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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技术进步的加快和全球竞争的加剧,产业联盟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日本、美国和欧洲国家是产业联盟的先行者,早期的实践形式主要表现为企业在研发环节的合作,80年代之后企业在技术标准环节的合作开始大量涌现。发展中国家也在学习发达国家发展产业联盟的经验,并在实践形式上表现出新的特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联盟更加重视共同学习境外的先进技术,更多在市场环节进行合作,如中国台湾地区自80年代开始发展的产业联盟和中国大陆地区近期兴起的产业联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实践形式上的差异有深刻的原因,二者的产业发展水平不同,国家法律环境也不同。
国外学术界对在研发环节进行合作的产业联盟(国外称为研发联盟,即R&DConsortium)进行了大量研究(如VinodKumar&SunderMargun,1995;Hagedoorn&[BFB]Narula,1996;Chatterji,1996;Dutta&Weiss,1997;Sakakibara,1997,Odagirietal,1997等等),这与发达国家产业联盟的实践特点有密切关系。个别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产业联盟进行了研究(如JohnAMathews,2001),研究的视角也是技术研发合作。最近几年,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的在技术标准环节进行合作的产业联盟,国外对此类产业联盟(国外称为StandardConsortium,或Standard-SettingOrganization)的研究也大量出现(如CarlShapiro,2000,2001;MarkALemley,2002;AndrewUpdegrove,2006等等)。国内一些学者介绍了国外研发联盟的理论(如李东红,2002;钟书华,2004等),但是未见到对国内产业联盟实践的调查研究报告。
本课题组对中关村二十余家产业联盟进行了调查研究,同时收集了部分国外的典型案例。本报告在综合国内外实践形式的基础上,对产业联盟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归纳出产业联盟的五类实践形式。
一、产业联盟的概念、特征和理论
(一)产业联盟的概念
根据国内外产业联盟的实践,我们认为产业联盟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间组织,为解决特定的产业共性问题而设立。产业联盟具有四个基本特征:
产业联盟是企业间组织。在产业联盟中,企业仍然保持独立性,产业联盟是在独立企业之上的组织形式。产业联盟可以吸收学校和研究机构参与,政府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企业应当是产业联盟的主体。
产业联盟具有正式的法律形式。产业联盟的法律形式可以是书面的合作协议,也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如公司、各类非盈利组织。
产业联盟有特定的产业目标,为产业发展创造条件或环境。产业联盟是为特定产业目标设立的组织。产业联盟的目标通常是解决具体的产业共性问题,如研究某些共性技术,设立某项技术标准,打造某一创新产品的产业链等。产业共性问题可以是某一区域或国家内产业共性问题,也可是全球产业共性问题。
产业联盟具有明确的存续时间。由于产业联盟的目标是特定的,一旦设定的产业目标完成,产业联盟就要解散或转型。
(二)相关组织比较
产业联盟与行业协会是两类不同的组织。首先,二者的目标不同。产业联盟为特定目标而设立,如共同研发某项技术。行业协会成立时一般不设特定目标,只设定“促进行业发展”等一般性目标。第二,成员组成不同。行业协会受到地域的限制,一个地域层级的一个行业设立一个协会。产业联盟不受地域限制,成员可以跨地区甚至跨国,同一地区的同一行业也可能产生多个产业联盟。多数产业联盟需要挑选成员。第三,法律形式和治理方式不同。行业协会一般为正式注册的非盈利社团组织,治理机制明确规范。产业联盟的法律形式多种多样,如合资企业、正式或非正式的非盈利组织等,且各类组织的治理机制差异很大。第四,存续时间不同。产业联盟在完成特定的目标后就要解散或转型,行业协会则长期存在。
产业联盟与企业联盟(或企业战略联盟)有联系也有区别。法国学者皮埃尔?杜尚哲(PierreDussauge)和贝尔纳?加雷特(BernardGarrette)提出了获得广泛认同的关于企业战略联盟的定义(《战略联盟》(CooperativeStrategy),皮埃尔?杜尚哲(PierreDussauge)、贝尔纳?加雷特(BernardGarrette)、李东红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企业战略联盟是独立企业间建立的长期合作关系,联盟以共享资源和能力为基础,以共同实施项目或活动为表征。企业战略联盟不包括企业单方面实施的项目或活动、单独承担风险和收益的活动,如许可生产等。产业联盟可以看作是企业战略联盟的一种特殊类型,其特殊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解决特定的产业共性问题为目标。企业战略联盟的目标既可能针对产业共性问题,也可能正对企业问题,但实践中绝大多数是针对企业问题。二是成员数量较多,常常由产业中众多企业组成。企业的战略联盟多数是两家企业间的合作,少数是企业间的多边合作。
(三)产业联盟的理论分析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协调生产的主要资源配置方式。在企业内部,生产依靠行政管理来协调。在企业外部,市场价格调节生产,生产的协调通过市场交易完成。实践中,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企业间组织,产业联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市场上为什么会出现产业联盟这种组织形式而不是通过企业或市场来解决问题呢?一些理论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产业联盟形成的原因。
