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犯罪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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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犯罪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含义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单独或者会同、委托社区矫正机构、社会调查组织（ 人员），通过走访、座谈、查阅资料等方式，了解、收集未成年犯罪行为人的性格爱好、生活环境、成长经历、心理特征、日常表现、家庭状况、监护条件、社会评价等有关信息，用以在一定程度上评估犯罪主体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危险性、可矫治性、可谅解性以及再犯可能性 ，形成社会调查报告或资料，作为案件处理和开展教育、矫治、挽救工作参考依据的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诉讼程序中明确规定社会调查制度，标志着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政策上升为法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不仅要了解和结合案件事实，同时要了解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及其形成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了解未成年人的有关个人情况，如其成长过程、道德品行、智力结构、个性特征、身心状况、家庭结构、日常表现以及社会关系等。因此，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家庭基本情况、成长经历、性格特征、兴趣爱好、交友情况、犯罪前后的表现情况、监护条件等。

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现状分析

现根据我院2015年度受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情况展开分析。2015年度我院共受理审查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90件102人，其中向法院提起公诉60件80人，不10件15人。结合我院办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现状：

1.目前的社会调查主要局限于检察机关的审查阶段和法院的审判阶段，虽然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可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但实践中，公安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往往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不先行启动社会调查制度，这就可能会造成公安机关无法通过先期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一些案外情况，实行个别化处理，对可能具有监护条件而又无需被羁押的未成年人被先期剥夺了人身自由。

2.目前我国未成年人调查报告的调查范围不够广泛、内容不够深入，仅限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在村（社区）的表现情况、学校或单位的学习、工作情况及家庭生活情况等进行调查，而对其性格特征、兴趣爱好、交友情况等没有进行深入分析，特别对身体健康状况、心理状态往往没有进行必要的医疗检查和心理学、精神病学等方面的医学鉴定。

3.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对象相对较单一。就我院2015年办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例，并不是对所有的未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社会调查，而是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对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在校学生的，就委托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会调查。通过社会调查，对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作出不决定。在办理的未成年刑事案件中，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外省市流窜至本市作案，由于在本市无固定居所，而去当地调查费用又较高，故对这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就很少进行社会调查，也就不可能通过社会调查报告了解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成长背景、生活经历等情况。

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对策

（一）存在问题

1.社会调查主体多元化。由于法律法规对社会调查缺乏明确细化的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程序的启动主体与直接调查主体呈现出多方参与的趋势。具体可分为：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社会团体组织。由于调查主体的多元化和诉讼地位不清晰，很可能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两个问题：一是相互推卸责任，二是重复调查。相互推卸不仅造成了案件的无端拖延，也可能使社会调查工作不能真正付诸实施，流于形式。重复调查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引起被调查者的反感。

2.调查人员能力参差不齐。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发展还不完善，对调查员的选任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如我院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委托司法局社区矫正管理科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社区矫正科再分配给各镇乡司法所工作人员进行调查。调查人员可能会因为法律、教育、心理学等方面知识的欠缺，以及工作责任心不够强等问题，导致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不高，内容流于形式，社会调查报告内容过于简单、敷衍了事，缺乏深入的剖析和挖掘。

3.调查内容不够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但对调查内容方面规定较为笼统，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调查内容的不全面、不一致，导致调查报告不能全面反映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客观方面的真实情况，以致于司法机关不能从社会调查报告中得到未成年人真实、完整的信息，影响办案质量。

（二）针对上述存在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

1.设立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一般都由专门机构负责。如在日本，设有家庭裁判所，由调查官负责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庭前审查。我国可以成立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聘用具备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和有未成年人工作经验的社会调查员，并不断完善对社会调查员的培训工作。

2.规范社会调查的方式、程序。社会调查主要的对象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由于社会调查内容多，涉及面广，为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必须指派二人以上专门人员或指派专门机构开展调查，以确保调查过程的公正。社会调查员要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庭、社区、学校等地，通过走访父母亲友，邻居好友、老师同学等方式展开考察，还可以采取电话、网络等方式。同时，调查人员对调查过程及结果应当制作调查笔录，以便能全面、客观地制作调查报告。同时，在传统的社会调查方式基础上，积极引入心理测试、人格分析等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调查对象的人格特征进行分析，从而预测其以后的行为。通过多种社会调查方式的运用，使调查内容全面客观，调查结论真实准确。

