、医药费补偿范围和医药费补偿比例。

（一）基金使用比例。总基金的75％－80％作为乡（镇）基金，用于门诊及住院年支出3000元以下（含3000元）医药费的补偿：总基金的15％作为区县共济基金，用于年支出3000元以上门诊及住院医药费的补偿；总基金的5％－10％用于农民预防保健、特种病的防治。

（二）医药费补偿范围。由各区县结合本地区情况制定。

（三）医药费补偿比例。门诊及住院医药费累计在3000元以下的，在乡镇基金中补偿，补偿比例门诊为50％－60％、住院为60％－70％。门诊及住院医药费累计在3000元以上的在区县共济基金中补偿，补偿比例为60％－70％，但最高补偿金额暂定为2万元。

四、合作医疗基金的管理监督

（一）将筹集的经费统一纳入合作医疗基金管理范畴，设立专户存储，专款专用，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借支、挪用和不合理的报销。

合同管理依据范文第3篇

根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对市属各级行政机关、党派、人民团体及中小学校所使用的公用公房必须加强管理和维修保养工作。经市人委研究决定，对市行政机关、党派、团体等单位使用的房屋，逐步实行统一管理，从今年开始，先统管由市财政开支的市、区、两级行政机关、党派、人民团体（以下简称各单位）所使用的公用公房宿舍（包括拨用、接管、购置、新建等房屋）。现特对有关公房宿舍统管的具体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各单位所使用的公用公房宿舍，都是低租金制。其修缮保养费不足部份，由市财政局补贴。补贴数应按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年三年来拨出修缮补贴平均数，统一拨给市房管局掌握用作宿舍房屋的修理，各单位历年积存未用的租金，应在房屋统管的同时全数移交市房管局。

二、在房屋统管后，住在公房宿舍的干部（包括职工）仍按一九五五年省人民委员会规定的宿舍租金标准缴纳房租不变，并由各单位按月汇集转交市房管局。所收公房宿舍租金仍按旧例不纳房地产税。

三、各单位原租入市房产公司或私人的房屋作宿舍，而又只按公用公房宿舍租金标准向住户收取房租，其租金差额过去由市财局拨款或在本单位房屋宿舍租金收入中拨补的，在统一管理后，一律由市财局统一拨交各单位直接缴交。至于包干单位的租金差额，按市财局规定由包干单位在包干经费项下支付，不得在用本单位所收公房宿舍租金补贴。

四、原住公房宿舍的干部，过去享受水、电补贴的，仍按省人委规定办理，由原单位负责。

五、房屋统一管理后，市房管局委托房产公司设立广州市房产公司机关用房管理所（下简称管理所）负责市属各级单位所单位所使用的宿舍房屋的维修保养和管理工作，管理所要配备作风正派，有一定业务水平的人员和维修工人。对于市委、市人委、市公安局三个单位，管理所可选派常驻的管理员和维修工人，及时做好房屋维修工作。这些派驻人员受管理所和驻在单位双重领导。

六、统一管理后，各单位对所使用的房屋，仍应注意进行经常性的安全检查；　需要修理的，要及时向统管部门反映。管理所应根据“以租养房”的原则，对房屋进行及时的维修，合理养护，保证房屋安全，逐步地适当改善房屋住用条件。

七、统一管理后，各单位原使用的公用公房宿舍的使用权不变，零星空出的房间，可由原单位调剂分配。但宿舍已由几个单位干部穿插居住，原单位不愿意管理的，可移交管理所直接管理，空房分配权属管理所。

八、干部调动后，调入单位应尽量安排新来同志住房，如调入单位未能解决其住房的，其所住的宿舍原单位不得迫迁或采取加租等办法进行变相迫迁，如调入单位已安排住房，则应服从住房调整，不得诸多挑择。

九、在房屋统管后，各单位应停止向房产公司或私房业主租入房屋作单位宿舍。如确实需要的，应先报市财政局批准拨补贴款后，才能租用。

十、市委、市人委、市公安局、市税局及各区区委、区人委等包干单位，由于今年的经费指标，已由市财局分配给他们包干。其公房宿舍所收租金如不足支付修缮费时，在一九六五年度内由有关单位协助解决。从一九六六年起，上述包干单位的修缮补贴款仍按第一条规定办理。

十一、各单位接本规定后，应即将本单位的宿舍（包括公、私房屋）所在地点及面积、租金等项，开列清册送交市房管局，以便分别交接。

合同管理依据范文第4篇

内容提要: 与雇佣、承揽、保管、委托、行纪等劳务性契约不同，居间合同规则有两个特殊性：一为委托人给付义务的附条件性，二为居间报酬请求权的不确定性。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钟摆式的不对称信息，居间人与委托人在履约过程中均可能出现机会主义倾向，衍生出双边道德风险问题。我国合同法关于居间合同的立法架构，考虑到了如何防止居间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却忽视了委托人的机会主义倾向，需要在解释论层面予以澄清与解决。

