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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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范文第1篇

一、金融投资风险与收益的关系

金融投资风险是相对较大的，如何才能有效地规避投资风险呢？这是所有投资者密切关注的一个问题，投资者若想取得理想的投资收益，就需要很好地规避风险，这也意味着投资者需要明确金融投资风险与收益的具体关系，在金融投资的过程中，最佳的投资状况是承担最小的风险却能获得更高的收益，然而实际上在取得收益的同时是伴随着不同程度的风险的，风险与收益是同时存在的，最终的损益成果是在风险与收益二者相互影响下决定的。

（一）金融投资风险

所谓金融投资风险，实际上是指在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活动时，可能需要面对的一些经济上的波动，由此可能会造成投资者获利或亏损的现象，风险具有双方面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金融投资一方面会让投资者遭受损失，另一方面也会让投资者获取较多的收益。在风险作用下形成的收益或者亏损实际上也是由各种不同的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根据对金融投资造成的影响效果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利率风险和证券市场风险两种类型。我们都知道在世界上流通着不同种类的货币，货币之间在相互兑换的过程中就会存在一定的升值和贬值，这种由于货币之间兑换而造成的利率上的变动，进而导致金融投资品出现价值上的上升或者下降就叫做利率风险；另外的一种风险即证券市场风险则是指由于证券价格变动，进而导致金融投资品价格发生变动的现象。

（二）金融投资收益

如今，随着我国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变革，现已逐渐建立起与我国经济现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金融市场中投资品的收益率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金融资产的收益状况，通过利用经济学中期望值的计算，可以较为准确地判断出某一金融产品的受欢迎程度以及预期可获得的收益是多少。对于不同的金融投资品而言，所带来的收益也多是有较大差异的，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收益率的不同，收益率根据时间的跨度可以分为年度利率和月利率等多种形式，在金融投资活动中，每位投资者都会以收益率的最大化作为投资的最优目标，同时还要确保在获得收益情况下承担的风险尽可能的低。在复杂的金融市场中，往往高收益也会伴随着高风险，二者是呈现正向的比例关系的，把握好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关系是取得最佳投资效果的关键，也是作为一名投资者需要充分认识的一个问题，相反，如果只是一味盲目地投资，对于金融投资品的具体特性不是十分了解，投资者很可能由于选择风险较大的投资品，最终造成较为严重的经济损失。

二、金融投资收益与风险的理论分析

文章在前半部分已经谈到：收益率是衡量一项金融资产实际收益水平最直观的标准，投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指收益率的上下变动的不确定性。收益率是对金融资产的收益状况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并且它也是随机变化的，近似值可以通过数学中期望的计算方法来得出，在我国，金融投资品的收益率主要可以通过下面的几个公式来计算：

银行存款储蓄收益率=（储蓄到期的本利和一储蓄本金），（偿还期限*本金）；

债券收益率=[票面年利率+（面额一发行价格）/偿还期限]/债券发行价格

股票收益率=股票年收益/股票购买价格

所有的投资者在对金融市场进行投资时，最初的目标都是希望可以在最小的风险范围内取得最大的经济收益，但实际上这仅仅是一种期望，在一些风险较大的项目上，很难真正取得很大的收益，收益之所以会发生不确定的变化，这也充分体现了风险存在的真实性，明确收益与风险的紧密联系才能最大程度上取得收益。每位金融投资者都需要根据自身所能承受的风险的最大幅度，来合理确定相关的投资活动，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是一切投资活动开展的基础。对金融资产的收益状况造成影响的因素主要有：预期可能得到的收益，不同程度的风险以及投资者在承担了一定的风险后的补偿收益，这三个因素是对金融资产获益情况影响最为明显的因素。投资者有时会为了尽可能多地取得收益，通常讲究的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原则，因此他们会将较多的资金分别投入到风险不等的各项投资活动中去，这样也就会在最终取得不同程度的收益，从而保证收益的相对稳定，这种多样化投资的方式得到了许多资深投资者的认可。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尽可能保证收益的取得，分散高风险的投资，也就意味着大大降低了风险的大小，任何单一的投资方式都很难保证收益最大而风险最小，分散化的投资最有有利于维护投资者的利益。

在当代一些金融方面的专家曾提出：若将不同种类的金融投资品之间进行混合搭配，则在投资的某些项目之间可能会存在着某种抵消的关系，即一项投资品取得的收益可以将另一项投资品所造的损失相抵消，这样做也就将投资项目的整体风险降低，甚至低于其中任何一项单一的金融投资的风险，随着风险的降低，投资者所进行的金融投资收益也会随之增多，因此，金融投资者在进行投资之前，应首先对行情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然后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自身状况的最优投资方案，最大限度地规避可能存在的投资风险，从而取得目标效益。

