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保障措施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会议保障措施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会议保障措施范文第1篇
虽然政府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长效机制问题已经引起高度重视,尽管也施行了一系列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措施,但农民工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与所得保障相比仍不成比例,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依然严峻。具体表现在:
一、农民工面临的风险更大
1.健康风险。农民工普遍劳动强度大,职业危害比较严重。他们大多集中在建筑、餐饮、矿山、加工等行业从事着苦、脏、累、险的工作,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粉尘和其他一些有毒、有害物质。因为工资标准起点较低(一些甚至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农民工要想维持生计并有所结余,必须靠加班加点,很少有休息日,这使他们不得不面临更大的健康危险。
2.意外风险。一些用人单位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和利润增长指标,忽视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产生大量事故隐患和不安全因素。农民工自身也缺乏足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技能,使有关工伤事故和职业伤害不断发生。农民工因为意外人身伤害影响到劳动能力时,如果利益得不到补偿,这将使其家庭经济状况严重恶化,一些人因此导致家庭重返贫困。
3.失业风险。传统理论认为,农民不存在失业问题,他们“养老靠家庭,就业靠土地”。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农民工将越来越多,农民向农民工身份转变步伐的加快,文化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农民工面临的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与日俱增。并且,对农民工的培训机制又严重缺失,这就更容易造成失业。失业时间过长,失业率偏高,还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重要风险。
4.养老风险。虽然目前农民工年轻力壮者居多,但未来的养老问题却不容忽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与计划生育导致的家庭小型化,将使传统农村的家庭养老模式不堪重负。可以说,单纯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以及土地保障都将使农民工养老面临着严峻挑战,甚至已是一种不切实际的选择。
二、做好农民工保障管理的困难很多
1.农民工流动性大,频率高。农民工不仅往返流动于城乡之间,并在单位之间、城镇之间频繁地变动工作岗位,使农民工在异地治疗费用结算和保险关系转接方面存在很大的困难。
2.农民工数量大且保持不断扩大的趋势。农民工人群的数量每年都在不断变动。据有关专家推测,未来一段时期,如果政策不发生大的变化,农民离乡外出就业的数量仍将以平均每年500万人左右的规模持续增加。
3.农民工个人收入偏低,财力有限。这使得农民工常常不得不首先顾及眼前的生存,而不愿支付各种保险的费用。对于多数农民工来说,社会保险缴费数额超出农民工承受能力。
4.农民工群体存在异质性,有多层次的保障需求。由于农民工个体的素质、能力、年龄、体力,技能、经验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区别,农民工在进城后收入状况不断分化,他们要求提供多元化的保障供给以满足差异化的需求,这也增加丁提供相关服务和管理的难度。
由于上述条件限制,多数农民工游离于制度保障之外。为此,针对农民工特点进行制度创新,尽快为他们建立起广泛覆盖、保障完善、运行高效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具体思路如下
1.实行不同于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目前,城镇劳动者社会保险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模式。为适应农民工流动性较大的特点和出于迅速扩大覆盖面的考虑,可以将现行城镇劳动者基本养老保险“大统筹小账户”模式改成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小统筹大账户”模式。为鼓励建立个人账户,除个人缴费外,应允许从单位所缴费用中划入一部分。要真正实现不同人群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无障碍转换,必须统一基本模式,提高统筹层次直至实现全国统筹。当农民工流动时,有个人账户的转移个人账户,无个人账户的,转移参加社会统筹的养老保险权益。让农民工可以凭借身份证在工作的城市建立个人永久性基本社会保险账户。可随时转移其保险关系,尽管工作地点不定,变化工作时可能出现暂时的失业,但仍可以延续保险关系,而不影响其保险待遇的享受。