在我国的合同法体系中，居间合同地位卑微。如此断言，不仅是因为居间合同被置于巧种有名合同之末，而且条文最少—《合同法》只用了4个条款就构建起了居间合同的全部规则，可谓惜墨如金。与此同时，作为“不怎么有名”的有名合同，居间合同亦未引起学界起码的关注。据笔者检索，在从1999年至2009年的10年时间里，在CSSCI期刊上发表的以居间合同为主题的论文数为零，学界对居间合同理论研究的漠视可见一斑。[1]但在居间合同几乎被法学研究遗忘的同时，司法实务中有关居间合同纠纷所引发的裁判难题日益显现。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房产、婚姻、就业、工程等中介服务，就大多需要借助于居间合同形式来实现。而在当前二手房市场交易和婚姻中介市场日趋活跃的形势下，居间合同履约过程中发生的纠纷逐渐增多，各级法院审理的相关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居间合同纠纷已成为司法实务中难以回避的热点问题。

沉寂的学术研究现状与喧嚣的司法实践场景，宛如光影交错的黑白照片，为立法者始料未及。事实上，居间合同是信息不对称的产物，居间人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为委托人创造缔约机会，进而取得居间报酬请求权。与此同时，委托人如何利用缔约信息难以被外人察觉，再加上委托人给付义务的附条件性，委托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又被推到信息优势者的地位，信息不对称像跷跷板一样在居间合同当事人中不停摇摆，产生出双边道德风险问题：如果自己的行动难以被对方察觉，委托人与居间人均有可能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获取不正当利益，纠纷由此产生。我国合同法关于居间合同的立法架构，考虑到了如何防止居间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却忽视了委托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居间服务中频繁出现的“跳单”现象即为适例。信息不对称理论为“重新发现”居间合同勘明了前进的路标。

一、居间合同规则的法律构造

债法理论认为，居间合同是一种劳务性契约之债。“提供劳务本身即为契约之目的者，始属学理所称劳务性契约。”[2]乍一看，居间合同作为一种双务、有偿、不要式的诺成性合同，似乎并没有显著区别于其它劳务性契约的实质特征。[3]但是，如果深人观察就会发现，居间合同规则的法律构造有两个特殊性，其一为委托人给付义务的附条件性，其二为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不确定性。

(一)居间与委任的区分

居间貌似委任，两种法律行为易被混淆，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居间就是一种受托行为。[4]依传统民法理论，居间与委任有显著区别，例如史尚宽先生认为：“居间之内容，限于他人间行为之媒介，而且以有偿为原则，与委任有异。”[5]根据我国《合同法》第424条的立法定义，“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由此可见，居间是一种典型契约，它以信息媒介服务为内容，以塑造缔约机会为目的，以实现居间人报酬请求权为效果。

实际生活中的居间合同呈现出多样性，居间报酬以佣金、中介费、介绍费、费甚至奖金等名目出现，这就为合同性质的认定增添了难度。例如，在“余阿根诉江苏懒江集团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案”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余阿根与獭江集团签订《委托报酬凭证》约定，余阿根接受懒江集团的委托，为懒江集团钢管厂的联营、租赁或拍卖向外联系、洽谈，促成懒江集团有关钢管厂事宜订立合同成功，懒江集团则向余阿根支付相应的报酬。虽然双方签订的合同名称不是居间合同，但是余阿根与獭江集团的这种约定符合居间合同的法律特征，可以认定该合同为居间合同。”[6]在该案中，当事人所签合同名为委托合同，实为提供缔约机会的居间合同，法院对该合同性质的认定十分正确。事实上，居间与委任的不同，并不仅限于史尚宽先生所归纳的合同内容与合同有偿两个方面。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由此，居间人以自己的名义抑或以委托人的名义从事服务活动是判断居间合同性质的外在尺度。例如，在“周根广诉田要龙、曹宏武居间合同纠纷案”中，河南省堰师市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在本案中原告是亲自去选猪、过磅、装车的，并非由二被告代为处理。二被告为原告提供养猪户的地址，为原告与养猪户订立买卖合同提供了媒介，并收取原告一定的报酬即中介费，原告为委托人，二被告为居间人，双方之间形成居间合同。”[7]

总之，居间合同与委托合同虽然都归属于劳务性契约，但二者在约定内容、合同目的、履行效果以及对外名义等方面多有差异。不过，由于居间与委任的相似性，在居间合同规则缺乏明文规定时，一些立法例允许准用委任之规定。[8]

(二)委托人给付义务的附条件性

我国《合同法》第426条规定：“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对居间人的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根据居间人的劳务合理确定。因居间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居间人的报酬。”在以提供服务或劳务为内容的各类合同中，都规定了当事人的报酬请求权，例如承揽合同中的承揽人、雇佣合同中的受雇人、委托合同中的受托人、行纪合同中的行纪人，均有请求按合同约定给付报酬的权利。居间人报酬请求权与前述请求权一样，都是在完成一定事项后才能行使权利。然而，居间合同的特殊性在于，居间合同虽然为双务合同，但居间人的报告义务是无条件的，而委托人的给付义务则是附条件的。而给付具有双重意义，有时是针对给付行为而言，有时是针对给付效果而言。[9]在居间合同债务关系结构中，居间人给付义务的内容是给付效果(促成缔约)，委托人给付义务的内容主要是居间报酬，该义务的生效以居间人促成缔约为前提，是附条件的法律行为。

