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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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分析报告范文第1篇

注册会计师作为“警察”，本应在防范虚假财务报告、维护资本市场秩序上取到积极的作用，但近年来国内外多宗假账事件的爆发却严重打击了财务报告使用者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这种合理预期。注册会计师以至整个资本市场正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本文从经济人角度出发，认为注册会计师行为也是在权衡效益和成本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选择。以此为依据，独立审计报告其实是报告公司与注册会计师相互博弈的结果。而虚假审计报告之所以成为可能，原因正在于外部条件不理想以致“虚假财务报告——虚假审计报告”成为双方博弈的精练纳什均衡解。本文在建立报告公司与注册会计师双方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框架的基础上，对虚假报告成因进行剖析，并从报告公司、注册会计师、信息用户三方互动机制的角度对重建财务报告信任关系进行初步的。

报告公司管理层与注册会计师不完美信息下的动态博弈

本文所建立的公司管理层与注册会计师的动态博弈模型是以博弈双方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为前提的。在双方博弈的第一阶段，公司管理层首先选择报告策略：诚实报告或虚假报告。公司管理层做出何种报告策略，主要取决于虚假报告带来的收益和虚假报告可能引致的成本两方面。虚假报告收益的因素包括公司股权结构、管理层报酬契约、资本市场条款（体现在公司首发、增发、配股、ST、PT等方面对会计数据的硬性规定方面）以及税收等方面。影响虚假报告成本的因素主要包括虚假报告被发现的概率以及在发现后被有关方面惩罚的力度大小两方面。注册会计师外勤审计策略也有两种 ： 一种是执行比较详细的外勤审计以增加发现虚假公司财务报告的概率，本文简称为详查法；另一种是执行比较粗略的外勤审计，本文简称为略查法。注册会计师执行详查法的审计成本要高于略查法下的审计成本。但注册会计师选择何种外勤审计策略，主要受到本所执业能力、外部监管力度以及对公司管理层信任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在外部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若注册会计师过分信任公司管理层，则更可能选择略查法以节省审计成本，反之，则更可能选择详查法以减少审计风险。注意，注册会计师在做出策略选择之前，是不清楚公司管理层所采取的具体报告策略的。

在双方博弈的第二阶段，注册会计师根据外勤审计结果选择审计报告策略：如实报告或失实报告。一般说来，在注册会计师未掌握报告公司弄虚作假的真凭实据情况下，不太可能出具与外勤审计结果不一致的审计报告，因为公司管理层会通过与注册会计师的交流来避免这一现象发现。为了简化模型，本文假设只要注册会计师选择详查法，就一定能发现财务报告中存在的舞弊，而采取略查法，则一定不能发现财务报告中存在的舞弊。因此，在双方的策略组合（诚实报告，详查）、（诚实报告，略查）、（虚假报告，略查）下，注册会计师的报告策略都将选择如实报告，因为他并没有发现财务报告中存在舞弊，此时，博弈结束。但是，在注册会计师执行详查法查出财务报告中存在的舞弊时，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由于公司管理层舞弊的动机是舞弊带来的巨大收益，管理层是不甘心轻易放弃这种收益的。因此，管理层首先将采取“萝卜+大棒”策略诱迫注册会计师就范，给定管理层的这种诱迫策略，注册会计师根据成本与效益原则采取共谋或抵制行为，在注册会计师选择共谋的情况下，博弈结束。一旦注册会计师选择抵制策略，博弈便进入第三阶段，管理层将有两种策略：对财务报告进行改正或不改正。而注册会计师则根据管理层对财务报告的改正情况进行如实报告。至此，双方的一次博弈结束。鉴于公司管理层拒不改正财务报告虚假成分而被注册会计师如实报告后将前功尽弃，损失巨大，故管理层对其报告进行改正是理性行为。同时，无论注册会计师选择何种外勤审计策略 ： 只要管理层舞弊而未被注册会计师揭穿后所获得收益大于虚假报告“东窗事发”后引致的成本，管理当局都会选择虚假财务报告，因为即使在注册会计师查处财务报告中存在的舞弊而且也拒绝管理层的诱迫情况下，管理层可以通过对财务报告进行改正使得其支付仍和诚实报告情况下相同（或者只是略微小于）。

信任危机的成因与信任机制重建

在审计实践中，由于公司管理层存在对虚假财务报告进行改正的机会，且这种改正并不需要改正成本（或改正成本很低），导致注册会计师根本抑制不了的管理层造假的动机，因此，本文认为，改正成本为0或趋近于0是注册会计师完全丧失“经济警察”功能的根本原因。而注册会计师出于自身成本效益考虑，却很有可能采取略查或共谋行为，而这些都不利于社会公众利益。

据此，财务报告信任危机的成因便逐渐清晰起来。投资者知道，管理层在外部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指舞弊收益大于成本），必然选择造假。投资者也知道，注册会计师根本抑制不了管理层造假的动机，充其量只能减少财务报告中的虚假成分。注册会计师的续聘和解聘权表面上是由股东大会决定，但的公司治理结构导致了管理层真正拥用续聘和解聘注册会计师的权力，因而注册会计师抵制管理层诱迫的成本便加大了。并且，独立审计行业的恶性低价竞争也严重削弱了注册会计师执行详查的能力。由于目前的执业环境很难满足让注册会计师选择详查且保持独立的外部条件，因而，投资者有理由不信任注册会计师行业。可见，投资者对于管理层和独立审计的不信任是财务报告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

