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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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范文第1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内生边界；资源类企业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5-0038-04
自2000年中国正式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突飞猛进的增长态势。2003年～2008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流量几乎保持了每年翻一番的增长速度。2010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688.1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首超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从对外直接投资所在行业分布来看，中国资源类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井喷态势。据统计，2009年中国海外并购中来自资源类行业的交易金额超过了900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全部交易金额比重的七成以上。为什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资源类行业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研究。
一、中国3/4的对外直接投资由资源类企业完成
企业内生边界理论是新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解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选择。安特拉斯（Antr6s）（2003）将刻画企业边界的契约理论与国际贸易新理论相结合，揭示了企业在资本和技术上的异质性是如何影响其在全球范围内安排生产模式的，即为什么有些企业选择了对外直接投资，而有些企业则选择外包。根据安特拉斯（Antr6s）（2003，2005）的理论模型，当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大于某一临界值时，该企业将会选择直接投资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反之，更倾向于选择外包的组织形式。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行业选择与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存在密切关系。
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对其选择何种方式来组织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将择优选取2010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按行业分组的规模以上企业数据为样本，重点考察中国39个细分行业中434364个企业的资本密集度情况。依据计算出的资本密集度结果，我们大致可以将39个行业划分为三个层次（如表1所示）。第一个层次为资本密集度在80以上的行业，这类行业由于资本密集度较高，更适于通过一体化的生产方式来安排组织结构，因而此类行业可能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行业；第二个层次为资本密集度在40～80之间的行业，随着这类行业资本密集度水平的逐渐提高，其生产模式可能从外包向对外直接投资转化；第三个层次为资本密集度小于40的行业，这类行业由于资本密集度较低，而更适宜采取外包方式来组织全球生产。
依据企业内生边界理论，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能够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因而可以理解为资本密集度越高的企业越应该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力量。在表1中，居于第一个层次内行业的资本密集度显著高于其他行业，而这些行业中的绝大多数都与石油、天然气、金属和水等资源的生产相关，因而根据企业内生边界理论可推断，资源类行业应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这与事实完全相符，近年来中国“走出去”企业的行业分布表现出了显著的集聚态势，大批资源类企业“走出去”的现象十分突出。
来自国内外的统计数据证实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类行业。据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2010年，中国能源和电力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022亿美元，占五年内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47.3%；金属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608亿美元，所占比重为28.2%。可见，约3/4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资源类企业所完成，此类企业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力军。
来自国内的统计数据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以资源类行业的代表性产业——采矿业为例，根据商务部公布的《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201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100亿美元的六大行业中，除资产管理类和金融类投资之外，采矿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据主导地位。从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上看，近十年来采矿业保持了17.2%的平均对外投资比重。2009年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高达133.4亿美元，接近2003年的10倍，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23.6%。可见，资本密集度较高的资源类行业更易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行业。
二、中国资源类企业“走出去”的特点
资源类行业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导行业，资源类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一些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投资主体、投资方式、投资目标和投资风险四个方面，具体特点如下：
（一）大型国企占据主导地位
资源类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一直以来大型国有企业始终在这类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资源类国有企业因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能够更好地降低投资风险，从而实现海外扩张。根据投中集团（China Venture）（2011）统计显示，在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1亿美元以上的21个案例中，有19个均为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实施，国有企业参与海外并购的比例超过90%。在这些投资海外的国有企业中，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等央企主导了多项海外大型投资项目，是国内资源类企业“走出去”的主力军。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资金实力雄厚且经营业绩良好的民营企业也逐步加入到对海外资源的投资中来，但资源类行业的独特属性使国有企业稳居核心地位。