关于委托人给付义务所附条件的性质，有两种立法例。一种立法例规定，委托人给付义务所附条件为停止条件。如《德国民法典》第652条规定：“合同系附停止条件而订立的，仅在条件成就时，才能请求支付居间佣金。[10]另一种立法例则规定，委托人给付义务所附条件既包括停止条件，又包括解除条件。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757条规定：“如果契约是附停止条件的，在条件发生时产生报酬权。如果契约是附解除条件的，即使条件没有出现亦享有报酬权。”[11]我国《合同法》虽然没有直接规定委托人给付义务所附条件的法律性质，但根据文义解释原则，《合同法》第427条将委托人给付义务所附条件限定为停止条件。换言之，居间人报酬请求权效力的发生，须以特定条件的成就为前提。

须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如果委托人与第三人所签合同为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居间人可否主张报酬请求权。对此，郑玉波先生持肯定说，认为委托人的给付义务不受影响；[12]邱聪智先生则持否定说，认为“契约虽已订立，但未生效者，居间人仍须待契约生效，始得请求报酬”。[13]此外，如果委托人与第三人所签合同被撤销或解除，委托人的给付义务是否生效？林诚二先生认为，在此情形下，居间人丧失报酬请求权，依不当得利制度返还。[14]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我国《合同法》第427条所言之“合同成立”系指委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成立，与合同效力无关，因此委托人与第三人一旦订立合同完毕，签订了双方主体明确、基本条款齐全的合同，该合同即告成立，此时间点即为委托人给付义务的生效点。此合同嗣后的效力并不影响居间人的报酬请求权，无论合同是附解除条件，抑或被解除、撤销、宣告无效，均不影响居间人主张报酬请求权。如果将委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效力与委托人的给付义务牵连起来，对居间人有失公允，因为居间人毕竟不是该合同的当事人，不应对合同的效力瑕疵承担法律责任。我国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亦持相同见解，例如，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新近的一起判决中认为：“在无证据证明对于居间人的义务有其他特别约定，且居间人已促成了买卖合同的签订，卖方已实际交货并结汇的情况下，居间人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委托人理应向居间人支付报酬。”[15]同样，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居间合同纠纷案中，委托人以与第三人无法履行所缔结的合同为由，要求居间人返还居间报酬的请求亦未获法院支持。[16]不过，一些法院在委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未能履行时，通过自由裁量减少了居间报酬数额。例如，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在2010年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基于公平原则，根据委托人与第三人的房屋买卖并未实际成交，且居间人接受委托后未办理好银行按揭贷款手续等客观情况，判令委托人按约定报酬的50%支付居间服务报酬。[17]不管怎样，在当事人无特别约定的情形下，居间人报酬请求权所附条件成就的时间点，应为委托人与第三人合同成立之时，已成各地法院的一致见解。

当然，如果居间人违背诚信原则，委托人与第三人的合同无法履行系由居间人的欺诈行为造成，委托人可以援引我国《合同法》第45条第2款，认为委托人给付义务所附条件不成就，主张居间报酬回复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返还权)；同时，委托人亦可依据《合同法》第425条第2款向居间人主张损害赔偿。

(三)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不确定性

居间人报酬请求权如何实现是居间合同的核心问题。实践中，居间合同纠纷的诉争焦点往往围绕着居间人的报酬请求权展开。由于委托人给付义务具有附条件性，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生效需要两个法律事实的结合，即“居间人报告缔约机会”加上“委托人与第三人缔约”。从居间人的角度来观察，前者取决于居间人自身的行为，是内在要素；后者取决于委托人的缔约意愿，是外在要素。

在此不妨把居间合同与与其他劳务性契约作个比较。在雇佣合同情形下，受雇人所负担的义务系提供劳务活动，是否因此使雇主事实上获有财产利益，在所不问；[18]在加工承揽合同情形下，承揽人负有按照定做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的义务；[19]在保管合MR -清形下，保管人负有保管和返还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的义务；[20]在委托合同情形下，受托人的义务体现为处理委托人事务；[21]在行纪合同情形下，行纪人以自己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服务。[22]对所有这些劳务性契约而言，有一个共同特征—报酬请求权的生效均只须具备内在要素，无须外在要素的考量。

外在因素的介人使得居间人的合同利益被置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居间合同进而具有类似于射幸合同的特征。射幸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包含不确定给付内容的风险性协议，该不确定的给付内容仅取决于合同约定的偶然事件是否发生。[23]不过，居间合同与射幸合同仍有本质的不同。保险、彩票等射幸合同是当事人创设的风险分配机制，合同的法律效果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合同当事人支付对价后获取的只是一个机会或概率。[24]反观居间合同，委托人的给付义务固然具有不确定性，但当事人缔约的目的不是追求一个机会或概率，合同的法律效果不具有偶然性。只有在委托人实现缔约机会后，居间人方可主张报酬请求权，这并非是刻意制造给付内容的不确定性，其法律意义在于由居间人承担不能实现给付效果的合同风险。

至此，居间合同的特殊性清楚浮现：与雇佣、承揽、保管、委托、行纪等劳务性契约不同，居间合同给付效果实现的关键性因素是委托人的缔约意愿，这本不在居间人的工作范畴之内，却要由居间人承担不能达成给付效果的风险。不难设想，在居间人报告缔约机会后，委托人最初的缔约意愿可能已经改变，或者委托人出现机会主义倾向，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停止条件不能成就，双边道德风险问题就由此产生。