更深一步，投资者之所以不信任公司管理层与独立审计，是出于其对外部环境的判断。由于监管层对弄虚作假的惩罚相当的有限，导致舞弊收益大于成本已成为全的“共同知识”，因而，投资者对监管层也缺乏信心。

如何重建财务报告信任关系呢？本文认为，信任关系的重建必须要从人角度出发，充分考虑公司管理层与注册师的成本效益，更多地从外围入手，通过改变博弈参与者的支付从而参与者的行动策略来达到治理假账的目的，即给定严格的外部条件，使公司管理层没有动机去造假，注册会计师也没有动机改变自己的“详查——抵制”策略。为此，围绕着建立的公司管理层与注册会计师的博弈框架，重点针对改变参与者的支付，本文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重建财务报告信任关系：

1. 严格约束公司管理层与注册会计师的共谋行为。共谋行为性质最为恶劣，双方“狼狈为奸”的配合将使得虚假财务报告日后被曝光的概率降低。为此，应从改变注册会计的支付入手，努力增大欺诈损失，减少注册会计师被公司管理层解聘的损失。可行的做法有： 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监管力度，注协或者财政部每年都应对独立审计进行严格的复查，一旦查出，则给予严厉的行政、民事甚至刑事处罚 ； 改变公司管理层与注册会计师的契约签订方式，但由于目前优化公司治理短期很难奏效，因而可考虑会计师事务所的定期轮换制度，在合同期内公司更换注册会计师须向有关监管层而不是向流于形式的股东大会申请且注册会计师有权申述。

人际关系分析报告范文第2篇

福建省厦门市妇幼保健院福建省厦门市医学检验科，福建厦门 361000

[摘要] 目的 探究妊高症孕妇的脂、脂蛋白水平和红细胞比积(HCT)跟正常妇女之间的关系。方法 选择2013年4月—2014年6月该院收治的60例妊高症病人为研究组，同期来该院进行健康体检的正常生育期的非孕妇60例为对照组，比较分析两组血脂、脂蛋白水平和红细胞比积的变化及相关性。结果 研究组TC、TG、LDL-C、apoB、HDL-C、apoA1、HCT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其中，研究组TC、TG、LDL-C、apoB、HDL-C、apoA1指标高于对照组(P<0.001)，HCT指标低于对照组(t=5.9, P<0.001)。结论 高度重视妊娠妇女血脂、脂蛋白水平和红细胞比积的监测，早期预防、诊断和治疗妊高症是围产期保健与优生优育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妊高症；血脂；脂蛋白水平；红细胞比积

[中图分类号] R714.24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0742（2014）11（a）－0182-02

妊高症是一种常见的产科疾病。目前关于此病的发病机理在医学界尚未达成共识[1]。但是此病如果不及时救治则容易导致孕产妇与围生儿发生死亡。造成妊高症的因素很多，有血脂水平、营养因素、遗传等[2]。为进一步研究妊高症孕妇的脂、脂蛋白水平和红细胞比积(HCT)跟正常妇女之间的关系，为临床诊断及治疗妊高症提供理论依据，选择2013年4月—2014年6月该院收治的妊高症患者60例为研究对象，并选取正常妇女60例为对照组，进行了临床对比研究。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该院收治的60例妊高症病人为研究组，其中年龄22~37岁，平均年龄为(30.5±1.7)岁；孕周30~39周，平均（37.8±1.1)周；轻度妊高症20例，重度妊高症40例；入选的妊高症病人符合临床诊断标准[3]。随机选取同期来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正常生育期的非孕妇60例为对照组，年龄23~38岁，平均年龄为(29.8±1.6)岁。所有受试对象均没有遗传性高血脂、高血压病与糖尿病等其他并发症，在最近一个月以内所有受试对象均未使用与血脂代谢产生影响的各种药物。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该研究受试对象均空腹12 h给予抽取A、B两份静脉血。A份静脉血抽取量为3.0 mL，将其血清分离，在当日采用西门子Xpand Plus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配套试剂完成(TC、TG、HDL-C、LDL-C、apoA1、apoB)等血清脂类水平的测定。B份静脉血抽取量为2.0 mL，采用SysmexKX-21血液分析仪及配套试剂在室温条件下60 min内迅速完成红细胞比积(HCT)的观测。

1.3统计方法

数据运用spss 18.0软件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运用t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研究组TC、TG、LDL-C、apoB、HDL-C、apoA1、HCT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其中，研究组TC、TG、LDL-C、apoB、HDL-C、apoA1指标高于对照组(P<0.001)，HCT指标低于对照组(t=5.9, P<0.001)，见表1。

3讨论

妊高症这种妇产科疾病在国内的发病率略高于国外发病率，国内发病率是9.4%，国外发病率为7%~12%。此病对母婴健康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容易引发孕产妇与围生儿发病甚至导致死亡。可以说，妊高症的出现对孕妇与新生儿之机体健康及生命安全带来很大的影响。水肿、高血压与蛋白尿是妊高症临床上主要的症状表现。轻者妊高症患者可能无任何症状或者会出现轻度的头晕、轻度的高血压、轻度水肿、轻度蛋白尿；严重的妊高症患者常常为头痛眼花以及恶心呕吐，也有的重度患者会出现持续性的右上腹痛、血压迅速并且明显升高，蛋白尿增高，明显地出现水肿，甚至会发生昏迷与抽搐等现象。

