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高端医疗市场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小龙是一家国内大型保险公司的理财规划师,以前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拿着公司提供的一本电话信息资料,拨打电话推销保险。然而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很多客户主动打电话给他,咨询险种和理财规划。
这些主动打电话寻求帮助的客户一般都是高端人群,如企业高管、外派人士、演艺明星。他们都有共同的特征:收入高、压力大、生活不规律、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如今,越来越多的高端人士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希望寻求到适合自己的高端医疗保险。
险企涉水高端险
保险公司的高端产品一般分为高端医疗险和养老年金型保险两种。高端医疗保险是针对高端人群设计,超高保额、突破国家医保限制、就医直付、覆盖广泛的医疗费用保险。它是各大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重点。记者了解到,此前成立的太平洋寿险杭州中心支公司以及华泰人寿保险均表示要着力开拓高端保险市场。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多家公司都曾推出多款保费较高的重大疾病保险,目标直接瞄准高收入人群,部分公司的高端综合保障计划甚至喊出了“保额低于100万元不卖”的口号。
今年6月,中英人寿推出了市场上首款针对个人销售的高端医疗险――尊荣岁月国际医疗保障计划,最高保额300万元。对于那些总是抱怨保险公司“理赔难”,“跑断了腿儿也没赔钱”,“不是癌症不给钱”的人来说,眼下的这款产品应该是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了。
其实早在3年前,中国内地市场上就已经有高端医疗保险。一向定位于高端客户群的太平人寿在2005年就推出了一款名为“卓越医疗”的高端医疗保险。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美亚保险也推出过高端医疗团险,有的保额甚至高达1600万元。
国家注册理财师、保险专家朱庆指出,很多保险公司推出的针对个人销售的高端医疗险,最大特点是突破了对就医地点、用药的限制,客户在医院所有的花费都可以报销。
市场空白潜力大
“严重的保险不足和保险意识错位导致了高收入人群的保险真空”,“保险公司之所以看上高端市场,是因为这个市场的巨大潜力。”平安保险北京分公司某营销部张经理告诉记者。
根据北京市政府外事办测算,仅在北京地区常驻的外籍人士就有10万人,加上配偶小孩约有20万人。如果按照每位投保人年保费l万元的标准计算,这个市场就有20个亿。亚洲医疗健康服务管理商“中间带”运营总监王伟则给出这样一组数据:目前,我国约有3000万人群需要高端医疗服务,与此相关的高端医疗保险市场容量每年至少可达200亿元。保险业内人士也看到,“很多外企高层、包括一些中小企业老板,普通的医疗险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显然,国内保险市场还还存在着这样的空白,谁先抢占谁就会赢得先机。
为高端人群设计这些产品,在政策上已无障碍。国家新医改方案4月份正式公布,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适应不同需要的健康保险产品,于是不少保险公司都积极推进高端产品的进程。
中英人寿6月份推出的“尊荣岁月国际医疗保障计划”专为高端客户服务。太平人寿的“太平金盾团体医疗保险2009”的最大特点是突破了社保医疗保障范围限制,在保额范围内皆可报销,可充分满足客户对包括特需医疗、自由选择医院、自费药等特殊需求。