外部性理论认为产业联盟是产业共性问题内部化的组织。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产业共性问题,产业联盟是外部性内部化的一种方式。在单个企业看来,产业共性问题是外部问题。随着企业对产业共性问题的重视,企业自觉建立产业联盟,产业共性问题就成为产业联盟的内部问题。当前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是政府政策与产业联盟的结合。外部性问题是政府政策的重要目标,政府通过制定支持产业联盟的政策解决产业共性问题常常可以取得较好效果。产业联盟是企业主导、市场导向组织,政府通过支持产业联盟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往往比直接干预生产活动更加有效。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产业联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节省成本。科斯(RonaldHCoase)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资源配置方式,两种方式的运行都是有成本的,市场方式需要支付市场交易费用,企业方式需要支付企业组织费用。合理的企业边界处于“边际组织费用=边际交易费用”的均衡点。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主要由交易过程的不确定性、资产的专用性、交易的经常性三个因素形成。产业联盟是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在某些情况下,产业联盟可以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也可以节省企业组织费用。例如,产业链合作产业联盟可以减少市场交易中专用性资产的不确定性,同时企业专业化分工可以避免公司内部投资带来的组织费用过大问题。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产业联盟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手段。企业本质上是资源的集合体,企业的资源具有“异质性”和“非完全流动性”两个重要特性,因而企业拥有稀有、独特、难以模仿的资源和能力,这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当企业遇到行业共性问题时,单个企业往往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足够资源,包括:技术、市场、资本、知识产权、品牌、公共关系等等。产业联盟是企业共同投入资源解决产业共性问题的有效工具。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理论认为产业联盟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企业在有些情况下特别是在成长过程中,难以单独依靠自身力量达到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产业联盟可以帮助联盟内企业共同实现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如联盟成员通过联合采购、联合销售、联合开发或者共同投资基础设备等达到规模经济。产业联盟形成的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还具有一些特殊优势:企业可以集中在核心业务上,可以避免规模扩张带来的大企业病,可以保持多方面的灵活性等。
组织学习理论认为产业联盟是企业共同学习的平台。由于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企业必须不断学习,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企业通过学习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以谋求竞争优势。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一国之内的企业在外部压力下开始寻求合作以提高竞争力。企业参加产业联盟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学习,包括联盟企业间的互相学习和联盟企业共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
二、产业联盟的实践形式
根据产业联盟内企业间合作的环节,可以将产业联盟的实践形式分为五类:研发合作产业联盟、技术标准产业联盟、产业链合作产业联盟、市场合作产业联盟、社会规则合作产业联盟。
(一)研发合作产业联盟
研发合作产业联盟(简称研发联盟)是以合作研发产业共性技术为目标的产业联盟。由于技术进步的加快和全球竞争的加剧,各国企业和政府日益重视联合研发产业共性技术。企业共同投入资源组建研发联盟,政府对研发重要技术的联盟常常给予资金支持。研发联盟有利于集中研发资源、实现能力互补和分担研发投入的风险。
