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交流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民族文化交流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民族文化交流范文第1篇

众所周知，民族是以文化来区别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倘若各民族间不能找到文化的共同点，不能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学习和借鉴彼此的文化成果，那么民族的畛域就很难打破。反之，若各民族之间能够有文化的交流与认同，那么民族之间的差异就会被认同感、和谐感所淡化而相近相亲。中华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正是依靠文化的交流；推进文化的整合和融合，从而形成“一体多元，多元一体”的格局，即各个民族既具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有各自的文化个性，各民族之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关系。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和谐与交流是形成中华民族的主要因素，兹仅就中国民族史上的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数例，以探讨和谐与交流在其中的主导作用。

一、和谐与交流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民族的融合是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古今中外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变化、发展都与民族融合紧密相关。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民族融合的大浪潮。而每一次浪潮都发端于民族的大迁徙、大汇合、大交流。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以及元代、清代等时期发生的南方、北方民族大迁徙、大交流，都使许多一度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古代民族（部族）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例如汉代的匈奴。三国的乌桓、南北的鲜卑、隋唐的吐谷浑、党项等等。还有些古代民族虽然现在还存在，但除了血统的差异外，在文化上已不再具有什么民族特点，例如满族、土家族等等。当满族最初入关。定鼎中原之时，强烈的民族畛域观念，曾因雉发这样的文化习俗差异而大规模流血，但经过300年之后，满汉在文化上已再难找到什么差异。

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其实也是一个混合众多民族成分的民族共同体。现今一般将汉族的祖族认定为“华夏族”，祖先认定为炎帝、黄帝。考“华夏”一称始见于周代文献，到了春秋之时才以“华夏”作为民族称呼。“华夏”一词源于炎帝与夏禹。传说炎帝族兴起于“华山”（古代对秦岭的称呼）之野，炎帝与黄帝是“兄弟”。黄帝之后的禹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故中原这一地区的民族被称为“华夏”，《尚书正义》说：“华夏，谓‘中国’也。”《尔雅·释诂》说：“夏，大也。”可知“华夏”一词是用以区别中原地区的民族与其周边的民族（史称“四裔”。即东边被称为“夷”的民族，西边被称为“戎”（羌）的民族，南边被称为“蛮”的民族，北边被称为“狄”的民族）。但“华夏”实际上也并非全为中原之旅，炎帝族、黄帝族都与居于西北高原的“羌”族颇有渊源。“炎帝以姜水成”，而凡从“姜”字均与“羌”有一定关系。黄帝据史载原居于“昆仑之丘”，其先本活动于青藏高原东部，那里亦是“羌、戎”之地。夏代的开国之君禹更是“长于西羌，本西羌夷也”，可见“华夏”之先就已融入了一部分从青藏高原东迁的“羌”系民族成分。此后“华夏”族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融入许多民族成分，而发展成后来的汉族。可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每一个历史时期汉族所包含的民族成分都不同，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有一些古代民族或部族融合进来。虽然，在汉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依靠强迫力量而使其他民族、部族“同化”于汉族的情况，但从主流和总体上看，则主要是因为文化的交融与吸引而促使民族融合。拓跋鲜卑的汉化就是一个例子：拓跋鲜卑原属于“东夷”民族，最早活动于大兴安岭以北的呼伦贝尔草原一带，以游牧狩猎为生。公元四世纪前期曾一度在今内蒙和林格尔北建立“代国”，不久为前秦所灭。拓跋硅时于公元386年重新建立代国，旋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迁都平城（山西大同）。到孝文帝时又将都城南迁至洛阳，由于北魏国家的统一和扩展，鲜卑民族从边疆逐渐深入中原腹区，与汉族和谐相处，相濡以沫，原有的民族畛域被冲破，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于是，给民族融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民族的融合不同于民族同化。前者是自愿的、水到渠成的；后者是强迫性的、灌注式的。拓跋鲜卑的融如汉族是一种良性的民族融合模式。它不仅通过血统的混合，更主要是社会文化的融合来达到。

语言是人际交流的工具，北魏初期仍以鲜卑语为官方语言，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鲜卑语日益显出不适应社会之需的劣势，汉语文的优点和汉文文化典籍之丰盛，使进入中原的鲜卑人对学习汉语文有强烈的要求。孝文帝时遂改以汉语为国家的“正音”。汉语成为北魏法定的共同语言后，原有的鲜卑语的使用范围愈来愈小，逐步走向淘汰。语文问题的解决又为思想文化的沟通铺平了道路。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主流和核心的儒家学说成为了北魏政权的思想基础。早在拓跋硅时就推崇儒学“以学求为先，立大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此后，北魏政权逐步走上了与儒学相结合的道路，各州郡大建学校，儒生数量愈来愈多。作为统治者的拓跋氏也身体力行，钻研儒术，著书立说，按儒学理论治理国家。到孝文帝拓跋宏时，更把儒家推崇到空前的地位，举行了一系列尊孔活动。孝文帝不仅本人充满儒家文化色彩，而且。通过尊崇礼教，提倡孝、礼的思想，使北魏社会全面向儒家理念转化，从而使民间与上层生活都与儒学不可分离。