3.细化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按照新刑诉法的规定，社会调查的内容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这个范围相对宽泛，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细化、明确。社会调查报告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社会调查的书面记录等原始资料，包括个人经历、家庭概况、受教育程度、一贯表现、个性特点等等，有时还可能包括在必要的时候所进行的生理、心理、人格等方面的测评结论；另一方面社会调查员通过对相关原始材料进行梳理、分析，作为中立方得出全面、客观、系统、不带倾向性的调查结论，然后依据调查结论提出针对性的处理意见。这两方面内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份规范的社会调查报告必须完整地包括上述两方面的内容。

四、结语

未成年人由于各方面发展尚不成熟，认识问题的能力不足，可塑性较强，很多情况下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观恶性较小。通过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对不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区别对待，使他们真诚悔罪，认识错误，以便今后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同时彰显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司法保护政策。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J]；法学杂志；2006年01期.

[2]刘立霞，路海霞，尹璐：品格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

[3]杨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调查的运用[J].法学论坛，2008（1）.

[4]尹琳：日本少年法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5]郭欣阳，从人身危险性出发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未成年人犯罪为视角.河北法学，2009，（2）.

网络犯罪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区别保护；法定人出席；社会调查；审前羁押；缓刑适用

一、 权利缺失：区别保护

本文选择的翔安区法院因区划调整，成立于2003年，下辖四镇一街，户籍总人口32万人。翔安区成立9年以来，借助明显的区位优势和优越的地理环境，经济迅猛腾飞，逐步由经济落后的岛外农村地区成长为厦门市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新城区。伴随着城区的发展，外来人口也在短时间内迅速增长，外来未成年人数量急剧上升。著名的社会学家杜尔凯姆认为，犯罪是社会变迁的代价。他认为在社会变迁明显时，很容易出现“社会失范”的现象，从而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增多。特别是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尚未发展成熟阶段，面对这种变化，极易产生心理上的迷茫。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型导致翔安区未成年人犯罪数也逐年上升，研究该区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平等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下表为2011年—2012年该区法院在本地与外来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适用司法保护措施的对比图：

户 籍 地刑事司法措施本地外来法定人出席率85%50%社会调查报告详尽基本无审前羁押率45%87%缓刑适用率70%32%分析上表，我们可以看出：

1、在法定人出席率方面，外来未成年人明显低于本地未成年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不少未成年被告人的父母及其他亲人均在外地打工，并且工作地点分散，给通知到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其次，有些办案人员缺乏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意识，使通知外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流于形式。针对此，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0条明确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定人必须出席，增加了未成年人的法定人到场的例外情形，规定了法定人不能到场的替代“合适成年人到场”。

2、本地未成年被告人大多有社会调查报告，而外来未成年被告人却很少有。这是因为：第一，本地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的条件比较便利，社会调查报告对于法官全面认清案情、公正审理案件具有一定的帮助，本地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积极、主动帮助法院获取社会调查报告；第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都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审理期限相对比较紧张。亲临其地去深入调查其成长背景、家庭状况时间长、成本大，不具有现实操作性。而法院依程序寄出的要求外来未成年被告人成长地相关部门填写的社会调查报告常常因为有关部门的相互推诿而得不到回复。第三，目前我国法律没有对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做出明确的规定，调查机构种类繁多、调查人员专业素质不高。

3、在审前阶段，外来未成年被告人被提请逮捕的人数是本地未成年被告人的2倍左右。对外来未成年被告人普遍使用审前羁押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从替代措施上看，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只有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这两种羁押的替代措施。因“监视居住”成本高昂，所以鲜有使用，故本质上只留下取保候审一条。而外来未成年人流动性强，居无定所，若是用取保候审替代羁押可能会影响诉讼的正常进行；二是从经济条件上看，涉嫌犯罪的外来未成年人大多家庭经济困难，且其本身又没有固定的收入，根本无力交纳几千元的保证金；三是从执法角度上看，由于执法环境不合理，各地公安机关有效配合难度大，再加上法律援助律师参差不齐等原因，对一些无逮捕必要的外来未成年被告人适用强制逮捕措施常常成为无奈之举[1]。