国内外存在大量的研发合作产业联盟的案例,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日本和美国在半导体产业竞争中采用的研发合作产业联盟(范宝群:“在战略高科技产业建议加快建立同行业企业‘竞争前研发’联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6年。)。1976~1979年,日本政府出资支持富士通、日立、三菱机电、日本电气和东芝5家主要的日本半导体公司组成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发合作产业联盟(VLSIconsortium),合作研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生产技术,帮助日本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成功实现产业赶超。1987年,美国政府出资支持IBM、TI、Lucent(AT&T)、DigitalSemiconductor、Intel、Motorola、AMD、LSILogic、NationalSemiconductor、HarrisSemiconductor、Rockwell、MicronTechnology和HP等13个主要半导体公司组建半导体技术研发合作产业联盟(SEMATECH),合作研发半导体产业的先进制造技术,帮助美国半导体企业重新回到了世界第一的竞争地位。
(二)技术标准产业联盟
技术标准产业联盟(简称技术标准联盟)是以制定产业技术标准为目标的产业联盟。技术标准传统上是由政府或政府认可的权威机构来制定。由于技术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技术标准对企业竞争的重要性越来越强,传统的技术标准制定机制难以满足市场竞争的需要,由产业界主导的技术标准产业联盟大量涌现,成为技术标准制定的重要力量。发达国家对技术标准产业联盟采取了积极的鼓励态度,如美国的有关法律要求政府积极采用产业联盟制定的技术标准。
1997年,国际上主要的电子制造巨头和美国内容提供商共同发起成立了DVD技术标准联盟,核心成员包括日立、松下、三菱、先锋、飞利浦、索尼、汤姆逊、时代华纳、东芝、JVC等10家国际巨头,共同制定DVD的技术标准(DVDForum网站。)。
(三)产业链合作产业联盟
产业链合作产业联盟(简称产业链联盟)是以完善产业链协作为目标的产业联盟。产业链合作联盟以产业企业纵向合作为主线,也不排除部分环节上竞争性企业的共同参与。产业链合作产业联盟的目标是要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链,以与采用不同技术或不同技术标准的产业链开展竞争。
中国的TD-SCDMA产业联盟是典型的产业链合作产业联盟。2001年3月中国提出的TD-SCDMA成为第三代移动通信3个国际标准之一,但是起步较晚的TD-SCDMA技术标准在产业化上遇到巨大挑战:未建立成熟的产业链前,运营商和消费者不愿采用。2002年10月,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大唐电信、南方高科、华立、华为、联想、中兴、中国普天等8家电子通信企业共同成立了TD-SCDMA产业联盟,促进产业链的协调发展。目前会员增至38家,覆盖了系统、终端、芯片、测试仪表、软件等产业链的各个环节(TD-SCDMA网站。)。
(四)市场合作产业联盟
市场合作产业联盟(简称市场联盟)是以共同开发利用市场为目标的产业联盟。市场合作产业联盟以产业中企业横向合作为特征,以共同开发利用产业上下游资源和市场为目标。市场合作产业联盟包括竞争性企业间的产业联盟和网络性企业间的互补合作的产业联盟。
我国台湾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信息产业出现了大量的由中小企业组成的市场合作产业联盟,共同学习境外的新技术,联合与上下游企业谈判,共同商定产品接口规范等。台湾中小企业组成的市场合作产业联盟对岛内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社会规则合作产业联盟
社会规则合作产业联盟(简称社会规则联盟)是以改变或建立社会规则为目标的产业联盟。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常常面临社会规则问题,如有些社会规则制约了创新产业的发展,有些社会规则的改变可能带来巨大的市场机遇。产业内的主要企业联合起来共同推动社会规则的改变,形成社会规则合作产业联盟。
1988年,美国苹果电脑、戴尔、微软、惠普、思科、IBM、英特尔、Adobe等信息产业巨头发起成立了商业软件联盟(BusinessSoftwareAlliance,BSA)。该联盟为非盈利组织,目标是促进全球的软件版权保护和正版软件的自由贸易。该产业联盟与美国政府合作,直接或间接介入一些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贸易政策(BSA网站。)。
三、全球产业联盟兴起的原因
从上世纪中期开始,全球产业联盟呈快速发展趋势。产业联盟快速发展有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
(一)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推动全球经济结构变化
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是推动全球经济结构变化的两大引擎。全球经济结构变化表现出如下趋势特点:
市场层面的变化趋势。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市场竞争出现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本地市场竞争的全球化,即本地市场上本土企业要和全球跨国公司直接竞争。二是企业市场的全球化,即原来只在本土市场生存的企业越来越重视国际化经营,以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提高企业竞争力。
产业层面的变化趋势。区域产业集群现象日益突出,推动了产业的全球分工布局;产业链越来越长,产业分工越来越细,产业内部的合作越来越紧密;许多高新技术产业表现出技术和资本密集的特点,创新的投入大、风险高;技术的融合推动产业间的融合,即产业间出现技术共用、业务交叉、产品融合的趋势;技术标准对产业发展和企业竞争的影响越来越大。