三、规避投资风险，提升金融投资收益的具体措施

（一）实时关注金融市场形势，选择适当的金融投资品

金融投资品的预期收益与各方面的因素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尤其会受到国家大环境的影响，这种大环境也是在多种方面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其中包括所在国家或地区大范围实行的经济政策，以及整体的经济状况的好坏等等，这些方面都对投资品收益产生巨大影响。例如：购买某些外汇进行的投资，相应的银行利率的波动，外汇国家实行的具体的金融制度和经济政策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外汇投资所取得的收入；此外通过在银行中进行储蓄所得到的投资收益，就会受到国民消费指数即CPI的影响。至于如何选择正确的投资品，就需要明确不同投资品的不同特性，考虑到不同投资品的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关系，综合分析各自的优缺点，最终做出合理的选择。投资者则应该对金融投资的方法和技巧进行深入的学习，科学选择高收益的金融投资品。

（二）依据资深投资者的经验，制定合理的投资方案

对于金融投资来说，除了要具有科学合理的方式和方法，以及数学上的一些理论分析外，向具有丰富投资经验的资深投资者学习也是一种正确的做法。成功的投资人可以介绍许多在理论上无法学习到的情况，可以更加丰富和完善投资技巧，理论知识仅仅是一种固定的形式，而成功者的经验却能随机的处理各种变化的情况。著名的“股神”巴菲特，其推行的“零投资理论”一直对世界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影响，当然这一理论是很值得学习和借鉴的，该理论提出一个企业必须在考虑到其长期经营状况、管理方式方法、现金的流动性以及金融投资品的实际购买价格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正确的股票投资决策，这样的思想也会有益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另外一位经济学研究者查理斯?道提出了著名的“道氏理论”，它指出股票市场中的变化趋势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状况：主要变动、次要变动以及日常变动；投资者则要对股票市场中出现的日常变化和次要变化进行全面的、详细的分析和研究，进而准确推出股票市场的主要变动趋势，抓住了主要的趋势才能让企业在发展的道路上收益更多，由此可以看出，长期投资更有益于金融投资品取得最佳的收益。

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范文第2篇

关 键 词:外商直接投资;投资收益;国际收支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7)02-0015-02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我国｡截至2006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4445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039.7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在弥补我国国内资本不足､引进先进科学技术､促进国民收入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和潜在的危险｡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收支的潜在风险,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投资收益逆差形成的主要原因

从我国近几年投资收益的发展情况来看,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我国投资收益账户逆差也逐年增大,其逆差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外商直接投资的逐年增加与外商在我国的投资收益远远高于我国对外投资收益这两个因素｡

(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外商直接投资的速度进一步加快｡1993-2001年,我国吸引外资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连续8年居世界第二位｡2002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527.4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引资国｡到2006年底,我国累计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已达7000多亿美元,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外商在华投资收益率约为13%-15%｡如果以13%的投资收益率计算,仅2006年外商在华的年投资收益就将近100亿美元(2006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694.7亿美元),如果外商将投资收益全部汇出而不用于再投资,势必会对投资收益项目逆差产生压力｡

(二)外商投资的高收益与我国对外投资的低收益

官方外汇储备是我国目前最主要的外汇资产｡近几年随着我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双顺差格局的出现,同时,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央行被动地在外汇市场上增加人民币投放,购买大量外汇,从而使我国外汇储备急剧上升,到200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10663亿美元｡即使有如此巨大规模的外汇资产,但出于防范外汇投资风险的考虑,我国资本输出的主要方式仍是购买美国国库券,收益率很低,只有3%左右｡另外,由于国际化经营水平较低,无法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与市场,走出去的企业投资效益普遍偏低｡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回报率为13%-15%左右，这两者收益的差距很大｡这些都使得投资利润流出大于投资利润流入,进而导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投资收益项目出现逆差｡

二､外商直接投资收益汇出对我国国际收支的潜在风险

(一)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比较

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长期严重失衡,吸引外资的规模远远超过对外投资的规模(见表1)｡

1990-2006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大致保持上升的趋势,从平均数来看,外商在华投资为397.7亿美元,我国对外投资平均数为36.1亿美元,同时我国累计实现直接投资顺差12296.4亿美元,而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为6761.6亿美元,是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613.4亿美元的11倍｡特别是近几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速度出现了大幅度上升,2000-2006年累计直接投资顺差3914亿美元,占1990-2006年累计顺差的57.9%(见表1)｡由此可见,我国目前基本上属于一个资本要素的净流入国,这对保持资本及金融账户顺差及国际收支平衡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应当注意的是,1990-2006年期间外国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总的比例为1:0.091,2006年两者的比例为1:0.232,由此看出这两者存在严重失衡｡从对外投资讲,发达国家一般保持两者的均衡发展｡同时我国直接投资差额通常比经常账户差额大,因此如果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外流,必然会对目前我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产生威胁与压力,可能会恶化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