2.建立协调工作机制,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涉及到政府、企业、保险公司以及其他方面的关系,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政府、保险公司、企业主管部门等相关单位应积极沟通协调,形成合力。政府要从有利于提高农民工保险社会化程度出发,组织相关单位,共同研究、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简化参保程序、降低费率、制止政出多门、各行其是的做法。
会议保障措施范文第2篇
摘要：与反倾销和反补贴不同，保障措施的实施应该遵循非歧视原则。然而，GATT1947的实践中存在大量直接或间接的歧视性保障措施或选择性保障措施。在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新的GATT1994和保障措施协定体制之下，歧视性的保障措施并没有就此消亡，在纺织品贸易领域和针对所谓非市场国家的特定产品中仍存在歧视性的保障措施。此外，保障措施协定规定的配额分配规则实际上具有隐形歧视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以接受其他成员针对中国特定产品实施的过渡性保障措施为代价。我们有必要探讨歧视性保障措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其趋势和矫正方案。
关键词：保障措施、歧视性保障措施、选择性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条款”（safeguard measure clause），又称“逃避条款”（escape clause），是国际贸易协定中常见的一种条款。其目的在于：使缔约国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便它们在特殊情况下出现时免除其在有关协定中承担的义务，从而对已经造成的严重损害进行补救或避免严重损害之威胁可能产生的后果。保障措施是国际法上的“情势变迁原则”在国际贸易关系中的具体运用。[1]GATT规定了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种主要的贸易保护措施制度，传统的GATT体制总是力图区分公平贸易（fair trade）和非公平贸易（unfair trade），前两种作为适用于非公平贸易的保护措施，而最后一种则可以作为对公平贸易的限制。虽然同样作为贸易保护措施，保障措施同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相比，其最大的优点是就是可以针对来自任何国家进口的相关产品进行，但是颇具有讽刺性的是，这也是它的重大缺点之一，它缺乏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外科手术般的精确性（surgical precision），常会带来更多国家的压力。因此，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有些国家或集团（欧共体为典型代表）力图寻求歧视性的保障措施或选择性的保障措施（selective safeguard measures）——既可以对公平贸易限制，而又可以国别针对性的方式实施；既可以保护国内的弱势产业，又不会触怒贸易强国。总的来看，歧视性的保障措施主要在两种情形下实施：a、针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b、针对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或国营贸易国家。歧视性的保障措施令这些国家备受其害，歧视性的保障措施也成为GATT历次谈判争议的一个焦点。从GATT体制下保障措施的演化历程来看，充斥着成员国直接或间接的采取歧视性保障措施，以及刻意曲解GATT第19条的现象。即使在今天的WTO体制下，歧视性的保障措施仍有其容留之地，特别是在纺织品领域和在国营贸易国家问题上。这些现象引人深思：歧视性的保障措施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吗？歧视性的保障措施发展趋势及如何矫正？
一、歧视性保障措施的合理性探讨
一般而言，有支持保障措施的论点[2]：1、经济调整需要（the economic adjustment argument）。该观点认为，进口特别是最近的进口增加将损害进口国某些产业的利益，虽然从长远上看这也许符合该国的总体福利要求，但是面临竞争的行业不得不被迫调整以加强竞争力或是将资源转移出该行业，这种调整是暂时的，而相应的暂时限制进口有助于国内调整。2、实际或政治需要（the pragmatic or political argument）。该观点认为，导致需要调整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技术缺乏更新、消费者偏好转移等，但为什么只对进口造成的调整压力要求政府干预呢？答案是生产者组织良好，易对政府施压，规定保障措施条款是为了缓和国内贸易主义压力，临时有限的进口限制可以达到此目的，而又不会严重偏离自由贸易的原则。
从这两种观点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保障措施应该是临时性的，实施的期间也应限于便利调整的需要。但是，我们从中得不出歧视性实施保障措施的需要。此外，GATT自身逻辑是区分公平贸易和非公平贸易，大体上GATT只允许对从事非公平贸易的成员歧视性的实施贸易保护措施，以矫正贸易权利义务的失衡，而对公平贸易理应不允许歧视性实施保障措施。对公平贸易歧视性的实施贸易保护措施显然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原则，损害了多边贸易体制。