相对于中低端的医疗保险市场来说,这种高端医疗险的推销似乎更省事,由此也带来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的转变。业内人士透露,有时候业务员为一笔普通的医疗险保单,得打上数十个电话,拜访好多次。就北京地区而言,一般家庭平均持有两三张商业保险单,但是这类医疗险保额都相对较小,理赔范围有严格限制且程序复杂。而保险公司通过运行高端客户服务体系,为他们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这种另辟溪径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也必定促进寿险个人业务的加快转型,险企不再一味追求经营的规模,其经营模式和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
附加服务大比拼
各大保险公司频频推出高端医疗保险,激起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不少保险公司就在“特色”和“差异化”方面使劲,也显示出不同产品的不同“个性”。
日前中英人寿推出的“尊荣岁月国际医疗保障计划”,保险责任涉及住院及相关服务、特定器官移植手术费用、门诊费用、体检等4大项内容,包含癌症治疗、肾透析治疗、处方医疗辅助装置等多种特殊的医疗保障责任;还有未成年人住院家长陪护、无理赔住院津贴等更多人性化的设计。而牙科医疗保险则可作为该款主险的附加险购买,对于各项齿科医疗需求的覆盖十分广泛。不受定点医院的限制,可直接担保和支付医疗费用。此外,附加VIP服务可以帮助客户挂号,陪同就诊,推荐医疗结构。
太平保险推出的“卓越医疗”是一款没有保额上限的高端产品,其附加服务也是考虑有加。太平人寿为其“卓越人生”的客户开通了24小时医疗服务热线,随时待命,提供医疗机构推荐、特需门诊预约及住院安排等全天候的医疗服务。
中国人寿推出的“国寿康优全球团体医疗保险”则以高达1280万元人民币的最高保额为特色,而且只要被保险人的配偶及子女符合身体状况和年龄条件,均可直接成为附带保险人,享受同样的医疗服务。
太平人寿北京分公司某营销部业务员透露:“现在各大保险公司的高端医疗保险销售情况都比较好,在市场中竞争的热点就是附加服务,产品本身没有很大的差别。”
2017年1月13日,网络大V“急症科女超人”于莺在微信朋友圈转发诊所招聘信息时,透露其管理的一家综合门诊,于2016年12月接诊患者突破1800人次。这个数字对于一家中高端全科诊所来说,颇为不错。
于莺预估随着保险的加强,“客流量仍会持续上升”,这不是空穴来风。中国商业健康保险似乎正在迎来一个高速成长期。
波士顿咨询公司2016年中的报告显示,中国商业健康保险2010年-2015年复合成长率高达29%;按这一速度成长,中国商业健康险市场到2020年或将接近万亿元规模。
随着北上广地区大型公立医院高端服务部门逐渐发展起来,民营医院在全科和部分专科优势较为明显,部分高收入阶层的全科到专科高端消费流程已经打通,一些新款的商业健康险应运而生,但在现有医疗体系下,能否发展壮大,还待观察。 健康新险种盯住高端客户
郑是美中宜和国际保险部副经理,是公司2015年从保险公司挖来的专业人士之一。随着郑和其他同事的加入,美中宜和在2016年底联合平安保险公司,推出了一个新的高端保险计划。
这是一款面向儿童的医疗保险产品。家长缴纳8000多元年度保费,获得一个美中宜和全科医生初诊服务的服务包,比如体检、电话咨询等。每管理一名参保者,美中宜和每年从保险公司接受一笔固定诊疗费用,就是所谓按人头付费。即使患者一年之内没在医院就诊,保险公司依然给付这笔费用。
此前,高端医疗保险的签约医院主要采用按项目服务,服务量越大收入越高。按项目付费下,医院有动力做大服务量,从保险公司多获得费用赔付。而且,很大一部分高端医疗险是个人投保。有些投保者等到疾病风险较高的时候才去投保,出险概率高,这提高了保险公司的赔付成本。
为了保证利润,高端保险公司选择持续上涨保费。这导致中国高端医疗保险保费近年水涨船高,三五万元的保费,让很多高收入阶层也望而却步。投保人数少,使一些保险公司干脆选择部分放弃市场,不再接受个人投保高端医疗保险,专注于公司团体市场。
和睦家网络管理总监司伟塔告诉《财经》记者,根据医院与保险公司长期合作的情况来看,中国高端医疗保险实际上并没有开拓出太多的新客户。
合理控制保费价格和诊疗费用,高端医疗保险应该能够在中国中高收入阶层中吸引更多客户。
2015年,和睦家联合永安保险推出针对成人、儿童共同投保的家庭保险。这一保险计划过去一年吸引到1000多参保者,八成以上都属于国内消费者。
上述两种新保险产品的特点是,由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联合开发,共同管控患者就医流程;保险公司适当降低保费,吸引更多客户投保;医院适当控制费用,牺牲客单价,获得更多患者;患者投保成本适当降低,而且有一家固定机构专门管理自己健康,也就是患者看病先到固定机构进行初诊,建立健康档案。如果患者确有需要,则由该机构联系预约转诊到大型公立医院就诊。