(二)投资收益项目逆差数额的迅速增加

1993年以来我国投资收益项目一直都为逆差,且逆差数额在迅速扩大,从1993年的-12.8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86.2亿美元,到2005年才首次出现91.2亿美元的顺差｡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投资收益的支出越来越大,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贸易顺差的增量,使得我国经常项目的顺差比贸易项目顺差要少得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投资收益逆差占贸易账户顺差的比重很高,绝大多数在30%以上,其中1995年､1996年高达60%以上,1993-2005年间投资收益账户逆差共冲减了23.2%的贸易顺差(见表2)｡这表明我们用贸易净收入的近1/4支付了外商在我国的投资净收益,这将对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产生威胁｡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的13%的投资收益率计算,我国1993-2005年期间外国投资者应汇出的利润总数为5180亿美元,而实际已汇出的投资利润仅仅有1317亿美元,还有约3863亿美元的利润未汇出,而是以利润再投资的形式留于我国境内,这表明外商掌握着我们的巨额资金｡如果国内外政治､经济及其他因素发生剧烈波动,我国积累的巨额利润就会因此冲击而大规模集中汇出｡与此同时,到2006年底我国境内外商直接投资总规模已达7000多亿美元,即使按10%的年回报率来计算,外商在我国的年投资收益就约为700多亿美元,如果外国投资者每年将投资收益汇出去,我国为保持经常账户平衡,每年就必须保持约7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近几年贸易顺差往往只300-400亿美元,仅在2005年贸易顺差达到1341.9亿美元｡如果贸易顺差规模减少,加之外商一旦增加利润汇出比率,甚至将利润全部汇回母国,我国将面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减少､流出量增加的双重影响,并会难以弥补外资企业的投资收益的大规模汇出,而利润汇出会对投资收益项目产生明显的反作用,因此,假使外资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在短时期内集中汇出就有可能导致投资收益项目借方余额的急剧增加,就可能会导致国际收支产生危机｡

如果贸易差额能够弥补投资收益逆差,就像卡莱斯基模型所描述的,将不会增加外国资本的流入｡相反,如果贸易差额不能弥补投资收益逆差的增加,就很可能导致经常账户出现逆差,从而进一步增加外国资本的流入,资本与金融账户也表现为顺差的增加｡

实际上,我国贸易顺差从长远看面临着诸多困难｡由于加工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1995-2004年,加工贸易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55%,而其中的75%是由外商投资企业所创造的,因而出口外汇收入的大部分利润由外商投资企业获得,我国只是获得少许的加工费收入｡同时, 随着近几年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对能源､原材料､粮食及先进机械设备的进口需求也日趋增加｡因此,用贸易顺差来弥补投资收益逆差,从而保持经常账户顺差存在很大的困难｡而如果依靠外资流入来弥补投资收益逆差,又会产生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拉美国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外国资本的经验教训即为最好的例证｡

三､降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收支风险的建议

1．均衡引导外商直接投资资金的流入流出｡针对外商直接投资一旦出现集中汇出的可能性及对我国经常账户顺差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一方面要密切关注投资利益的变动趋势，尽快建立一套完整机制,对其总量和结构比例进行统计监测;另一方面外汇局要把握外商投资的总体及平均利润率水平,在制定政策时应合理引导外资企业均衡地流入流出｡我国还应注意调整引入外资的政策,在总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应适当减少，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适当提高引进外资的门槛,对一些与我国合作开发的高科技项目的投资,仍应持积极的态度,但对于那些不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投资,应慎重决策｡同时,可适当促进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这要求逐步完善我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及海外投资的金融服务体系,鼓励成熟行业及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对外输出资本,实施产业的国际转移｡

2．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将利用外资与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相结合,以自主创新增强我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因此我们应当科学､合理､高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避免对其过度依赖｡一方面,要进一步鼓励､推动外资企业对外贸易的加速发展,并注重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对外资进入要逐步提高技术含量的壁垒,鼓励高新技术产业进入,利用其溢出效应推动技术进步,严格限制低技术含量､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外资的引进,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金引进,使我国外资引进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另一方面,应迅速增强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主体,是我国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在一些重要技术领域里有自己的产品､技术,要具备自主创新的不竭源泉,对跨国公司转移的先进技术和技术外溢程度,不能过分依赖,战略性技术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研发,只有自主研发能力的提高,才能真正抵御危害我国经济安全的现象发生｡