我们可以说，歧视性的实施保障措施并非出于设立保障措施条款的初衷，而是保障措施实施不得不屈服于国际政治压力的反映。因为非歧视性的实施保障措施意味着对来自任何国家的相关产品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这将面临众多国家政府的向应的回应压力，特别是那些贸易大国。GATT第19条和保障措施规定了采取保障措施的成员通知和磋商的义务以及受该措施的成员可以采取贸易报复的权利。另外，非歧视性的实施保障措施在观念上也为一些国家难以接受，特别是那些在调查期内并没有增加出口的国家的产品也难以逃脱贸易限制措施。保障措施协定第8条规定了采取保障措施的成员努力对受影响的出口成员作补偿，然而历经多次多边贸易回合谈判，各种产品大体关税已经大为降低，很难在其他产业做出实质对等的补偿，至于那些剩余产品的高关税也很难给予减让，因为这些产业的减让一般早已经到了成员国能承受的底线。因此，没有哪个采取保障措施的国家愿意作出补偿。在这些压力下，“丛林竞争法则”（jungle rule）再一次适用，针对贸易实力的弱国实施保障措施成为一条贸易保护的捷径，出口竞争力日益加强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随着东欧一些非市场经济国家加入GATT，针对这类国家的特殊情况被提出。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歧视性的实施保障措施则是出于这些国家特殊的经济运行模式，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源分配、成本分摊和产品定价都和市场经济国家有很大区别，基本上是行政性主导的，其运作机制同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运作的GATT完全不同，因此有必要针对其采取特殊贸易保护措施，包括特殊保障措施。然而，时隔多年，情况早已发生变化，对有些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如中国仍歧视性实施保障措施，则是认识上的偏差或是人为的固执歧视。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普遍的认定标准的缺乏，也加重了这种不公平性。
二、歧视性的保障措施在GATT和WTO体制下的合法性问题
GATT第19条第1款（a）规定，如因不能预见的情况和一缔约方在本协定项下负担包括关税减让在内义务的影响，进口至该缔约方领土的产品数量增加如此之大且情况如此严重，以至对该领土内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则该缔约方有权在防止或补救此种损害所必需的限度和时间内，对该产品全部或部分中止义务或撤销或修改减让。从这一款的规定来看，它并没有明确说必须非歧视性的实施保障措施，因此给缔约方留下了恶意曲解的余地，而且该条款也没有明确中止的GATT义务是否包括中止第1条最惠国待遇的义务。由于总协定条文的含糊，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及贸易集团为对本国相关产业实行长期的保护，往往有选择的专门对特定出口国的特定产品实施保障措施，并通常在有关国家加入总协定或议定书中订立“选择性保障条款”。[3]例如，欧共体认为选择性的实施保障措施对其很重要，特别是针对一些亚洲国家选择性的实施保障措施是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的实践做法，而选择性实施可以避免对来自美国的产品实施以免带来政治纠纷。此外，欧共体认为自己已经将关税降到很低的程度了，而有些国家却仍保持了高关税，因此欧共体需要采取选择性的保障措施。最后，欧共体认为GATT的“祖父条款”允许它采取不受GATT纪律约束的做法。此外，除了这种显而易见的歧视性的保障措施之外，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极力推行“灰色区域措施”，包括双边达成的自愿出口限制、有秩序的销售安排等，从而间接歧视性的实施保障措施。欧共体认为，只有允许选择性的实施保障措施，才能消除或减轻“灰色区域措施”。[4]可见，1947关贸总协定体制不能有效的约束缔约方歧视性的实施保障措施。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各谈判方就是否允许选择性的实施保障措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欧美为首的发达国家极力主张可以歧视性实施保障措施，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一些中小发达国家则坚持应在非歧视基础上实施保障措施。最后，保障措施协定第2条2款规定，保障措施应针对一正在进口的产品实施，而不考虑其来源。从这一规定来看，非歧视性的原则得以确立。然而，保障措施协定不可能完全将欧美大国的利益要求抛开，其第11条1款（c）仍规定“本协定不适用于一成员根据除GATT第19条之外的GATT1994其他条款和除本协定外的附件1A所列其他多边贸易协定，或根据在GATT1994范围内订立的议定书、协定或安排所寻求、采取或维持的措施”。这一款的规定既满足了欧美大国针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竞争激烈的产品如纺织品实施特殊保障措施的要求，也容留了WTO成员可以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加入WTO时提出特殊保障措施要求的余地。另外，保障措施协定规定的配额分配规则实际上突破了非歧视的原则。