二、履约过程中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

“双边道德风险”(Double Moral Hazard)是信息经济学上的一个术语，它是指在现实交易过程中，由于“委托人和人都有各自的信息优势、劣势，双方都不可能完全掌握对方的所有行为，而信息的变化更为交易方增添了道德风险的契机，双方行为的理性选择是偏离帕累托最优的水平。”[25]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运用委托理论研究发现，[26]风险投资、特许经营、薪酬奖励、服务外包等合同中存在着大量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27]但到目前为止，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尚未有涉及居间合同中双边道德风险的研究文献出现。事实上，居间合同履行过程中也存在明显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并且往往成为合同诉争的根源。鉴于此，在合同法框架内讨论居间合同中的双边道德风险问题，对于重新审视居间合同的法律特性，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一个前提性判断是，如果我们以时间为序，可以观察到在居间合同履约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在居间人报告缔约机会以前，委托人正是苦于难觅缔约机会而签订居间合同，居间人处于信息优势者地位；在居间人报告缔约机会以后，委托人与第三人能否订立合同成为居间人实现报酬请求权的法定条件，但合同成立与否最终取决于委托人意愿，而且委托人并没有就缔约过程的报告义务，此时居间人当然处于信息弱势者的地位。换言之，在居间人报告缔约机会后，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可能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体现为机会主义倾向：一方面要追求与第三人的合同利益，另一方面又要逃避对居间人的报酬给付义务。由于钟摆式的不对称信息，居间人与委托人在履约过程中均可能产生机会主义倾向。

(一)居间人的道德风险

在居间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居间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主要体现为违反忠实义务，欺诈委托人进而不当获取居间报酬。《合同法》第425条第2款规定：“居间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居间人的欺诈行为包括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两种类型。居间人故意告知委托人虚假信息，诱使委托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从而不当获取居间报酬，即构成积极行为的欺诈。例如，房屋中介机构故意提供虚假房源信息，导致购房人受损。[28]在一起案件中，居间人明知委托人租房的目的在于开展餐饮经营，却未向委托人如实报告房屋不能用于经营的事实，法院认定其构成欺诈。[29]而消极行为的欺诈，在司法实践中的最常见情形是居间人故意隐瞒与缔约有关的重要信息。例如，在另一起案件中，委托人系香港居民，所购买的房屋类型为办公楼，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居间人作为一家运营多年的专业房地产中介机构，在提供居间服务过程中，未能就如此重大信息对委托人进行提示，导致委托人买房的目的不能实现，法院最终认定居间人未能履行告知义务。[30]此外，居间人如果故意隐瞒自己不具有境外就业中介机构经营许可证的情况，却仍与委托人签订境外就业中介服务协议书，法院也判定其构成消极行为的欺诈。[31]

到底隐瞒哪些事实，可以认定居间人构成欺诈？学界与实务界暂无明确的观点。沉默究竟在何种情形下会构成欺诈，曾被《德国民法典》起草者认为是立法者不能提供答案的问题。“所有的法院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存在告知对方对谈判有重要意义的信息的义务。通常的法律规定在此领域无能为力。”[32]一般而言，告知义务的有无与范围应参酌交易习惯，就个案依具体情势作出判断，不应一概而论。就居间人的告知义务而言，如果居间人隐瞒的信息是委托人难以知悉的，而且直接影响到委托人与第三人的缔约选择，就构成消极行为的欺诈。譬如，如果委托人明知自己不符合办理按揭贷款的条件，却以居间人未予提示为由，认为其没有履行告知义务，该项诉请将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33]在另一起案件中，法院认为，委托人“与居间人介绍而来的承运人达成运输合同协议之时，其对承运人的品性、服务质量等方面是不得而知的，在此情形下，其只能依靠居间人的服务作初步的甄别判断。”[34]居间人对承运人信息的隐瞒，即违反了告知义务。

还应明确的是，判定居间人构成欺诈，须以居间人存在欺诈的故意为前提。如果由于居间人的过失，未能获悉某重要的缔约信息，不能认定为构成欺诈。例如，居间人为货运信息公司，其只能依据货运人所提供的身份证、驾驶证和行驶证材料等审查货运人身份，其无须也不可能对货运人身份的真实性尽到核实无误的责任。因此，法院判决认为，只要没有证据证明居间人明知货运人身份有假，且又故意隐瞒这一重要事实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给委托人，居间人即不构成欺诈。[35]这一判决是十分正确的，居间人无论作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欺诈行为，均属道德风险问题，须以主观状态具有可非难性为前提。

(二)委托人的道德风险

在合同法范畴内，诚实信用原则与违约责任制度是解决道德风险问题的基本工具。不管是有名合同还是无名合同，合同当事人一旦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将承担违约责任。作为强制性规范，诚实信用原则将道德诉求外化为法律规则，俨然为制止道德风险行为的防火墙，以至于被奉为合同法中的帝王条款。例如，保险合同是道德风险问题的“重灾区”，最大诚信原则也就成为规制保险欺诈的利器。不过，在解决居间合同委托人的道德风险问题时，以往无坚不摧的诚实信用原则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条件性，将会成为助长委托人机会主义倾向、减弱诚实信用原则功效的催化剂，而这正是居间合同最大的特殊性。