3．加强金融监管,建立防范金融危机预警机制｡应密切注意防范国际短期资本的冲击｡目前来讲,如何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保持资本流入和流出的平衡,并制定和调整相关的资本流出流入政策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政策重点应该从鼓励流入､限制流出转向流入流出平衡上来,以增强我国资本流动的自我调节能力｡

参考文献:

[1]康君,赵喜仓.中国经济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范文第3篇

关键词：非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风险投资组合；资本市场线；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竞争性市场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为投资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获利机会，进行证券投资是主要的投资方式之一。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收益，或者说是为了获取最大化的收益，而这里面同时也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要获取较大的收益，就要冒较大的风险；而冒较小的风险，获取的只能是较小的收益。风险和收益是一对矛盾，这是自利行为原则和双方交易原则下投资者市场博弈的结果，任何投资者都必须充分树立风险意识，即怎样解决风险和收益之间的矛盾。其最终的决策结果应该是寻求风险和收益的平衡。

风险是指未来经济活动结果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将风险总体上划分为两大类：非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只对某些行业或个别企业产生影响，系统风险亦称市场风险，它对整个市场所有企业都产生影响，如经济周期的波动、利率的调整、通货膨胀的发生等。针对这两种风险，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呢？基本的做法就是通过投资组合来分散非系统风险，通过提高风险报酬来弥补系统风险带来的损失从而达到期望的报酬率。笔者将从这两个方面来论述证券投资组合中风险与收益的权衡问题。

一、非系统风险

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投资者经常将一部分资金投放于无风险资产（如购买国债），将另一部分资金投放于风险资产组合以获取更高的报酬，此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组合才能获取最高的报酬呢？

假如投资者将全部自有资金都投放于无风险资产，那么他至少可获得无风险投资报酬率，当然这是一种极端的做法，通常投资者会考虑将多少资金投放于风险资产以获取较高的报酬。假如有x比例的资金用于风险投资，以rf表示无风险投资报酬率，以rp表示风险投资报酬率，则预期报酬率e(r)=rf (1-x)+rp x, 亦即e(r）=rf+(rp-rf)x, 在风险特定的情况下，投资者会去追求(rp-rf)的最大化，即风险溢价的最大化。而最优的投资机会线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本市场线（cml）,即投资组合直线和风险投资组合有效边界相切时的直线，这就在理论上解决了决策的问题：投资者要想获得最高的报酬就应该沿着资本市场线投资。当然投资者可以选择将多大比例的资金投放于风险资产：保守的投资者可能会将更多的资金投于无风险资产，冒进的投资者可能会将更多的资金投于风险资产，或将全部资金投于风险资产，甚至还会以无风险利率借入资金投于风险资产。

当然，事实上投资者很难确定单位风险下哪一种投资组合的单位风险溢价最大，从而难以找到最佳的投资组合，但资本市场线仍然为投资者指明了决策的方向，笔者愿意对此作出积极的展望：伴随着证券市场监管的推进、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和弱势有效市场向强势有效市场（竞争性市场）的演变，“信息失灵”和“市场失灵”得以更好的抑制，资本市场线对于投资组合的决策价值将会得以更加充分地体现。

二、系统风险

我们假设投资者已经通过足够的投资组合将非系统风险分散掉了，面对市场风险，投资者会通过得到系统风险溢价来达到预期的报酬率。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不需要确定单个证券期望报酬率的情况下能够确定风险资产的有效投资组合，这无疑为持有多项风险资产投资的决策者提供了决策的方法，并使决策变得相对简单。在公式e(r)=rf+€%[(rm-rf)中（rm为市场投资组合的平均报酬率），在无风险利率rf和市场投资组合的平均报酬率rm确定的情况下，€%[作为衡量风险投资组合市场风险的指标成为决策的关键。€%[的确定对于投资者绝非易事，通常证券市场基于历史数据来估计€%[，在宏微观经济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在一定时期内应该是合理的。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对于投资者的决策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意义，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莫衷一是。因为模型的建立本身是基于一些假设的：（一）投资者可以按照竞争性市场价格买入或卖出所有证券，并且不考虑税收因素；（二）投资者可以按无风险利率借入和贷出资金；（三）在确定风险的情况下，投资者会按资本市场线投资选择报酬最高的投资组合；（四）对于证券的风险、相关系数和期望报酬率，投资者具有同质的预期。

“竞争性市场”的建立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面对同样的信息，由于决策者对信息的解读和判断存在差异，要达到同质预期是难以实现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实际运用中受到了限制，但其本身里程碑式的意义却是不容否认的，它科学地将风险和报酬的内在关系描述出来，建立起风险投资组合和市场组合之间风险和报酬的最佳权衡。笔者相信，随着国内国际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必将在投资决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曾勇.组合证券投资与资本市场研究[j].科学出版社,2007,(7).