企业层面的变化趋势。企业为应对全球化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在战略上越来越专注于核心竞争力,在业务上不断重组以提高公司的效率;企业的专业化发展趋势使得企业日益依赖整个产业的发展环境,企业在战略上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外部化特征。
科技创新层面的变化趋势。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品研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且相互之间的转换周期越来越短,产、学、研之间的合作日益重要;发达国家推动建立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的竞争成为企业竞争乃至国家竞争的重要内容。
(二)经济结构变化导致产业共性问题日益突出
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产业共性问题日益突出,即单个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整个产业的发展水平和产业的发展环境。产业共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共性技术的研发。全球化促使企业和政府重视联合研发共性技术。市场开放前,国内企业在共性技术上的竞争有利于产业技术进步。市场开放后,国内企业在共性技术上的重复投入可能降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促使各国开始重视联合研发共性技术。一些国家将共性技术研发作为产业政策(技术政策)的重要内容。另外,技术进步的加快也促使企业重视联合研发共性技术以降低创新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技术标准的制定。根据国际化标准(ISO)的定义,技术标准指“一种或一系列具有强制性要求或指导,内容含有细节性技术要求和有关技术方案的文件,其目的是让相关的产品或者服务达到一定的安全标准或者进入市场的要求。”技术标准本身是公共产品,但是部分技术标准特别是信息产业的技术标准包含了大量知识产权,成为产业竞争的重要武器。技术标准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其形成过程中需要经过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协商(依据国际标准化组织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在1991年联合的第二号指南(ISO/IECGuide21991)之《标准化和有关领域的通用术语及其定义》:“标准是为了所有有关方面的利益,特别是为了实现最佳的经济性,并适当考虑产品的使用条件与安全要求,在所有有关方面的协作下,进行有秩序的活动所制定并实施标准的过程”。
产业链配套。产业链配套指产业内企业通过产品上下游合作共同为用户提品或服务。由于产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技术越来越深,技术投资越来越大,单个企业没有力量完成整个产业链投资。产业链配套是发展中国家产业追赶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因为发达国家已经主导了产业链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创新产品必须与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竞争,产品链相关企业投资的信心常常不足。
中小企业的市场门槛。中小企业的市场门槛指中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获得生存的基本条件,包括企业是否达到必要的经济规模以完成规模采购或实现规模经济的生产或服务,企业是否具有必要的市场能力等等。本地市场竞争的全球化压缩了本地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境外市场的潜力也为本土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应对挑战和机遇的关键是中小企业是否能跨越起码的市场门槛。
新技术产业相关的社会规则。产业发展的社会规则指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关的社会规则,包括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等。这些社会规则阻碍或促进产品的市场需求,是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如一国只有制定了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或政策,社会组织和个人才会增加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环境保护产业才能够发展起来。
产业共性问题对产业联盟产生了客观需求。由于单个企业缺乏解决产业共性问题的积极性或能力,产业共性问题只能由政府出面解决,或者由企业组成产业联盟来解决。政府政策与产业联盟相结合是重要发展趋势,即政府通过支持产业联盟的发展来促进产业创新。产业联盟是市场导向的组织,其效率比政府直接干预要高。
(三)政府政策的调整促进了产业联盟的兴起
制造业,历来都是国民经济的高地,它关乎就业,关乎经济的创造力,关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中美制造业高地争夺战以及相关的争议持续不断。为了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美国通过多个国家计划来启动“制造业回归”,因为美国发现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重心仍然在制造业,制造业也是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所在。由于中美两国制造业的“成本竞争力”越来越近,这就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必须尽快重新塑造竞争力,“世界工厂1.0版”必须尽快升级到“2.0版”、“3.0版”,才能保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相对竞争力。