女性处于妊娠生理期的机体，因为母体与胎儿的生理生长需要往往会伴发高脂血症[4]。所出现的高脂血症一方面可以满足母体自身的能量消耗以及胎儿的生长生理需要；另一方面还会带来一些病理性变化。尤其是妊高症的孕妇在体内生理与病理等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其血脂与脂蛋白代谢会受到较大的影响。多年来，关于妊高症孕妇血脂与脂蛋白水平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有的研究认为[5-6]，孕妇在妊娠第13周的血脂就会显著升高，TC水平可高达25%，TG水平则是正常妇女的2~3倍。也有研究认为[7]，孕妇在妊娠期的TC、TG、LDL-C、HDL-C等水平会增长较快，在妊娠中期HDL-C水平能够达到最高峰。该研究显示，对照组的TC、TG、LDL-C、apoB、HDL-C、apoA1、HCT等指标的检测值分别为(4.94±0.96)mmol/L、(1.27±0.51)mmol/L、(1.45±0.42)mmol/L、(0.75±0.34)g/L、(1.43±0.38)mmol/L、(1.22±0.36)g/L；研究组的TC、TG、LDL-C、apoB、HDL-C、apoA1、HCT等指标的检测值分别为(6.34±1.06)mmol/L、(2.28±0.78)mmol/L、(3.43±1.02)mmol/L、(1.15±0.25)g/L、(2.06±0.67)mmol/L、(1.83±0.48)g/L。可见，妊高症孕妇TC、TG、LDL-C、apoB、HDL-C、apoA1等血脂与脂蛋白水平均高于正常妇女对照组（P<0.001）。该研究结果跟王永福等[8]人的结果一致。

HCT指标的降低多数见于贫血，HCT指标的增高多数见于脱水。HCT常常作为补液的依据与衡量血液流变学的指标变化，同时HCT检查在临床上常常借以了解妊高症患者是否扩容及扩容效果检验的最佳方法。HC指标T常用来计算补液依据与血液流变学的指标，但是专门将HCT指标用于临床妊高症研究的报道尚不多见。有学者结合妊高症临床经验，对妊高症HCT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9]，因为胎儿生长发育与自身营养供给不足等多种原因，孕产妇容易患生理性贫血症状（缺铁性贫血），然而贫血会直接引发HCT不断降低。该研究显示，研究组HCT指标值为(33.14±6.33)%，对照组HCT指标值为(38.86±4.04)%，研究组的HCT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这可能跟妊高症孕妇在妊娠期容易出现缺铁性贫血，或称作生理性贫血，而贫血的出现会引发HCT降低。

一般来说，对红细胞压积>35%的患者,予适当的扩容治疗,原则上是在解痉的基础上扩容,在扩容的基础上脱水,利尿,视蛋白丢失及浮肿程度选用不同的扩容剂(全血,人体白蛋白,低分子右旋糖酥),并在疗程后随访红细胞压积,通过合理的扩容治疗。研究组有3例HCT水平大于35%，在临床上均得到控制,治疗后对红细胞压积复查发现恢复正常水平。HCT对妊高症的诊断没有特异性，不过关于HCT在妊高症孕妇中的病理与生理等一些深度变化过程仍需要作进一步探究[10]。

近年来，人们对妊高症发生机制尚未达成共识，目前存在几种不同的学说，子宫胎盘床血管缺血就是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学说。此学说强调妊高症跟急性动脉粥样硬化发生息息相关。另外一个学说则认为妊高症跟孕妇钙镁代谢存在必然联系。该研究发现，妊高症的血清钙镁离子水平明显低于正常的孕妇。该研究显示，血清钙离子浓度降低与妊高症的关系较密切。笔者认为，妊娠期的孕妇处于特殊的生理特征，母体这时期较易缺钙，进而诱发血压升高。钠钾泵与钙泵在人体内的生理作用的发挥，往往是依赖镁离子，而处于低镁时钠钾泵与钙泵活动受到限制，致使细胞内钙发生堆积以及减少孕妇的细胞外钙浓度，对血管平滑肌内的肌凝蛋白与肌纤蛋白产生激活作用引发收缩反应，使得孕妇血压逐渐升高。而镁的缺乏在孕妇钙代谢紊乱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为此，在临床上常用硫酸镁对妊高征进行治疗，并成为临床首选的药物。

笔者多年的预防妊高症的体会是：积极建立及完善各级妇幼保健网：认真开展围妊娠期与围生期的各项保健工作；注重孕妇的健康教育，引导孕妇学习与掌握基本的卫生保健知识，自觉定期到妇幼保健院接受产前检查；应该全面指导孕妇科学饮食以及多加休息。

总之，很多学说证实，妊高症的发生于急性动脉硬化存在关联。鉴于此，通过妊高症孕妇血脂、脂蛋白水平和红细胞比积的变化，可以定量分析出患者抗御动脉硬化之保护机能的减弱程度。高度重视妊娠妇女血脂、脂蛋白水平和红细胞比积的监测，早期预防、诊断和治疗妊高症是围产期保健与优生优育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笔者发现，随着人们日常生活质量与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妊高症孕妇HCT指标检查的临床意义与对妊高症的经验认识如今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妊高症孕妇比正常的孕妇而言更加容易发生血流变增高性的改变；为此HCT指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示出妊高症的病情轻重缓急的程度。总之，HCT联合脂、脂蛋白水平在妊高症诊断方面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马李娜.妊高症孕妇部分血生化指标的临床意义探讨[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13,34(13):1764-1765.