除崇扬儒学外，北魏还兼奉道、佛两教。北魏诸帝既尊孔又信奉道教。从宗教的方而进一步使鲜卑由原始信仰向华夏正教转化。因为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其文化内涵代表着华夏民族的传统理念，道教信奉的普及，使鲜卑民族的信仰汉化。北魏也推崇佛教，史称孝文帝“善谈老庄，尤精释义”。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和造像之多，可证明佛教在鲜卑社会的巨大影响。北魏的社会文化转变，逐渐使鲜卑民族观念文化转变，加速了民族的认同，最终融入于汉族之中，成为汉族的新鲜血液。

1．民族的流动、迁徙是加速融合的前提条件。在中国历史上愈是流动性大的、迁徙多的民族其融合率也最大。这是因为地域的界限往往限制了民族的深层次交往，难以达到真正的文化沟通。而没有文化的沟通就不可能有民族的融合。

2．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是文化互渗、消除隔膜的必要环境。北魏统一北方的政治活动和由游牧进入农耕的经济变化，加强了汉、鲜卑及其他民族的联系，居处相杂、文化相染，从而催化了民族的自然融合。

3．理念和精神文化的融合，是民族融合的基础。理念的趋同使民族的心理素质走向一致，民族的认同感由此而产生。故作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在民族融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北魏在积极吸取汉文化的儒、道、佛等成分的过程中，使其意识形态向儒学、道学、佛学的理念转化，从而在心理上产生极大的汉化认同，因而这一转化比较平顺，没有遇到大的阻拦。

4．和谐精神是中国民族融合的动力。尽管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多有“夷夏之别”的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桎梏，但中国文化中的“和”、“合”精神，冲破了民族畛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融合。孔子的“戎狄怀之”思想对华夏族以外的民族主张采用“怀”，从而导致“怀柔”政策与“羁糜”理论产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亲密与和谐。汉代的《淮南子》更阐发了“夷夏一家”的思想，认为“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自其同者视之，万物一圈也”。唐太宗也公开提出对夷狄要“爱之如一”。正是这种和谐的观念，推动了汉、唐时期中国民族的大融合。

二．文化交流促进民族文化的整合

民族融合是文化融合的极至。在更多的情况下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主要是推动了文化的整合，即各个民族吸收其他民族的某些文化成果，充实改造自身的文化，从而给原有文化以新的成分、新的面貌。通过文化整合，中国的民族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中原人原为“粒食”，由于麦子种植的推广，才发展为北方地区普通的“粉食”。而麦类的传播来自西部的羌氏部落。《诗·周颂·思文》说后稷时“贻我来牟，帝命率有，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来、牟”俱麦之称谓。据考证，它们的原产地在青藏高原，是藏族先民羌人传至中原的。至今藏语仍称为大麦为“来”（NAS）。《周颂》说天帝赐麦种与后稷，让他引种于中原大地，从此这一作物不再有此疆彼界，大家享有，亦表明原先此物不产于中原，但由于文化的交流、整合，这一作物成为中华大地各民族普遍种植之粮食。

与麦同情况的是稻米，它最先种植于华南和西南的民族地区。至今在西双版纳的哈尼族中还种植一种非常古老的水陆未分稻，研究证明它是现代稻米的远祖。中国南方称稻叫“谷子”或“禾”，即源于壮、侗语。魏晋以后，中国北方与南方的民族大迁徙、大交汇，稻米开始传入北方。隋代以后南北大运河开通，南方稻米大量输入北方，使北方人的饮食习惯有很大转变，至明代时，以稻米为主食的人已占全国人口的70％。稻作文化之区已从一隅之地而扩展到全国大部地方。

再如茶，原产于巴蜀和云南一带。秦灭巴蜀，统一中国后，茶传入中原地区，以后长江流域普遍种茶，北方人与南方人都有了饮茶之习，并发展出南方、北方各具特色的茶文化。故顾炎武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饮茗之事。”唐开元中因禅僧坐禅饮茶而兴起全国饮茶之风，茶成为中国的“国饮”。远在青藏高原的藏族自唐朝传入煮茶之法，进而推广为全民族之风气，以致茶成为藏民族生活中不可须臾或缺的必需品。作为藏族文化主体的藏传佛教也将茶引人其文化内涵之中，赋予它宗教的意义。

物质的文化还不足以说明交流对民族文化整合的程度。精神文化的整合，更能表现文化交流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在中国的众多民族中，地处青藏高原的藏族文化充满了神秘的地域色彩，国外甚至有人误认为藏文化是与中华文化毫不相干的一种特异文化。故此以藏文化构建中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为例，更能说明这一问题。