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范文第4篇

【摘要】金融市场具有联动性，不同的市场之间风险收益有各自的特征，波动具有相关性。本文通过考察2003年4月至2017年4月的上证指数（代码000001），基金指数（代码000011）和国债指数（代码000012）的月度数据，发现，股票和基金市场风险相对较高，收益也相对较大。基金的风险和收益一度超过股市，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基金市场和股票市场具有较大相关性，债券市场则比较平稳。建议投资者谨慎投资，根据自身风险偏好程度和资本水平理性决策。

【关键词】股票市场；基金市场；债券市场；风险；收益

新晋投资者在进行证券投资时，往往会在选择股票市场、基金市场和债券市场之间游移不定，考虑分散化投资必须考量这三个市场的风险和收益率以期达到投资的预期收益。2008年金融危机给我国证券市场带来巨大影响，投资者投资风向也趋于小心谨慎，更需要理性地决策，在我国国情中，必须看市场整体的风向和风险收益，因而本文研究内容为投资者进行市场的选择提供较为基础的分析建议。

一、证券市场介绍和研究方案

证券市场是有价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市场。依有价证券的品种，主要分为有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以及衍生证券市场等子市场，并且各个子市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股票市场是股票发行和买卖交易的场所。股票市场交易的对象是股票，且价格经常处于波动之中。债券市场是债券发行和买卖交易的场所。债券市场交易的对象是债券。债券因有固定的票面利率和期限，其市场价格相对股票价格而言比较稳定。基金市场是基金证券发行和流通的市场。封闭式基金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开放式基金是通过投资者向基金管理公司申购和赎回实现流通。

因为投资者主要关注股票、债券和基金，因此本文着重对这三个市场进行分析。

本文采用2003年4月到2017年4月各个月度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证指数收益率、国券指数收益率与基金指数收益率为样本，进行计算。（如果采用指数的具体值，应该用公式进行计算，P代表指数价格，R代表收益率，t是计算期）。通过对三个市场的收益率对比分析可以衡量三个市场的收益情况，再分别进行描述统计分析，选取方差衡量波动情况，以此反映风险。金融市场之间的联动性则由相关性分析衡量。本文所使用数据均来源于“锐思金融数据库”。

二、收益率分析

（一）基础描述性统计分析

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基金收益（收益率均值为1.291%）高于股市收益（收益率均值为0.803%），国债收益水平最低（收益率均值为0.277%），相应的，波动率上，基金指数收益率的方差（0.048）大于股市方差（0.0397），这二者都远高于国债指数收益率（5.55026E-05）。也证实了金融市场“高风险，高收益”的一般规律。从极端值上看，股指收益率的最大值（27.45%）大于基金市场（21.11%），但是总体处于同一水平，而国债市场的收益则没有较为突出的收益率表现，差距较大。在最小值上，股指最低的收益率（-24.63%）和基金指数（-22.4%）大体维持同一档次，国债则体现了较为稳定的收益率水平（-5.64%―2.26%），并没有特别大的损失波动。综合来看，股市和基金市场收益率的差距并不大，但是波动远大于国债市场。

（二）相关性分析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指基金指数和国债指数的收益率相关性见图1：股票、基金、国债的指数收益率走势图。

股票、基金、国债的指数收益率相关系数和图1：股票、基金、国债的指数收益率走势图中，我们可以明显观察到上证股指收益率和基金指数收益率有较大的相关性，相关系数高达0.8995，尤其是2008年年末到2014年年终中，呈现高度相关性。可见经历了金融危机过后，股市的投机潮流受到沉重打击，人们的理性回归，股票投资者不敢冒太大的风险。债券市场以国债指数收益率为代表，基本和另外两个市场呈现弱负相关（国债指数收益率和上证股指收益率相关系数为-0.0783，国债指数收益率和上证基金指数收益率相关系数为-0.1006），图1显示的国债收益率基本平稳。2008年以前波动稍大，之后渐趋于平稳。

三、投资者特点与建议

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场、基金市场、债券市场能够较好的反映我国证券市场的综合状况。在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后，我国股市的投资者选股更加谨慎小心，跟着机构投资者进行决策，致使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高度相关，近年来，股票市场仍然未能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基金在经历了一次大幅波动后仍然活跃。可见机构投资者已经开始充当引领社会投资的先行者。

2003年到2017年，股市的投资收益率在整体上与基金维持同一档次，承受的风险也不分伯仲，但是基金的投资收益率在证券类中占据第一，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和缺少时间精力或者自身未达到专业水准的投资者可以考虑投资基金，赚取相对较高的收益。对于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来说，股票也是不错的选择。风险厌恶型投资者和L险承受能力较低的投资者如果没有对收益的特别高的要求，建议投资债券类市场，求取一份稳定的收益。综上所述，投资者应当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资本水平理性投资。

