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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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评估报告范文第1篇
（一）司法质量评估的发展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法院系统即对司法质量评估问题进行了探索。以汉寿县法院为例，司法质量最初往往采取以公开互评的方式开展，评查的主要是民事案件，而刑事、行政案件局限于所办案庭室的唯一性未能评查。在评查中，办案人员对其他庭室办理的案件通过全案评查，根据自己的法律水平、审判经验，一般从实体处理、程序适用、书记员工作、案卷的装订等方面初步评出案件等次后，公开发表评查意见，再集体确定案件的等次，具备案件质量评估的雏形。从九十年代末至今，对司法质量评估则完全以目标管理责任制考评的方式，对审判工作、执行工作全面考评。在考评中，将司法质量划分为办案质量、办案效率和办案效果三类。以汉寿县法院2004年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考评细则为蓝本，办案质量方面总分为30分，包括合格案件达到100%计30分，每出现一起基本合格案件扣1分，不合格案件扣2分，案件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被改判或发回重审，每件扣3分。办案效率方面为20分，包括各类程序审结、执结案件是否达院规定的期限（一般比法律规定期限要短），办案效果总分为10分，主要是指当庭宣判率、开展专项审判以及提出司法建议等，这三部分的分值大约占专业考评部分百分制的60%，其他专业考评内容则为业务指导、经费管理等办案质量占30分-35分，三部分分别由审监庭、立案庭按职责考评。
（二）司法质量评估体系的评价
从上可以看出，司法质量考评呈现出几大转变：一是从部分案件考评向全部案件考评转变。二是从非规范化逐步向规范化转变。通过目标管理责任制，确定了考评内容、量化了考评的分值。从汉寿县法院近三年的考评结果看，总体上能反映案件质量水平，但是有的标准缺乏法律依据、操作性、权威性而流于形式，尤其是办案效率方面，如结案率、简易程序审理的适用率等。三是由个人考评向职能部门考评转变。在实践中，审监庭、立案庭的职能决定了在司法质量考评中的始终处理主导地位。
然而，也不难看出，司法质量评估体系并未完全真正建立。主要体现在：
1、司法质量评估的外延模糊，将司法质量等同于案件质量。从字面上来看，司法质量除了包括案件质量外，还应包括可能影响司法质量的其他因素。案件质量是司法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司法（执法）最终的静态结果，但是（司）执法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仅从结果来看质量的高低，显然不全面。例如：一个案件从实体处理到程序适用均合法，但未经立案庭统一立案，很明显这样的案件不可能成为合格案件。也正由于司法质量范畴的不确定，导致了不是司法质量的因素纳入了考评。如经费任务往往被作为一个重要因素作为司法质量考评的内容，与办案质量相提并论。司法质量评估应是对在整个诉讼活动中执法质量的衡量，包括诉讼费、扣押款物、罚没款物管理、回避行为、审判案件办理期限、案件受理、立案程序、诉讼保全行为、庭审程序、执行程序、审判监督等可能影响司法质量的各种因素，但这些却并没有纳入考评。
2、司法质量评估标准不一。评价一个执法活动的好坏，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标准衡量，只有两上最基本的判断标准：一是法律标准，二是社会标准。法律标准是说，法院的裁判一定要符合法律规定，以裁判适用法律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两类规范，又自然派生出实体法律标准与程序法律标准。社会标准是指舆论、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裁判的态度是赞同还是反对。在法治社会，对于司法公正与否的评价，法律标准是基本的也是根本的标准，应当成为评价司法公正社会标准的基准。①但作为司法质量评估这种法院内部对自身司法行为评价中，却执行“法外”的标准。在大多数法院均将审理期限通过内部规定缩短以期提高结案率，不但将结案率纳入评估的标准，而且也将内部审限规定纳入评估。如规定民事案件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15天内审结的占所结该类案件的50%以上计5分，每减少1%扣1分；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一个月内审结的占50%以上计10分，每减少1%扣1分；全年结案率达95%以上计分，每减少1%扣1分。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想通过限期提高办案效率，但根本不具有科学性、必要性，混淆了法律标准实际上是最低标准。就审理期限来讲，法律规定的是最长的期限或最后的期限，至于最快、最短是多长，法律无法作出规定，将法律并未要求的标准进行考评，随心所欲，显然违背了司法的最终目的。
3、司法质量评估宽严不均。对个案质量大多数法院均由审监庭来评估。但审监庭具体应该从哪些方面、哪些标准来评估，未有统一硬性规定，五花八门。从我院来讲，由于一直未出台有关个案质量考评标准，仍然是由审监庭评查人权衡，大致为案件的办理符合实体法、程序法规范，案卷装订及时，为合格案件；案卷材料上存在一定问题但不影响公正处理结果的为基本合格案件；存在实体错误、程序违法的为不合格案件。这种标准，由于采取的是粗线条，不同的人往往可能产生不同评估结果，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其他基层法院则通过实践，将案件中可能出现的质量缺陷予以列举，对于缺陷累计达到不同程度，确定案件的等次，体现出评查标准的客观性。在评查中各个法院均对改判案件往往倾注了更多的关注，而对改判案件态度则莫衷一是。有的一律列为不合格案件，因为要维护生效裁判文书的效力，但将改判案件一律划分不合格，显然有违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有的法院则视情况，对改判案件通过审判委员会讨论来确定，凡不是涉及实体案件处理（重大改判）而只是部分数额等改判，仍然确认为合格案件。
4、司法质量评估机构各异。一般来看，基层法院大多没有专门的司法质量评估机构，有的由审监庭、立案庭来承担此任务；有的只是在年终考评时临时抽调人员进行评查；有的则是抽调离退休人员对某些重点案件进行复查。从法院系统来看，未能建立象检察机关、公安机关那样从上而下的统一的评估体系。在前些年，中级人民法院最多也只是对某一类审判质量进行排名或划类，排名划类的依据是一般是改判或发回重审案件的多少。
5、司法质量评估工作无序。由于上述原因，造成整个司法质量评估工作条块分割，无法有序开展，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司法质量评估体系的定位
（一）司法质量评估特征
1、司法质量评估内涵。据《辞海》解释，司法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司法”是指行使国家审判权、检察权以及管理司法行政工作的机关，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及司法行政机关依职权所进行的活动。我国现行刑法第94条规定，本法所称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上述人员依法定职权所进行的活动，就应称为司法。狭义的“司法”是指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机关，即人民法院依法进行的审判活动。关于“评估”一词，《辞海》解释为“评价、估计” .所谓的司法质量评估显然仅指法院为保证宪法和法律正确实施，防止审判权的滥用，通过一定程序和方式，对审判活动以及审判人员实施检查、调查、评价等内部监督活动。司法质量评估是对法院司法行为和司法工作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进行审查；是对法院司法工作人员在审理案件、执行案件过程中是否秉公执法、有否枉法裁判行为等进行监督；司法质量评估的目的应当是促进法院依法履行职责，确保公正司法、文明司法，树立司法权威，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司法为民。
2、司法质量评估特征
司法质量评估作为一种法院内部的监督形式，具有以下特征：
（1）评估形式的内部性。从我国司法监督体系来看，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审判机关的监督、社会力量的监督等，但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社会力量的监督都是外部监督，与这些外部监督不同，司法质量评估是法院系统的一种内部监督活动，既包括法院本身对其内设机构司法质量的监督，更重要的则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以及《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法院监督。”上级法院司法质量评估则具有明确的法定性，较强的权威性。