公元七世纪吐蕃征服青藏高原各部落，形成藏族。因此，一般将吐蕃文化视为藏族文化之根。但据史载，吐蕃初期社会文化十分落后，“刻木记事”，“不知节候”，“其俗重壮残老”，“人信巫觋”。松赞干布即位后，大力开展“”，从吐蕃周边的民族文化中吸取营养。当时盛唐文化与印度文化是亚洲文化的顶峰，尤其是唐文化因唐若境地交接相错，民族相杂，更易于交流吸取。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下嫁”吐蕃，给唐、蕃文化交流打开了大门。于是吐蕃派出大量的使节、侍子、商贩、僧人去汉地，唐朝也派出使者、僧人、商贾不断去至藏区。双方的政治、经济交流，带动了文化的交流。汉地丰富的文化成果大量地通过交流渠道被吐蕃所吸取。唐朝的儒学典籍如《毛诗》、《礼记》等一再被吐蕃“求取”。《孝经》《左传》、《国语》等被大量翻译成藏文，供上层学习。许多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进入国子监，系统地学习儒家学说，使吐蕃从制度文化到精神文化方面都竭力将儒家思想精华融入于藏族社会中。在敦煌发现的8～9世纪吐蕃写卷中，有一幅名为《礼仪回答》的藏文写卷，讲述了当时吐蕃社会中对人们道德标准的一些看法，其中写到：做人要“公正、孝敬、和蔼、温顺、怜悯、不怒、报恩、知耻、谨慎而勤奋”。这与儒家强调的“温、良、恭、俭、让、孝、悌、礼、智、信”几乎如出一辙。可见儒学思想已成为当时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

吐蕃时期，宗教已成为藏族社会的文化核心，佛教从印度和汉地两个方向几乎同时传入吐蕃，著名的汉僧大乘和尚对吐蕃佛教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所阐扬的禅宗宗门，对后来藏传佛教举派（白教）、宁玛派（红教）教义的形成颇有影响。儒家的孔子也被藏地宗教吸收为一位尊神，在藏传佛教中，孔子是工巧和占卜术之王，具有很大的威信。《易经》的卜卦被藏传佛教吸收，受到普遍信奉。喇嘛们为人占卜时所运用的《五行算经》和《五行图表》即源于对《易经》的借鉴。中华的道教传入吐蕃后，老子被藏地宗教徒尊为笨教的教主化身。“太极”、“无极”的名词和“九宫”八卦的图形都被融人藏地宗教之中，一位著名的藏族宗教史家认为：老子和道教的基本观点与藏传佛教密法十分相近。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密宗的修法中看到与道教相一致的情况。

除此之外，在伦理方面、在医药方面、天文历算方面、习俗方面藏文化都吸收了不少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加以改造，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在此不及—一赘述。但即就上述情况，我们也显然可见中华各民族通过交流，进行文化整合的成功。正是因为这些文化整合，才使中国的各民族具有相当的共性。交流对中华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的积极作用，与某些民族因封闭而长期停滞不前形成鲜明的对比。

民族文化交流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郊新村;民族文化;地方政府

【作者】秦红增，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王淇楸、毛筱倩，广西民族大学2012级人类学专业学生。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3-0072-006

RECONSTRUCTION OF MINORITY CULTURE AND ITS VALUE

IN NEW SUBURB VILLAGES： the Example of Liuxiao，

A New Village of the Zhuang in Suburb of Nanning

Qin Hongzen， Wang Qinqiu， Mao Xiaoqian

Abstract： Seeing from the overall social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in inland areas of China， the suburb of cities occupies important location in future society， correspondingly， it will also face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Yet， this issue has not been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s， or even has been neglected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The present paper takes Liuxiao， a new village of the Zhuang in suburb of Nanning as an example to take apart of how the traditional minority culture blends into the new communities in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elites and common people The urbanization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are not contradictive This is where the new of ‘new type’ urbanization is

Key Words： new type urbanization; new suburb village; minority culture; local government

一、研究缘起与概述

2006年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指出，中国自2010年起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实现人口、空间结构的两次转变，建设城乡平衡社会。其中第一次转变是从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第二次转变是城市人口变为郊区人口，实现城乡平衡。理想的新型城市化的模式是以郊区化为主，即郊区人口占50%，中心城区人口占30%，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占20%，人口在三个区域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取消户籍限制，建立信用社会。[1]由此可看出城市郊区在未来中国社会中的位置。该报告还指出，未来中国社会需要完成两次社会转型：一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二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从城市社会向城乡动态平衡社会转型。众所周知，中国传统上以农立国，上下几千年所延绵的文化文明深深地植根于小农经济土壤里。因此，人口进城也意味着文化进城，“文化重构”是社会转型中面临的必然问题。

就近些年来的实践看，中国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可粗略概括为两条路径：一是“内生型”，即乡村社会主要依靠自身的产业发展来实现向城市社会的转型。如东部沿海或经济发达地区通过兴办乡镇企业、经济开发区等实现的城市化，原来的乡村变为相对独立的城镇或卫星城，譬如东莞市就是由若干相对独立的城镇构成。离区域中心城市较远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借助农业产业化、外出务工，以及旅游、休闲、观光等第三产业实现的乡村都市化。