参考文献：

[1]闫玉娥.指数基金与消极投资策略[J].商，2016（27）

[2]石运金.熊市低风险投资品种[J].股市动态分析，2016（06）

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范文第5篇

关键词：长寿风险；个人账户；精算平衡；投资收益率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6-0003-07

一、引言

在过去的100年里，人类的平均寿命每10年提高2.5岁，呈现出显著的人口死亡率降低趋势。人口寿命延长体现了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但也带来了长寿风险，即人口死亡率的超预期降低所带来的风险。长寿风险对社会不同层面都产生一定影响。举例来说，人口寿命增加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政府必须为未来的预期寿命延长建立足够的战略储备资金；同样，对于持有诸多生存保险保单的保险公司来说，也面临着预期寿命延长所带来的年金给付增加的压力。对于许多金融机构来说，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也带来了构建新型衍生品和创新金融产品的机会。近些年，国际上关于长寿风险的研究沿着定量化的视角逐步深入，许多死亡率模型不断被提出，这些模型可以有取舍地借鉴到我国的长寿风险研究中。

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养老体系也因长寿风险而面临巨大压力：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得老龄人口增加、预期余命延长，这一长寿风险加大了基本养老保险统筹部分的给付压力，特别是使得个人账户的支付年限延长。根据现行支付安排，个人账户的收支缺口由统筹部分承担。故在现行政策下，收不抵支的个人账户数量将增加，且个人收支缺口呈扩大趋势。为了应对老龄化冲击和日益加大的养老金给付压力，我国政府不得不将改变多年的“个人账户空账运行”逐步做实。

很显然，长寿风险将对该个人账户的“做实”带来重大影响。在人口死亡率超预期降低的条件下，个人账户按照现在人口情况进行“做实”将产生“亏空”，导致个人账户“财务”不平衡。为了弥补这种亏空，使个人账户达到平衡，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不同建议。如王积全（2005）利用兰州市抽样数据，对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养老负担比例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首次在模型中引入了收缴率和工资比率等参数，基于此给出了相应的缩减缺口的政策措施。 罗良清（2005）总结并完善了我国个人账户支付模型，使其更适合于现行养老制度的月度缴纳和实际支付方式。潘春雷（2007）评估了在退休年龄、就业比例、工资水平等方面的性别差异对养老基金精算收支平衡的影响。顾文（2010）预测了未来几十年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的人口数据，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平衡、隐性债务规模等问题进行了测算。黄顺林、王晓军（2010）利用基于出生年效应的Lee-carter模型对中国男性人口死亡率进行了拟合，并将其预测结果对养老年金系数进行估计，发现中国现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年金系数被严重低估，这将给未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带来很大的偿付压力。张宁（2015）利用非线性时间序列分析中的希尔伯特-黄变换对死亡率进行了不同风险层次的划分，并基于此提出了“长寿风险分级基金”来应对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的“老龄化”压力。

本文借鉴现有国内外研究成果，尝试运用国外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Lee-Carter模型的改进版――泊松对数双线性模型和随机模拟方法，在对未来人口死亡率曲线进行预测的基础上，分析不同退休年龄和投资收益率的最佳组合。泊松对数双线性模型的优点是能够预测出在一定概率下未来人口死亡率的区间估计，从而可以更好地评估个人账户收支在未来面临的不确定性，并且量化不同政策或假定对于账户缺口的影响程度，给出特定缺口水平下的参数设定水平。

二、长寿风险模型与数据来源

1992年提出的Lee-Carter模型是长寿风险模型的重要开端，该模型通过时间和年龄两个角度来拟合中心死亡率的对数：

[μx（t）=exp（αx+βxkt）] （1）

在上述模型（1）中，[αx]代表不同年龄在所有时间的对数死亡率平均，反映了年龄对死亡率的影响；[kt]代表了时间对死亡率的影响；[βx]描述了不同年龄的人群对时间影响的敏感程度，即斜率。

该模型对美国以及加拿大的死亡率拟合较好，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高龄拟合以及共线性等问题。对此也有一些相应的改进模型，例如引入世代效应的APC模型，利用非线性序列分析方式，或者利用长寿风险指数进行测度。其中有一种改进方法被普遍使用，即通过引入泊松假设，假设死亡人口服从泊松分布，可以基于Lee-Carter模型建立泊松双线性模型（Possion log-bilinear）：

[Dxt～Poisson（Extux（t））]，[μx（t）=exp（αx+βxkt）] （2）

该模型和Lee-Carter模型有同样的参数限制，以确定唯一的参数。

[tkt=0]，[xβx=1] （3）

同时，由于引入了泊松分布，我们用最大似然估计来代替Lee-Carter模型的SVD求解方法。

[L（α，β，k）=（x，t）[Dxt（αx+βxkt）-Extexp（αx+βxkt）]+constant]