[2]程俊.妊高症孕妇检测血脂水平和红细胞压积的价值探讨[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13,34(9):1318-1319.

[3]刘芳兰，吴时耕，张忠平.妊高症孕妇血脂和脂蛋白水平变化的观察 [J].江西医学检验，2004,22(5):421-422.

[4]朱进峰，周余忠.妊娠高血压疾病与血脂代谢相关性的临床研究[J]. 中国医学创新,2013(33):106-107.

[5]马李娜.妊高症孕妇部分血生化指标的临床意义探讨[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13,34(13):1764-1765.

[6]姚家勇，张蔚起，韦天彬.妊娠期糖代谢异常及妊娠高血压疾病孕妇血脂分析[J].临床医学，2011，31（12）：70-71.

[7]倪剑红，张明洁.妊高症患者凝血功能及血液流变学检测的结果观察[J].中国医药指南，2010,8(29):186-187.

[8]王永福，林桂青.妊高症孕妇血脂水平和红细胞压积检查的临床意义 [J].实验与检验医学，2012，30（3）：284-285.

[9]丘小霞, 李宁.妊娠高血压疾病系统干预效果观察 [J].中国优生优育, 2008,14(3):125-127.

人际关系分析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心理咨询师；个人经历；内容分析；质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R749.055、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8)002-0152-05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Personal Experience ofParticipants of National

Psychological Counselor Examination

LI Qiang，XU Dan，GAO Wen-Jun

Psychology Research Centre of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

【Abstract】 Objective：To get the knowledge about participants'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National Psychological Counselor Examination (NPCE) for Licensure and Certification. Methods：Self-analysis report which was submitted by the participant of NPCE was analyzed with content analysis technique. According to the diversity of content and origin, all personal experiences were generalized and classified into ten clusters and thirty-six categories.Results：(1) Ten clusters were ranked by the descending of its frequency. They were occupational influence, model influence, family roles, distress of family members, frustration in school work, frustration in living, parent-child separation, family conflict, psychological or behavioral problem, and interpersonal problem.(2)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participants between 30 to 39 was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e other two age groups (6.5±2.9/4.3±1.9, 4.7±1.2, F=4.09, P=0.023).(3)Interaction effect was found between age and experience of family roles（Fisher's exact P=0.003), as well as age and experience of family conflict (Fisher's exact P=0.023); Diflerent rates of family expenenu were reported in dfferent age gooups(40,66.7%,Fisher's exact P=0.023).(4) There was no gender difference in personal experiences.Conclusion：Disparity in concealing level created experience differences reported by participants of all ages, the relation between participant's occupation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aused the diversity of occupational influenc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personal experi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the participants of NPCE in China and abroad.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counselor; content analysis; personal experience; qualitative research

随着我国心理咨询职业化的起步，一大批人投身心理咨询业，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人想成为心理咨询师？他们是否有什么独特之处？国外有研究显示，心理咨询师在价值观、需要、个人经历等方面都存在与众不同之处，他们可能看重职业所赋予的自主性［1］；他们有被人需要、建立亲密关系、照顾他人、产生控制和施加影响、为别人解答问题等需要［2］。也有研究发现心理咨询师比平常人经历了更多的心理痛苦，在童年时遭受过虐待，源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存在各种机能障碍、家庭暴力，父母未能承担应尽之义务，自己或亲属曾接受心理治疗。他们曾获益于心理治疗或良师（mentor）的引导等［3-6］。而目前国内对这一问题尚无研究结果发表，前期个案研究显示心理卫生工作者的从业动机与其个人经历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7］。本文用二次文献分析法开展了进一步研究。

1 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以2006年天津市报考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考试（二级）的478名人员为总体，其中上半年150人，下半年328人。选取总体的10％作为此次研究的样本，但考虑到所抽被试在综合评审时提交的报告并非均为个人分析报告，根据多年评审经验，在实际抽样中将比例扩大为12％，以保证获得10％的样本量。抽样分上、下半年两次进行，具体方法为：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先将报考者按照考号排序，然后将其分成若干个抽样单位，每个抽样单位的样本数不少于总体的12％，最后采取简单随机法（抽签）选取其中一个抽样单位作为样本。共获得样本58人，其中上半年18人，下半年40人。剔除其中未提交个人分析报告的无效样本6人，实际获得有效样本52人。其中男18人，女34人；50岁5人；职业：教师16人，医务工作者16人，心理咨询员（三级）5人，其他（管理者、营销人员、记者、学生等）15人。

1.2方法

1.2.1建立内容分析系统

1.2.1.1确定分析单位 在本研究中，描述或解释研究对象时所使用的最小、最基本单位是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考试的报考者。

1.2.1.2形成类目 由于国内尚无同类研究，笔者在参考借鉴国外相关研究结果的基础上［1-6,11-13］采用了自下而上，以分析材料的内容为基础的类目形成方法。具体过程如下：