（一）纺织品贸易中的特殊保障措施
20世纪5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逐年大量出口到发达国家，引起发达国家的强烈贸易保护冲动，歧视性的实施保障措施自然成为发达国家的要求。发达国家意图在GATT第19条涵义下引出一新的、更易实施保障措施的情形，即“市场扰乱”（market disruption）概念，这一概念是歧视性实施保障措施的关键。1959年GATT成立一工作小组专门研究根据GATT的条款针对市场扰乱情形采取保障措施是否可行性，并于1960年得出报告，该报告指出是否存在市场扰乱情形应考虑包括从某些特定国家的特定产品的进口激增或潜在增长的因素，也即如果发现从特定的国家的进口造成了所谓的市场扰乱，则可以针对来自这些国家的产品歧视性的实施保障措施。虽然这种做法有违GATT的非歧视原则，但是它在事后的1961年关于面纺织品的多边短期安排协议和1962年的长期安排协议中被采纳，而且在1973年取代了后者的多种纤维协定中也得到体现。[5]
乌拉圭回合之后，纺织品贸易仍然有其特殊的运作框架和制度。纺织品与服装协定规定了逐步取消数量限制，实现这些产品自由化，并规定了在过渡时期可以实施特殊保障措施，这种过渡性的保障措施是在歧视性的基础上实施的，该协定第6条4款明确规定，“根据本条的规定援引的任何措施应在成员对成员的基础上实施。第2款和第3款所指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实际威胁是否归因于一个成员或多个成员，应在以下基础上确定：自该成员或多个成员的每一个成员的进口急剧和实质性增加，无论是实际的还是迫近的，以及与其它来源的进口、市场份额以及在商业交易的可比阶段进口和国内价格相比的进口水平——”。当然，这种过渡性的保障措施只是暂时的，该协定第6条1款明确指出，对根据第2条已经纳入GATT1994的产品不得实施此种措施，而只能采取GATT第19条的保障措施。随着纺织品贸易配额的逐渐取消，乃至完全实现自由化，这种过渡性的保障措施也将消失。
（二）保障措施协定中的配额分配
保障措施可以采取关税和非关税的形态，然而由于各国的关税水平明确规定在关税减让的承诺表中，如果撤销或修改这些承诺的话需要同谈判之初的许多国家商议，因此采取提高关税的办法实际上太麻烦，成员国更倾向于采用非关税措施包括设置配额。而配额本身就是歧视性的，国别配额的歧视性最为直接，全球配额也是歧视性的，因为它意味着先来者先领，对后来者歧视。此外，保障措施协定第5条2款就配额的分配作了规定，“（a）在配额在供应国之间进行分配的情况下，实施限制的成员可就配额分配问题寻求与在供应有关产品方面具有实质利益的所有其他成员达成协议。在该并非合理可行的情况下，有关成员应根据在供应该产品方面具有实质利益的成员在以往的一代表期内的供应量占该产品进口总量或进口总值的比例，将配额分配给此类成员，同时适当考虑可能已经或正在该产品贸易的任何特殊因素。（b）一成员可背离（a）项中的规定，只要在第13条第1款规定的保障措施委员会主持下根据第12条第3款进行磋商，并向委员会明确证明（i）在代表期内，自某些成员进口增长的百分比与有关产品进口的总增长不成比例，（ii）背离（a）项的规定的理由是正当的，以及（iii）此种背离的条件对有关产品的所有供应商是公正的。任何此种措施的期限不得延长超过第7条第1款规定的最初期限。”这种配额分配规定显然认可了传统贸易大国的利益，而对新兴的出口竞争较强的家和中小发达国家则造成了歧视，是一种对市场后来者（new-entrant）的歧视。
（三）对国营贸易国家或非市场国家的特殊保障措施
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是指那些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生产和销售价格由政府决定，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国家。正如前面指出国营贸易国家（state trading countries）或非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作机制同市场经济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而GATT从其创设之初就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二战结束时，鉴于各国在战前或战中都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1946年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一届会议上，美国提出“国际贸易组织”的建议，要求处理存在的贸易壁垒，包括国营贸易，该建议实际上被用作为多边谈判的基础文件，同时苏联也表示支持建立国际贸易组织。因此的建议文本中关于“国营贸易”最初包括三条，其中一条冠名为“完全垄断进口贸易国家的贸易扩大”，该条规定国营贸易国家应同其他成员谈判，国营贸易国家不仅要做关税减让承诺，还要承诺一定期限内的进口量，即所谓“结果导向型的贸易”。由于后来苏联表示没有兴趣参加谈判，故而该条被删除。而另外的一条是针对战后存在的“混合经济国家”，考虑到这种类型的国家很快就会在战后向市场经济靠拢，该条也被删除。最后，GATT只保留了关于国营贸易企业这条，即GATT第17条，它要求国营贸易企业也必须遵守非歧视原则。可见，GATT1947种并没有专门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特殊情形的特殊条款。[6]