（二）投资方式以跨国并购为主
近年来，跨国并购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手段，并购案件的数量和涉及金额呈快速上升趋势。2010年，中国企业完成的跨国并购55件，环比增长7.8%，披露金额294.19亿美元，环比上升2.91%，其中资源行业占比较大，披露交易金额居各行业之首。中国资源类企业主要选择跨国并购为主的海外投资方式，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跨国并购可以使企业在较短的周期内实现收益，并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经营风险；另一方面，跨国并购可以使中国资源类企业利用国外企业在资源掌控方面的优势，快速进入海外资源市场，通过打入产业链上游来降低原料供应成本，并保证原料稳定供应。如，2009年中石化以72.4亿美元收购了瑞士的阿达克斯（Addax）石油公司，这项收购使中石化获得了阿达克斯（Addax）公司在尼日利亚、加蓬和伊拉克部分地区的油气开发权，增加了中石化的油气储备，并顺利完成了企业的资源结构优化。
（三）寻求优质海外资源成为主要目标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市场需求日益扩大使中国资源类企业迫切需要寻求优质的海外资源，与此同时，全球金融危机使国外一部分资源类企业面临生存困境。于是，中国资源类企业加大了对海外资源市场的投资规模。2010年，中国十大海外并购交易中有7项来自资源行业，资源行业以230.71亿美元的海外并购交易完成金额占据该年度海外并购案例总量的79%。而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和许多西半球国家成为中国资源类企业“走出去”的首选市场，占中国资源类企业海外并购总数的70%左右。如，中石油联合皇家壳牌以31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煤层全体生产商及液化天然气勘探公司（Arrow En-ergy）的全部股权，五矿集团以13.86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矿业公司（OZ Minerals）的部分资产，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向委内瑞拉投资400亿美元用于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合作。
（四）高投资风险与高投资收益并存
中国资源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交易金额往往很高，基于1994～2009年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其中近七成企业属于资源类企业），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为投资者带来了正的财富效应。但是，海外资源类投资在给国内企业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投资风险，这类高风险主要来自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企业内部所蕴含的投资风险主要表现为企业在技术条件、管理水平、运营能力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薄弱而可能导致的投资损失；企业外部因素所引发的投资风险也往往会对企业投资收益产生巨大影响，政治风险是当前中国资源类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首要风险。一旦东道国政府利用海外投资进行政治博弈或当地发生政局动荡，都将引发投资不畅甚至直接导致投资损失。2009年中国铝业公司收购澳大利亚力拓的失败，以及2011年利比亚政局动荡引发的投资损失，都突显了政治风险对资源类企业海外投资的重大影响。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企业内生边界理论探讨了企业资本密集度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关系，认为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更容易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上述研究解释了中国“走出去”企业集聚于资源类行业的现实表现，揭示出企业在资本密集度方面的异质性对其在全球范围内安排生产模式的内生决定作用。尽管企业内生边界理论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实都证明了资本密集度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其他要素对企业“走出去”的影响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并非所有行业中的企业均适宜从事对外直接投资，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可以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更高收益，而资本密集度较低的企业可以从外包等其他方式的生产模式中获得更高收益。因而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中，企业应视自身在资本密集度方面的异质性差异而科学做出对外直接投资决策。
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范文第2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母国 就业 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国际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效应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西方的就业理论认为产出和就业是由总需求决定的，而总需求又是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需求和外国需求来决定的。因此，凡是能促进国内消费、国内投资、政府消费和出口的经济措施都有利于产出和就业的增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对外直接投资能对其中一项产生作用，它对母国就业也将产生作用。
国外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围绕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以及对就业规模、结构和区位分布的影响来进行的。
就业替论。贾塞认为，在母国资本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外投资将替代国内投资或国内消费，如果资金流出并没有出口增加或进口减少来匹配，就会产生对就业的负效应。贾塞之后，Ruttenberg具体研究了二者的替代关系。
就业补充理论。该理论认为，当对外投资属于防御性投资的情况下，如企业投资于国外是为了开发国内得不到的资源或是由于关税壁垒妨碍其出口而导致对外横向投资时，对外投资将补充或促进国内投资或消费。这类投资往往能增加国外子公司对母国资本设备、中间产品或辅助产品的需求，而对国内就业产生正效应。
就业组合效果论。Blomstrom比较了美国与瑞典的海外直接投资的差别，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既有正的效果，又有负的效果。效果的大小取决于力量的对比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等。Lipesy利用回归分析与出口替代的方法分析了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负效应被流向国内的直接投资的正效应所抵消。
就业结构优化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管理职能集中于母公司，创造了许多母国非生产性就业机会。另外，国外子公司经营业务也会导致母国法律、公共关系服务和工程咨询等方面需求的增加。以上两个领域涉及到高度熟练的人员，因而对外投资有助于国内就业结构的优化。