这跟已有的主流高端医疗保险产品不一样。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投保患者在高端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高端病房看病,由保险公司与医院结算。患者选择范围比较宽,只要是保险公司认可的机构就能去,高端医疗保险公司甚至以服务网点众多来吸引客户。
新产品的前景还待观察。哈佛大学卫生经济学博士后李明强指出,消费者在这一新模式下首诊选择受到限制,与过去的就医模式相比可能会不适应。当然,合理转诊和健康管理也许会让消费者耳目一新。
不过,重要的是,这种模式下可以使保费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起始保费在1万元左右。
郑认为新保险产品“在商业逻辑上是通的”。类似新型保险产品借鉴的是美国管理式医疗的理念。早年间,美国保险公司向医疗机构采购医疗服眨也是按项目支付。随着费用不断上涨,保险公司和患者不胜其扰,出现不同形式的管理式医疗。在管理式医疗模式下,保险公司甚至直接投资医院,参与到医疗流程中;保险公司适当限制患者就医,强化预约转诊流程控制,引入按人头付费等结算方式,从而控制保费和就医费用失序增长。
这样的探索并不是毫无风险。早年间,部分保险公司曾经联合高端牙科诊所探索管理式医疗模式,但是最终因为无法拓展市场而黯然退出。
时机很重要,中国的高端医疗保险市场2015年规模约在30亿元左右,在保险市场走热、人们的观念改变的大背景下,新型险种的试水,很有可能会把一部分中端消费者也吸引进来。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伙人罗英就指出,部分中等收入阶层也许不会给自己购买高端保险,但是在公立医院儿科就医难背景下,他们可能会给孩子在一定时间内购买合适的中高端医疗保险产品。 社保缺口正是商险机会
2015年中国卫生总费用超过4万亿元,全社会个人卫生支出更是超过1.2万亿元;而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规模仅有0.24万亿元,总体依然偏小,潜力较大。尽管政府统计数据还未正式公布,2016年中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应该能够超过4000亿元,增速超过70%。“我自己承保的业务增加了230%。”保险经纪李杰告诉《财经》记者,从业15年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象。
市面上,部分保险产品的销售提成已高达10%到40%。这意味着,包括李杰在内的整个保险行业的从业者,2016年的个人收入应该非常不错。
中国商业健康险市场可谓一片繁荣,堪比2016年中的房市。
在李杰拿到的业务单子中,九成以上都是重大疾病保险(下称重疾险)。重疾险的常见模式为,投保人一旦被诊断为事先约定的可涵盖的少数重大疾病时,保险公司将会一次性给予大额补偿款。此外,中国市场上的商业重疾险普遍具有返还功能:如果在约定保险年限内,投保人没有患病,保险公司还会将本金和利息返还。
尽管基本实现全民医保,但是中国政府举办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有限,实际报销比例偏低。福建泉州白血病患儿的家长庄龙章告诉《财经》记者,自己孩子治病花费了超过25万元左右费用,实际报销也只有8万元,这还不包括误工造成的家庭收入损失。
因为看病贵,很多人选择商业重疾险,一旦生病可以从商业保险公司直接补偿一笔费用,避免因病致贫。2015年,重疾险保费收入规模为1690亿元,占整个商业健康险的三分之二强,超过98%都是由个人消费者购买的。
重疾险市场利好,也催生该险种的各类销售服务企业出现。丁云生曾经是一家跨国保险公司高管,2016年他自己创办了一家重疾险销售培训企业,出版两本重疾险销售的培训教材。他告诉《财经》记者,商业健康险分为报销型医疗保险、重疾险、失能险和护理险等。目前,中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主要是前两者。
前述中的两个新保险产品属于报销型医疗保险。不同于重疾险,这类保险不返还本息,投保者看病,保险公司按照保险约定进行赔付。业内人士也称之为“消费型保险”。