第一步，阅读所有分析材料，对报考者的个人经历形成整体印象，将报告中涉及的所有个人经历汇总，并初步拟定类目及标准；

第二步，从分析材料中随机抽取9份，由三名研究者对照初步形成的类目和标准各自独立编码，然后讨论、调整类目、修订标准、再次试用……，反复修订类目及标准，直至所形成之类目简洁、准确、界定清晰，标准的定义客观、操作性强，研究者之间观点达成一致；

第三步，经多次讨论，将内容相近或来源相同的个人经历归到一个大类中，最终形成家庭角色、家庭矛盾、家庭成员的遭遇、亲子分离、心理与行为问题、生活上的挫折、学业上的挫折、人际关系问题、榜样影响和职业影响等10个大类。经过这三步形成的分析系统即为正式分析的编码手册。

1.2.1.3编码 三名编码人员依照编码手册分别对52份个人分析报告进行编码，凡个人分析报告符合某一类目的编码标准即在编码登记表相应的经历上记1；反之，记为0。

1.2.2编码者一致性信度

对三名编码人员的所有编码结果进行编码者信度分析，信度系数为0.87。由此可知，分析系统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客观性。

1.3 统计方法 用作统计分析的数据是综合三份编码数据得出的，即各样本在每一经历上的值取自两名（或两名以上）编码者相一致的编码值，依此来降低编码的误差。采用内容分析法，将文字的叙述性文献转化为定量的数据［8］，进行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对数线性模型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

2 结 果

2.1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考试报考者个人经历内容分析结果

表1显示，报考者的个人经历按照其在样本中出现的频次排序依次为：职业影响、榜样影响、家庭角色、家庭成员遭遇、学业挫折、生活挫折、亲子分离、家庭矛盾和心理及行为问题、人际关系问题。这10类经历主要集中在个人、家庭以及社会三方面。

2.2不同年龄、性别报考者的个人经历差异比较

表2显示30-39岁报考者的个人经历类目总数显著高于40岁组，后两组间差异无显著性；在所有经历大类中，三组之间仅在家庭角色和家庭矛盾两类经历上存在显著差异。对数线性模型分析显示在是否报告家庭角色经历上，40岁组的人次分布与期望次数有显著差异，前者未提及家庭角色经历的人数较多，而后者提及家庭角色经历的比例较高；30-39岁报考者在报告中陈述家庭矛盾的人较多。偏关联检验发现，即使排除性别和职业两因素的作用，年龄与家庭角色、年龄与家庭矛盾的交互作用仍然存在（Partial χ21=13.43，P=0.001；Partial χ22=12.58，P=0.002）；不同性别的报考者之间在各类经历上均无显著差异（均P>0.05）。对数线性模型分析的偏关联检验显示性别的主效应虽显著（Partial χ2=5.00，P=0.025），但性别与经历间并不存在交互作用。

2.3不同职业报考者的个人经历差异比较

不同职业报考者在职业影响上差异不显著（确切P=1.000）。

3 讨论

3.1报考者个人经历的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30-39岁报考者在个人分析报告中所陈述的个人经历种类要显著多于其他两组，年龄与所报告的经历种类呈倒U型关系。这一结果与通常认为的经历随着年龄增长而递增的常识有出入。可能是由于不同年龄人群在掩饰性上存在差异所致。>40岁的报考者掩饰性更高，更倾向于表现出符合社会期望的方面，而隐藏不好的一面。在撰写个人分析报告时，>40岁的报考者对一些违背社会期望、影响自己形象的经历避而不谈，如家庭矛盾这一尖锐和敏感问题，他们均未在个人分析报告中提及。而对于家庭角色这类不与道德评价直接相联系的中性经历，他们就未出现上述的掩饰行为。但这一观点仍需后续研究的验证。在家庭角色大类中，包含了身为长子或长女、承担生活重担、为人父母三种经历，无论从报考者出生的时代背景，还是人正常的生理和社会发展来看，这类经历的出现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3.2我国心理咨询师报考者与国外心理治疗师个人经历的异同

从我国心理咨询师报考者的家庭情况来看，他们中有人是家中的长子或长女，自幼就帮父母照顾弟妹或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有人不得不长期照顾患有心理疾病或严重躯体疾病的亲属。这都是亲职化（parentification）的标志。亲职化是指在家庭互动模式中，儿童或青少年被指定承担原先应当由父母所应提供的角色与责任［10］。Fussell发现与物理学家相比，心理治疗师童年时更多地经历亲子角色的倒置［4］。Maeder也提出心理治疗师曾是父母的照顾者，只有在提供温暖和情感抚慰时才能够获得同样的情感回报，他们对于自我概念的价值评价大都源自帮助和照顾他人，因此他们经常通过助人这一途径来寻求自我肯定和亲密情感［11］。

心理咨询师报考者的生活常充满了挫折与坎坷，他们的身体、心理可能具有某种障碍或缺陷，抑或在生活或学业上遭受了重大打击；另外一些伤害则来自他们糟糕的家庭环境和不良的人际关系。有的家庭成员之间存在形式、激烈程度各异的冲突；有人则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被动、回避、退缩或易起冲突。这也是为什么在国外的相关临床文献中，他们常常被称为“负伤的治疗者（wounded healers）”［11］，那些挫折经历和带着伤疤的情感痛苦似乎能增强他们理解他人和共情的能力［12］。