公司战略论。海米尔1992年和1993年撰文认为公司战略可能以不同方式影响母国就业数量、质量及就业区位。采取独立子公司战略、简单一体化战略、深层次一体化战略的跨国公司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不同的。该理论认为，随着跨国公司一体化的增大，国际生产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变得更为复杂，跨国公司对就业数量、质量和就业区位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配置就越具有主动性和灵活性，从而对外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就越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到目前为止，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就业效应还没有一般性结论，也没有正式的理论框架去分析这种效应。目前已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如下几种：一是统计回归分析法。它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出口或投资的数据进行统计回归分析，间接地得出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就业的相关性的结论；二是商业案例分析法。通过对个别企业或人员的走访调查，由经验归纳总结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三是概念分析法。从对外投资的不同类型，不同流向等各个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不同层面的影响；四是长期分析法。采用跨度较长的区间，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动态影响的角度来分析；五是反证分析法。即假设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发生时，国内就业将如何变化，通过与已发生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比较分析而得出结论。
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就业效应分析
我们可以用“替代效应”和“刺激效应”之净额来衡量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替代效应是指因从事海外生产而使本土进行的生产活动减少而导致的就业机会的丧失。它包括海外子公司在国外市场销售本可以在国内生产而后出口的商品所导致的就业机会损失，也包括海外子公司将商品返销到母国所引起的母国工作机会的牺牲，现在还有人考虑海外子公司对第三国的出口会替代母国对第三国的出口从而使母国的就业进一步受到影响；刺激效应是指海外直接投资所导致的国内就业机会的增加。它包括：向海外子公司出口资本货物、中间产品及辅助产品的额外的就业机会，母公司向海外子公司提供服务所产生的工作机会，跨国公司本土机构的人员需求所带来的就业机会，以及国内其它公司向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服务所提供的新的就业机会。显然，当替代效应大于刺激效应时，海外直接投资将导致投资国就业机会的减少；反之，则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加。
坎普贝尔（Campbell）认为，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在就业数量、质量及区位方面均具有直接的积极和消极效应，以及间接的积极和消极效应（见表1）。
作者认为，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就业效应关键不在于就业数量的增减，而在于就业结构的改进以及相应的就业质量的提高。正如邓宁教授所说：“内引和外流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最基本影响似乎都不在于就业数量，而在于就业的产业构成、技术组合及其生产力”。
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就业的影响
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中国将面临更大的海外市场和机会，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方面将会迈出更大的步伐。在目前国内存在闲置资金以及过剩劳动力的情况下，由于国内存在大量的居民储蓄，一方面国内某些产业的投资收益率已经很低，另一方面国内的资本市场还很不发达，因此它们在国内转向投资存在一定的障碍。如果这些在国内的储蓄能有效地转化为对外直接投资，到海外寻求更高的投资收益率，那么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就不存在挤占或替代国内投资和消费的现象，短期内的刺激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而且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国际一体化程度不高，很多投资属于防御性投资。如中国在澳大利亚开铁矿是为了开发国内的生产资源，在东南亚国家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为了绕过关税壁垒抢占市场份额等，这些投资往往能增加国外附属企业对国内资本设备、中间产品或辅助产品的需求，从而可以刺激国内的就业。而且这种国际生产转移活动所造成的劳动力成本的调整，有助于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一方面那些可以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或部门的工资率有下降的趋势，这部分产业工人的流动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从而为国内原来那些因劳动力成本高昂而面临萎缩的行业注入新的活力，从而促进了这些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差异将对国内工资率的调整有影响。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加大，海外生产将更多地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而如果国内生产仍然将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从而既可以吸引和消化更多的剩余劳动力，使得国内就业上的调整成本可以通过转移和新增一部分劳动力就业的方式得到弥补，又可以使国内的劳动力市场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达到均衡。因此可以大体上判断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是有正效应的。
事实上，沿海一部分与国际市场较接近的企业已率先“走出去”，其生产已遍布全球大部分区域。这些企业的管理职能都集中在中国总部，为国内创造了许多非生产性的就业机会，如吸纳了大量的高科技人才从事科研开发活动，聘用了大量熟悉国际贸易业务的市场策划和营销人员，大量的具有国际管理水平的管理人员等。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其子公司的国际经营业务会导致对中国法律、管理和工程咨询、国际金融等方面的需求，大大刺激了服务于这些领域的中介机构人员就业。据估计，沿海很大一批类似的中介机构在近年来的兴旺发达与这些“走出去”的企业的需求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创造或维持一部分母国就业，提高国内就业人员的熟练程度和技能水平，从而有助于国内就业结构的优化。
在就业区位上，中国就业人员在海外的配置并不均等，国内就业人员供给是过剩的，而国外就业人员的供给相对不足。因此适当的发展服务业以及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以新增国内部分产业人员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调整就业结构而转移一部分产业人员的需求，从而有助于缓解部分劳动就业的不均衡现象，改善国内的劳动力市场状况。
因此，总的来说，根据目前中国发展对外投资的特点和国内的宏观经济现状，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就业是利大于弊的。政府在推动对外投资的时候，应把吸纳劳动力就业和提高劳动力素质作为优先考虑的重点。
首先，国家要鼓励进行防御性投资的企业大胆的走向海外市场，充分地利用海外的生产性资源优势或抢占海外一部分市场。对其有利于国内就业的行为给予鼓励，对于出口到国外子公司的产品予以税收上的优惠。
其次，对于服务业以及一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要积极的引导他们利用国内的劳动力资源。国家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和教育方式帮助那些因国内产业调整而不得不进行就业调整的人员顺利的转移到新的行业。
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动机；区位