4、本异地户籍身份的不同使本地和外来未成年罪犯在缓刑适用率上明显不平等。原因主要有：第一，缓刑执行机构职责不清，难以形成监管合力。对于被遣送回家乡的外来未成年罪犯，依然很难保证缓刑监督、帮教和考察的落实，对其是否会重新犯罪，是否会对社会再产生危害，法官都心存疑虑[2]；第二，法律无明文规定，难以很好执行。对外来未成年缓刑犯如何遣送、如何进行监督、帮教和考察，法院与公安机关如何协调等问题均需要有立法的明确规定；第三，部分法官思想过于保守，难以贯彻挽救、教育为主的审判宗旨。由于自身对缓刑认识不到位，思想过于保守，担心外来未成年罪犯缓刑适用的效果不明显，因而在审判实践中有意减少缓刑的适用。

二、权利的救济：平等保护的意义

“无救济则无权利”又作“救济先于权利”（Remedy Precedes Rights）或“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A right without remedy is not right）。这一为英美法国家家喻户晓的法律格言所强调的是，救济对于权利实现的重要作用。如果人们关注权利的实现，就必须关注权利的救济。

（一）法理学角度

先贤亚里士多德将平等视为正义的尺度，提出了正义的平等观。他认为“正义是某些事物‘平等’（均等）观念”，即正义寓于某种平等之中，平等是公平正义的基本内容。平等，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样的基本权利不应当因为未成年人的前面加了“外来”二字就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正如J·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的经典表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在外来未成年被告人刑事保护措施的适用上，如何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现状成为亟需解决的一道难题。

（二）经济学角度

传统观点认为，刑罚是犯罪“易感触”的力量，无论是自由刑还是罚金刑，都能够抗衡犯罪人头脑里的强烈私欲。犯罪经济学却认为，刑罚可作为调整犯罪成本和收益的有效手段加以利用。在经济学家们看来，犯罪与刑罚只是一个成本/收益或者说风险/收益的对比而已。任何一个犯罪人都是一个“理性”的计算者，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他会将犯罪的预期成本与预期犯罪收益进行比较，从而决定是否从事具有风险的犯罪行为[3]。著名的刑法经济学家波斯纳将犯罪成本归纳为“机会成本、查获几率、惩罚的严厉性和其他相关变量”。对于本地未成年罪犯而言，司法实践中，由于在审前羁押与缓刑适用等方面相较于外来未成年罪犯犯罪成本更低，这是否会变相鼓励本地未成年罪犯继续犯罪？如果对本地未成年罪犯更注重对其刑事司法措施的保护，本地未成年犯罪就会不在乎，滋生侥幸心理，认为犯罪有利可图，即使受到刑罚处罚，也还有赚头。相反地，外来未成年罪犯的相关合法权益被轻视了，他们可能就会产生横竖横的心理，服刑时百般抵触，释放后变本加厉地实施犯罪。

（三）社会学角度

刑事司法保护措施适用的区别对待，尤其是对外来未成年人审前羁押率高、缓刑适用率低，都严重影响外来未成年罪犯的再社会化。再社会化是指用补偿教育或强制方式对个人实行与其原有的社会化过程不同的再教化过程。未成年时期最大的特点是身体的成长和心理的成熟，而心理的成熟是在社会化、再社会化的过程中完成的。在某种情况下，未成年罪犯通过再社会化，可以帮助他们忘掉旧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重新塑造出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是生命中具有转折意义的阶段。如果仅仅是因为户籍制度的差异就抹杀外来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平等保护的权利，那么实际上就是对于他们行为的消极反应，这非常不利于他们的再社会化改造，更严重的是，他们可能因此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

三、 制度的完善：如何平等保护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刑事司法保护措施的适用在外来未成年人与本地未成年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然而法律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根本意义在于平等保护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故如何平等保护外来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