在实际生活中，居间合同的道德风险问题往往极为复杂。首先，一个缔约行为能否成立，往往取决于多重因素，居间人的努力、委托人的意愿、第三人的对价都是决定合同能否成立的要素；其次，缔约过程的参加者有时人数众多，各自的作用难以明晰，而居间人报酬请求权是以居间行为的原因力为裁量标准，难以量化；最后，依照我国《合同法》相关条款以及商业惯例，委托人不向居间人承担缔约谈判过程的报告义务，可能引发居间人与委托人的相互猜疑，尤其容易导致委托人滥用信息优势者地位。委托人在居间服务活动中频繁发生的“跳单”现象，最能凸显其客观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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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跳单”条款效力的裁判立场

近年来，随着我国房地产中介市场的快速发展，以房屋租赁或买卖为内容的居间合同得到广泛运用，而居间服务活动中委托人的频繁“跳单”现象成为一个争议颇大的法律问题。所谓“跳单”，又称“跳中介”，是指委托人与房产中介机构订立居间合同后私下与居间人介绍的买方达成房屋买卖协议或另行委托他人提供居间买卖服务，作为居间人的中介公司以此为由要求委托人承担违约责任。此类纠纷引发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其一，客户与中介公司签订的《房地产求购协议书》是否为居间合同？其二，合同中约定禁止委托人“跳单”条款的法律效力如何认定？其三，多家中介机构参与交易但只是一家成交，未成交中介能否以委托人“跳单”为由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36]这三个问题集中起来就是居间合同禁止“跳单”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对此存在四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居间合同中如果有禁止“跳单”的条款，则委托人无其他选择，只能委托该中介机构为居间人。但是大多数房地产中介机构所签的居间合同为格式合同，其中包含的禁止“跳单”条款由于加重了委托人责任，排除了委托人的主要权利，因此根据《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该禁止“跳单”条款应认定为无效条款。[37]

第二种观点认为，居间合同如果没有违反《合同法》第52条有关合同无效情形的事项，就应认定为有效。[38]因此，禁止“跳单”条款作为违约责任条款，应受法院保护。在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姚某与黄某分别与某中介公司签订《看房确认书》，约定自委托期限内或其届满后6个月内，若与中介商介绍的买方成交，或利用中介商提供的信息、条件和机会与第三方成交，委托方应按照委托总价1%的比例支付其报酬。其后，姚某与黄某绕开中介公司私下达成房屋买卖协议，中介公司发现后诉至法院，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姚某与黄某分别以委托总价的1%向中介公司支付违约金。[39]

第三种观点认为，委托人避开中介机构，直接与对方当事人接触、磋商并订立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委托人系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了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收取报酬的条件的成就，应准用《合同法》第45条第2款的规定，视为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收取报酬的条件已经成就。”[40]一些地方规章采纳了这种观点，例如《本溪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办法》第25条就明确规定：“已签订中介服务合同的委托人交易双方为逃避中介服务费私下签订购房协议的，一经发现必须向提供该信息的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交纳中介服务费。”

第四种观点认为，禁止“跳单”条款是关于客户跳开中介公司的违约责任条款，是指中介公司履行带看房的报告义务后，委托人恶意逃避佣金支付行为的应当支付相当于佣金的违约金；并不是指中介公司只要参与交易，无论成交与否，均可获取佣金。[41]因此，委托人如果没有逃避佣金的恶意，即使绕开居间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也不构成违约。

笔者认为，在探讨禁止“跳单”条款的法律效力时，首先应分析在居间服务活动中为何会频繁出现委托人的“跳单”现象。如前所述，委托人绕开居间人的频繁“跳单”行为源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道德风险。在居间人报告缔约机会以后，容易诱导委托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既要获取合同利益，又要逃避给付义务。居间人所拟定的相关条款，其实是合同当事人借助意思自治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行为，并未违反《合同法》第52条及第53条的规定，不存在《合同法》第40条的适用问题，因此上述第一种观点难以成立。

上述第二种观点同样有不恰当之处。“跳单”条款不能被认定为无效条款，但有可能依据《合同法》第54条因显失公平而被变更或撤销。居间人以居间报酬为标准要求委托人支付违约金，不仅需要委托人的违约行为成立，而且违约金数额要以实际损失为基础。[42]中介机构的实际损失，自然是其主张居间人报酬请求权的应有份额。假设买房人A在与B中介公司签订了含有禁止“跳单”条款的居间合同后，又与C中介公司签订了另一份居间合同，最终通过C的牵线搭桥与卖房人D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A的“跳单”行为固然造成对B的违约，但B并没有居间人报酬请求权(毕竟最终成交是由C搭桥)，违约金就不能根据佣金来计算，其只能依据《合同法》第427条享有必要费用的返还请求权。

上述第三种观点的不足之处与第二种观点基本相同。依其主张，委托人一旦出现绕开中介的“跳单”行为，则构成条件成就的拟制，居间人报酬请求权转换为违约责任请求权，显然有失公允。条件成就或不成就的拟制，是公平原则的产物。依照我国《合同法》第45条第2款的规定，就拟制的主观要件而言，阻止条件成就或不成就的人，须为因条件成就或不成就而受益的人。主张上述第三种观点的学者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合同法规则，即居间合同的委托人并无与第三人的缔约义务。顾名思义，所谓“恶意阻止条件成就”只能是指委托人本可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却偏不签订，从而导致居间人报酬请求权不成就。问题在于，委托人自始至终均有缔约权，享有完全的合同自由，不因居间人的信息媒介行为而改变。因此，委托人“恶意不签订合同”的表述在法理上根本不能成立，《合同法》第45条第2款关于条件拟制的规定在居间合同范畴内没有适用余地。