一、经典作家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动机的理论解释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但马克思有关资本国际化，尤其是有“过剩资本”和资本输出的思想，对于我们分析当代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仍有现实意义，马克思有关资本输出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过剩资本”，形成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使资本的增大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进行，形成大量的相对人口过剩。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国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同样，相对于国内日益下降的平均利润率而言，必然存在大量过剩资本。与生产过剩、相对人口过剩同时并存的大量过剩资本正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
2．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过剩资本的一条出路。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增值运动并不受国家或民族地域的局限，而是生来就是具有国际性。马克思、恩格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都成为世界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虽然在当时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输出并未成为经济现象，一国资本越出国界主要表现为商品资本，但商品生产的本性必然导致生产商品的企业为扩大商品销路而到国外去投资，以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廉价原材料和追逐高额利润为目标的资本输出就成为过剩资本一条必要出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3．高额利润和获取高额利润是过剩资本输往海外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而且过剩资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较高的利润率，更重要的是追求利润量的最大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超过一定的界限，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率高的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可见，资本要取得更多更快的增殖特性是资本输出的最根本动因。
二、西方主要经济学者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分析
1．优势理论。1960年，海默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率先提出了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一般性理论，即垄断优势理论，海默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产交易过程，它还包括非金融和无形资产的转移，是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和发挥其内在组织优势的过程。美国企业之所以能从事海外直接投资，其主要决定因素在于美国企业拥有技术和规模等垄断优势，而垄断优势源于美国企业控制了技术的使用以及实行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经营。后来金德尔伯格系统阐述了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亦被称为“海默-金德尔伯格学说。
2．市场内部化理论。概括而言，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用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代替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并以此作为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关键性前提。第二，由于市场和企业是组织、配置要素和商品交换的两种基本途径，当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交易应在企业内部即外商投资企业所属各企业间进行，从而形成一个内部交易、内部转让的内部化市场。第三，内部化过程超越国界，外商投资企业便应运而生，因此，内部化优势促成了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但巴克利等人强调，外部市场的自然性的非完善性是相对于效率而言的，因此，内部化优势并不是指给予企业拥有特殊优势的这种资产本身，而是指这种资产的内部化过程（相对于把这种资产出售给外国生产者而言）赋予外商投资企业以特殊的优势。换言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并不需要一定有垄断优势，而只需要创造比外部市场更有效的行政机构或内部市场。第四，海外的直接投资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国际经济交易方式中居于主导地位。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企业从事海外直接投资是由该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等三大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第一，所有权优势。所有权优势在邓宁的几篇论文中定义不尽相同，但主要是指企业拥有或能够得到的别国企业没有或难以得到的无形资产和规模经济优势。具体包括：技术优势，包括专门技术、专利和商标、生产诀窍、营销技能、研究与开发以及产品特异化功能。企业规模优势，它是由规模、垄断和获得资源的能力所产生的优势。如规模大的企业研究与开发能力强，产品创新优势突出；寡占企业易控制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大规模企业能充分利用各种要素禀赋、市场—政府干预等方面的国际差异，分散企业经济经营风险，获得规模经济优势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它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的非完善性而将企业所有权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所获得的优势。邓宁所说的市场非完善性既包括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竞争壁垒、政府干预等），也包括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知识性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及高交易成本等）。邓宁认为，企业将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可以避免世界资源配置的外部市场非完善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保持和利用企业技术创新的垄断地位，从而有利于获得最大化的利润。第三，区位优势。它是指国内外生产区位的相对禀赋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吸引与推动力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区位优势是由东道国和母国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决定的。若东道国经济中的有利因素吸引外国投资者前去投资，则形成直接区位优势；若母国经济中的不利因素迫使企业到海外从事直接投资，则称为间接区位优势。概括而言，区位优势主要取决于：一是，劳动成本。由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性，尤其是妨碍各国之间劳动力移动的移民管制，导致实际工资成本的差异；而外商投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总生产成本最小。