（一） 法定人——不可或缺之人

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人出席率低的原因众多，在当前的模式下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恰好是医治此症结的良方。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英国1972年创设的，后经引申发展其基本含义为：在审理涉及未成年被告人的刑事案件时，由合适成年人参与开庭审理，协助未成年被告人与司法机关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沟通，缓解未成年被告人的疑惧、不安、紧张等情绪，促进实施程序正当化，提升审理教育功能，以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并增进社会安宁。我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有关于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立法。

关于合适成年人的选任，笔者建议：在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适成年人选任上可以考虑律师到场制度。一方面，律师作为国家认可的法律从业人员，同时具备法律专业者和合适成年人身份，其在场可以避免未成年人陷入孤立境地，从而更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而其自身权利的行使也受到《律师法》的保障；另一方面，与一般的合适成年人不同，律师作为法律执业者不仅需要遵循刑事诉讼法的要求，还受到律师法等法律、律师协会、司法行政机构等规章的约束，这从反方向确保了律师能够忠实、勤勉履行其职能[4]。

（二）社会调查制度——必不可少之事

法国著名刑法学家安赛尔认为：为了正确处理案件，法官必须了解他负责审理的犯罪人，为此，必须对犯罪人的人格进行调查，调查应从“社会、医学和心理”等方面进行。社会调查制度体现了刑罚个别化原则的要求，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中实施全面的社会调查制度，了解未成年罪犯的情况，有利于贯彻刑罚个别化的要求，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笔者仔细分析各国社会调查制度，发觉德国少年法院的社会调查工作已日臻成熟，是值得学习的模板[5]。在我国的外来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报告制作中，笔者认为可效仿德国制度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完善：立法上，首先要肯定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地位，明确其必要性。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搪塞、拒绝为外来未成年被告人制作社会调查报告，这是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其次要赋予调查报告证据效力，规范其证明程序。社会调查的价值目标就是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法律条文规定不明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地朝着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利益的角度理解。故笔者认为调查员应当在法庭上接受询问、客观说明调查报告的制作过程以保证其证明力；司法上，一是建议在各地的司法行政机关下属设立独立的调查机构来负责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二是建议规范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通过对未成年被告人个人的家庭、学习、工作情况做细致、充分的了解（必要的时候可以访问被告人的家长或是学校的老师等）并形成一个有固定格式内容的表格，再由调查员根据表格的资料撰写调查报告的主文；三是严格限定报告制作的期限。对于委托出具社会调查报告的时间要有明确的规定，建议在扣除报告在途时间外给予10天进行调查及报告撰写工作，规定超期或是违规出具社会调查报告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考虑赋予法院一定的监督权。

（三）审前羁押适用率高——不可不改之病

审前羁押是限制或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非常严厉的强制措施。现代法治社会奉行羁押是例外的原则，这是无罪推定和人权保障原则的内在要求。对于未成年被告人，更应当尽量适用能达到羁押的预期目的，又更为轻缓、对其侵犯更小的非羁押强制措施，即审前羁押的替代措施。美国特色的审前服务制度值得学习与借鉴。但是盲目抄袭发达国家的做法不见得有效果，必须摸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前服务制度：首先，确定执行主体。由从事社会调查的专门调查机构在侦查终结之前提供未成年被告人的相关背景信息与个人具结等非财产性保释条件的危险评估报告能有效地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该专门机构的调查员还要对那些附加不同释放条件而予以释放在外的被追诉人根据其释放条件情况制定相应的报告与执行计划，以便监督确保被追诉人履行由法院决定的释放条件；其次，明确决策主体。侦查机关将调查员制作的危险评估报告附在相关的卷宗材料中移送审查，由法官根据危险评估报告做出是否审前释放的决定。对于法官的决定不服时，外来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可要求召开听证会或是向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提出抗议；再次，增加替代措施。如侦查机关加强监控、以社会调查官观护的方式代替羁押，让社会调查机构发挥枢纽性作用等，形成多渠道的监控网络与合力机制，从而尽量避免出现审前释放在外的犯罪嫌疑人失控的风险。