相比而言，上述第四种观点更为可取，它注意到了违约金与佣金的区分，佣金只是违约金的判断标准，没有将居间人报酬请求权与违约金支付请求权两种法律关系混淆在一起。但是，笔者并不赞同上述第四种观点中关于违约行为认定的意见。合同责任是无过错责任，与当事人的主观状态无涉，委托人不管有无恶意逃避佣金的主观状态，只要委托人有“跳单”行为，绕开居间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即属违约。

在司法实践中，“跳单”行为的法律后果可以类型化为以下几种情形：(1)委托人与第三人私下缔约，该缔约机会系由居间人促成；(2)委托人与第三人私下缔约，该缔约机会不是由居间人促成；(3)委托人另行与他人签订居间协议，又经他人促成了缔约；(4)委托人另行与他人签订居间协议，但未促成缔约。其中，情形(1)中的居间人依据《合同法》第426条享有报酬请求权；情形(2)，(3)，(4)中的居间人依据《合同法》第427条享有必要费用返还请求权，如必要费用不能填补实际损失额的，可以按照实际损失额主张违约金支付请求权。

四、结语

在理论上，任何类型的合同都具有不完备性，衍生出普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克服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自然成为合同法的重要功能。我国《合同法》分则中关于居间合同规则的立法设计暗含着一个理论预设，即居间合同中的道德风险问题纯粹源于居间人滥用居间身份、不当履行居间事务。譬如，《合同法》第425条有关居间人告知义务规则、第426条规定的居间报酬酌减规则，第427条规定的居间报酬附条件规则，均围绕着居间人的败德行为而展开，一个奸猾耍赖的居间人形象不禁跃然纸上。

然而，居间合同的道德风险是双向的，委托人并无与第三人的缔约义务，居间人的报酬请求权始终被置于不确定的状态，委托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毫不亚于居间人，现实生活中频发的委托人“跳单”现象即为明证。因此，为减弱双边道德风险，应尽可能维持禁止“跳单”条款的合同效力，最大限度地实现诚信原则。此外，为平衡居间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对我国《合同法》第425条予以目的性扩张解释，让委托人在拒绝缔约时负担必要的告知义务，在法律上减弱委托人的机会主义冲动。

注释:

[1]当然，这并不能表明学界完全没有以居间合同为主题的研究论文。在一些非CSSCI期刊上仍然发表过研究居间合同的相关丈章，这些文章大多围绕司法实务展开，作者基本上是法官或律师，代表性丈故包括高完泉、李鸿光：《买卖房及跳开“中介”为何被利违约》《人民法院报》2005年4月11日；刘早知：《居间合同剑纷案件若干实务问题探讨》，《山东审判》2009年第6期；张宁：《房崖买卖居间合同中规进“跳单”条欲的效力和“跳单”行为的认定》，《法律适用》2010年第8期。

[2]年聪智：《新仃债法各论》中册，姚志明校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3]在居间合同的性质上，与各国民法将居间合同定性为双务契约的通常做法不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将居间合同看作一种单务契约。“盖雇佣为对于劳务之给付支付报酬，而居间则对劳务之结果支付报酬也。自其于劳务之结果只有权利不负义务之点言之，与承揽契约有异。”参见黄立主编：《民法债编各论》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 561页。

[4]参见高富平、王连国：《委托合同行纪合同居间合同》，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茂荣教授亦持相同的见解，参见黄茂荣：《债法各论》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5]史尚宽：《债法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页。

[6]吴庆宝：《权威点评最高法院合同法指导案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页。

[7]河南省惬师市人民法院(2010)偃庞民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

[8]例如在日本商法上，居间被视为准委任契约，完全适用委任规定。参见前注[5]，史尚宽书，第464页。

[9]参见王泽鉴：《债之关系的结构分析》，《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10](德国民法典)，陈卫佐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页。

[11]《意大利民法典》，费安玲、丁玫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1页。

[12]参见郑玉波：(民法债编各论》，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496页。

[13]同前注[2]，邱聪智书，第236页。

[14]参见林诚二：《民法债编各论》中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页。

[15]参见“上海怡木家用饰品有限公司、陶甲诉上海吉恩佳国际贾易有限会司、陶乙居间合同纠纷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84号民李判决书。

[16]参见“李辉平诉四川伊甸城房产电子商务有限奋司居间合同纠纷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成民终字第1309号民事判决书。

[17]参见“张万秀诉重庆（香港）中原营销策划顾问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0）渝五中法民终字第2636号民事判决书。

[18]同前注[9]，王泽鉴书，第96页。

[19]参见我国《合同法》第251条。

[20]参见我国《合同法》第365条。

[21]参见我国《合同法》第396条。

[22]参见我国《合同法》第414条。

[23]参见陈传法、冯晓光：《射幸合同立法研究》，《时代法学》2010年第3期。

[24]参见邢军：《彩票法律问题探徽》，《法学评论》2005年第3期。

[25]殷林森：《双边道德风险、股权契约安排与相机谈判契约》，《管理评论》2010年第8期。

[26]委托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前者又称隐藏信息，后者又称隐藏行动。Myerson建议把所有“由参与人选择错误行动所引起的问题”均称为道德风险。参见[美]艾里克拉斯缪森：《博弃与信息：博弃论概要》，王晖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