波士顿咨询数据显示,2015年报销型医疗保险收入720亿元,其中,80.8%近600亿元来源于团体保险,主要由企业为员工集体购买,大部分来自于所谓“商业补充医疗保险”。
由于社会医疗待遇有限,大量药品、耗材、服务项目不能完全报销,还需要患者自付一部分;完全自费的也不在少数。为了提升员工的医保待遇,一些企业就购买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相衔接的商业补充医疗保险。
在北上广,很多企业招聘员工时,都会特别提出,员工福利包括补充医疗保险,以吸引优秀员工。一般来说,享有这一商业保险的员工,门诊起付线实际下调到500元,即他们看门诊只要超过500元就可以报销。而且,社会医疗保险仅部分报销的药品、耗材、服务项目等,保险公司则会支付剩下的部分。
这类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由于购买企业比较多,市场比较透明,成本和费用信息越来越公开。太平洋保险公司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年轻人比较多的科技公司,人均保费在五六百元;中老龄员工占比较高的国企,人均保费可能到两三千元;一部分公司可能给部分中高层管理者追加部分保费,再报销一些自费药品和自费服务项目。 保险体系结构失衡
在欢庆2016年保险市场一片繁荣时,仍有必要审视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结构问题。
返还本息的重疾险,设计借鉴了寿险和意外险,现在长年占据商业健康险的三分之二份额。李明强告诉《财经》记者,此类保险在东南亚比较多见,发达国家市场主要见于前英联邦国家,市场份额相对较小。
因为发展较晚,中国商业健康保险长期依附在寿险之下,曾长期由寿险公司销售,专业健康险公司发展缓慢,是寿险公司做大的。“有病看病,无病养老”看似是重疾险的优点,实际上也存在一些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朱俊生就指出,“在保单设计中,保险企业列出一系列重大疾病;只要投保人患有其中任何一种疾病,保险公司就向投保人支付约定的赔付金额。至于患病投保人是否治疗,赔偿金是否足够支付医疗费用,都与保险公司无关。”
而且,一旦患者遭遇一次约定大病以后,商业保险公司通常就不再接受再投保。因此,这类保险实际上无法为患者提供持续的费用补偿。
因为这一类保险部分具有的储蓄和投资功能,市场看重的其是其返回本利的保险设计,而不是保险本该具有的对冲风险的功能。
国内报销型商业医疗保险,以补充医疗保险为主,长期与社会医疗保险绑定,保险产品设计相对单一。社会基本医保由政府主导、强制参与。对企业和个人而言,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已花去不小的开支,再购买中高端商业医疗保险形成双重成本,压力较大。
除了受社保挤压,大型公立医院在市场竞争中不断走强,也让保险公司的生意不好做,因为门庭若市的大型公立医院缺乏和保险公司配合的意愿。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称,中国医疗保险企业“与大型公立医院之间的合作关系依旧薄弱,进而导致其无法获取必要的患者信息,为成功的产品设计和定价提供支持”;同时,商业保险提供商“与医生之间的互动也十分有限,使之难以制定有效的风险和赔付率降低举措”。
民营医院数量虽多,但服务能力普遍偏低;部分中小型公立医院、民营医院逐渐劣质化,始终无法从医疗服务市场上被淘汰,这使保险企业可以信任的民营医院比较少。
朱俊生分析,“由于医疗卫生体系改革的滞后,掌握大量患者资源的社保机构进行费用控制尚且困难重重。商保承保的患者只是医院患者的一小部分,根本无法与医疗机构形成谈判格局,自然无法控制费用。费用控制完全掌握在供给方手中,这就会让保险公司设计费用报销型产品非常被动。”
这位专家指出免费医疗通常都有三大弊病:高税收;过度医疗;医疗单位无竞争。他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中国特色:“英国搞免费医疗的结果是排队,你部长首相也得排队。要是在中国搞免费医疗,结果就是没关系没权力的人要排队,排十几年队,有关系或有权力的人就不排队。”
此文引起众多批评,其中有分量的,我觉得是这个:“不错,在中国搞公费医疗,老百姓确实要排队,官员不排队。但这些年中国搞市场化医疗的结果又如何?不就是老百姓看病掏大钱,官员看病照样不掏钱吗?”