在这些地方农民的身份、居住地虽然没有改变，但实际上生计方式、消费观念，甚至组织方式（如成为公司的农户、员工等）已被纳入城市范畴。二是“外推型”，即乡村社会由于城市扩张而被“城市化”，典型的如“城中村村民”“城郊农民”等。这部分人群往往是无地或失地农民，是通过“新村”营建如城中村改造、“村改居”等造城运动，而不是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向城市社会的转型。其身份虽已变为城市社区居民，居住场所、生计方式、消费观念也渐渐向城市靠拢，但乡土社会固有的地缘性不但没有被触动或弱化，反而因为其要面对强大的城市扩张力量，迫于寻求新的谋生手段而得到强化，其农民的、家族的、民族的等身份更容易得到高度认同。[2]

在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尽管都面临“文化重构”问题，但不同的转型路径，重构方式也有所差异，各个地方实际情况千差万别，也难以借助几个模式来概观。不过就现有的社会实践及学术界的研究而言，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类别：一是民族或乡土文化的自我更新，即立足于乡村自身的人际网络、土地、生态等，开办各式各样的农家乐、渔家乐、牧家乐、山家乐等，搞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民族旅游，以有效地把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生活观念结合起来，满足城里人或外地人闲暇消费需要。如笔者曾研究过的桂中武台新村的例子，乡村民众充分利用自身交通优越、生态良好、奇石丰富等优势，发展了以民族文化、奇石文化为特色的农家乐。[3]类似的例子可说是多不胜举。[4]二是“留住乡村文化”，这类大多为乡村城市化较为成熟的区域。相较于城镇的繁荣，原有的乡土文化凋敝零落，这有违于城市化的初衷，于是兴起了“文化留村”等保护乡土文化浪潮。譬如浙江省近些年来推行的“农村文化大礼堂”建设等。[3，5，6]三是城市或城郊“新村”文化重构，迫于城市失地或少地农民的生计，以往这类的研究过多地集中在农民的城市适应问题，在新的生存境况下，农民如何重构民族或乡土文化却涉及很少。但是这类村落由于被纳入到了城市发展的体系以内， 文化赖以生存的空间历经了巨大变迁，文化重构形势更为严峻。

从目前中国内地城镇化实际情况看，“城中村”被视为顽疾，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对于市郊而言，这样的理念显然是不对的。从目前境况来看，中国快速地、贪大求全的“造城”运动已显现出不少弊端，而如何发挥“城郊”的优势则成为新型城镇化必然考虑的基本问题，因此我们更应当在这一区域进行“文化重构”，并形成有别于城市与乡村的“城郊文化空间”。可喜的是，近一两年来，随着保护乡村文化的呼声日渐高涨，一些学者也把眼光放到城镇化与文化保护方面来。如张士闪就提出要“以城镇化为契机重构乡土文化”，并提出了消除对乡土文化的偏见、培养农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让农民自我发展等措施。[7]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已经行动起来，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本文研究对象南宁市郊留肖壮族新村就是例证。

留肖壮族新村原名留肖坡地，人口340余人，是以壮族为主的民族聚居区。“新村”建设工程于2006年3月启动，目前建成的90户房屋中，已有89户入住。近年来，该村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展山地鸡养殖、鱼塘养殖、花卉苗木种植等特色种养业，走出了一条有产业特色、经营规模化的城郊型新村发展路子，并成为国家民委、财政部首批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首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南宁市统筹城乡改革发展试点。笔者曾于2008年前后陪同韩国人类学家全京秀去参观过一次，当时正在营建当中。2014年6月、11月，在当地干部的带领下，又分别两次前往该村进行田野调查，本文即是在两次调查中所收集的资料上论述而成。

二、留肖壮族新村民族文化重构的空间解析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不同的研究者，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普里查德在其著作《努尔人》将空间分为物理（朴素和实在，原本的）的、生态（人口密度及分布状况，当地人建构的）的和结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表达价值观，研究者建构的）的三重空间，更谈到在努尔人社会中，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联络紧密，即由于人的因素，在哪个时段、哪个场所举行何种活动是约定俗成的，从而形成“文化空间”的概念。[8]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文化空间就是文化事项与活动分布于特定空间与时间交叠形成的场域，而这种场域依据文化的脉络而定。

伴随着城市的急剧扩张，郊区被无限制地纳入到了城市发展体系，大量土地被征用，传统城郊村落要么陡然间楼房林立，变为人口密度大、拥挤不堪的“城中村”，要么异地搬迁，另立具有商贸、租赁、住宿等功能的“新村”。无论是哪类形态，农民传统的生计方式都已不复存在。他们主要依靠地租、楼租等租金生活，所寻找的新职业多为散工、零工，技术含量低，稳定性差，收入少。如留肖新村，尽管当地政府已下了很大力气，但在新的特色种养产业链中，当地农民仍处在最低端，由于在市郊，出租的土地、房屋，有时连租金都收不回，因此村民的居住环境虽有了较大改善，但相较高额的生活成本，目前的生活质量并不尽如人意。如此一来，建立在土地及农耕之上的社会秩序被彻底打破，原有的、承载民族文化的空间已不复存在。

从逻辑意义来看，只要有人的存在，新的文化空间便是存在的，只不过与传统的不同罢了。当然，由于是新村建设，又是城郊，相较原始部落，其社会构成更为复杂，虽然很难按普里查德三个空间逻辑来描述，但是仍属于村落“空间”，我们可以依循其中的建构逻辑与过程来剖析其中的空间文化构成。