（四）缓刑适用难——不可不变之题

对于未成年罪犯，适用缓刑具有特殊的意义：（1）有利于调动未成年罪犯自我改造的积极性；（2）有利于预防和减少未成年罪犯再犯罪；（3）有利于防止其身份“标签化”，便于社会各方接纳未成年罪犯，培养其社会性，创造条件使之重返社会[6]。因此，笔者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规范未成年人缓刑适用制度：一是规范相关法律规定，做到缓刑执行有法可依。针对现行制度的不足，法律应当对未成年缓刑犯的考察主体、考察内容、考察方式做出具体的规定，可以考虑建立外来未成年罪犯缓刑帮教办公室，专门负责缓刑考察机关在外地的缓刑犯交接问题；二是统一缓刑执行场所，避免外来未成年缓刑犯执行难。探索建立集中、统一的未成年缓刑犯监督、帮教和考察基地，选择具有一定规模、发展相对稳定的企业为依托，为未成年缓刑犯提供一些对技术和专业要求不高的普通工作岗位；三是增加缓刑听证程序，减少法官自主裁量权。法院在法庭审理查明未成年罪犯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另行安排一次听证会，组织相关人员作为听证参加人，对于外来未成年罪犯是否能适用缓刑进行广泛地交流、核实和论证并允许外来未成年人的合适成年人、律师对听证结果提出异议；四是扩充缓刑制度的类型，增强缓刑适用力度。 对于罪刑较轻的外来未成年被告人考虑暂缓，同时配合使用缓刑保证金制度，若他们仍留在法院地生活则可要求他们定期向社会调查机构的调查员汇报生活、工作情况，以保证执行的效果。

早在100多年前美国宪法制定中，先贤就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虽然我国刑事法律表面上并没有直接歧视涉罪外来未成年人的规定，但是必须看到，法律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得对涉罪外来未成年人的平等保护难以真正得到落实。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写作，能够让外来未成年被告人的平等权益得到重视，滴水穿石，当全社会都形成对外来未成年被告人权益平等保护的风气，平等也就指日可待了。

注释：

[1]张臻.重庆沙坪坝：外来未成年“非监禁化改革”[J].检察风云，2011年第11期：21.

[2]王金炳.试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制度之完善——以福建省石狮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数据为例[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4：21.

[3]徐爱国.评析波斯纳的《刑法经济学理论》[J].政法论坛，2007-9（5）：173.

[4]汪建成.论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的建立和完善[J].（法学）专题研究，2012-1.

[5]黄河.少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初论——以德国少年司法实践为视角[J].研究生法学，2011-2月（1）：180.

网络犯罪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根据卡巴斯基实验室报告，Winnti组织从2009年开始就对网络游戏行业发动攻击，且目前攻击仍在继续。该组织发动攻击的目的是窃取由合法软件供应商签发的数字证书，此外还会窃取知识产权内容，包括在线游戏项目的源代码。

据了解，发生于2011年秋季的一次安全事件引起了卡巴斯基实验室对Winnti组织的恶意行为的注意，当时其在全球大量计算机上检测到一款恶意木马程序。这些受感染计算机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关联，即这些计算机上都安装了一款流行的网络游戏。之后不久，有细节披露感染这些计算机的恶意程序通过游戏公司的官方服务器进行更新时被感染。受感染用户和该网络游戏社区怀疑是游戏发行公司在消费者计算机上安装了恶意软件，从而监视用户行为。但是，之后的调查显示，这些安装到游戏玩家计算机上的恶意程序是网络罪犯所为，而且他们的攻击目标其实是这家游戏公司。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游戏发行公司邀请卡巴斯基实验室对这一恶意程序进行分析。分析表明，该木马是一种针对64位Windows环境的DLL动态链接库，并且使用了一种合法签名的驱动。该木马是一种功能全面的远程控制工具（RAT），能够在计算机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让攻击者完全控制受感染计算机。这次发现意义重大，因为该木马是首个发现的具有合法签名并针对64位Windows系统的恶意程序。

卡巴斯基实验室在对Winnti组织的恶意行为进行调查时发现网络游戏行业有超过30个公司均遭受到Winnti组织的攻击，其中大部分均为东南亚游戏制作公司。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位于德国、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巴西、秘鲁和白俄罗斯的在线游戏公司同样成为Winnti组织的受害者。除了进行商业间谍行为外，卡巴斯基实验室还发现Winnti组织至少可以利用三种手段将窃取到的数据变现，从而生成大量非法利润：