本样本中67.3％的报考者在报告中都强调了榜样的影响，他们的“榜样”或是文艺作品中的角色、社会及历史上的知名人物，或是身边的某位好老师，又或者是有幸结识的心理卫生工作者。Henry及其同事指出，这些角色有的激励他们不断前行，有的被他们视为追随的目标［13］。

除以上的相同点外，表2所列的某些经历是我国心理咨询师所特有的，包括：为人父母、由祖辈带大、高考失利以及职业影响。这些经历或与我国心理咨询职业化道路直接关联，或以我国的传统文化为基石。“为人父母”与“职业影响”中的各种经历，凸显了我国心理咨询职业的特殊性。我国心理咨询的职业化刚刚开始，行业门槛较低，日渐壮大的咨询师队伍中相当一部分成员来自与心理学相关的各行业，如教育、医疗、管理等。这与西方心理卫生工作者的培养模式完全不同［14］。我国心理咨询师准入人群表现出两方面特征：年龄跨度大，报考者从二十几岁至五十多岁［15，16］；在职业经历方面较国外同行丰富，即报考者参加心理咨询培训前大都具有从事其他职业的经历。因此，一些报考者或出于教育子女的需要，或因先前职业的影响来学习心理咨询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祖辈带大”是我国家庭教养方式的一大特点，既有父辈工作压力大无暇顾及子女等现实原因，也与我国传统文化所塑造的以紧密联系的扩大家庭为主体的家庭结构有关。幼年子女与父母长期分离，不仅妨碍亲子间正常依恋关系的建立，继而还会影响其成年后的人际交往方式及职业选择［17］。

高考失利给当事人心理上带来的挫败感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压力丝毫不逊色于童年期遭受的各种不幸［18］。从应激的角度看，高考受挫的个体投身心理咨询行业的行为作为一种应对方式，也是源于自助或补偿的需要［7］。

通过与国外研究的比较，发现在国外研究中揭示的某些现象在本研究中并未出现。如遭受虐待。在报告中，很少有报考者提及自己有受虐经历，即使在叙述家庭冲突或家庭暴力时稍有暗示，也表述的极为隐晦，无法判断是否被虐待，更未发现待个案。而国外的研究结果与此不同，Elliot等研究发现从事心理健康工作的女性比其他职业女性遭受待的比例更高［5］。原因可能是本研究样本数量偏小，未能涵盖可能的全部情况；也可能是因为该经历高度隐密且不光彩，加之研究所选材料是提交评审的自我报告，不能排除报考者出于心理防御和印象整饰而刻意隐瞒的可能。

3.3本研究的不足

由于研究材料的特殊用途决定了其内容难以尽含撰写者的全部个人经历信息，报考者出于印象整饰等目的可能隐瞒一些重要经历，这就使得在得出研究结论时不够全面：按照报告的撰写要求，报考者所陈述之经历须为其个人成长或从事心理咨询有着重要影响的个人经历。但无法做出个人经历与选择心理咨询职业动机二者之间必然联系的推断，更无法建立某种经历与某一动机之间的因果性联系。需进一步深入探讨；由于本研究仅与国外同一职业群体的研究进行比较，而未与国内其他职业人群的同类研究作对照，因而仅能发现文化因素的影响，却无法揭示职业因素的作用；本研究样本代表的是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考试报考者，目前国内的研究也多以这一群体为研究对象，但心理咨询师考试报考者并不等同于获得职业资格的心理咨询师，且其获得职业资格后也未必一定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因此，以前者为对象的研究能否推论到后者？报考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职业心理咨询师？仍是尚待考察的问题。

致谢：感谢天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对本研究的支持！感谢樊倩倩、佟晶同学在本研究中所做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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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lliott DM, Guy D.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versus non-mental-health professionals: Childhood trauma andfunctioning. Prof Psychol: Res pract, 1993, 24(1): 8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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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杨国枢,文崇一,吴聪贤，等,编. 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第13版.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65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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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ussman MB. A curious calling: Unconscious motivations for practicing psychotherapy. Northvale, NJ：Jason Aronson，1992.

13 Henry WE, Sims JH, Spray SL. Public and private lives of psychotherapist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73.

14 江光荣，夏勉. 美国心理咨询的资格认证制度.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5，13（1）：114-117.

15 赵白帆，刘梅. 云南省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培训班学员情况及分析．卫生软科学，2002，16（6）：40-42.

16 方华，杨卫敏，朱紫青. 四期心理咨询师培训班概况分析及教学管理工作的体会. 上海精神医学，2005，17（增刊）：40-41.

17 Roe A, & Lunneborg PW.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career choice. In: Brown D, Brooks L.Eds. Career choice and developmen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0:68-101.