（一）政府与社区精英主导下的留肖“新村”营造

从留肖新村营造缘起来看，政府与社区精英的合力是关键。旧村原在山坡上，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南宁市城区的不断扩张，当地村民就萌生了异地迁村重建的想法。当时市政府刚好酝酿启动旧村改造工程，于是留肖村就成为南宁市较早实行“旧村”改造的村子，也成为着力打造的城郊壮族“新村”。

案例1：留肖新村的规划与建设

在访谈过程中，留肖新村王队长说：旧村距离新村只有3公里的距离，但是环境就差很多了。以前在旧村的时候，山高，我们从山顶上可以看见整个城市。村道很陡，大概有1米多宽，只能通行自行车、摩托车和手扶拖拉机。1980年的时候，开始分田到户，平均每人3亩土地，村里种了十几年的稻谷。在1986至1990年间，村民收入偏低，后来就种植辣椒、西瓜、甘蔗。因为农田收入偏低，一部分农田就变更为水产养鱼，但山路狭窄，所以收益不太好，生活上也很不方便。我20多岁的时候，就从村里走出来，后边其他人也陆续出来。1998年村里几位有威望的老人为了以后的发展，便商议村庄的重建事宜，后来所有村民也都同意了，我也帮着策划申请。新村建设是请专家规划设计，并且询问村民意见，村民全体同意后，才开始修建。我们村是壮族村，所以专家论证后，依据民族特色设计了图纸，村庄完全按照图纸的设计装修。此外，住宅也符合现代建房的标准，是按照防8级地震的标准建造。

（二）留肖新村壮族文化元素与标识

在传统乡村社会里面，村落文化体现在各类“物理”的空间当中，譬如戏台、庙宇、祠堂、学校等，典型的如侗寨里的鼓楼、风雨桥。如果没有了这些“空间”，村落文化便无从依附。经过持久的文化积淀，这些空间也就成为村落的“文化标识”，内化为村落“文化空间”。留肖旧村旧址就在离新村约3公里的山坡上，人们可以从高大茂盛的古树、破败的老屋、残存的晒场依稀辨出往日的景致，但与标准的村落文化空间相比，则少了许多。不过，在新村营造过程中，由于定位是“壮族”新村，壮族文化也就准确地体现在新村的文化“结构”里，新建的民居、办公场所、围墙，无一例外地将铜鼓等用作装饰，借以强调其壮民族内涵。换言之，新村里各类“物理”空间，已与壮族文化元素有机结合，以塑造出村落的文化标识。

案例2：留肖坡新村对壮族文化的融入

建成后的留肖坡新村有了文化活动综合楼、文化广场、灯光球场、文艺舞台、民族文化展示中心等配套设施，整合并且融入了许多壮族文化元素。居民住宅外墙上的装饰图案，多为铜鼓、绣球、壮锦、收获的果实以及壮族日常生活的生产工具等。特别是村民小组办公楼墙上，巨大的铜鼓和绣球图案在村庄之外的路上都可望见。在新建的“民族文化长廊”围墙上，有的写着标语，宣传广西精神、雷锋精神、民俗留肖等;有的画着民族体育项目，例如抛绣球、板鞋舞、打陀螺、抢花炮等，都配有壮文;还有的是对传统文化中的典故的介绍。这不仅是对村民进行宣传，还给外来者提供一个了解留肖坡的窗口。

（三）留肖新村“干栏式”居民楼

在留肖新村的设计、建造中，充分考虑了壮族民众的居住结构、民间信仰等生活惯习，统一把居民住宅建成“干栏式”的4层楼房。一楼可以用柴火做饭，大厅设置神坛，2、3、4楼可以用来居住，顶楼可以散步、养一些鸡鸭，这使得壮族在长久生活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生活习惯得到了留存，也使得壮族“干栏式”的建筑文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得到了继承与重构。

案例3：留肖坡村新村“干栏式”居民楼

留肖新村90栋家屋统一为4层“干栏式”居民楼，大门朝东南方向，一楼入内为大厅，正中是神坛，房间分别为主人房和厕所以及厨房，有些住户还和以前在旧村一样用柴火。2、3、4楼大都有两间房间，可为客房（套间样式），也可用作仓库等，每层都有1-2间厕所。村里有些人将新屋的几层租出去，或者是单间出租，甚至整栋楼都出租，不过也有不愿意出租的。顶楼为悠闲场所，村民可以在楼顶散步，也可以养一些鸡鸭。两栋互相依靠的楼房顶层的看似“小阁楼”的装饰，实际上还可以用来区分两栋楼楼顶的使用权。

（四）留肖新村壮族文化展演

村落“文化空间”是硬件，如果没有相应的民族文化展现，仅是一些固定的文化符号外，新村文化重构可说是失败的。在留肖新村，当地人除了在空间上重构壮族文化外，还花了很大力气营造壮民族文化的活动氛围。如“每月一节”“节日文化展演”“民族工艺传承”等。