在GATT1954-1955年的审议会议上，国营贸易的特殊情形再次被捷克斯洛伐克提起，要求处理在反倾销过程中针对国家垄断贸易的特殊情形如何确定可比价格问题，修改GATT第6条1款（b）项。GATT缔约方虽然没有修改该条款，但是也表示承认的确存在该特殊情形，但没有给出任何明确指示，实际中留给缔约方自由处理。尽管在提出这一问题时，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只是抱着对GATT条款补遗拾缺的目的，但是事后的表明，对该种特殊情形的承认孵化了从经济理性上看最为不可理解、最不公平的贸易保护政策。针对非市场经国家的规定首先被到反倾销程序中，即衍生出“替代国价格”，这在各国反倾销立法中常见，也为国际反倾销规则默许。理所当然，随着东欧一些原主义国家加入GATT，针对非市场经济国的特殊条款，包括特殊保障条款，都浮出水面。最早被要求承诺特殊保障措施条款的一批国家依次是波兰（1967）、罗马尼亚（1971）、匈牙利（1973），它们的加入议定书里面都有“特殊保障措施条款”，这种条款都允许歧视性的实施保障措施，即规定在自这些国家的进口急剧量增加并对国内生产者造成实质损害的情形下，经过磋商，其他成员可以自由针对来自这些国家的产品采取保障措施。从这三个国家的加入议定书来看，它们确立了非市场经济国家加入GATT的大体条件，即包括承诺年进口总量、“替代国价格”和特殊保障措施条款。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集团中的一员，传统上被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上建立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欧美等国家固执己见，只承认中国尚处于转型阶段。因此中国在要求加入WTO之初，同样遇到这些问题，面临欧美等国迫使中国接受特殊保障措施的要求。此外，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贸易总额位居世界前列，WTO的成员国都对中国强大的竞争力恐慌，因此中国加入WTO付出的代价也是空前的。中国加入WTO的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中明确规定中国认可“WTO成员的保留”和“针对中国的过渡性保障措施”。前者允许WTO成员保留对中国大量的过去的违反WTO规则的做法，包括配额、高关税、特殊反倾销措施、保障措施（波兰也可以保留针对中国的特殊保障措施）；后者则赋予WTO成员针对中国产品歧视性的实施保障措施的权利，而且实施条件较保障措施协定规定的条件更为宽松，即只要造成“市场扰乱”就可以实施，实施保障措施时也无须补偿，中国也不得就此向争端解决机构申诉。而且，中国在其他成员采取保障措施前的磋商程序中还可能被迫接受采取自愿出口限制的要求。其次，中国的加入议定书里面还规定有“贸易转移”（trade persion），即在中国的出口产品对某个成员造成市场扰乱时，中国采取了自动出口限制措施或该进口成员采取了过渡性保障措施或临时保障措施后，导致中国的该出口产品大量出口到另一成员的市场上，则该成员可以要求与中国或/和实施过渡性保障措施的成员磋商，以解决这一问题。如在60天内无法达成协议，则它也可以对“转移”来的中国产品采取过渡性的保障措施。再次，WTO成员针对来自中国的纺织品服装也可以根据“市场扰乱”的标准实施过渡性的保障措施或要求中国自动限制出口。而中国只得到在保障措施实施期限上的一些限制优惠，另外，在中国加入WTO的12年后，过渡性的保障措施应该被取消。
三、歧视性的保障措施措施的发展趋势及矫正
对于已经成为WTO成员的国家来说，目前允许采用的歧视性保障措施将随确定的日期终将消亡。但这并不意味它就将永远在世界贸易的历史中定格，因为歧视性的保障措施仍然是推行贸易保护政策国家在面临处在WTO多边贸易体制之外国家的出口竞争时可以运用的手段之一，在这些国家要求加入WTO时，也可能不得不妥协让步，认可此种不公平的待遇，特别是那些徘徊于WTO体制之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越南、北朝鲜。
如前所述，保障措施协定中配额分配上存在隐性歧视，这种歧视将在长期内合法，而且也缺乏较好的替代解决方法。但对市场后来者的歧视必然会引起新兴的出口竞争强国的强烈不满，导致贸易争端，质疑保障措施协定该规则的合理性。笔者认为，应在分配规则中充分考虑市场新来者的利益，严格采取保障措施的成员国在依据该协定第5条2款（b）的规定背离一般配额分配规则时的举证责任。此外，特别考虑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要求。
最后，对于中国而言，在长达12年的时间内，中国可能面临其他成员的歧视性保障措施。修改议定书承诺在多边约束之下几乎不可能，中国应该加快国内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并向世界极力证明改革的成果，更应加强同重要的贸易伙伴的双边交流、沟通，争取对方的自我限制。在争取针对我国特定产品的反倾销措施中的待遇问题上的成果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借鉴：先是欧共体在1998年以修正案的方式对其反倾销立法修改，允许在生产商能证明自己是按市场经济条件经营的话，则可以给予正常待遇，即对我国生产商分别裁决；另外，在中国加入WTO的议定书中，各国也承诺如果中国出口商能证明类似产品的制造、生产和销售已经实现了市场经济环境，则可采用中国的价格或成本数据。如果根据进口成员国内法确定市场经济的标准判定中国达到了该标准，则被调查的中国产品享有正常待遇。如果判定中国在某一特定产业或部门已经建立的市场经济条件，则对该产业或部门的产品也适用一般的做法。然而在针对中国特定产品保障措施的实施上，并没有这样的规定。我们要力争其他成员国主动给予中国这样的待遇。