美国快速启动“制造业回归”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从美国迅速向全球蔓延,随之全球经济结构与国际分工进行深刻调整。自2008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对高端制造业的重视前所未有,希望重新找回经济稳定之锚。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也加大了对低端制造业市场的争夺。在这张世界制造业坐标系里,美国、德国等制造大国,率先意识到要在这场关乎人类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征战中取胜,必须抢占制造业制高点,于是率先实施“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重振制造业大潮风起云涌。
特别是美国对制造业的定位与以前已截然不同。其中最明显的是美国政府对制造业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首先是美国开始特别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美国从就业培训、研发、融资、基础设施、国际贸易规则、商业环境等方面都提出要促进制造业的回归和发展。其中美国在2009年12月公布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11年6月和2012年2月相继启动《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2013年《制造业创新中心网络发展规划》,推动所谓的“制造业回归”。 随着特朗普当选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两大潜在政策也非常值得关注,其中之一是特朗普的“产业回迁”,意在通过汽车、电子的制造业工厂的回迁美国来解决美国的就业问题,包括福特、通用汽车、丰田、波音、洛克希德马丁、联合技术、开利等美国最强大的企业都已经感受到这种政治压力;之二是提高自身的制造业服务能力,吸引更多的国外制造业去美国设厂,这点在今年年初的曹德旺的评论中就可以体现出来。
虽然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对于制造业的政策不同,但是他们对制造业的观点还是非常一致的。因为美国和很多国家都发现,经济增长的实质以及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重心仍然在制造业,制造业将成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奥巴马政府强调“再工业化”,目的是为了保持美国在全球制造业竞争方面的领先地位。在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美国更是浓墨重彩地规划,2009年出台了《美国创新战略:促进可持续增长和提供优良的工作机会》等,重c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清洁能源、航空产业、电动汽车等产业布局。2012年美国财政年度增加了国家科学基金、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实验室等重要科学部门预算,开发先进制造技术,并启动先进制造技术公会项目。所以“再工业化”也好,“制造业回归”也好,本质上是抢占国际产业竞争制高点。
特朗普政府则一方面将汽车、飞机等机械制造业复兴当做未来的产业政策关注点,目的是为了扩大美国就业,解决类似于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破产之类的难题;另一方面则将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产业升级也作为未来制造业的重点。特朗普提出一个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计划,承诺选民要花上万亿美元来重建道路、机场、桥梁、排水系统和电网。这个新的“造城运动”同样也会发挥美国中低端制造业的带动作用。
美国“制造业回归”源于制造业成本下降
在美国启动“制造业回归”的过程中,很多人将美国启动“制造业回归”的动机归因于美国制造业成本的下降。波士顿咨询集团出具的报告显示,如果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以美国为基准(100分),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的成本优势已经由2004年的14%下降到2014年的4%,这就表示目前在美国进行生产只比在中国进行生产贵4%。该研究报告认为,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对美国的制造业成本差距在2020年左右将不复存在。
埃森哲咨询公司认为,受益于美国多方面的成本优势,目前在美国本土生产的十多万家中小制造企业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埃森哲咨询公司首席技术战略家鲍勃?苏在一份报告中分析说:“美国制造业所拥有的劳动力仅有服务业的1/4,但每位员工所创造的利润几乎是服务行业员工的6倍。”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产出几乎占全球产出的1/4。
那么,究竟是在哪些领域美国“制造业”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呢?