（2）评估标准的唯一性。法律的价值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最基本的需要的认识而认为、希望法应当具有的最基本的性状、属性。法的价值的内容包括“秩序”、“正义”这两在基本价值。正义，是法所追求的（或人们希望法所体现的）社会实质性状，这是法的实质价值目标。审判机关的司法活动，则是法律的适用，审判人员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把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案件的专门活动。以法律为准绳是审判活动的基本原则。我国三大诉讼法对此都作了明确规定。以法律为准绳，即要求审判机关及其办案人员在审理案件是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把法律作为衡量案件是非曲直的标准和尺度。而衡量审判活动质量高低的标准理所当然是法律，即是否实现了法律的公正这一价值目标。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干涉。诉讼法规定”判决和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执行。“这也就表明，人民法院司法活动的正确与否，最终认定标准只有法律。而法官作为裁判者，总是处于矛盾的焦点，最终的裁决必然会使一方胜诉，一方败诉，正如波斯纳所说：”法官的判决总会伤害一方而有利于另一方，医生一般不会以牺牲他人来帮助另一方。“②那么衡量法官行为的标准唯有法律。总之，作为评估审判活动及其工作人员工作质量的司法质量评估的标准应该就是法律，这一客观的、具体的标准，同时必须是法律所要求的，包括实体法规范的要求、程序法规范的要求，同时也应包括职业法上的各种要求。该类规范要求法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切实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通过自己在法庭内外的言行体现出公正，避免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非法律的要求不应当成为评估的标准如结案率、当庭宣判率、调解率。
（3）评估体系的整体性。由于评估标准唯一性，从全国法院来看不应当条条分割、块块分割，司法质量评估应当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具有整体性。但是应该看到任何法律，不论其规定得多明确、具体，都要给法官个人理解、适用留下足够广泛的自由裁量空间。“在美国的法律制度下，法官在某些情形中享有平衡各种衡平原则的自由裁量权”。我国虽然实行成文法制度，但法官也同样享有无可争议的自由裁量权。同时，由于我国地区差异，法律对此也为法官适用法律也留有了一定幅度，比如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发达地区明显高于不发达地区。因此司法质量评估标准也因此有一定的弹性、灵活性，应当尊重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本身也是坚持法律标准的体现。法律规范是静止的，抽象的，将静止、抽象的普遍规定适用到动态的、具体的单个案件之中，需要经过司法人员的主观活动，需要进行大量的、深入细致的创造性工作，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在司法质量评估工作中，机械地照搬法律条文、简单地对号入座的做法，不仅不能客观评价司法质量，往往会违反法的本意。
（二）司法质量评估的意义
1、司法质量评估是确保公正司法的有效手段。公正司法是法律的要求，也是职责的要求。法院系统内部的司法质量评估则是通过评估活动，规范、引导司法活动朝公正的轨道上来，确保公正司法、文明司法。
2、司法质量评估是完善监督机制的有效途径。在实践中，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往往是通过个案来监督，如对某个上诉案件改判、发回重审或指令再审，对下级法院司法质量监督缺乏全面性、主动性，导致对下级法院司法质量、对存在的问题缺乏整体的认识。通过司法质量评估则有利于完善监督，更好地、有针对性地加强指导。各法院通过司法质量评估制度对自身的司法活动评查，有利于从影响司法公正的各个环节上监督执法行为，规范执法行为。
3、司法质量评估是量化司法质量的有效依据。司法质量评估不仅仅是对审判活动及其他司法活动质量进行简单的定性，如合格、不合格，含糊、缺乏依据，而是制定、细化规范标准，从数量分值上细化各项工作，划分质量优劣，考核司法质量。通过量化，使评查人易于操作，使被评查人对规范要求有进一步的了解，来规范办案行为。
三、司法质量评估体系的构想
（一）司法质量评估应该实现一个转化
司法质量评估应从对结果的监督转为对过程的监督。长期以来，对司法公正与否的评判标准往往是以诉讼的最终，即实体结果的公正与否作为主要标准，却忽视程序公正的重要性，对程序问题忽略。公正的程序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根本保证。“在一般情况下，公正的程序比不公正的程序能够产生更加公正的结果。”③忽视程序，只能导致司法的暗箱操作，导致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司法的实体公正难以保证，司法应有的权威不复存在。“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表现。”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公正的程序可以弥补实体判决的缺陷。有学者认为“在正义的程序得当实施的情况下，程序过程本身能够使结果正当化，并且有吸收当事人不满的功能。”⑤尤其是在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立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法官遵循公正的程序，按照正义的要求来理解和适用法律，其裁判结果也因程序的公正而服判。公正的程序是绝对的，公正的裁判是相对的。在审判中，不允许增加程序，也不允许减少程序，更不允许变更法定程序。⑥对程序的监督比结结果的监督更直观、更有效、更容易。司法质量评估应从结果的评估转为对过程的评估。
（二）司法质量评估标准
合法性。所定立的评估标准、评估结果的处理必须合法，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纠正审判工作中的不适法、适法走样、适法错误的问题。
针对性。所评估的重点应当是群众反映强烈以及当前办案过程中常见的“不标准”现象，解决热点、难点问题，防止再次发生错误。
权威性。对于评估的结果应当具有权威性，必须服从，即使有意见必须按正当程序提出。
操作性。注重规范的技术细节和完整性，合理量化，使司法质量评估标准能成为规范法官办案的指南，按图索骥，掌握办“标准案”的工具。
（三）司法质量评估的方式和机构
司法质量评估，应该采取法院本身自查、上级法院抽查和复核相结合，层层评估的方式进行。各法院对本院办理的全部案件和可能影响司法质量的其他工作进行自查；中级法院负责对基层法院进行抽查；省级法院负责对各中级法院进行抽查，对各基层法院复核。对于党委关注和人大、上级法院交办的案件、社会影响较大或当事人反映强烈的案件、严重超审、执期限的案件以及涉嫌违法、违纪案件、发回重审和再审改判案件、引发国家赔偿案件应当抽查或复核。
司法质量评估的机构。明确案件质量监督主体是构建案件质量监督体制的前提和基础。为保证司法质量评估工作的权威性、公正性。该机构既不能隶属于某个委员会，更不能下设于某个内设部门。无论是审判委员会还是案件质量监督委员会虽然组成人员一般由各法院的主要领导和资深法官组成，但均为较松散的委员制结构，成员有自己的主要工作，工作力度仍有欠缺。而将司法质量评估机构置于某个内设部门的做法更是与设立该机构的主旨背道而驰，不能发挥监督制衡的作用。因此，建议法院应设立独立的评估机构，成立一个人员精干、办事高效、运转协调的司法质量评估机构，专司案件质量监督的职责，直接向院长（副院长）负责。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应当是平行、相互制约的关系，由它监督各业务庭案件的质量，而它的工作则要接受院领导、审判委员会、纪检组（监察室）的监督和指导。
司法质量评估的程序。基层法院可实行月考评、季考评、半年考评、年度考评，中级法院以上对下级法院主要采取年度考评；自查结论服从抽查结论，抽查结论服从复核结论。下级法院发现有异议的，应当逐级提出。上级法院对异议应当审查。
法院对内部司法质量监督可以实行如下制度：
1、案件报结制度。所评查的案件为各审判业务庭上月审、执结的各类案件。案件审结的裁判文书均以送达各方当事人为标准；案件执结以相关法律文书送达各方当事人或执行手续办理齐备、入卷为标准。当事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内没有自觉履行义务、相对人申请强制执行只要启动了强制执行程序的，一律要单独组装执行卷。