「注释
[1]曾令良著： 《世界贸易组织法》，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28页
[2]John.H.Jackson， world trading system， law and polic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relations，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89， p.p149-150
[3]曾令良著： 《世界贸易组织法》，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页
[4]Pierre Didier， WTO trade instruments in EU law， Cameron May ltd. 1999， Page320
会议保障措施范文第3篇
按照县委、县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住建局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措施，认真做好全系统中国人民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以下简称纪念活动）空气质量保障工作，现将具体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加强领导，明确目标。全县空气质量保障工作会议召开后，为统筹推进纪念活动空气质量保障工作，我局立即于2015年8月21日召开了全系统纪念活动期间空气质量保障工作动员安排会议，局班子成员、全体机关工作人员、各开发公司，施工单位负责人、下属单位负责人等150余人参会。制发了《__县住建局关于中国人民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空气质量保障方案》，并下发到各相关责任部门和单位。同时成立了由局长张书君任组长，副局长刘胜、刘长河、许书龙、马孝勇、徐建恒、齐会敏、刘伟任副组长，各责任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__县住建局空气质量保障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办公室，负责全面协调和调度全局空气保障工作的实施开展。
二、责任细化，明确到人。借鉴APEC会议空气质量保障工作成功经验，以住建系统扬尘源、污染源防治工作为重点，规定自2015年8月20日0时至8月23日24时，__县建成区范围内施工现场和商砼企业，严格按照《河北省建筑施工扬尘治理15条措施》和《__市建筑领域扬尘管理标准》，落实各项抑尘措施。2015年8月24日0时至9月4日24时，全面启动实施重污染天气红色（Ⅰ级最高级别）应急减排保障措施。对县城建成区内建筑施工、道路施工、砂石料堆、土堆、渣土运输、地面等方面和部位全面开展治理；控制和取缔焚烧垃圾、树叶、杂草、露天烧烤等行为。各责任部门将目标任务和管控点全部分解到人，安排专职人员做到24小时全天候、全覆盖、全过程驻守监控，确保不出现任何污染环境事件和行为。
三、细化标准，严防死守。一是对县城8处建筑施工工地予以停工，落实施工现场地面和砂石、土方料堆采取洒水、覆盖等抑尘措施,每日分时段洒水降尘至少6次；商砼企业停止营业，落实抑尘措施；集中供热企业停止施工作业；房屋拆除工程全部停止施工作业。二是建筑施工工地渣土运输车辆一律停驶；取缔县城馒头房、洗浴场所燃煤锅炉，杜绝冒黑烟现象；全面取缔露天烧烤；及时清运并妥善处置城区内杂草、树叶、垃圾，严禁就地焚烧；经营性露天堆放的煤场、料场停止营业，煤炭、灰渣、砂石、灰土等散体物料的堆场全部停止使用，并落实围挡、覆盖、洒水等抑尘措施；增加县城建成区道路清扫保洁和冲洗作业频次。三是增加县城各主要街道洒水频次（上午两次、下午两次）；自来水管网铺设及市政道路工程全部停止施工作业。
四、措施保障，强化监察。对重点保障措施进展及时跟踪，并通报落实情况。对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措施落实不到位，影响我县空气质量保障工作的相关部门和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
会议保障措施范文第4篇
近年来，市卫生局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部署，结合卫生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残疾人保障法》，取得了一些成效，现简要汇报如下：
一、加强领导，统一认识
市卫生局很重视残疾人保障工作。局领导班子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如何在卫生系统贯彻落实《残疾人保障法》，并明确一名副局长分管此项工作。为切实做好好卫生系统残疾人保障工作，卫生局成立了由分管局长任组长、局机关有关科室及各医疗卫生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残疾人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卫生系统的残疾人保障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局医政科长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定期不定期召开碰头会，协调解决各项残疾人保障措施的落实。同时，卫生局要求各医疗卫生单位认真组织好《残疾人保障法》学习、讨论和宣传，把学习《残疾人保障法》纳入“四五”普法内容，要求各单位站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切实落实好残疾人保障措施。版权所有