壮民族有着“每月一节”的节日习俗，大致为：春节的蚂拐节、陇峒节，二月的祭社节，三月的花王节、歌圩节、清明节、龙母节、布罗陀诞辰节、开耕节，四月的牛魂节（敬牛节）、拜秧节，五月的药市节、农具节、五月五，六月的诞辰节、莫一大王节、尝新节，七月的祭祖节，八月的请月神节、跳岭头节，九月的庆丰节，十月的赶降节，十一月的壮年和十二月的冬至。[9]从山上移居下来以后，留肖新村的“每月一节”节日保留了传统壮族节日习俗的框架和部分内容，还吸收了村外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节日传统，构建了新的“每月一节”节日习俗。

案例4： 村王书记谈新村“每月一节”

正月初七开年，这是一年最大的日子，既是客人最多的一天，又是过得最隆重的节日。

具体时间从初三到初七，新村在初七过节。到了初七这天，全村的家家户户都会摆酒宴请亲朋好友。二月初二为“春社”，是土地公的生日，当天要做糍粑吃，那是用鱼塘边一种叫白头翁（音译）的草进行加工的绿色糍粑。另外还要吃土鸡蛋。这一天，全村人都要聚在一起吃一餐饭。三月三主要的活动就是拜山（扫墓）和做糯米饭。四月初八拾垃圾，节日气氛较淡，但每家每户在这天也会杀鸡、鸭吃。这一天有“四月八，拾垃圾”的说法，因为四月份下大雨，河上游冲来垃圾，就要捡起来。五月初五端午节，比较隆重，家家包凉粽。六月初六的牛魂节气氛比较淡。因为牛为人耕田犁地比较辛苦，特地让牛休息一天。七月十三到十五为中元节，也称“七月半”。这个节日非常隆重， 每家都要吃鸭肉，出嫁的女儿女婿都要回来，一起用餐。八月十五和汉族人一样过中秋节，吃月饼。九月二十九与三月三基本相同，都是拜山（扫墓）和做糯米饭。但是村里人现在比较少人在这一天扫墓。十月留肖坡没什么节日，但是对面的路西村有吃糯米饭的习俗。十一月过冬至，各家各户吃鸡肉鸭肉。

十二月二十三“灶王节”，过小年，送灶王，打扫干净房子迎新年。

由于是地方政府重点打造的民族文化新村，因而在国庆节、春节等重要节日中，留肖新村会在村头民族文化舞台上举行歌舞联欢活动，参与者不仅有本村村民，也有来外面的表演者和观看者。表演节目类型丰富多样，有民族舞表演，也有广场舞、健身操、电子琴演奏等现代流行元素，以及知识问答竞赛、唱红歌等环节。活动所呈现出以壮族文化为主的、传统与现代的多元文化表演体系。

此外，留肖新村还专门建有“文化活动综合楼”，一栋独立的3层“干栏式”楼房。2008年初次参观时，当地陪同干部介绍说文化室除村委会办公用外，准备建壮族文化展示中心。2014年调查时，虽然还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一些相关民族文化活动先期已经开展。比如用“竹笼机”制作壮锦，穿针引线做绣球等。陪同我们调查的兴宁区民族局马局长就说：为留住传统技艺，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特色产业，2013年兴宁区民族局在留肖壮族新村开设为期半年的织锦、绣球民族手工艺品制作培训班，未来这里将成为兴宁区民族手工艺品制作培训、展示基地。通过开办培训班，引进壮锦产业，不仅能丰富南宁壮族特色村寨的内容，促进少数民族特色工艺、文化的传承，而且能够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掌握一门特色工艺技能，促进增收，走出一条特色产业道路。当地村民们也讲，土地留转后，家里的地没有了，但学习制作壮锦让我掌握了一门技术，以后生活没有了后顾之忧。学习传统手工艺，既传承老祖宗留下的财富，也增加了一份技能，学成后我可以把自己手工制作的产品卖给游客，增加家庭收入。[10]当然，其效果如何还有待时间来验证，但至少已在城郊先行了一步。

三、城郊“新村”民族文化重构价值

2014年3月，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11]笔者也曾阐释了这样的观点：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的是文化多样、而不是文化单一的乡村和谐;需要的是合理地将现代与传统、都市与田野、全球与地方等有机相合，从而塑造出独特、多样且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型乡土文化，而不是单纯地“城市化”，让城市吞并农村。[12]因此从社会整体转型看，城郊新村民族文化重构，其价值在于防止在该类区域单向度“城市化”的发生，让郊区成为有力连接城市与乡村、现代都市文明与乡土文化、民族文化的“中间地带”，以实现新型城镇化中“以人为本，文化传承”的核心内涵。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容乐观。近年来，伴随着各地的造城运动，各类“开发区”“高新区”等的建立成为城市向农村拓展、乡村社会向城市转型的重要标志，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忽略了区域内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这不仅导致诸多文化传统与资源的流失，也造成许多城市新城区千城一面、没有“文化”特色的城市化伤痛。因此，作为联络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的城郊文化重构必须加以重视。