2、全面送检制度。各审判业务庭必须于评查前三日按上月本庭司法统计报表上的报结数逐案整理、收齐案卷，并造出清单如数送交司法质量评估办公室以备评查。
3、一案一表制度。评查人员在评查案件时，应逐案填写《司法质量考核核评议表》，对评议情况应详细记载，以便统计分析。
4、定时集中的评定制度。评查员于每月的第一个工作日对全院上月各执法部门办结的案件组织评议。
5、司法质量评议制度。质量评定完毕后，由评定小组进行集体评议，对出现的基本合格、不合格等次案件有分歧的，由院长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
司法评估报告范文第2篇
第二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产权交易业务及其相关活动的监督、管理，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全市产权交易，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四条产权交易的范围是国家允许上市交易的各种产权。
第五条新余市产权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监管会）受市政府委托全权负责全市产权交易监督、管理、指导和协调工作，其日常工作由新余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承担。
第六条国有、集体产权交易前必须经具有相应资质的资产评估中介机构评估。
经政府批准的涉及国有资产产权变动、对外投资等经济行为的重大经济项目，其国有资产评估实行核准制，评估报告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其它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实行备案制，评估报告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产权单位的主管行政部门备案。
第七条承担资产评估工作的各类中介机构，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评估程序、评估方法和标准，独立、客观、公正地进行资产评估，不得违规执业或出具虚假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的法律责任由签字的注册资产评估师及所在评估机构共同承担。
进行资产评估的中介机构和人员，不得为同一资产进行产权交易。
第八条产权交易机构应当是依法设立的独立法人单位，是产权公开规范交易的场所。行政事业单位和市属国有、集体企业产权的交易，必须由产权交易机构按规定程序进行，严禁任何产权单位或其主管行政部门自行进行产权交易。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九条产权交易机构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其正常经营活动。
第十条产权交易机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等事项发生变更，应报监管会备案。
第十一条产权交易机构终止、解散时，应经监管会审核后办理注销手续。
第十二条产权交易范围：
㈠全市行政事业单位的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国有、集体企业的整体产权或部分产权；
㈡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集体企业抵押变现资产及物品；
㈢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集体企业的闲置资产及机械设备、机动车辆等；
㈣全市国有、集体企业的国有股、法人股、职工股的转让和股权置换等（上市公司除外）；
㈤产权清晰的私营、外商投资企业和中央、省属、外地企业自主进入产权交易机构的产权交易；
㈥收购、经营不良资产、科技成果转让、广告标段等交易；
㈦其他与产权交易相关的业务。
全市执法机关及有关单位的罚没物品的处置，市政府原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禁止交易：
㈠法律、法规和规章明文禁止的；
㈡产权关系不清的；
㈢处置权限有争议的；
㈣已实施司法、行政、仲裁等强制措施的；
㈤合法契约约定期限内不得交易的；
㈥出让方提交文件不全或弄虚作假的。
第十四条产权交易方式：
㈠协议交易；
㈡招标交易；
㈢竞价拍卖：
㈣柜台交易；
㈤网上交易；
㈥合资、合作经营；
㈦。
第十五条产权交易的出让方，必须向交易机构进行书面委托，并提交以下文件：
㈠产权出让申请书；
㈡产权出让的批准文件；
㈢出让方的资格证明；
㈣产权归属的证明文件；
㈤资产评估报告和评估报告核准（备案）文件；
㈥产权交易机构要求出具的其它文件。
产权交易机构接到出让方的委托申请和有关文件后，应当及时进行核查，符合交易条件的予以受理。
第十六条产权交易受让方在交易前，应当向产权交易机构提交下列文件：
㈠购买申请书；
㈡法人、其他组织的资格证明和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㈢资金信用证明；
㈣产权交易机构要求出具的其它文件。
第十七条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评估结果的核准值，可作为交易底价，允许成交价在评估价的基础上有一定比例的浮动。当成交价低于评估价的90%，是国有资产的，须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成交；是集体资产的，应经出资人重新确认。通过公开拍卖方式的除外。
第十八条凡需要转让、拍卖的企业，产权交易机构须将企业的基本情况向社会公布。
第十九条产权交易双方成交后，在产权交易机构主持下，由产权交易双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签订书面成交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签字、盖章，产权交易机构鉴证后生效。
第二十条各有关单位应当凭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出具的有关证明，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时给产权交易双方办理相关手续。
第二十一条产权交易机构从事产权交易业务，可向产权交易双方收取一定的中介费，其收费标准由物价主管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核定。
第二十二条国有、集体产权单位或其主管行政部门自行进行产权交易的，或者委托不具备资格的产权交易机构进行产权交易的，或者委托对该资产进行了评估的中介机构和人员再进行产权交易的，由产权交易监管部门宣布其交易无效，并由监察机关追究产权单位或主管部门领导的行政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三条产权交易双方故意串通，提供虚假证明违背公平交易规则，造成国家、集体资产损失的，由监察机关对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四条违反本办法，不按有关规定进行国有、集体资产评估或资产评估过程中违规作业或出具虚假评估报告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五条政府有关部门工作人员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在产权交易活动中，收受贿赂，造成国有、集体资产损失的，由监察机关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和单位主管人员的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司法评估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评估机构；社会责任；执业责任；个体责任
评估机构是指发挥着服务、沟通、协调、公证、监督等作用的社会中介组织，它服务于社会和经济的各个领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评估机构有了较快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评估机构在市场经济领域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强调和重视评估机构的社会责任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重要保证。
一、评估机构所扮演的角色决定了评估机构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评估机构的产生和发展源于一定的市场需求，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如今评估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不仅中外合资、企业改组改制、国内联营需要评估，而且抵押担保、企业纳税等也在呼吁评估。评估机构和评估师以其专业知识为市场提供智力性的专业服务，从而为不同的社会组织和民事主体之间信息的交流与服务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平台，正是由于评估机构这种媒介作用的发挥，使其社会地位日益显著，也使其承担起了一定的社会责任。