[27]相关文献综迷，参见刘新民、温断刚、丁黎黎：《风险投资中的双边道德风险规进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10年第5期。

[28]参见“焦作市大信房地产经纪有限奋司诉都岩松、王丽莉、申志华居间合同刘纷案”，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焦民一终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书。

[29]参见“徐某诉上海某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案”，上海市卢清区人民法院(2010)卢民四(民)初字第99号民事判决书。

[30]参见“郑某某诉上海地田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上海地田房产经纪有限公司西藏南路分公司居间合同纠纷案”，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09)黄民四(民)初字第210号民事判决书。

[31]参见“沈晓科诉青岛鸿运森出国咨询有限会司服务合同纠纷案”，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青民二商终字第234号民事判决书。

[32][德]海因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卷，周忠海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87页。关于欺诈如何认定的问题，西奥菲勒斯帕森斯的评述十分有超，他认为给欺诈下定义有害无利，这“将会使那些诡计多端的人得到他们所想要的，因为该定义会准确地告诉他们怎样避免被法律逮到。”参见[美]亨利马瑟：《合同法与道德》，戴孟勇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

[33]参见“王某、王某某诉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案”，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法院(2010)卢民四(民)初字第517号民事判决书。

[34]参见“冯连军诉北京锐奇润清油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09)房民初字第2202号民事判决书。

[35]参见“黄某诉某货运信息公司居间合同纠纷案”，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安市民一终字第560号民事判决书。

[36]同前注[1]，张宁文。

[37]参见何向阳：《客户跳单后，原先约定的中介费或违约金还能执行吗》，《楼市》2005年第23期。

[38]同前注[1]，刘尊知文。

[39]同前注[1]，高完泉、李鸿光文。

[40]参见周晓晨：《论房地产居间的法律规制》，《中州学刊》2010年第3期。

合同管理依据范文第5篇

被告：大同市土地管理局。

1993年11月23日，原告山西泰丰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丰公司）与被告大同市土地管理局（以下简称大同市土地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经协商一致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大同市土地局将位于大同市城区鼓楼西北角面积为8939.77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给泰丰公司，使用期40年，土地出让金额为8045793元。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30日内，泰丰公司向大同市土地局缴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总额的15％，计1206868.95元人民币作为合同的定金；泰丰公司应在签订合同后60日内，支付完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逾期30日仍未全部支付的，大同市土地局有权解除合同，并可请求泰丰公司赔偿；泰丰公司在向大同市土地局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5日内，依照规定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取得土地使用权。 合同签订后，原告泰丰公司于1993年12月27日给付被告大同市土地局定金1206868.95元及土地出让金2793131.05元，两项合计400万元。1993年12月28日，大同市土地局给泰丰公司核发了8939.77平方米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书。后泰丰公司向大同市土地局提出书面申请，称因资金周转困难和冬季无法施工，请求将余款4045793元的付款日期延长至1994年4月1日。大同市土地局研究后表示同意。到1994年4月1日，泰丰公司未将余款交付大同市土地局，大同市土地局多次催促泰丰公司履行合同，泰丰公司均未履行。1994年9月22日，大同市土地局书面通知泰丰公司，限其于9月30日前全部履行合同，否则将按有关规定处理。泰丰公司接到通知后，至9月30日仍未履行合同。1994年9月30日，大同市土地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4条和《山西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第11条的规定，决定解除合同，收回土地使用权，所发土地使用证注销登记，对泰丰公司已支付的定金1206868.95元和土地出让金2793131.05元不予退还。大同市土地局将该决定通知书于1994年10月24日送达泰丰公司。泰丰公司在接到通知书后，曾于1996年3、4月在向大同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请求报告中主张过权利，但均无结果。

为此，泰丰公司以大同市土地局单方撕毁合同为理由，于1997年8月20日向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大同市土地局退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2793131.05元，并赔偿因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或者继续履行已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将约定出让的土地确定由其使用。 被告大同市土地局答辩称：从1994年4月1日至9月30日，原告泰丰公司应当支付违约金792万元，再加上剩余款，原告已经无能力履行合同。在这种情况下，我局依据有关规定决定解除合同，已交付的定金及出让金不予退还。另外原告泰丰公司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人民法院依法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

「审判

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我国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来进行。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有效合同。原告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未按约定交清土地出让金，属于违约行为，其所支付的定金依法不予退还。但被告大同市土地局没收原告泰丰公司已经交纳的除定金以外的部分土地出让金，于法无据，依法应予返还。被告大同市土地局辩称以该部分土地出让金赔偿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因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损失已超过原告所付定金数额，故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泰丰公司所诉利息一节，因导致解除合同系原告违约所致，亦不予支持。被告大同市土地局辩称原告泰丰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一节，因原告泰丰公司在法庭审理中已经提供合法有效证据，证明其曾于1996年3、4月主张过权利，故据此足以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原告泰丰公司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被告大同市土地局所辩无据为证，不予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八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该院于1997年11月27日判决如下： 被告大同市土地局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退还原告泰丰公司土地出让金2793131.05元。