（4）

在模型（4）中，constant表示常数，[kt] 反映了每个年龄的中心死亡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未来的死亡率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进行估计，同时可以用Bootstrap方法来进行区间估计：

[Mx（tn+s）=exp（αx+βxktn+s）] （5）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1994―2010年的人口死亡率数据，数据来源是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分组方式是每个年龄一组，同时设定最高年龄组为90+。由于1996年、2005年和2010年的数据一直延伸到100+，为了保持一致，将90岁以上的数据合并，形成90+的年龄组数据。

分组后，我们首先获得不同年龄和性别的死亡人数以及年中人口数据 ，这些数据形成了两个矩阵。同时我们还获得死亡率数据 。这里，男性年龄x范围为60，61，…，90+；女性年龄x范围为55，56，…，90+；而时间t为1994，1996，…，2010。由于1995年数据缺失且1994年抽样时间较晚，故时间维度没有考虑1995年。

本文所使用的软件是R软件，该软件是奥克兰大学两位学者开发的免费开源软件，提供了跨平台的数学计算环境，世界各地的开发者为它开发了多种免费软件包；正是由于其免费开源特征，R软件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数据处理领域最广泛使用的软件之一。

三、未来中国人口死亡率预测

下面，我们基于泊松双线性模型（2），用最大似然估计（4）来拟合中国人口死亡率数据（1994―2010），可以得到对应的[α]、[β]、[k]三个参数，其结果如图1所示。其中左侧为男性拟合后的参数计算结果，右侧为女性拟合后的参数计算结果。

从拟合后计算的参数结果来看，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参数[k]在16年里整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由于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口整体的平均死亡率，因此可以说人口死亡率呈现下降趋势，中国社会存在长寿风险，其下降的斜率代表了长寿风险的严重程度。同时，由于参数[β]表示了年龄范围对长寿风险的作用，从图1中（第二行两张图）可以看出，人口死亡率的降低主要体现在80岁以上的人口中，这说明我国超老龄人口的健康状况改善程度要超过普通老龄人口。除了趋势之外，我们可以在图中看到结果的波动，这是由于人口抽样所带来的干扰：我国人口死亡率数据一般采取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而不是100%的人口普查。

图2给出了拟合后的死亡率数据情况，其中左列为男性，右列为女性。第一行是对数据曲面的拟合情况（R2=0.92），第二行是时间维度不同年龄的死亡率情况（R2=0.97），第三行是年龄维度不同时间的死亡率（ R2=0.95）。

从R2看，拟合结果整体较好。特别地，对于不同年龄的时间维度拟合效果相对较弱，这是受数据集的影响，因为2010年和2000年为普查数据，而其他时间样本为抽样数据，抽样数据获得的模型参数对普查数据的拟合有一定偏差 ，曲面拟合也受到此原因影响，这是本文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从图2中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增加，各年龄段的死亡率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第二行图），同时随着年龄的增加，死亡率上升，同时死亡率最高的年代时间是1994年和1996年（第三行图）。

为了更好地度量长寿风险并对未来死亡率进行预测，我们需要对死亡率[kt]进行时间序列建模并预测，这里我们采用的时间序列模型是ARIMA（0，1，0）。具体的区间预测结果如图3所示。

上图2中给出死亡率逐渐降低的过程，并根据其结果，重新利用双线性模型，能够得到未来人口在2011―2020年的死亡率预测，该结果如图4所示。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在我们使用的数据中，2000年和2010年的数据是通过人口普查得到的，其他年份的数据是通过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获得的，很显然普查数据比抽样数据更可靠，这也表现在数据拟合时，结果会有一定的波动。如何利用普查数据进行抽样数据调整，这是本文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从预测结果看，各年龄段的人口死亡率都呈现了逐步降低的过程，而且这种降低的趋势并没有减缓，这也预示着长寿风险将长期存在。具体到各年龄段可以发现，死亡率降低水平在不同年龄人群之间存在差别，例如青少年人群（10―19岁）死亡率改善情况相对老年人（50―60岁）要低一些，而高龄老人（80岁以上）的死亡率改善则呈现很大波动性。

四、退休年龄与投资收益率分析

为了对个人账户平衡进行计算，我们用泊松Bootstrap方法来产生1000个未来死亡率样本并利用这些样本来模拟未来死亡率，该模拟包括所有年龄（男性是60―90岁，女性是55―90岁），时间是2011―2050年。泊松Bootstrap是一种随机再抽样方法。表1给出了60岁的人口未来预期余命的变化。