同时，由于资产评估机构在本质上属盈利性的社会中介组织，一方面，它要生存和发展就要有维持其运行的资金，因此盈利是资产评估机构的基本目标之一；另一方面，评估机构还要向社会提供服务，这主要表现在他所提供的评估报告上，提供客观、真实、合法的评估报告是评估机构的另一目标。因此，评估机构的这种双重目标性使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远不同于仅以盈利为目标的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
二、评估机构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
本文所指的评估机构的社会责任是指评估机构在执业中的责任、对员工和委托人的责任、对同行的责任以及对政府和公众的责任。下面从评估机构在社会宏观经济运行中所面对的几个主要层面的利益关系来确定社会责任，具体分为：
（一）执业责任
执业责任是指评估作为一种专业服务的合同行为，评估师作为专业服务的提供者，应当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评估准则的要求，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为客户提供满意的评估服务，并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和所提供的评估结论的合理性承担的责任。
（二）个体责任
个体责任是指评估机构对其员工和委托人的责任，一方面，评估机构对其员工的责任不仅包括给予他们的报酬，对其进行的后续教育和保障，而且包括对其执业的监督与管理和必要的辅助；另一方面，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应承担坦诚的对待客户，向客户介绍本机构的执业能力，不作虚假宣传，不向客户收取评估费用以外的利益，尽最大努力，竭诚为客户服务，提供与评估相关的专业服务，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并对在评估过程中知悉的客户的商业秘密予以保密，并与客户保持相互信任关系的责任。
（三）对同行业的责任
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应当做好与同行之间的沟通与协作，以诚相待，共同维护和增进本行业的执业信誉和形象。其具体内容包括与同行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配合同行的工作，不以任何方式诋毁同行，不损害同行的利益。
（四）公共责任
这里主要是指评估对政府和社会公众的责任。一方面，各级政府作为行政部门代表国家对全国的国有资产进行监督与管理，并随时掌握其保值增值情况，而评估机构最初的产生也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服务的，所以评估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为政府管理资产的责任；另一方面，评估机构所提供的评估结果往往成为社会公众进行投资和决策的依据，所以评估机构不应迁就客户，满足其不合理的要求，为了客户的利益而损害社会公众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
三、目前我国评估机构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评估机构自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以来，短短十多年的实践取得了初步进展，但仍然属于新兴行业，同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一样不是十分成熟，在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从而导致了其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评估机构对社会责任认识不清
我国《公司法》、《证券法》和《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对评估机构和评估师的社会责任进行了一定的规定，但由于缺少一部独立、全面的评估法律或法规，不仅使各级政府、司法部门、新闻媒体、社会公众对评估机构和评估师的责任认识不清，甚至连评估机构本身和评估师也对此问题认识模糊，不仅极大地影响了评估行业的形象和公信力，而且使一些评估师和评估机构认为违规或不合理的行为很难追究其具体责任，出现为了自身利益出具虚假报告的现象。
（二）评估机构之间的社会责任划分不清
评估机构对自身社会责任的认识不清，直接导致了评估机构之间责任的不明确，主要表现为评估机构之间在互用评估结果时所出现的责任不清问题上。比如，对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进行评估时，既涉及到流动资产又涉及到土地的评估，这就要求不同的评估机构同时对不同的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相应的评估报告，最后资产评估机构在各评估报告的基础上进行汇总，出具总评估报告。如果在这当中土地评估机构所出具的评估报告不真实，就会直接导致资产评估机构所出具的报告具有不真实性，那么，对于这种不真实的评估报告应该由资产评估机构承担责任还是应该由土地评估机构承担责任，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三）社会责任与盈利目标的冲突
评估机构的社会中介服务性质要求其提供客观、公正的评估结果，为交易双方确定合理的价格提供依据，这是其应承担社会责任的基本点，也是评估机构不同于其他经济组织的根本所在。同时，评估机构又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是一个理性的“经纪人”，按其性质来讲，应当属于企业，盈利是其生存的基本目标，在这一点上讲，评估机构与一般企业并没有什么不同。评估机构通过向委托方收取一定的评估费用，为其提供客观、公正的结果，也就是评估机构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向社会利益相关者承担一定的责任，但当评估机构为了收取委托方的评估费用而随意满足其高估或低估资产的要求时，评估机构的盈利目标就会与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发生冲突。
（四）评估机构的社会责任意识亟待强化
评估机构和人员在职业过程中应当尽职尽责，遵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在此前提下，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根据《中国注册资产平产评估师职业道德规范》的规定，要做到独立、客观、公正应具备一定的职业理想、良好的职业态度、具有职业责任感和专业胜任能力、遵守职业纪律等方面的素质。但是就目前评估机构和人员来看，尚不完全具备以上素质，有的评估机构服务意识淡薄，只要赚钱什么都干，丧失了客观、公正的立场，不仅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也损害了同行业的形象和声誉，社会责任感严重缺失。
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评估机构正处于一个不能够很好地担负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履行其应尽义务的状态中。因此，加强对评估机构的监督管理、促进其健康发展、督促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是目前的一件大事。
四、促使评估机构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对策
（一）加强立法，健全准则，规范评估机构的活动
行业要发展，首先应该有直接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指导和约束。我国的评估机构立法现状与评估实践迅速发展的要求相比，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滞后现象，因此，为使评估机构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国家应结合我国评估实践，加强评估立法，完善评估准则，明确各评估机构的社会责任。
（二）实行分工专业化与合作，加强不同评估机构之间的交流，促进评估机构健康发展