这个问题给人的启示是:的确,福利化与市场化可能各有利弊,各有短长,但在中国一般性地谈福利与市场,可能是隔靴搔痒。关键在于,我们的福利不是别人的那种福利,我们的市场也不是别人那种市场!别人搞福利,可能官员和老百姓都要排队,但咱们只是老百姓要排长队;别人搞市场,可能官员和老百姓都得花钱,但咱们只是老百姓要花大钱。
不但如此,更要命的是,我们的评价和决策体系往往只听到那些既不花钱又不排队者的声音,这种声音不断拿排队和花钱来轮番吓唬老百姓:高收费看不起病你怕不怕?可见市场化要不得,还是应该有垄断权力;排十几年队你怕不怕?可见福利化要不得,你别给我施加这些责任。
市场化与福利化各自的弊病不是不能中和,先进国家的成功实践已有不少。如政府对弱势者医疗承担保障责任的同时,放弃医疗供应垄断权,对民营医院开放医疗市场,尤其是高端和特需医疗市场,不愿排队或对医疗服务有更高要求的富人,可以掏大钱去看高级私人医院,低收入的穷人看病,可向政府要求有免费的公立医院。排队之弊难免,但富人分流到高端医疗市场后,就不至于那么拥挤。怕排队的人可以选择花钱,怕花钱的人可以选择排队,市场化和福利化各得其所。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总不至于无权无势者既花大钱又排长队,有权有势者既不花钱又不排队吧!
我国正相反:国家财政提供的医疗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特殊高端医院。民营医院受垄断排斥,很难进入高端医疗市场,大都只能为没有保障的弱势者提供收费的低端服务。老百姓没钱进不了好医院,花得起钱也得挤到那极少的国有高端医院排长队。这恰恰造成了“无权无势者既花大钱又排长队,有权有势者既不花钱又不排队”之弊。
从2014年1月开始,这个村庄每天都活跃着一支由9名工作人员组成的医疗队。这些来自加尔各答Chittaranjan国立癌症研究所的研究员,每天清晨驱车两个小时来到这里,和当地志愿者一起,挨家挨户对该村和周边近十个村镇的已婚女性进行宫颈癌知识普及,并同步提供针对宫颈癌病因――人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 HPV)的DNA检测。
这是由德国凯杰(QIAGEN)公司和印度Chittaranjan国立癌症研究所联合推出的宫颈癌筛查项目。目前,全球每年有多达50万个宫颈癌新增病例,有超过25%的死亡病例发生在印度。然而,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女性类似,生活在Shaorabera Jalpai的绝大部分妇女对宫颈癌没有任何认识。在Chittaranjan研究所妇科肿瘤研究员Anushree Samadda的带领下,医疗队每天奔波于加尔各答和周边250公里范围内的偏远农村,应用一种创新的HPV病毒分子检测技术,及时发现了很多例宫颈病变,并帮助病人解除了病痛和恶化成宫颈癌的风险。 低端市场≠低端产品和技术
不少朋友关心加尔各答宫颈癌筛查项目进展,也有人对此表示费解:像HC2 HPV病毒检测这类创新技术,如何保障它能顺利应用在Shaorabera Jalpai这样地理位置偏僻、基础设施相对匮乏的地区?从商业角度看,在此类条件下,应用高端技术和产品如何实现理想的投资回报比?说到底,高端技术能不能以及为什么要进入传统意义上的中低端市场?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不如先反过来想一想:传统意义上的低端市场,是否只适合低端产品和技术?将高端产品和技术直接应用于低端市场,实施跨越式开发,是否会带来意料之外的收获?源于低端市场的产品和技术,能否在高端市场竞得一席之地,甚至与高端产品和技术结合,带来1+1>2的效应?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所谓“低端市场”都是与“低端产品和技术”画等号的。几乎所有行业的跨国企业都经历过先集中开拓占20%的高端市场和客户群,再将已获得成功的产品引入中低端市场的过程。低端市场不仅无福在第一时间享受高新技术的优势,还被打上了无法主动贡献企业技术创新的烙印。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社会和经济环境的改善,以及消费能力的提升,全球资本、技术、人才等领域的各种资源已在逐步从传统的高端市场向低端市场转移。
比如电信业。4G时代已然到来,对于在这一领域起步较晚、整体基础设施依然薄弱的新兴市场,是否必须重复二十年来在中高端市场走过的道路?事实证明完全不必。那些敢于抢滩新兴市场并跨越式构建先进移动通信网络的运营商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肯尼亚,广大青壮年劳动力通过某移动运营商的服务网络,实现了安全、便捷、快速汇款,无须再依赖实体银行。如果没有跨越式发展的电信网络基础,很难想象在肯尼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竟能有高达20%的GDP是通过移动通讯网络完成流转的。 医疗反向创新新解