因此，企业在选择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时，必然先考虑劳工成本较低的地区，特别是当产品技术已经标准化以后，企业更倾向于将生产活动转移到劳动投入的来源地。典型的例证是东道国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会吸引国外企业前来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投资。二是，市场购销因素。尽管寻求廉价劳动成本的投资一直在迅速发展（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增长很快），但在数量上相对并不重要（尤其是与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相比仍然只是很小数目）。这主要是因为，国际性的竞争不只是包括为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劳动成本而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投资地点，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哪里出售产品和占有市场。正如斯密所指出的，“交换力”和“市场范围”最终限制着因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东道国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发展阶段以及当地竞争程度等市场购销因素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有到头重要的影响。例如，市场位置相距遥远的国家，由于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较高而不利于开展贸易活动，但却能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活动；又如，若东道国竞争激烈，出口厂商会考虑在对方市场投资生产，以“当地制造”的标签推销其产品，而更为重要的是，迎合东道国不同口味和需要的生产和营销活动，严重依赖于东道足够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经济增长的桎梏不是来片于供给，而是来自于需求，不管是对消费品还是对工业品，外商投资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从事专业化的生产和出售复杂的产品将取决于成熟的市场。为了寻求市场需求，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打破了所有国家间、地区间的界限，将生产性的环球工厂与环球购物中心相互补充，从而将全世界都作为其市场目标。但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极其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三是，贸易壁垒。东道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存在，会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企业在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选择。许多东道国一直在意识地将利用关税、配额和当地标准等手段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地重要手段，尤其是那些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地发展中东道国，贸易壁垒可诱使那些过去向其出口地外国企业到当地进行直接投资。四是，政府政策。一般而言，政法、社会和经济环境等直接关系到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风险。母国和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母国对外投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东道国引进外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等，都会对外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方式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如母国的投资鼓励政策和东道国的引资优惠政策能增强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第五，心理距离。前述由于经济条件不同形成的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物质和经济距离是跨国区位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由于历史、文化、语言、风俗、偏好、商业惯例等因素形成的心理距离，也是区位优势的重要决定因素。一般而言，心理距离越小，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就越大。
邓宁认为，区位优势不仅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生产的倾向，而且也决定着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类型。不难看出，邓宁有关区位优势的解释，不仅吸取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关于国家优势的思想，而且承袭和发展了不少国际经济学者有关区位因素的分析。邓宁在抽象出上述三个决定外商投资企业行为和外国直接投资基本因素的基础上，根据三种优势的不同组合来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如何在技术转移、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资三种国际经济活动方式之间作出选择。若一国企业仅拥有所有权优势，则企业将选择许可证安排方式进行技术转移；若一国企业具有所有权和内部化两项优势，而无区位优势，则企业将选择国内生产然后出口的方式；而一个企业只有同时拥有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种优势，该企业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西方经济学者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被人们最广为接受的综合性国际生产模式，被誉为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的“通论”。
参 考 文 献
[1]陈秀山等．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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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译．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杨丹辉．外商投资新动向分析[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4（2）
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范文第4篇
一、不同阶段主要国家和地区海外投资的主要特征
从国际投资发展历程看，国际跨国投资的大规模发展始于1870年，中间经历了4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一是殖民地时代的跨国投资，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二是二战后以美国对欧洲大规模援助为代表的跨国直接投资；三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跨国直接投资的再度高涨，日本无疑在这一时期充当了重要角色；四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所带动的新一轮的跨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在这一时期，尽管发达国家仍然在全球化时代的跨国直接投资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包括韩国、台湾地区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化时代中的跨国直接投资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一）1870―1914年英国海外投资