我国现在的评估机构大致可分为资产评估机构、土地估价机构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加强它们之间的协作。特别是在评估上市公司的整体资产时，更要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以使不同评估机构之间了解评估报告的依据和可靠性，在互用评估报告时更加慎重。这样也为互用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因故意或过失出具虚假的评估报告时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责任提供了依据。当然，这只是针对企业整体评估而言的，在各单项资产的评估中，各评估机构仍应对自己所出具的报告负全面责任。
（三）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并用
评估机构虽然是服务性的社会中介组织，但其主要目标仍是盈利，所以给予评估机构和人员物质上的奖励是增强其社会责任感的重要途径，但获得物质奖励的评估机构和人员并不是零风险的。在执业过程中，应当要求每位评估师和评估机构签署一份《执业承诺书》，其上载明违反承诺书的惩戒办法，并在相关部门记录备案，以此来约束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保持独立、客观、公正的立场，营造良好的执业氛围。
（四）强化评估人员的职业道德与诚信教育
评估机构各自隶属部门或行业协会可以强制规定每年评估人员接受教育的时间，严格职业道德，明确惩戒办法，宣传诚信原则，不乱收费，使评估人员在执业过程中能够做到过程不违法、行为不违法、结果不违法，保证评估结果的质量。
从根本上来说，我国要借鉴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摆正评估机构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承担的角色，以明确评估机构的社会责任。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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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评估报告范文第4篇
其中的一个规划面积340平方公里的波罗井田，位于陕北榆林市的榆阳区与横山县境内，勘探储量近20亿吨。拥有该煤矿的矿权，意味着掌握了开启数千亿元财富之门的钥匙。
巨大的财富，从来不乏纷争相伴。自2005年起，围绕波罗井田的矿权归属，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讼争，至今悬置。
虽看似民事纠纷，但此案自始就在行政与司法两条线上并进。一面，陕西省政府做了多轮调查，甚至向最高法院致函，请后者“作出公正判决”；另一面，在陕西省高级法院一审、重审之后，二审的最高法院不敢怠慢，案件持续八年仍未最终落判。
受矿权归属的久拖不决所累，一个被列入国家与陕西省“十二五”规划的超级项目，还未开工便已烂尾。
此案历经三届陕西省政府、涉及两家大型国企，更穿插一名能量惊人的女性项目作手的倩影——这位女性并无相应资金实力与专业资历，却能依靠过人的运作能力获取千亿元项目，中途频现国企“护驾”、接盘身影。
2013年6月25日，矿权归属案二审第一次开庭。最高法院将于何时宣判，尚不可知。但一旦落判，则将直接决定价值上百亿元的探矿权、上千亿元的采矿权归属。漫长的司法程序期间，曾有媒体从“以权压法”“诈骗国资”等角度切入报道，但因为多重维度的交织，让此事绝非单一的逻辑线条可以解释，非详细了解来龙不能窥见全貌。
民事纠纷之所以惊动省政府，盖因矿产资源属于国有，其相关市场权利的获取与转让难脱行政手续。陕西省政府以一纸文件将市场权利悉数收归之举，则进一步加剧了“无形之手”的介入程度。
在该案中，由于对备案程序的法律规定较为模糊，导致关键的备案程序存在较大的解释空间，这也成为省政府自由裁量、先予后夺的客观背景。至于省府致函法院为行政调查结论背书，已属裹挟其中，不得不为。
在半市场化的经济领域，行政与市场以及与司法之间的模糊地带，须以更加详细的法律条款厘清，此举不仅利于维护市场秩序，亦是斩断权力寻租可能之道。 陕西的雄心
以2003年10月20日为界，陕西省煤矿的矿权市场被分隔成两个时代，曾经的风险勘探时代一去不复返。
改变这一切的，是当天省政府第21次常务会议纪要（下称21次会议纪要）形成的决定：陕北尚未登记探矿权的煤炭资源，一律由省政府安排登记直接掌握，由省政府安排财政资金开展勘查；对于此前已给予探矿权的单位，一律视作代表政府实施勘查，探矿权人无权处置探矿权，其探矿权是否转让、转让给谁、如何转让，一律由省政府根据基地建设总体规划和转化项目落实情况作出决策。
矿产勘查的经济原理类似买彩票，属高风险投资，存在很大不确定因素，但一旦成功即可获得高额回报。在此以前，与全国其他省份一样，陕西的政策是，对勘查作业区内发现的可采矿产资源，保障探矿权人享有法定的优先采矿权，权利人享有的探矿权、采矿权可依法自由转让。
国有地勘单位过重的历史包袱、只提供技术服务的职业习惯、较弱的资金实力，使其很难抗衡风险，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由手持探矿权的国有地勘单位与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合作勘探，在探出成果后，双方按约定比例共享后续权益。
21次会议纪要的出台，以一纸行政规章打破了探矿权权利人风险与收益间的平衡，从而颠覆了矿产勘探的行业生态。
这个看似“霸道”的规定身后，是一个矿产资源大省的转身雄心。在七个月前的2003年3月，原国家计委正式批准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在榆林启动建设，这个全国唯一的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辖榆林、延安两市，面积8万平方公里。21次会议纪要中言及的“基地”即指此。
为推进该基地的建设，榆林市委托多家权威规划设计机构，编制了各类化工园区规划。2003年以来的煤价上涨，让榆林实现了1949年以来的首次收支平衡。次年，该市财政收入即突破40亿元大关，由吃财政补贴的困难户，变为财政收入跃居全省探花之位。
但逐渐掣肘的运力瓶颈与产业低附加值的现实，让陕西省倾向于推动煤向电力、煤电向载能工业品、煤油气盐向化工产品实现“三个转化”，着力打造煤电载能工业、煤制油、煤盐化工和油气化工“四大产业链”。
而获批的陕北能源化工基地，成为承载省政府战略的支点。2003年当年，该基地的GDP为281亿元。陕西省希望将其打造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在未来三年至五年投资1000多亿元，形成1000万吨采油、1000万吨炼油和100亿立方米天然气、600万千瓦装机、1亿吨原煤、400万吨煤制油、600万吨甲醇的生产能力。
要支撑起这盘大棋，必须保证有足够多的转化项目进驻基地。为此，陕西省政府以配套煤矿作为优惠政策。“为了降低投资转化项目的成本和风险，吸引他们来陕投资，否则人家完全可以在山东搞煤液化项目，但陕西的优惠，让他们在煤方面的成本降低了。”日后在接待了解案情的最高法院法官时，时任陕西省发改委煤电处副处长陈永康如此解释。
能够为投资人配套煤矿的前提是，省政府必须有能力统一调配基地范围内的煤矿。由此，上收对煤矿勘探权的处置权成为必然。 凯奇莱的合同瑕疵
省政府的通盘考虑，显然无法顾及所有人的利益，尤其是那些此前已拿到探矿权的部门，比如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下称西勘院）。
早在2002年7月，通过向省国土厅申请，西勘院拿到了“陕西省横山县波罗-红石桥（下称波罗井田）煤炭普查”的探矿权，面积279.23平方公里，有效期为2002年5月23日至2005年4月25日。后经延续与变更手续，勘探面积拓展至340平方公里，但探矿权至今仍在西勘院之手。
2003年5月，西勘院由于缺乏资金，与山东鲁地矿业有限公司（下称鲁地矿业）共同勘查开发该区域的煤炭资源。西勘院委托评估机构确定勘探权的价格为1200万元，双方签订合作勘查合同，约定勘查升值、联合开发还是矿权转让，利益由西勘院和鲁地矿业以四六比例分享。随后鲁地矿业预付240万元作为合作启动资金。
但这次合作在拿到省国土厅审批文件的五天后，即10月20日，遭遇旨在统一收归矿权处置权的21次会议纪要。由于风险勘探合同与省政府文件相抵触，鲁地矿业决定退出合作。
鲁地矿业退出之后，2004年1月，榆林市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凯奇莱公司）法人代表赵发琦找到西勘院，声称其与主管领导关系熟，可以申请到开发项目。赵发琦向西勘院负责人表示，只要给他一个合同，就能将项目跑下来。
赵发琦，榆林人，行伍出身，曾赴老山前线，退伍后被分配到当地物资局工作，下岗后从事建筑工程行业，有一定积累后，产生了进军矿业的想法。为了运作该项目，赵专门成立凯奇莱公司。
自己无权处置业已拿到手的探矿权，西勘院并不情愿。应赵发琦的多次请求，双方展开合作。
2月19日，西勘院与凯奇莱公司签订合同，共同确定探矿权价值1500万元。矿业勘探分为普查、详查、精查三个阶段，当时西勘院已独立投资做完普查，因此合同约定，先由凯奇莱公司向西勘院支付1200万元，获取普查成果80%的权益。在此基础上，西勘院与凯奇莱双方按二八比例出资进行详查、精查，并以此比例分享后续收益。对双方取得的勘查成果，由双方按所占权益比例成立公司联合开发，或由双方协商，西勘院将所占权益转让给凯奇莱公司，由后者独自开发。