从表1可以看到，在2011年60岁男性的余命为24.18岁，但是到了2020年，余命变为25.74岁，该结果比历史数据总结出来的要快，这正是长寿风险中风险的含义。同样对于女性来说，60岁人口在2011年的平均余命为26.05岁，但到了2020年为27.18岁，从中还可以看到男女预期余命的差距在缩小。

在确定收益模式（DB）下，个人账户的平衡公式由（6）给出。

[PVactual=DB?splanωb-1t=0∞tpbvt=k=0b-a-1cω（1+g）k（1+i）b-a-kkpa]

（6）

在这里，a为进入养老年金系统的年龄；b为退休年龄；[splan]为退休后个人账户的替代率；[ωb-1]为在年龄b-1时候的工资；c为贡献率；g为工资增长率；i为投资收益率。根据当前的中国养老金现状，我们设定的参数为：c=8%，g=10%，i=4%，a=25， b=60（男性），b=55（女性）。

这样，通过Bootstrap方式得到的1000个死亡率抽样样本，我们可以计算出不同退休年龄下的替代率的点估计和区间估计（95%置信度），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到，在当前的状态下（当前参数设定下），个人账户在退休时候的替代率仅仅8%左右。为了进一步计算最佳退休年龄，我们设定特定的替代率，并由此计算对应的退休年龄。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如果个人账户替代率达到预定的10%，那么退休年龄至少要66岁，也就是说，在2015年如果男性退休年龄为66岁的话，个人账户的替代率满足10%左右的要求。

在考虑退休年龄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即研究公式中表示投资收益率的i，如果投资收益率上升的话，其退休后领取的年金增加，也可以提高替代率，因此投资收益率和退休年龄密切相关。下面我们将根据上述计算，设定替代率为10%左右，用Bootstrap方式模拟，来得到对应的关系。

首先设定投资收益率i为5%，来看一下男性在不同时间（年代）的退休年龄。结果如表3所示，此时个人账户替代率将保持在10%左右。

接下来设定投资收益率i为6%，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到，到2020年前，男性退休年龄无须提高，也能保持替代率为10%。

表5和表6分别给出了女性当投资收益率在5%和6%时的退休路径。

从表5、表6可以看到，如果在投资收益率为5%的情况下，女性的退休年龄大幅度增加，比目前的55岁提升了10岁多，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个人账户的10%替代率。而即使在投资收益率变为6%的时候，退休年龄也需要从2013年开始调整，并从61岁开始。

如果要维持当前的女性退休年龄，我们可以计算出投资收益率大约为7%，表7给出了此时的女性退休年龄情况以及个人账户替代率。

由此可以看到，长寿风险给个人账户带来的压力方面，女性要比男性大得多。

当前我们实行的是男女统筹，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进行不同的退休年龄匹配，并考虑当前的政策环境，我们得到了比较合理的投资收益率是6.1%，其退休年龄和投资收益率的关系如表8所示。

综合计算和模拟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1）当我们保持个人账户替代率为10%的目标的时候，男性可以在5%的投资收益率下，提升退休年龄到63岁（2020年）。该投资收益率与当前市场情况符合，可以认为此退休路径是可行的。

（2）女性的个人账户压力较大。当我们维持5%的投资收益率的时候，女性的退休年龄已经达到了65岁。如此快速的提升是不可行的。对此，只有提升投资收益率来进行弥补，计算表明投资收益率达到7%的时候，女性退休年龄可以逐步提升到56岁 。尽管这个结果与现在情况衔接较好（女性工人50岁退休，女性干部55岁退休），但该投资收益率已经超过市场险资的平均投资收益率（2015年，5%左右），综合考虑目前的货币政策，会有一定的实现难度。

（3）为了减少女性个人账户的压力，可以考虑男女统筹计算，我们进一步的计算表明，此时需要维持投资收益率在6.1%左右。与此相配合，男性退休年龄逐步过渡到62岁，而女性逐步过渡到60岁。

五、结论

本文利用泊松双线性模型来度量中国长寿风险，该方法比较好地避免了Lee-Carter模型所带来的共线性等问题；利用该模型，我们基于Bootstrap方法模拟未来的死亡率曲线，从而对个人账户平衡进行了计算，由此分析了不同退休年龄与投资收益率的组合。

从组合情况看，当我们维持5%的投资收益率，男性可以逐步延迟退休到63岁（到2020年）；而对女性来说，5%的收益率不足以抵消死亡率改善的效果，即使投资收益率达到7%，女性退休年龄仍然需要在2020年提升到56岁。

如果将男女统一起来解决女性个人账户压力，则需要维持的投资收益率为6.1%。如果考虑养老金未来入市，投资收益率达到6%以上，那么这个方案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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