二、切实落实好各项残疾人保障措施
（一）完善各项预防保健措施，避免各类病残现象出现
市卫生局认真贯彻落实“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不断督促市卫生防疫站、市妇幼保健院、市皮肤病防治站等单位，结合各自职能，落实好各项预防保健措施，预防各类残疾现象发生。市卫生防疫站，在抓好各类疫苗接种工作同时，加大工作力度，保证“脊灰”糖丸100％接种率，避免“婴儿瘫”出现。市妇幼保健院，狠抓婚前医学保健和孕产妇保健，在育龄夫妻和孕产妇中间大力普及生育知识，提高优育优生率。自2002年以来，妇幼保健院在全市城乡开展了新生儿听力筛查和遗传性疾病筛查，并保证筛查率在95％以上。对个别听力异常和患有先天性疾病的患儿及早发现、及早治疗，避免了各类残疾现象的发生。今年，在市政府统一安排下，将进行免费婚检，此举将进一步推进我市预防保健工作的开展，提高我市优生优育率和人口素质。市皮肤病防治站，作为我市麻风病专职救治机构，每年进行麻风病现症病人和愈后病人普查，及早发现麻风病人并给予及时治疗和干预，防治病人向病残发展。受到了病人及其家属的衷心感谢。
（二）加大投入，完善设施，为残疾人就医提供方便
市卫生局重视社会弱势群体权益保障，要求各医疗卫生单位在各方面为残疾人提供方便。各医疗卫生单位按照卫生局和市残联等部门的要求，不断加大投入，完善设施，为残疾人提供方便。一是在门诊、病房等显要位置张贴、悬挂残疾人优先的提示，并在挂号、缴费、检查等各环节优先照顾残疾人。有的医院在门诊等处安排专人，帮助老弱病残人员挂号、缴费、检查等。市人民医院购置了电动车，安排专人，免费照顾、运送行动不便的病患。同时，在公用通道、卫生间建设、病房安排等方面，都设置了残疾人专用通道和马桶。市中医院等单位，还为残疾人减免医药费用。
（三）认真落实残疾人救助政策
会议保障措施范文第5篇
专家组于2003年5月2日作出裁决报告，认定美国保障措施不符合保障措施协议。报告长达1000页，分为11个部分：I.概述；II.WTO程序问题；III.方主张；IV.方要求作出的结论和建议；V.组织会议－对初步裁决的请求；VI.专家组工作程序；VII.当事方主张；VIII.第三方观点；IX.中期审议；X.裁决；XI.对各方主张的分别结论和建议。
2003年8月11日，美国通知DSB对专家组报告提出上诉。但上诉机构维持了专家组的总体结论，即美国对所有10种产品采取的保障措施都没有法律依据。其中，对于上诉涉及的未预见发展、进口增加和对等性，上诉机构维持了专家组裁决；对于因果关系，上诉机构认为，对其他主张的裁决已经足以解决争端，因此没有必要对专家组报告中的相应内容进行审查；对于交叉上诉，上诉机构没有裁决，因为审查这些主张的前提条件没有出现。另外，对于镀锡类产品和不锈钢线材这两种产品，上诉机构否定了专家组关于提供充分合理解释的理解，但不影响专家组对这两种产品的总体结论。
以下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的一些重要特点。其中有些内容可圈可点，有些内容则颇有争议。
（一）专家组报告
1、司法节制
方提出了11个法律主张，包括未预见的发展，进口产品定义，国内相似产品定义，进口增加，严重损害，因果关系，对等性，最惠国待遇，措施的限度，关税配额分配，发展中国家待遇等，几乎涉及了WTO《保障措施协议》每一个实质性条款的适用和理解。8个方提交的书面陈述和附件也长达6000页。
但专家组只对未预见的发展、进口增加、因果关系和对等性作出了裁决。专家组认为，对这几个方面的裁决，就足以判定美国的保障措施不符合WTO协定，从而解决了本案的争议，因此没有必要继续审查其他方面。专家组采用司法节制的方法，于众说纷纭之中，抓住解决争议的核心问题，果断作出裁决。这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高超本领。
2、“充分合理的解释”（reasonedandadequateexplanations）
专家组在未预见的发展、进口增加、因果关系和对等性这4个方面认定美国的保障措施法律依据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没有对其裁决作出“充分合理的解释”。这个思路贯串于专家组裁决报告的始终。
专家组指出，DSU第11条规定，专家组的职责是对有关事项进行客观评估（objectiveassessment）。这个一般性的审查标准也适用于有关保障措施协议和GATT第19条的争端。即专家组不是对证据进行重新审查以代替进口成员的分析和判断，而是看调查当局是否审查了所有相关事实并且对这些事实如何支持其裁决作出了合理解释。这一点在阿根廷鞋类案中已得到确认。[1]
此外，美国面筋案和美国钢管案专家组认为，专家组必须评估调查当局是否提供了充分合理的解释，说明事实如何支持裁定。[2]在美国羊肉案中，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在审查是否有充分合理解释时，专家组应当深入审查这些解释，并且依据提交专家组的事实；专家组应当审查主管当局的解释是否充分涉及了数据的性质和复杂性，并且是否对这些数据的其他解释作出了回应；如果其他解释有道理，而相比之下主管当局的解释不够充分，专家组就应当认定主管当局的解释并不充分合理。[3]在美国棉纱案中，上诉机构也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4]]
3、裁决中支持美国的部分