当然，这种现象正在不断地改观。正如留肖壮族新村，在地方政府、精英人物、当地民众的协同努力下，民族传统文化正在一点一滴地融入新的社区之中，这也进一步表明，城镇化与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并不矛盾，“新型”城镇化之新正在于文化的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也只有这样的城市才能特色，才有活力。所以，唯有不断推进郊区民族文化的重构，城镇化推进的过程才是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深化过程，才不会产生“城市文化吞噬民族文化”的悲剧，才能够确保城郊作为城乡的交接地带所应发挥的文化传承、休闲娱乐等方面的功用。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R]北京，2006-02-08

[2]秦红增，郭云涛“南宁市城中村改造及村民市民化等问题”研究报告（内部资料）[R]南宁，2014

[3]秦红增，杨恬乡村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实践[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4]秦红增，郭帅旗，杨恬农民的“文化自觉”与广西乡村生态旅游文化产业提升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4（2）

[5]鲁可荣，曹施龙，金菁文字留村与村落重振：乡村学校嬗变与村落发展探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6]熊春文，折曦乡村学校的演进及其社会文化价值探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7]张士闪以城镇化为契机重构乡土文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2-06

[8][英]埃文斯？普里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政治制度的描述[M] 褚建芳，闫书昌，赵旭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9]覃彩銮壮族节日文化的重构与创新[J]广西民族研究，2012（4）

[10]尹海明兴宁区：留肖壮族新村彰显勃勃生机[N]南宁日报，2013-12-24

民族文化交流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一带一路”建设；少数民族文化；影视传播

在“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实施进程中，国家将通过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云南的定位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古丝绸之路既是一条经济合作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与对话之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条跨越千年的古老丝绸之路重焕生机，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少数民族风俗习惯，酝酿出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多样性的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影视艺术的创作来源，同时又能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

1 “一带一路”建设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覆盖面广，涉及几十个国家，这些国家在数千年历史中都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文明，它们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少数民族文化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一山不同族，十里不同音”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特点的突出反映。[1]因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及历史悠久的文化背景，云南共有26个世居民族，被誉为少数民族之乡，是我国多民族聚居的缩影。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云南应充分发掘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丝绸之路”这一具有广泛亲和力和深刻感召力的文化符号，积极发挥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作用，使沿线各国都可以吸收、融汇外来文化的合理内容，促进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2]

在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云南偏远欠发达山区，脆弱的人文环境在外界的强势冲击下将被一元化消融，这对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带来了威胁。然而，我们坚信的是文化交流与合作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发展。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形式越来越新、内容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其中，与不少沿线国家都互办过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活动，在不同国家多次举办了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2]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仅表现为一个民族的外在面貌，而且是它内在的灵魂。[3]立足云南本地现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基础，以全新的思路，探索新模式，推动与沿线国家交流与合作，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在大环境下将获得更多传播的机会。本文将以少数民族相关的影视作品为例，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探究影视与少数民族手工艺传播的关系，力图解决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手工艺的保护与发展问题。

2 影视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性

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认为：“当地文化正逐渐成为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声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帅了受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4]影视艺术就是视觉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影视艺术凭借现代科学技术给人们提供了极具冲击力和震撼力的影像和声效，加快了文化传播的速度，丰富了传播内容，这是其他艺术无法媲美的。利用影视艺术的优越性，传播少数民族文化，能保障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广泛性和有效性。

在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与手工相关的事物在逐渐消失。格式化、标准化的东西越来越多。民族文化逐渐朝着商业化方向发展，原始特性被用来迎合消费者的口味，融合现代消费观念，迁就浓厚的商业文化，这就使民族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甚至价值观念发生转变。原有的民族语言、手工艺也随着全球化浪潮渐渐褪去原有的本色。因此越来越多的民族风俗、即将消失的仪式、濒临失传的手工艺等等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被保护起来。

笔者曾深入到大理白族阳南村进行实地考察，走进村落时，除了60岁以上的老人穿着白族服饰、用白族话交流外，60岁以下的中青年，普遍都不穿本民族服装，基本不说本民族语言。年轻人从服饰上看很难反映出民族身份，白族人自己缝制的服装已经很罕见了。笔者认为，保护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应从重新认识和接受开始。

影视艺术是一门新兴的艺术门类，包括电影和电视两种形式。在艺术门类中，它出现的时间最短，但却是发展最快，成为了当下最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它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最具科技含量，影响力最大的艺术样式。影视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文化产品，它以形象逼真的视听语言再现生活，满足了受众在娱乐、审美等方面的心理需求。影视艺术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古老艺术样式的新型艺术，它包含了文学、戏剧、音乐、建筑、绘画等艺术形式。它借鉴了人物、叙事、故事情节等文学、戏剧艺术的共性特征，注重表现人的精神境界，体现一定的社会价值，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高质量的影视作品不仅能增强一个民族的文化影响力，对民族形象的塑造也是不可替代的。

少数民族电影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包括一个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文学、艺术、风俗、习惯、传统、历史和宗教等等。一部影片只有具备了少数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意识，这是地洞察到少数民族人们的内心生活状态，才能保证文化上的原汁原味。[5]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记录和传播日渐消失的少数民族文化，将有助于其更好地保护和传承。