据陕西省方面事后调查认定，在签订合同之时，已是21次会议纪要出台的半年以后，双方都清楚，这与省政府文件“无下游转化项目，不得转让探矿权”的精神相悖，于是达成默契，将合同日期倒签至纪要出台前的2003年8月25日。
此外，这份合同属于孤本合同，仅用于报省国土厅备案，除此以外，双方均无合同原件。
这份合同在规范性上存在的两处瑕疵，为合同纠纷预埋了伏笔。在日后的庭审质证和协调善后中，西勘院与陕西省政府均据此认为，这仅仅是一份让赵发琦跑项目的虚假合同，而非合作勘查的正式合同。但凯奇莱公司对此认定持有异议。
此外，凯奇莱公司的注册资金也存在问题。由于公司注册时是委托代办，人在1200万元注册资金的来源上造假。在矿争的重审达到白热化之际，此事被举报。2010年8月，榆林市工商局对其处以罚款5万元的行政处罚，但该处罚随即被省工商局发文撤销。该案进入刑事领域，公司法人代表赵发琦遭通缉，后被抓捕。 香港益业入场
勘查合同的签订，只是一系列手续的开始。根据《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第240号令）规定，不设立合作、合资法人勘查或开采矿产资源的，在签订合作或合资合同后，应当将相应的合同向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因此在2004年3月，探矿权人西勘院按规定将合同送至省国土厅备案。8月16日，省国土厅原则性同意备案，但要求除合同文本外，西勘院还须提交双方认可的探矿权评估报告、据21次会议纪要要求的省发改委同意立项的申请文件，以便正式办理备案手续。
但直至2005年3月，省国土厅仍未收到这些文件。3月25日，西勘院致函凯奇莱公司，由于与21次会议纪要的有关政策不一致，故无法履行合同，随后退回了凯奇莱公司早前支付的1200万元合同款。
凯奇莱公司接此函告后，第一时间致信省政府主要领导，表示无法接受西勘院单方面中止合同，请求主持公道。省政府办公厅审查了该项目的手续，并得到省发改委“合作勘查无须进行项目审批”的回复，由此汇报，“法规政策的规定未对该合同的履行构成实质”。领导就此批示，“转省国土厅研究处理”。
奉命协调此事的省国土厅认为，此次合作勘查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凯奇莱公司愿意承担风险，也愿意按照省政府有关规定进行合作勘查，应予同意。由于当时普查、详查已做完，作为探矿权人，西勘院须将精查工作的设计报至该厅备案。双方对此均签字表示同意。此后，省国土厅于2005年11月8日正式印发“65号文”予以确认。在协调期间，凯奇莱公司先期向西勘院支付了900万元合同款。
未料形势陡转，在“65号文”下发一周后的11月15日，省国土厅接到省政府办公厅转来的一份报告，上报者为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下称中化工程）、香港益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香港益业），两家公司要求参与波罗井田的勘查。
围绕波罗井田探矿权的另一条运作线路，至此浮出水面：
2004年11月，在香港陕西省招商经洽会上，中化工程、香港益业与榆林市政府签订了陕北能源化工基地榆横240万吨甲醇MTO项目合作协议，涉及的投资额达150亿元。
2005年1月26日，两家公司又与陕西省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随后，两家公司开始投入各类前期工作。同年10月10日，省发改委下发批文，明确“该项目的配套井田为波罗井田，面积339.2平方公里，地质储量15.68亿吨，可开采量10.98亿吨”。
此时波罗井田的探矿权，已不再仅仅是一个“赌博”的机会。随着详查结果于当年8月出炉，探矿权的价值由普查阶段的1500万元，已飙升至以10亿元计。
省国土厅在接到两家公司报告的九天后，即2005年11月24日，印发“90号文”，并未就探矿权的归属做出明确表态，向上级请示的意味明显。面对争夺探矿权的双方，分管省国土厅的副省长在“90号文”上批示，“按照省政府的明确要求，陕北的煤炭资源委托地勘和煤勘部门代表省政府进行普查和详查，然后根据‘三个转化’原则，经过评估转让给省政府所明确的转化项目开发主体进行精查和开发。所以，西勘院与凯奇莱公司联合勘查并不影响中化集团的资源精查和项目开发，所影响的仅是勘查资料评估收益在西勘院和凯奇莱之间如何分享。”
他要求，“现在当务之急是明确评估转让，由开发主体进入精查和项目启动。” 一审与重审
但探矿权被给予其他公司，直接导致西勘院无法履行与凯奇莱公司的合作勘查合同。凯奇莱公司因此以违约为由，将西勘院诉至陕西省高级法院，请求判定后者履行合同。
2006年10月，陕西省高级法院一审判决，双方的合作勘查合同有效，继续履行；西勘院支付凯奇莱公司2760万元违约金；西勘院将探矿权转移到凯奇莱公司名下。
西勘院不服判决，上诉至最高法院。该案虽属民事纠纷，但由于专业性强，既有市场成分，又涉及到行政审批，最高法院对此极为重视，主审法官曾赴西安约陕西省国土厅、省发改委、省地勘局等部门座谈了解案情，还曾主动邀请陕西省政府派员来北京座谈。
随后，陕西省政府应最高法院要求，致函最高法院报告该省对于此案的意见。在这份报告中，省政府首次就审批程序问题做了解释。
陕西省政府认为，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签署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原因在于，合作合同必须完成备案手续方能生效。虽然省国土厅曾出具同意双方合作勘查的协调意见（即“65号文”），但由于凯奇莱公司没有落实转化项目，省政府并未批复同意该协调意见，双方也未按照协调意见向省国土厅上报精查阶段的备案资料。
据此，省政府认为，备案手续并未实际完成。
报告末尾，陕西省政府“请求最高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充分考虑和重视陕西来之不易的良好发展大局，作出公正判决”。显然陕西省担心，若一审判决生效，将可能形成仿效效应，对已形成的煤矿开发秩序造成影响。
了解完上述情况后，最高法院于2009年11月作出二审裁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发回重审。
在双方的合作勘查合同里，已涉及到勘查成果的转让条款。在一审判决中，西勘院须将探矿权转移至凯奇莱公司名下，即是履行此条款。
对此，在接受最高法院办案法官询问时，时任省地勘院院长樊晶表示，“合同内有转让的内容，涉及与现行法规相悖的问题。”据国务院《矿产资源管理办法》规定，“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时任省国土厅助理巡视员鲁学恭表示，“转让要有探矿权转让的批复。”
省高级法院在重审中认为，双方的合作勘查合同，名义上是合作勘查煤炭资源，实质上是探矿权转让，这一点在诉讼过程中也得到了原被告双方的确认。既然如此，那么就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向审批管理机关提出探矿权转让申请，待审批后方可履行合同。但双方只是将所签合同报送省国土厅备案，并未完成备案。
原告、被告双方明知所签合同行为违反21次会议纪要精神而故意将合同时间倒签，以报送合作勘查合同备案代替探矿权转让合同审批程序，故意规避法律法规。其行为实施将损害国家利益，据《合同法》，涉案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因此，省高级法院于2011年3月重审判决合同无效。
凯奇莱公司不服重审判决，上诉至最高法院。此案于2013年6月25日第一次开庭审理后，至今尚未宣判。
在重审期间，2010年8月初，媒体纷纷就陕西省政府、省国土厅“干预司法问题”展开报道。
受此影响，9月起，根据陕西省政府会议精神，省纪委监察厅对此事做了调查，认定合同无效的同时，还对省政府办公厅、省法制办、省高级法院、省国土厅、省工商局、西勘院等部门的相关责任人进行查纠。这些责任人被认定在矿权手续审查、审批工作方面失误，致使凯奇莱公司以合作勘探合同与“65号文”为据“纠缠不休”。 项目给了谁
长达八年的司法马拉松，虽未就探矿权的归属做出最终定论，但围绕项目的运作并未停止。
据省政府的协调结果，2006年4月12日，西勘院与转化项目的开发主体香港益业签订精查阶段的合作勘查合同。无论是在前述主管副省长的审批中，还是在随后的相关省级部门协调中，转化项目的开发主体都是指中化工程与香港益业两家，但在与西勘院签订合作勘查（精查）合同时，仅剩香港益业一家，中化工程消失了。
这份合同约定，将探矿权范围增至340平方公里，精查工作全部由香港益业出资，西勘院负责勘查施工，合作取得的精查成果和探矿权增值全部属香港益业所有。在此前与凯奇莱公司的合同中，西勘院与凯奇莱公司系二八分成。
根据合作勘查合同，香港益业只有在转化项目核准或省发改委备案批准落实后，才予以配置煤矿矿权。2006年7月7日，陕西省发改委以677号文件，给240万吨甲醇MTO一期60万吨甲醇项目备案。8月24日，省国土厅以便函的方式为该项目备案。
有省政府的支持，2006年至2007年间，240万吨甲醇项目及配套的煤矿项目拿到了环保、安全、国土、水利等国家五部委的七项批文。熟悉矿业审批手续的人士称，年产千万吨煤矿的手续，最快也要三年才能跑下来，香港益业仅用了一年时间，能力令人称羡。