首先在资源与能源方面美国制造业成本优势一直在增强。高盛在其2013年前景展望中指出,美国的可开垦土地面积比中国多出5.3倍,水资源是中国的4.6倍。2004-2013年,我国工业用电价格上涨了66%(我国工业平均电价0.6元/度,比美国高出30%左右),工业天然气价格上涨了138%;而美国的页岩油气革命使则其能源价格出现下降。目前美国天然气每立方米相当于7毛钱人民币,中国为2.2元每立方米。美国的原油价格要比中国原油低30%左右。
另外中美两国的物流成本差异巨大。由于高速公路网是由美国各级政府修建,所以美国高速公路几乎不收费,只有一些私营道路收费,但也很便宜。而中国高速公路费用惊人,中国的运输成本相对来说就太高,而且过路费按里程和载重量双重收取。毕马威曾经报告称,中国的运输成本占中国GDP的18%,比发达国家普遍高出10个百分点。对厂家来说,物流成本可以高达生产成本的30%-40%。
在劳动力方面,中美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美国的人工成本总体来说大约是中国的4-6倍。美国有些地区失业率非常高,在高失业率地区,工资水平也不高,招聘工人也比较容易。美国很多地区平均工资月薪大概在2000-3000美金,是中国的5-6倍。
在税收方面,美国地方政府权力比较大,每个地方的税率政策也不一样,失业率高的地方,税率就低,而且美国税率是根据企业的赢利情况而来,利润越高,税率越高。甚至还有些州不设企业所得税,如南达科他州、内华达州。美国也有企业所得税较高的州,如纽约州、路易斯安纳州,税率也要达到35%。通常来说,企业家可以选择税赋较轻地方去办厂。
美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金融危机以后,欧美国家开始审视原来重视虚拟经济的政策,很多国家于是重新回归并更加重视“高端制造”,如美国将“再工业化”作为其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当然,美国真正想让回归到美国的产业,也并不是所有的产业,因为很多产品在美国制造并没有明显的优势。
比如在美国,纺织品、服装和家具制造业是典型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没有强势品牌支撑下,毛利率很低。而家电、电脑和电子设备等高科技制造行业,或者被称为“高科技组装行业”,也居于半导体产业下游,竞争超级激烈,且产业附加值整体较低。所以在这几个方面,美国都把制造业放在了发展中国家,但是将设计、研发和销售等其他环节留在了美国。以手机行业为例,在2015年,苹果独自赚取了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92%利润,再加上三星,两者利润之和超过了全球手机市场利润的100%。换句话说,所有其它手机企业的整体利润总和是负数――其中,包括了年产16.3亿部手机的中国手机制造商。通过树立高利润制造行业的竞争优势,以及在中低利润制造行业里控制高利润价值链环节,美国制造业获取了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利润率。
早在2011年,Booz&Company的一份制造业分析报告中,包含了一张美国制造业在国内市场竞争力分析图表。该图表清晰显示,美国在化工、宇航、机械、医疗和半导体等领域,仍然占据着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弱势的制造业只是纺织品、服装、家电、家具和计算机设备等领域。由于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需要较长时间的组织能力,所以短时间来看,纺织品、服装、家电、家具和计算机设备等领域回归到美国的概率还是非常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机器人技术在这种产业中大量应用,那么纺织品、服装、家电、家具和计算机设备等领域回归美国的潮流将会成型,比如最近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已经计划赴美投资建厂就是典型的案例。
综合来看,目前正在回流到美国或者肯“主动”回流美国的产业,主要是高技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因为这些产品在美国有着先天的优势,即美国强大的基础科研和科技转化能力。目前科技界三种飞速发展的技术,即“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化服务”,都与美国强大的创新和创造力有着紧密的联系。
其中在基础科研领域,很多企业看中的是美国在信息协作竞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
对现代制造业来说,信息技术已经远不是上个世纪末的CAD/CAM(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和MRPII(制造资源计划)那么简单。从设计、生产、装配到服务,它已经深深嵌入制造业的各个关键环节。在产品设计方面,利用可视化和仿真软件,制造商的产品设计、测试和优化都得以加速,并获得改善。比如飞机无需大规模风洞试验,就可以进行风阻系数优化;零部件只需要在模拟软件帮助,关键零部件就可以测算使用寿命;制造企业使用企业资源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系统,可以综合成本、交货速度、生产率、设备利用率、能源消耗和产品质量等多方面因素,整合上下游供应链的关系,制定最优配置产业链资源的生产、制造和销售计划。
几十年前,制造业资源管理最为核心的MRPII/ERP理念,就是由美国企业提出的,目前,全球最好的ERP软件,也出自美国。在未来信息产业创新的前沿领域,如大数据、云技术、虚拟现实与可穿戴技术、3D打印,美国有大量最先发明与创立的公司。比如大数据,事实标准Hadoop就是由美国制定,全球最大的十家SaaS供应商都是美国公司。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在信息技术的领先,还会让美国制造业的创新优势继续保持。