· 操纵和积累游戏内部使用的货币，例如收集游戏玩家的“符文“或”金币“，并将积累的虚拟货币转化为真实的钱财；

网络犯罪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据美国国家网络安全联盟和美国在线公司25日联合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报告说，因特网用户在家里上网时远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安全，大多数用户没有“防火墙”保护，安装的防病毒软件落后而且受到多个暗藏的盗窃信息软件的侵蚀。

“间谍软件”无孔不入据美联社报道，在美国政府部门的支持下，调查人员通过电话访问了全国12个州22个城镇的326名成人用户，其中77％的人都说他们使用因特网时没有受到威胁，而且几乎多数人都认为已有的安全措施足以抵抗病毒和“黑客”的侵袭。但当调查人员到受访者家里去实地考察时，他们发现三分之二的用户实际上至少7天内没有更新防病毒软件，有三分之二的用户没有安装“防火墙”软件，有80％的用户的电脑上有“间谍软件”。在其中一个用户运行缓慢的电脑上，居然有1000多个“间谍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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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缺乏专业指导美国国家网络安全联盟负责人之一肯·沃森说，用户利益受损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满足于已有的安全现状，另一方面缺乏必要的有关安全保障的专业指导。美国商务部负责技术政策的副助理秘书丹尼尔·卡普里奥指出，用户对使用因特网的安全知识了解得还不够，“我们需要给家庭用户和小企业更多的信息和操作指导”。

被调查的一位用户说，她以为服务商提供的商业防病毒软件和“防火墙”软件足以抵御网络上可能出现的威胁，实际上她被误导了，大多数商业防病毒软件和“防火墙”软件并不能检测“间谍软件”。

网络犯罪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我不是卡卡”为你整理了这篇市民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意识情况调查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电信网络诈骗不仅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精神上和财产上的损失，也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繁荣稳定。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和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电信网络诈骗愈加呈现出手段高科技化、形式多样化、作案隐蔽化的特点，防范打击工作形势依然严峻。为了有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有针对性地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自我防范意识，远离电信网络诈骗，南京市人民政府网站于2020年11月30日至2020年12月30日在全市范围内就“南京市民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意识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一、调查结果