3 影视与少数民族文化相辅相成的关系

民族文化交流范文第4篇

每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是一个新的开始，是昨天的结束。每一天，我们在努力，在学习。但是当那一次次残忍的考试打击者我们，我们又失去斗志。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政治文化传播知识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传播

一、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1.异彩纷呈，交相辉映。

①世界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②文化多样性的表现：A民族节日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庆祝民族节日是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可以领略到不同民族文化的韵味。(删除民族情感的集中表达)

B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对于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有重要意义，对于展现世界文化多样性有独特作用。

2.透视文化多样性。

①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②文化是民族的(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各具特色)，文化又是世界的(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也有共性和普遍规律)。

3.尊重文化多样性。

①对待文化多样性的正确态度：我们要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既认同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借鉴，。

②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要求(尊重文化多样性，首先是尊重本民族文化);也是实现世界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

③要遵循各民族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尊重差异，理解个性，和睦相处，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

二、文化在交流中传播。

1.生活中的文化传播。商业贸易、人口迁徙和教育是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途径。各国之间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则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文化传播方式;亲朋聚会、外出旅游、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活动都可以成为文化传播的途径。

2.大众传媒：现代文化传播的手段。

①传播媒介包括：口语、文字、印刷、电子、网络等。

②传媒真正面向大众传递信息，是以印刷术的推广为标志的。

民族文化交流范文第5篇

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仅依靠经济、政治以及军事领域上的合作，也包含了旅游文化交流上的了解与合作。跨国民族风情与旅游文化的交流显然已经成为维系国际关系中的重要部分。其不但对国家间的相关领域文化交流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有利于不同国家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的构建，经过跨国民族风情、旅游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有效传播各国的文化，推动国家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跨国民族风情旅游文化价值的交流在中越老等国全面合作关系中的作用

跨国旅游文化和民族风情的交流与展示，有利于中越老三国间在政治与民族方面的往来、合作。处于新时代背景下，中越老关系融洽，三国之间形成了众多的旅游文化交流活动，例如：电影周、相互派送文化艺术团进行表演、中越老三国联合晚会等活动。在诸多行业领域，以不同形式进行旅游文化的交流，凸显出三国的国家形象，在软实力方面获得强化，三国之间存在的部分误解和分歧得以弱化甚至消除，拉近彼此的政治关系，获得一定的认同和信任。

二、关于发挥中越老跨国民族风情旅游文化价值的思索

（一）注重旅游交流文化方面的合作

自中越老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后，旅游跨国民族风情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提高，以利于彼此国家的经济进步和文化价值的凸显。依靠旅游的途径，使民俗风情，文化得到交流互换，让彼此国家人民得到感知。事实上，旅游与文化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旅游活动的开展，让人们体会到不同国家的异域风情，文化魅力，吸引到旅游者的目光，起到对文化传播的作用。而国与国之间不同的文化和民族风情，则对各国游客产生致命的吸引力，众多的旅游景点，名胜古迹，凸显出中越老各自的传统特征，激发彼此国家的人民对跨国旅游之旅充满兴趣，使游客数量增加。

（三）尽快构建三国旅游文化价值交流办事部门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国际关系合作中，跨文化交流尤其重要，为了推广本国语言与文化，不同国家政府部门需要在海外设置旅游民族文化价值交流办事部门，便于不同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和价值欣赏，增强彼此的友好关系，并凸显出民族风情与传统文化。通过在中越老三国当中设置各自的旅游文化价值交流办事部门，以文体比赛、文化展览、艺术节日演出等活动形式，促进中越老三国的文化交流，感受不同国家的文化价值，为中越老三国未来在体育、教育、旅游，语言交流以及文化艺术价值方面的交流合作计划实施奠定基础。

（三）增加大型民族风情旅游文化交流活动开展数量

为了让中越老三国人民了解彼此的民族风情和文化价值，增加大型民族风情旅游文化交流活动开展数量可谓一个有效的方法。可以举办一些较为大型的民族风情旅游文化活动，常见的比如跨国文艺晚会、文化价值交流展会以及旅游文化节等。经过上述旅游文化活动的开展，加强三国间的合作，便于文化的传播。并且文化产业的拓展也此过程获得发展。当然，外交与旅游文化间也存在关联，国家间的外交也常采用文化交流活动的形式进行。所以，开展中越老三国跨国大型旅游文化活动非常有益，可以增进中越老三国间的关系，促进各个领域的合作。

（四）推动三国旅游文化产业的持续化发展

旅游和文化在每个国家中均拥有重要的产业地位，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各种需要，进而通过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形成含有一定的旅游文化交流价值的相应产品。显然，这两个领域的产业有利于中国、越南及老挝三国在经济、民族风情、艺术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交流，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中国、越南及老挝等三国人民依靠旅游文化产业兴盛和进步，完成对彼此国家的民族风情和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深入了解，比如：通过名胜古迹，风景区、电影、图书等产品的传播、交流，展示三国的形象，进而产生极大的影响力。针对旅游文化市场的规范和拓展，提升服务品质和产品创新能力，从而让中国、越南及老挝三国人民可以进一步了解彼此的国家民族情感、生活状态以及文化价值等。所以，加大促进中国、越南及老挝三国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的力度非常关键。

三、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