2007年6月5日，投资额为22.9亿元的240万吨甲醇MTO一期60万吨甲醇项目，与配套的波罗井矿年产1000万吨项目同时开工。这两个项目对应的开发主体分别为陕西中化益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益能投）和陕西中化益业能源有限公司（下称中益能源），两个项目公司有着共同的实际控股股东：陕西益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益业投资）。
作为控股平台的益业投资为一人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14日，法定代表人为刘娟，自然人刘峰出资1亿元持股100%。生于1979年的刘峰，系刘娟之侄。
中益能投成立于2006年6月20日，法人代表为刘娟，注册资本2亿元，实收资本1.4亿元，其中：益业投资出资1.8亿元持股90%，实缴资本1.4亿元；中化工程出资2000万元持股10%，实缴资本为零。
据公司章程，中化工程的股权只能转让给益业投资，或根据需要转让给益业投资指定的第三方，但益业投资的股权可自由转让给第三方。2008年7月12日，中化工程将其10%股权无偿转让给陕西太兴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太兴置业），股权结构变为：益业投资90%，太兴置业10%。太兴置业的法人代表为刘娟之兄刘浩，1000万元实收注册资本中刘浩持股80%、刘浩之子刘亮持股20%。
中益能源成立于2007年8月29日，法人代表为刘浩，后变更为刘娟，注册资本3亿元，实收资本1.332亿元，其中：中化工程出资9000万元持股30%，实缴资本为零；益业投资出资7500万元持股25%，实缴资本7500万元；中益能投出资7500万元持股25%，实缴资本1500万元；太兴置业出资7200万元持股24%，实缴资本4320万元。
2008年，中化工程和中益能投分别将股权转让给益业投资和太兴置业，中益能源的股权结构变为：益业投资62%，太兴置业38%。
根据陕西省方面的初衷，转化项目与配套煤矿应按“一个项目一个主体”的原则，实行一体化开发。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体化运作的项目却被业主拆分成了两个名称相近的项目公司，转化项目与煤矿被切割。
陕西籍女港商刘娟，53岁，自1994年开始活跃于西安的旅游地产界，现为陕西省政协常委、陕西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香港陕西联谊会副主席。
据公开宣传资料及记者的调查，刘娟此前主要的投资领域为房地产项目，有据可查的投资手笔多为千万元级，并无运作上百亿元的大型化工、能源项目经验。因此，在中化工程出局后，她必须寻找到具备专业资质与资金实力的合作方（详见本期文章“刘娟前传”）。 延长石油接盘
经有力人士牵线，以稀释部分股权的方式，刘娟找到了自己的下家：正在推行油气煤盐一体化战略、寻求煤化工项目的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延长石油）。
2008年9月，一拍即合的双方签署合作方案，主要内容为，延长石油以24990万元的价格受让益业投资持有的两个项目公司各51%的股份，其中中益能投的51%股权13719万元、中益能源51%股权11271万元。太兴置业将所持股权转让给益业投资后退出，刘娟实际持有两个项目公司49%的股权。
三个月后，延长石油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这一方案。
2009年2月11日，陕西正德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两家项目公司的资产进行了评估，这两份分别为“陕正德信评报字【2009】080号、081号”的评估报告（下称80号与81号评估报告）评估结果为：截至2008年12月31日，中益能源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为13320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26375.67万元；中益能投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为14000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28483.75万元。两公司评估后净资产价值合计54859.42万元。
8月25日，省发改委发函同意双方合作开发建设榆横煤转化项目。
随后，根据合作合同，双方签订了正式的股权转让合同。
梳理以上合作过程，合作双方系由高管先私下确定价格，再将合作方案拿到延长石油董事会讨论通过，然后再对标的企业进行资产评估。超出常规的转让速度，或许与刘娟急于引援有关，此时的她在资金上已捉襟见肘，甚至挪用了数百万元的客户投标保证金。
但这种先定价格后评估的非常规操作模式，隐藏的风险很快显性化。身为省属国有企业，延长石油如此重大的股权收购行为必须得到省国资委的审批。因此，2010年4月，延长石油以80号与81号评估报告作为定价依据，向省国资委申请批准股权收购。但省国资委发现，这两份评估报告已超过一年时效期，不能作为定价依据，故予以否决。
当年6月，延长石油为此专门向省国资委再次报送两份新的评估报告用于备案，这两份评估报告的编号分别为“陕正德信评报字【2010】第071号、第072号”（下称71号与72号评估报告）。省国资委在审核中发现，71号与72号评估报告系中化益业伪造，此外还发现，评估机构陕西正德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不具有采矿权和土地使用权的评估资质，评估报告所涉及土地及矿权没有合法的土地使用证和采矿权证书。
在调查过程中，省国资委还发现，延长石油“将被收购方委托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报我委备案”，以及“在项目未批、评估报告未报备的情况下就在董事会决议中明确了收购股权的价款”。《财经》记者获知，自2009年起，延长石油内部即有人向省纪委、省国资委举报此事。
在出具的审核意见中，省国资委建议，延长石油应与法律顾问研究此事件是否构成商业欺诈；应尽快将此事件向省发改委报告，就项目实施主体是否变更的问题征询省发改委的意见，如项目由延长石油一家实施最好。
陕西省国资委拟在所辖国企范围内通报此事。分管国资委的副省长对此批示，国资委审核认真负责，应充分肯定，请延长石油认真纠正，建议不再通报为妥。
尽管涉及“商业欺诈”嫌疑，却并未阻碍益业投资继续与延长石油合作。2011年3月，延长石油正式向省国资委提交请示，要求继续与益业投资合作。而半年前态度严峻的省国资委，批准了此次合作的立项。
延长石油的理由是，为“加快煤化工产业的发展，解决煤炭资源配置的问题，保障延长石油在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建设的总体规划和部署顺利实施”。手中掌握的配套煤矿资源，成为益业投资“筑巢引凤”的筹码。
9月5日，延长石油在集团五楼西会议室召开项目专题协调会议，刘娟参与了此次会议。双方达成协议，以2008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出具评估报告，进行股权交易；由延长石油借款650万元给中益能源，用于支付拖欠第三方的投标保证金和煤矿诉讼工程款；待工商变更手续完毕且新公司营业执照核发当日，延长石油将11876.8万元股权转让款打给益业投资的指定账户。 资产估值疑点
根据上述协调会议的精神，在股权转让完成前，双方共同成立延长益业项目筹建处作为合同主体，前述两个项目公司对外的新合同，该筹建处已在榆林市工商局备案。
一份筹建处资金支付情况的列表显示，自2011年5月起，这两个项目的所有工程合同全部都由延长石油付款。截至2013年2月底，延长石油通过筹建处共垫付各类建设款项约7962万元。
但省国资委的调查强调，上述7962万元是支付给第三方的合同款、设计费、土地使用费等，并非股权转让款项。现场可见，厂区办公楼与食堂已完成封顶，煤化工项目热电站的桩基已完工，煤矿的主副井已施工400米。而本应为主角的化工项目，仍是空地一片，仅完成了部分前期手续。
历经数次风波，陕西省方面对于香港益业的“成色”并非无所察觉。因此，在2012年8月31日，陕西省有关方面令延长石油接手两家项目公司的全部股权，并由后者单独委托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陕西同盛分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这两份“中和报字【2012】第XAV1045号和1044号报告”（下称1045号和1044号评估报告），分别对应中益能源与中益能投。据报告，以2011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中益能源账面净资产价值为13320万元，评估值为8298.96万元；中益能投账面净资产价值为14000万元，评估值为11088.28万元。
据此，两家项目公司净资产的评估值合计仅为19387.24万元，较之80号与81号评估报告的54859.42万元缩水近三分之二。
即便已是“瘦身”，这些资产估值也不无疑点。这两份资产评估报告后都附有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在中益能源审计报告的“在建工程”中的“其他”项，系股东益业投资于2006年度至2008年度的代付款累计达5135万元，会计师事务所对此部分款项出具了保留意见——按照审计惯例，这多为被审计方未能提供足以采信的支出证明所致。