专家组虽然总体上否定了美国的措施，但裁决中却有一些部分是支持美国观点的。例如，对于不锈钢棒材的进口相对增加，专家组就认为美国提供了充分合理的解释。因为ITC发现，调查期内相对进口增长很大，从1996年的51.8%，上升到2000年的84.1%。ITC还指出，最大的增长发生在2000年（19.3%）。ITC认为，最近的轻微下降（从2000年中期的87.9%到2001年中期的84.6%）不影响认定进口增加。专家组认为，这是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特别是，1999－2000年有重大增长（19.3%），而两个中期3.3%的下降是不重要的。因此，相对进口仍然处于很高水平，属于正在以增加的数量进口。
当然，美国对不锈钢棒材采取措施仍然是不符合WTO义务的，因为在其他方面，即未预见的发展、因果关系和对等性方面是不符合要求的。
再如，专家组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属于“未预见的发展”。因为这场危机发生在1997年，美国谈判者是无法在1994年乌拉圭回合结束时预见的。而且这与ITC第二份补充报告中下述说明是一致的：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很快，出口增长更快；但到了1997年，金融危机出现，货币大幅度贬值，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钢铁需求下降。这些说明也确定了亚洲金融危机属于未预见发展。
但对于未预见的发展如何导致了进口增加，美国并没有提供充分合理的解释。因此，美国的措施仍然不符合“未预见的发展”的要求。
（二）上诉机构报告
1、“司法节制”
美国对专家组的因果关系裁决也提出了上诉。但上诉机构认为，上诉机构已经认定10种保障措施都违反了GATT第19条和保障措施协定第3条第1款，因此维持了专家组裁决，即ITC没有对未预见发展导致进口增加提供充分合理解释。此外，对于对等性，上诉机构已经认定措施不符合协定第2条第1款和第4条第2款，因此维持了专家组的裁决，即ITC没有证明保障措施所针对的进口本身导致了国内产业严重损害。由于作出了上述裁决，因此，从解决争端的目的看，上诉机构没有必要对专家组的因果关系裁决是否正确的问题作出裁决。上诉机构既未也未维持专家组的这些裁决。
从上诉机构的这段说明看，上诉机构也使用了“司法节制”的方法。但根据DSU第17条第12款的规定，对于上诉中所提起的专家组报告中的每一个法律问题和法律解释，上诉机构都应当处理（TheAppellateBodyshalladdresseachoftheissuesraisedinaccordanceparagraph6duringtheappellateproceeding）。虽然根据DSU第3条第4款和第7款的精神看，争端解决机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争端，但上诉机构在本案中的做法，好像是不符合第17条第12款的明确规定的。
2、专家组裁决的部分
上诉机构虽然总体上维持了专家组的裁决，并且建议DSB要求美国使其保障措施符合WTO协定的义务，但对于不锈钢线材和镀锡类产品，了专家组以下两项裁决：1、美国没有提供充分合理解释，说明事实如何支持其关于进口增加的裁定，因为解释有多种类型构成并且不能协调；2、美国没有提供充分合理解释，说明事实如何支持其关于因果关系的裁定，因为解释有多种类型构成并且不能协调。
以镀锡类产品为例，这个问题的焦点是ITC委员对镀锡类产品的分类问题，因为4个委员将镀锡类产品视为单独产品，而另外2个委员视为板材的一种。视为单独产品的委员都对进口增加和严重损害作出了肯定裁决，但对于因果关系，只有一名委员作出了肯定裁决。因此，最终只有这名委员认为镀锡类产品是单独产品，而视为板材组成部分的委员是对大类作出了肯定裁决。尽管产品界定不同，ITC报告仍然认定3个委员作出了肯定裁决。在美国总统三月份的命令中，没有选用任一个肯定裁决作为采取保障措施的基础，而是根据美国国内法，决定对镀锡类产品和不锈钢线材作出肯定裁决委员的观点是ITC裁决。因此，总统显然依据的是所有3个委员的裁决，尽管这些委员没有在同一个相似产品的基础上作出裁决。
专家组认为，ITC（作出肯定裁决的三个委员）对镀锡类产品作出了不同裁决，而这些裁决是不可协调的，因为它们依据的是界定不同的产品。不论协议在成员内部成员决策程序方面提供了多大的灵活性，主管当局都必须对其决定提供充分合理的解释。否则专家组就不能支持这些措施。对于镀锡类产品，专家组看不到ITC报告对该措施作出了怎样的逻辑解释，以及进口增加的要求满足了。利害关系方和专家组不知道不同委员的多个不一致裁决是如何成为采取保障措施基础的。
因此，专家组认定，对于在不同产品的基础上作出的相互无法协调的裁决，就违反了协议所要求的提供充分合理解释的义务。因此，ITC报告的裁定没有充分合理解释，违反了第2条第1款和第3条第1款。
但上诉机构认为，专家组没有审查3个委员肯定裁定的实体内容，而只是认为这些裁定所依据的不是界定相同的产品，因此无法协调，也就是没有提供充分合理解释。上诉机构对专家组的观点持保留意见。首先，3个委员的裁定并非不能协调。对范围广泛产品的肯定裁定，与针对其中一种产品的肯定裁定，不一定相互排斥，而应当视情况而定。但专家组没有审查裁定的细节，因此无法充分说明是否3个裁定能否协调。
其次，第3条第1款只要求公布报告，而没有对主管当局的多种裁定或一个裁定提出要求。协定并没有规定成员的内部决策程序。ITC委员作出裁定所依据的产品分类虽然不同，但ITC最后作出的是本机构的裁定。专家组没有必要判断不同委员的裁定是否可以协调，而是看是否提供了充分合理解释。专家组不应当在认定有不同委员的不同裁定后就停滞不前，而应当继续分析这些裁定是否提供了充分合理解释。本案中，专家组在“对等性”部分就继续进行了这样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