宣判后，大同市土地局不服，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一、双方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完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山西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执行的，其对泰丰公司的2793131.05元土地出让金依法是不予退还，而不是没收。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4条虽未明确规定在受让方违约时不予退还已交纳的部分出让金，但也未规定应该退还；而山西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授权制定的《山西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第11条明确规定定金和出让金不予退还。二、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我局于1994年10月24日将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送达泰丰公司，在此后近三年的时间中，泰丰公司向我局提出过的要求是重新受让土地，始终未主张过退还出让金。泰丰公司于1997年8月20日起诉，已远远超过了诉讼时效，一审判决所述“原告主张权利”只是一个模糊的说法。我局与泰丰公司同为平等民事主体，泰丰公司主张权利只应向我局主张或向法院起诉，而不应向别的人或上级单位主张。 泰丰公司答辩称：一、大同市土地局解除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收回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第十九条规定，应依法确认该转让合同有效。二、我公司曾于1996年3月16日正式向大同市人民政府递交过请示报告，主张过权利，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大同市土地局与泰丰公司依法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有效合同。泰丰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未按约定交清土地出让金属违约行为，其所支付的定金适用定金罚则，不予返还。大同市土地局对泰丰公司已交纳的部分土地出让金不予退还，其所依据的《山西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第11条的规定，超越了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53条规定的授权范围，故其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其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大同市土地局所称泰丰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一节，因泰丰公司已向大同市政府行文主张权利，大同市政府系大同市土地局的主管部门，故应视为与向大同市土地局主张权利有同等效力，应认定时效中断。综上所述，对大同市土地局的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该院于1999年7月28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一、双方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有效合同 合同法律效力是合同依法成立后所发生的法律后果。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生效要件的规定，合同生效的一般条件是：第一，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必须具有相应的订立合同的行为能力。第二，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第三，合同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这就是有效合同的标准。本案中，原告泰丰公司与被告大同市土地局根据《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经协商一致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该行为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生效的一般条件，所以说泰丰公司与大同市土地局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有效合同。

二、原告泰丰公司所支付的定金不予退还 定金是一种古老的债的担保方式。它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以保证合同履行为目的，在合同未履行之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给付对方一定数额金钱的担保形式。《民法通则》规定，当事人一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向对方给付定金；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接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定金的成立不仅应有当事人的合意，而且应有定金的实际交付。定金合同成立后，根据法律规定，可以发生以下三方面的效力：一是证明合同的成立；二是在合同履行后，定金可以抵作价款；三是在合同不履行时，适用定金罚则。 本案原告泰丰公司在与被告大同市土地局签订合同后，根据合同约定，给付大同市土地局定金1206868.95元，合同中的定金条款成立，对双方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之后，原告泰丰公司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未按规定交清土地出让金，违反合同约定，其所支付的定金适用定金罚则，泰丰公司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法院认定泰丰公司所支付的定金依法不予返还是正确的。

三、原告泰丰公司已交纳的部分土地出让金是否应予退还 这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所在。大同市土地局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4条、《山西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第11条的规定，认为对泰丰公司已支付的部分土地出让金不予退还。对此，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适用法律问题进行了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4条未明确规定解除合同后是否退还已交纳的土地出让金。《山西省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实施办法》第11条规定了“受让方不履行合同的，出让方可以依法解除合同，所支付的定金及出让金不予退还。”但该条规定超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4条的规定，与之相抵触，实际造成对于未足额交纳出让金的土地受让人而言，交的出让金越多，损失越大，即违约轻的惩罚重，违约重的处罚轻，该条规定不应适用。大同市土地局不予退还泰丰公司的部分土地出让金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其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一、二审法院判令大同市土地局退还泰丰公司土地出让金是正确的。

责任编辑按： 对于本案的处理，有必要再多说几句。

一、关于合同的解除。从原告的起诉理由和上诉答辩理由中，可以明显感到不同意被告解除双方之间业已成立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这涉及到被告所行使的合同解除权是否正当的问题。从合同关系来看，合同一方当事人有权在出现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事由时，依约定或法定条件行使合同解除权。本案合同中约定了受让方应在签订合同后60日内支付完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逾期30日仍未全部支付的，出让方有权解除合同。其后，双方之间虽有延期付款的约定，但至所延付款期满即开始发生计算逾期30日的法律效果，从此时起经过30日受让方未全部支付的，出让方即有权解除合同。本案出现了这样的事实，所延付款期满，经出让方多次催促，受让方在逾期30日后仍未付余款，根据合同约定的条件，出让方通知受让方解除合同，即为合法有效。同时，出让方的这种行为，也符合当时有效施行的《经济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允许解除合同的情形之一，即合同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有疑问的是没有履行是指全部没有履行，还是也包括部分没有履行，规定不明）的，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结合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来看，本案被告作为出让方行使合同解除权，也是正当的，即被告的行为符合该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在当事人约定了解除合同的条件情形下，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但对本案合同约定的“逾期30日仍未全部支付，大同市土地局有权解除合同”，对该“逾期30日”可否理解为该法第九十五条所规定的“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是不可以的。因为，“逾期30日”仅是解除权产生的条件，或者说为解除权开始行使的条件，在未满30日之前，大同市土地局还不享有解除权。因此，如按该法处理，不发生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解除权的，该权利消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