在科技转化领域,美国企业重视研发,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严格,所以他不管别人做什么,只做自己的,而且要做最好的。连最小的企业也会在研发方面下血本,有了专利就迅速转化成产品。美国制造业会随时调整自己,不断寻找适合自己的角色,劳动密集型基本上没有办法生存,所以都向高端、核心发展了。这就是美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如果要问什么是未来美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可以说,就是美国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信息协作竞争方面的优势。美国的战略意图是让“人工智能设计”应用于制造业,辅助人们进行设计、测试和制造,使制造业的大规模定制成为可能;用“数字化服务”对新产品进行构思、利用模拟器进行测试使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将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化等高技术服务集成应用于制造业,以此来引导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业革命”。
反思:“中国制造”何以持续竞争力?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美国制造”最突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产品承载的科技含量与创新能力,所谓的“制造业”回流是一种结果而非强制的措施。美国强调制造业回归,是重视制造业的重要性。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学习的,因为制造业一直而且永远都是所有行业利润的源泉,也是创造与创新的最大承载载体。
Booz&Company的一份制造业分析报告分析认为,未来全球的主要工业国中,只有美国和墨西哥的成本结构会逐渐向好。较低的薪资增长率、持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稳定的货币汇率,以及显著的能耗优势,将让美国和墨西哥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新星。除中国和韩国以外,其它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商品出口国,平均制造业成本均超出美国成本的10%-15%。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制造业产出最高的国家,还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但从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看,仍处于低端加工组装环节,产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偏低。目前我国彩电、手机、计算机等主要电子产品产量占全球出货量的比重分别达到50%、70 %和90%以上;但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实现利润仅为美国苹果公司利润的40%。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17年2月的《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6)》指出:我国工业制成品中,我国出口产品主要是中等技能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和低技能与技术密集型、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品,高技能与技术密集型制成品最少。我国低技术含量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尽管拥有较高的占有率,但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则普遍缺乏国际竞争力。
目前中国制造业面临着诸多的挑战,比如中国制造业成本最大的优势――人口、资源等红利逐步褪去,而在其他领域的劣势(如税收、物流、能源、隐性成本等)逐步突显。但在很多原因中,最重要的挑战还是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强,而非劳动力成本或者资源成本。经济学家许小年认为,中国制造业现在主要的挑战不是劳动力成本上涨,而是整体技术含量偏低、和国际一流企业差距较大,并且趋同化现象普遍。企业的差异化和核心竞争力不强,使得制造业企业目前有相当数量处于经营困难的状态。
中国正在从改善制造业的生态环境以及减轻制造业的运营成本等多方面做出努力,《中国制造2025》作为我国第一个为制造业长期发展明确方向和实现路径的纲领性文件,相比于以前常规性的五年规划甚至更短的近期规划,《中国制造2025》更具战略性和全局性。《中国制造2025》在基本的政策思路上有了较大的转变,重视公共服务体系在科技成果转化、产业技术基础、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制造业国际化和中小微企业等方面的突出作用,对优化制造业的长期发展环境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但是事情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未来中国制造业并不会因为少部分制造业回流美国而就此式微。但是制造业的两极分化可能会更加严重:有的苟延残喘,有的却傲视群雄,主要原因就是科技含量和创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