在医疗领域,高、低端市场与相应技术、产品的排列组合,即便在同一国家,也会因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变得十分复杂。就诊断而言,很多情况下,尽快获得检测结果,与结果的可靠性、精确性同等重要。但按照传统方法,一般需要数周时间才能获得可靠的结果,而且往往需要冗长的实验指南,程序复杂,另需购置昂贵的实验室基础设备。因此,即时检测(Point-of-Need Testing)成为近年来分子诊断领域涌现出的新需求之一。
以中国为例,任何一项临床检测技术的开发,要想获得长远成功,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的中西部地区都将无法忽视。企业需将当地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居民生活习惯以及医疗认知水平等因素,充分融入到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之中去。
基于这一考虑,凯杰与比尔・盖茨基金会合作,开发了可靠、便携且易于使用的 careHPV 检测技术,以推动宫颈癌筛查在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地区的普及。careHPV操作简单,能适应各种实验条件,可有效实现即时检测、及时追踪,符合WHO指南中的“即筛即治”原则,从而在有效扩大筛查覆盖率的同时,降低复查失访率。
HC2 HPV检测和careHPV检测,都是基于“高大上”的杂交捕获技术,但它们的诞生背景、研发初衷却不尽相同。如果说前者是关注20%高端市场、以价值为导向的成果,那么后者则更多体现了对剩余80%低端市场的重视。对于创新型企业来说,低端市场也有足以支撑高端产品和技术应用的空间,尤其在欠缺客观支持条件的地区,如果能引入定制化产品并将两者有机结合,则不仅能满足高端市场需求,还可实现对中低端市场的有效渗透。
如今的医疗问题主要集中在看病难、看病贵。走进每所大医院,都是人满为患,排半天队,结果医生两三分钟就把求医者打发走了;治感冒花费上千元、抗生素泛滥成灾、剖腹产率世界第一、过度检查、过度治疗……
医改,公立医院改革固然是一个重点,但核心目标是“调结构”,即建立结构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必须“调结构”。中国现有医疗服务体系的根本缺陷,是供需严重失衡。近20年来,虽然民营医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但基本格局仍是公立医院一家独大。公立医院楼越建越多、规模越做越大,人才越来越集中。不管是感冒、牙疼还是大手术,大家都往公立大医院跑。需求过度集中导致“看病难”,医生逐利导致普遍的“看病贵”。
要想解决此类痼疾,办法是增加供给。我们经常有这种亲身体验:病患者坐下,医生连头都不抬一下,“望闻问切”无从谈起,而检查单或处方就开出来了。这样的诊疗服务,谁会满意?究其根源,还是因为别无选择。只有医疗机构发展起来,医疗服务供给充分,才会实现“看病易”,服务定价相对趋于“不贵”。
增加供给,绝不是建更多公立医院,而只能引入社会资本,甚至让跨国资本进来,增加医疗服务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如果公立医院继续逐利,医疗市场就没有理由不向社会资本开放;公立医院摊子大了,政府也负担不起。
近年,政府已出台限制公立医院扩张的政策,目的是为社会资本办医留下空间,最后形成公立医院、民营医院以及其他医疗机构协调发展的格局。政府计划建立“分级诊疗制”,前提就是有多层次的医疗服务体系。
环顾世界各国,公立医院都定位于“保基本”,高端市场则是私立医院的天下。公立医院要向所有人提供服务,加上政府负担能力有限,这就决定了公立医院条件不可能太好、服务质量不可能太高。但更高品质的服务需求是广泛存在的,这一块阵地要由私立医院和私人诊所占领。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反其道而行之,公立医院占据中高端市场,而民营医院、私人诊所反以低端服务为策略。医改必须“倒转乾坤”,让公立医院回归“保基本”,让社会资本占据高端市场,专门为高收入人群提供服务。所谓“保基本”,除了公立医院,还有社区服务;所谓高端市场,除了私立医院,还有私人诊所和私人医生。当大量高收入人群自寻方便,公立医院的服务范围就会小下来,普通人看病将相对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