该公司2011年12月一个月办公费和招待费接近1300万元，而同期工程费为0。大量从该公司支付巨额咨询费、规划费、设计费等中介费用系以白条形式支取，比如上述评估报告附录有：2005年5月10日刘娟之嫂王秀芬白条支取126万元规划费；2005年11月10日龚亚阳白条支取145万元甲醇项目咨询费；2005年5月9日该公司白条支付100万元咨询费等。
1045号和1044号评估报告距今同样超过一年时间，故又一次过期，延长石油正在重新委托相关机构做新一轮评估、审计，相关股权转让将以此为据。
司法评估报告范文第5篇
一、什么是拍卖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条规定：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拍卖有两种不同的性质和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性质的拍卖是基于自愿原则的，即拍卖委托人将自己所有的财物或权利委托拍卖人进行拍卖。常见的有古董、字画、邮票等的拍卖，土地使用权出让拍卖也属于这种性质。另一种性质的拍卖不是基于自愿原则的，往往出现在破产清算、涉讼涉案的情况中，是一种被迫的强制拍卖。与此同时也存在两种不同形式的拍卖：一种是英格兰式，报价由低到高，不断加价竞买，直到无人再加价时，即以最后应价者竞买成功为基本特征。我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采用这种拍卖形式；另一种拍卖形式则是荷兰式，报价由高到低，不断减价，以第一位应价者竞买成功为基本特征。荷兰阿姆斯特丹鲜花批发市场和日本东京海鲜批发市场都采用这种拍卖形式。近日，深圳市福田区“子悦台”商住楼在建工程也以这种拍卖形式成功地进行了拍卖。
与房地产估价有关的拍卖主要是第二种性质的拍卖，即强制拍卖。我们主要针对这种拍卖情况下的底价或保留价进行探讨。
二、拍卖底价与拍卖保留价
《房地产估价规范》第6.10.2条规定：房地产拍卖底价评估，首先应以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为原则确定其客观合理价格，之后再考虑短期强制处分（快速变现）等因素的影响确定拍卖底价。
底价即最低商业价值。在此基础上确定拍卖保护价、起拍价。最高应价低于保护价的，重新拍卖或变卖。（《海商法大辞典》1988年版第414页）
保留价主要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第二十八条规定“委托人有权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并要求拍卖人保密。拍卖国有资产，依照法律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需要评估的，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拍卖标的的保留价。”第四十四条规定“委托合同应当载明以下事项……；（三）、委托人提出的保留价。”第五十五条规定“拍卖无保留价的，拍卖师应当在拍卖前予以说明。拍卖标的有保留价的，竞买人的最高应价未达到保留价时，该应价不发生效力，拍卖师应当停止拍卖标的的拍卖。”
可以看出，底价是标的物的最低商业价值，或者说是第三方（房地产估价机构）确认的标的物在拍卖市场——这样一个受强制快速变现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一个不完全市场上的最可能的成交价，相对于拍卖委托人来说是一种客观性的价格；保留价则是拍卖委托人在底价基础上根据评估底价确定的，相对来说更具有主观的意味。
在第一种性质的拍卖，即基于自愿原则的拍卖情形下，拍卖委托人是拍卖标的的所有人，有权自行确定拍卖标的的底价或最低商业价值，自行确定拍卖保留价。通俗地说就是：我就打算按这个价钱卖，低于这个价钱我就不卖了。此时，底价即保留价。在拍卖未成交的情况下，委托人可以降低自己的底价（保留价），因为最低商业价值是他自己确定的，他自己可以更改。在第二种性质的拍卖，即强制拍卖的情形下，作为最低商业价值的底价就不能与保留价等同了。这是因为：第一，这两个价格是由不同的主体确定的，底价是由法定的评估机构依法确定的；保留价则是由拍卖委托人，即司法机关或清算组、债权人委员会在委托拍卖合同中确定的。第二，底价在评估报告有效期内，如无特殊情况一般不能更改；保留价则可以在多次拍卖中向下调整，以期能够成交，但不能低于底价。第三，底价的更改必须由法定的评估机构依据变化了的条件做出新的评估；保留价则可以在底价之上，根据市场和拍卖的具体情况灵活确定。
总之，由房地产评估机构依法确定的拍卖底价是拍卖的最终保留价，是不可突破的价格底线。
三、拍卖底价的法律地位
以拍卖为估价目的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确定拍卖底价）作为价格鉴证文件，在诉讼中的作用相当于法医鉴定、笔迹鉴定这一类专业技术鉴定，具有专业性、权威性和严格的法律意义，即在没有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可以据此作出判断。而这种判断对当事人的利益将产生最直接的影响。拍卖底价的法律地位还表现在以下几点：1、拍卖底价是确定保留价、起拍价的依据；2、拍卖底价不可随意更改；3、在拍卖不成交的情况下，以物抵债是法院执行工作的一种选择，此时，拍卖底价就是抵债价；4、拍卖底价的确定必须由法定房地产估价机构按照法定程序完成。
5、房地产估价机构确定拍卖房地产底价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四、房地产拍卖底价确定中的几个问题
1、拍卖底价的法律地位对房地产估价机构及全体估价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客观、准确地评估房地产拍卖底价。
2、不能简单地一律打几折，必须依照房地产估价规范要求，准确把握所评房地产因强制快速变现等因素对其公开市场价值的影响。从拍卖底价标的物在拍卖市场上最可能的成交价这个角度考虑，拍卖无法成交和成交价大幅偏离底价都或多或少与房地产评估机构未能准确把握所评房地产因强制快速变现等因素对其公开市场价值的影响有关。
3、尽可能多地收集房地产拍卖市场行情，仔细分析拍卖成交价与市场价、拍卖底价之间的关系。以目前深圳房地产拍卖市场为例，一般来说，住宅成交价总能高于拍卖底价，接近市场价，办公楼却常常无人竞拍。多套住宅整体拍卖无人问津，拆零再拍，就可以以高于底价的价格成交。这种状况说明：一种可能是机构尚未重视拍卖市场，另一种可能是整体拍卖，机构买下后再拆零来卖，中间有约10%的税费，其他风险还在外，使机构投资者却步。但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出不同用途房地产拍卖底价与市场价的差距应有不同；整体拍卖与拆零拍卖，拍卖底价也应有不同这样两个结论。
4、评估报告一定要披露被拍卖财产存在的瑕疵，并在确定拍卖底价时加以考虑。涉讼房地产一般都经过一个查封和诉讼的过程，有的甚至长达数年；有的欠交水电费、物业管理费；有的有租约限制；有的涉及另外的诉讼；有的还要补地价，这些情况都使被拍卖财产的价值受到影响。评估报告一定要将被拍卖财产存在的瑕疵加以披露，并根据影响大小对被拍卖财产的市场价值特别是拍卖底价做向下修正，以保护竞拍人的利益。
5、要注意保护被拍卖财产所有人的利益。被拍卖财产的受偿人（一般是抵押权人）总是希望拍卖底价低一些，以便尽快变现，收回现款；司法机关出于尽快结案的考虑，也可能希望拍卖底价低一些。这时，合理确定拍卖底价，就是对被拍卖财产所有人（败诉方）的合法权益的保护，特别是当被拍卖财产所有人还有其他财产时其意义更加明显。
五、实践中的拍卖底价与拍卖保留价
1、目前，深圳市各级人民法院均采用抽签委托评估机构的作法，即法院将部分房地产评估机构确定为定点评估机构，每月两次举行摇珠抽签会抽签决定具体案件的评估机构，评估机构不与拍卖行和原被告双方接触。这个作法保证了评估机构能够独立、客观地出具评估报告。在确定拍卖底价和拍卖保留价的问题上，虽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曾经有过通知，要求各级法院执行部门可以在评估市场价的基础上降15个百分点确定第一次拍卖的保留价；如果拍卖不成交，则再降15个百分点确定第二次拍卖的保留价；如果拍卖仍不成交，则以第二次拍卖的保留价作为抵债价格，裁定将该房地产过户给胜诉方（债权人）。但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各级法院仍以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的拍卖底价作为拍卖保留价。经两次拍卖仍不成交的，即以拍卖底价作为抵债价格，裁定将该房地产过户给胜诉方（债权人）。房地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只确定该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和拍卖底价，并不确定拍卖保留价（部分评估报告中提到的“拍卖保留价”实际应当是拍卖底价）。拍卖保留价由法院在委托拍卖时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