1、您的性别：

A、男（43.5%）

B、女（56.5%）

2、您的年龄：

A、18-22岁（8.9%）

B、23-35岁（53.2%）

C、36-59岁（30.6%）

D、60岁及以上（7.3%）

3、您的文化程度：

A、小学及以下（6.5%）

B、中专、初中（14.5%）

C、大专、高中（29.8%）

D、本科及以上（49.2%）

4、您的职业情况：

A、在校大学生（4.0%）

B、企业（33.1%）

C、学校、研究机构（7.3%）

D、政府及事业单位（24.2%）

E、自主创业（14.5%）

F、自由职业（16.9%）

5、您是否了解电信网络诈骗及其手段方式？

A、非常了解（12.9%）

B、比较了解（38.7%）

C、基本了解（33.1%）

D、不太了解（9.7%）

E、不了解（5.6%）

6、您周围是否有电信网络诈骗发生？

A、是（75.8%）

B、否（24.2%）

7、您有没有接到过诈骗电话或短信？

A、有（79.8%）

B、没有（20.2%）

8、您遇到的是何种诈骗类型（多选）：

A、征婚交友诈骗（6.5%）

B、刷单诈骗（34.7%）

C、冒充“公、检、法”诈骗（31.5%）

D、冒充客服诈骗（32.3%）

E、网络贷款诈骗（29.0%）

F、招聘诈骗（30.6%）

G、中奖诈骗（25.0%）

H、其他诈骗类型（16.1%）

I、没有遇到过网络诈骗（20.2%）

9、如果您遇到疑似诈骗的电话会怎么办？

A、故意和对方斡旋（8.9%）

B、不理会，直接挂断（61.3%）

C、将电话加入黑名单或者标记诈骗电话（29.8%）

10、就个人而言，您认为您自身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如何？

A、非常强（16.1%）

B、比较强（53.2%）

C、一般（19.4%）

D、比较弱（8.9%）

E、非常弱（2.4%）

11、您在何种情况下会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告知（多选）：

A、购买火车票飞机票、预定酒店（58.9%）

B、网上购物、订餐（39.5%）

C、办理会员卡（29.8%）

D、注册网站（34.7%）

E、填写街边发放的调查问卷（21.0%）

F、填写报名信息登记表（42.7%）

G、连接公共场所的WIFI（10.5%）

12、填写了个人信息后，您是否有注意个人信息保密工作？

A、有（64.5%）

B、没有（35.5%）

13、您是否学习了解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有关知识？

A、是（60.5%）

B、否（39.5%）

14、您认为电信网络诈骗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多选）：

A、诈骗手段翻新速度快，形式多样，迷惑性强（49.2%）

B、个人信息泄露严重（59.7%）

C、个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意识较低（39.5%）

D、犯罪成本低，惩戒力度不够（52.4%）

E、电信、银行等部门存在监管漏洞（39.5%）

F、诈骗的手法简单，容易传播及被仿效（33.1%）

G、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宣传力度不够（29.8%）

H、接触互联网的机会越来越多，相应的风险也越来越大（21.0%）

15、在您看来，下列哪些举措有助于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多选）：

A、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违法成本（58.9%）

B、加强反电信网络诈骗力量，并加大对其经费的投入（55.6%）

C、建立完善公安机关与电信、金融部门的联防体系（59.7%）

D、加强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严惩侵犯公民信息犯罪（55.6%）

E、严格落实电话卡实名制，增加诈骗活动的风险和难度（52.4%）

F、加强行业监管，减少行骗空间（39.5%）

G、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民的防范意识（35.5%）

二、调查分析

本次调查参与人数124人，其中男性54人（43.5%），女性70人（56.5%）。接受教育情况：61人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占调查总数的49.2%，其余63人为大专、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调查总数的50.8%。年龄情况：18-22岁11人（8.9%），23-35岁66人（53.2%），36-59岁38人（30.6%），60岁及以上9人（7.3%）。职业情况：在校大学生5人（4.0%），企业41人（33.1%），学校及研究机构9人（7.3%），政府及事业单位30人（24.2%），自主创业18人（14.5%），自由职业21人（16.9%）。

参与调查的124人中，超过半数（84.7%）的人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手段方式有一定的了解，75.8%的人周围有电信网络诈骗发生，79.8%的人接到过诈骗电话或短信，这些电信网络诈骗类型主要是刷单诈骗（34.7%）、冒充客服诈骗（32.3%）、冒充“公、检、法”诈骗（31.5%）、招聘诈骗（30.6%）、网络贷款诈骗（29.0%）等方面。如果遇到疑似诈骗的电话，61.3%的人会不理会，直接挂断，29.8%的人会将电话加入黑名单或者标记诈骗电话。

就自身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而言，16.1%的人认为自身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非常强，53.2%的人认为自身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比较强，19.4%的人认为自身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意识一般。调查显示，参与调查者主要在以下五种情况下会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告知，包括：购买火车票飞机票、预定酒店（58.9%）；填写报名信息登记表（42.7%）；网上购物、订餐（39.5%）；注册网站（34.7%）；办理会员卡（29.8%）等。在填写了个人信息后，64.5%的人会注意个人信息保密工作。

从调查结果来看，60.5%的人学习了解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有关知识。在参与调查者看来，电信网络诈骗频发的主要原因是：个人信息泄露严重（59.7%）；犯罪成本低，惩戒力度不够（52.4%）；诈骗手段翻新速度快，形式多样，迷惑性强（49.2%）；个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意识较低（39.5%）；电信、银行等部门存在监管漏洞（39.5%）等。对于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建立完善公安机关与电信、金融部门的联防体系（59.7%）；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违法成本（58.9%）；加强反电信网络诈骗力量，并加大对其经费的投入（55.6%）；加强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严惩侵犯公民信息犯罪（55.6%）；严格落实电话卡实名制，增加诈骗活动的风险和难度（52.4%）等。

三、建议与意见：

关于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参与调查者主要提出了以下建议与意见：

第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违法成本。进一步规范完善电信网络诈骗的执法程序、执法流程、执法行为，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同时加大法律法规对电信网络诈骗、侵犯公民信息等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提高电信网络诈骗的违法成本，从而减少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