人际关系分析报告范文第4篇

一、调查背景

本次调查旨在养成学生文明礼仪规范，营造和谐文明的校园氛围。这个调查的目的是希望了解同学们的行为习惯基本情况，然后我将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

二、调查目的

通过调查，了解学生行为习惯情况，为以后的引导提供合理的数据分析。

三、调查方法

调查问卷

四、调查过程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的对象是五二全班学生，发放问卷的30份，分两次发放，回收30份，有效数量为30份，回收比率100%。

五、数据汇总

2.学习习惯优秀38%良好53%一般7%不良2%

3.道德品质优秀64%良好35.4%一般0.6%不良0%

4.劳动习惯优秀36%良好53.5%一般9.5%不良1%

5.卫生习惯优秀48.3%良好25.9%一般20.8%不良5%

六、结论

1.学生规则意识的自主构建日趋成熟。学生所处的人际关系环境有待改善。

2.影响学生规则习惯有效形成的情绪因素占主导。

3.学生规则意识、规则情感和规则意志等心理品质的深度生成。因而在培养学生规则意识与良好习惯工作中时常出现令教师非常尴尬同时也是非常困惑的局面。

4.学生遵守规则的行为呈现出被迫性特征，即便在遵守规则有一定自觉性的同学身上，也因为有时某种关系环境的偶尔“失和”，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违反规则行为问题

5.由于受到各种情绪障碍的困扰，有近6%的学生出现了行为的偏差，概括表现为“攻击性行为、任性、自私、孤僻、注意力分散、意志薄弱”等不良的心理倾向，他们规则意识非常淡薄，非规则性行为时有发生，对学生规则意识与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产生着不利影响，成为学校德育教育有效性、针对性和整体质量进一步提升的瓶颈。

6.以上调查分析反应，大多数学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坏习惯，高年级学生自私，散慢，自理和自控能力差的形状令人堪忧。

二O一二年三月

人际关系分析报告范文第5篇

微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进入人们生活，对其用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不同年龄层的微信使用情况进行抽样调查，经数据分析，得出微信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体现在强关系沟通深化、弱关系沟通广泛、间接隐蔽性高、沟通技巧缺失及自我实现和满足意识强烈。对思维方式的影响体现在思维碎片化、深刻性与差异化、多跨度批判思维及思维交互互补。借此结论对开发商的平台构建提供借鉴，对用户的使用提出积极建议。

关键词：

微信；人际关系；思维方式；调查研究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无线通讯技术以其便捷广泛性催生出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社交软件的，并迅速获得市场。据统计，自微信诞生以来，用户数量已经突破6亿，且每月活跃的用户已达到5.49亿[1]。越来越多的用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交网络，一方面，微信的使用者作为核心主体参与着系统各个功能的实际使用。另一方面，微信作为一种社交工具，其广度深度大到足以影响人们的人际关系和思维方式。本论文从用户角度出发采用调查问卷和实证分析的方法，进行了问卷设计和数据收集，分析样本数据，得出各影响因素与用户使用的关系及其表现形式并最终分类汇总出微信对于人际关系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分析所得出的结果不仅能够促进社交媒体对于使用群体产生正面作用提供帮助、负面影响抑制和控制，也能够为广大用户更加系统有效的趋利避害提供参考和依据。因此，此次研究亦具有较强的实际意义。

1、研究方法与研究方案

1.1调查研究方法

针对微信使用的实际问题，主要运用问卷调查来获取数据，鉴于调查范围较广人员分布密集，为确保数据的有效性，问卷一部分为线下投放一部分为线上投放。同时由于微信用户使用的年龄界限分明，该调查抽样基于年龄段分层抽取并且针对不同使用比例调整了分配方案，以此来体现问卷的完善性。后通过回收问卷获取原始数据，进行数据分析把信息整合成对应问题的实质原因并汇总。针对网上的部分调查问卷，依据了其后台的数据库分析的结果，综合以上得到了分析的结论。

1.2研究方案设计

本次的调查问卷发放形式主要包括纸质问卷，以及部分网络问卷。纸质问卷主要依托随机抽取的部分单位和学校等下发，单位按照等级平均抽样，按照年龄、薪资水平的相应比例进行问卷发放。期间共发放问卷500份，其中包含纸质问卷300份，回收297份，有效问卷292份；网络采集问卷200份，有效问卷196份。问卷综合有效率为97.6%.

2、结果与分析

2.1调查结果

在所有被调查者中，拥有微信账号的比例高达89.7%，对于尚未拥有微信账号的被调查者主要是年纪较大者，其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和运用程度还有待提高。对问卷进行分类整理得出微信的用户年龄分布图，图1可明显看出微信使用者的微信在（18~40岁）年龄段中高度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青年人使用微信已经成为了大势所趋。鉴于沟通方面，92.1%的被调查者表示微信沟通占了平时沟通的时间，对于部分年轻人尤为严重，这一状况对沟通技巧的缺失起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同时对沟通的主要对象进行了调查（如图2），发现微信的沟通圈主要还是亲人朋友等亲近关系，其比例占到61.9%，同时相比较其他沟通方式，微信在陌生人方面也有一定的扩展。体现了强沟通和弱沟通的结合。在此基础上，对微信的使用时间和频率进行调查（图3和图4），有超过半数微信使用者表示平均每天的使用次数在10次以上，而每次的时间并不长主要分布在30分钟以内。得出了微信使用的高频率低时间的特征。正是这样的特征造成了被调查者表示时间的碎片化和获取知识的零散碎片化。微信作为社交软件，其最大的特征添加了众多新颖的互动开放共享性板块。但是其还是针对网络上不特定人的联系，尤其是“摇一摇”，“附近的人”，“漂流瓶”等功能使安全性难以保障，78.4%的人表示微信的安全有待提高，对微信支付的安全也提出了建议。确定了沟通对象后，又对沟通的具体情境(最多三项）进行分析，平时的沟通占据最多的比例，由图五看出微信与用户平时生活联系更加紧密，同时被调查者表示在开心时与大家分享和心情抑郁占据了第二大部分，一方面表现出大家的表现与自我满足欲望强烈，也反映出微信在心理方面弥补了平时沟通的不足.对被调查者面对信息的态度方面调查，74.1%表示接触的信息多样，来自自己的亲朋好友、社会上各种不同的公众号，甚至来自于陌生人等不同的社会群体。面对众多信息，人思维的深度也会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思维成熟的越早。随之而来，不同人的性格、认知等差异，交友圈的差异等因素也让人思维的差异化越来越大。鉴于时间和地理位置差异跨度延伸，被调查者表示批判性思维也会突出，82.3%的被调查者表示面对一些信息不会马上接受而是会与大家沟通，思维交互互补得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批判性接受。

2.2分析与讨论

2.2.1微信对于人际关系影响

（1）强关系沟通深化

微信在推出时就基于强关系构建，它的好友建立首先是基于QQ和通讯录的好友[2]，在中国这个强关系网络下，依托微信的便捷和广泛性，大大加深了沟通的数量和频率，朋友圈功能、互相之间的问候和红包也让强关系互动性增强。关系趋于强弱之间的人群也进一步扩展，变得紧密[4]。

（2）弱关系沟通广泛

微信在弱关系方面构建沟通网络体现在，“附近的人”功能从地理近距离出发，寻找自己生活圈相近的人进行沟通，扩展自己的交际圈。而“摇一摇”打破了地理距离的局限性，在无限地理距离扩展自己的交际圈。这一新颖的方式丰富了交友的偶然性，弱沟通的广泛性被无线扩大[3]。

（3）间接隐蔽性高

调查中得知，虽然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在微信中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地理位置等信息，但是“附近的人”功能却把真实位置暴露，更有保护意识差的用户在朋友圈图片中暴露信息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在虚拟的互动沟通环境下，极大增加了沟通的隐蔽性，随之而来的安全问题也会凸显出来。

（4）沟通技巧缺失

多数用户表示，微信占据了生活沟通的绝大部分，尤其学生表示不愿意和别人实际沟通，一些本可以语言沟通的情况也依赖微信。虽然微信支持语音通话功能，但由于不同步的问题始终无法等同于人际交流关系，人际交流并不完全是虚拟平台上进行的，微信平台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弱化了人们实际沟通能力。

（5）自我实现和满足意识强烈

微信的使用者以中青年人为主，，微信大大迎合了其自我意识比较强烈这一心理，调查中多数人表示朋友圈中绝大多数是自我炫耀为主，把自己的见闻表现给大家观赏来获得自我满足和评论，游戏中心等比较的板块更是自我实现的平台，有相当一部分人为了秀排名而努力的刷成绩，也是一个突出表现。

2.2.2微信对于思维方式影响

（1）思维碎片化

微信的使用时间不长但是频率高，造成了时间和信息的碎片化，用户从微信上获取的知识没有具体的联系性，破坏知识和认知的主体性，不利于整体性思维构建。使信息量大为增加但是人的思维并没有广泛的统一起来[5]。仅仅是单纯的在脑海中形成碎片，没有形成网络体系，这些信息不久就会丢失。

（2）深刻性与差异化

用户能从不同的渠道接触大数据来获取知识，摆脱了特定空间与地域、年龄和层次，认识得到深刻化。但是由于不同人认识角度的规律，对于知识的接受程度不同，接触的人和信息复杂多样、观点的褒贬不一，造成了思维整体的差异化。

（3）多跨度批判思维

微信中你可以在自己的小沟通圈也可以关注不同的企业群体的公众号也可以寻找志趣相投的人来获取信息，跨域了时间和地理的差异。在面对众多的良莠不齐的信息可以通过多渠道进行多维度的思考，对信息的真实合理性也可以有自己独立的认知和批判。

（4）思维交互互补

微信作为社交平台，其沟通的本质是交互。越来越多的人利用微信把自己的想法单独或群组出来，不同的好友可以进行评价和交流，给个人意见和结论也会形成一定的影响，以此优势互补，完善自己的思维想法[6]。

3、结论

微信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的功能极大地拓展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可能性，不仅仅是亲朋好友之间，更是互不相识的人之间。强弱沟通关系等进一步扩展加强，获取知识也更加广泛多维度，认识能力、鉴别能力和交互能力有很大提高。自我表现的心理得到满足。但另一方面其间接性和隐蔽性也带来安全隐患，沟通技巧的缺失，思维的碎片化也不容忽视。微信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工具，我们要对其合理运用，趋利避害。微信的积极意义都是无法否定的。应当尽可能地抑制微信负面影响，使其更好的服务用户，才是追求的理想目标。

参考文献：

[1]2015年微信用户分析报告

[2]王欢,祝阳.人际交往视角下微信功能的探讨[J].现代情报.2014(2):81-85.

[3](美)格兰诺维特.弱关系的力量[J].国外社会学,1994(4).

[4]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0).

[5]刘桐.微信对大学生人际沟通的影响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