以1847年《谷物法》的废除为标志，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开始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由于在制造业方面具有绝对竞争优势，其出口额急剧增加，出口的快速增加带动了工业生产的快速扩张和资本积累的快速增加。据统计，1860―1870年，工业生产的增速为33.2%，1870―1880年，增速为20.8%，1880―1890年，增速为17.4%。出口的迅速增加为英国海外投资奠定了基础。1850年英国海外资本输出为2亿英镑，到了1870年就猛增到14亿英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14年，英国资本输出达到41亿英镑，占全球对外投资额的43%，是当时海外投资无可争议的霸主。从相对比例看，1870―1914年间，英国对外投资额长期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5%以上，第一次大战之前居然达到创纪录的10%，对外投资额占其储蓄总额的25―40%。
这段时期英国海外投资主要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从投资形式看，间接投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政府贷款是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在海外建立投资信托公司再进行投资的形式完成。二是从行业分布看，铁路等基础设施、工业金融和政府贷款是英国海外投资的主要领域。三是从区域上看，英国的海外投资有一半以上流入了英国在美洲、印度和南非等海外殖民地。四是从投资主体看，商人、企业家和地产商是海外投资的主体，政府所占的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五是从投资目的看，获取海外原料基地和销售基地是英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
（二）二战以后美国海外直接投资
二战以后，海外投资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低潮期后，又迎来了一次期，从战后一直到1970年，美国在全球的直接投资中扮演了无可争议的老大地位。1946年，美国的海外直接投资的金额为72亿美元，到了1970年增长到782亿美元，增长了10倍以上，美国海外投资占GDP的比重也从1946年的3.2%提高到1970年的7.5%。经济、军事、国际货币体系的安排以及其他软实力是决定二战后美国在全球海外投资地位的重要因素。首先，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GDP、工业生产甚至黄金储备在资本主义世界都具有绝对领先的地位。二是战后所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奠定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美国企业大规模海外投资创造了便利条件。三是战后美国企业无论是科技水平、管理水平还是单个企业的规模，都要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对其他国家具有绝对的垄断优势。
与英国海外投资相比，美国的海外投资也具有几个明显有别于其他时期的特点。一是从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来看，既包括了西欧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了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二是从投资的先后顺序看，美国海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依次为资源型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三是对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主要是美国具有压倒性竞争优势的行业，包括计算机、汽车、电信等等行业，投资主体是大型的跨国公司，例如通用汽车、福特以及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等。四是对发展中劳动密集型国家的直接投资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丧失竞争优势的产业向外转移的结果。五是政治因素在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了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战后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美国资本顺利打开西欧大门的重要保证，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是否是美国政治盟友成为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重要考量。因此，在发展中地区中，拉美地区、墨西哥等就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原先的东方阵营很少成为美国投资的对象。
（三）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日本的海外投资
二战以后，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日本经济开始起飞，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初步形成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与此同时，从197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也开展了海外投资的步伐，到了80年代后期，日本曾一度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对外投资大国。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开始逐步缩减，在全球的投资地位又逐步被美国所取代。
综合日本的海外投资发展历程，主要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在美元占绝对主导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日本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往往先将日元换成美元，然后进行海外投资，而利润的汇回又要重新换成日元，存在较大的汇率风险和兑换成本。二是日本进行海外投资的重要基础是通过巨额贸易顺差所形成的巨额外汇储备。三是70年代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更多的是流向资源型国家，两次石油危机和日本本身资源匮乏的格局是推动日本进行资源投资的主要因素。四是80年代以后，日本对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投资开始大量增加，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美国等发达国家针对日本的贸易壁垒所进行的被动型投资，行业主要包括汽车、电子等。五是90年代以后，在全球一体化推动下，日本对周边包括中国、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开始增加，日本将周边具有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国家和地区作为制造业基地，主导形成了东亚生产网络，并以此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这是日本为了提高竞争力而进行的主动投资，电子信息产业是投资的重点领域。
（四）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
90年代以来信息、网络、通讯和交通、运输等技术的发展和条件的改善，以及世界各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国际间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交流日趋频繁密切，经济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经济全球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产的全球化。所谓生产全球化是指生产分工体系从以一个国家内部为主转向全球范围，形成全球性生产分工网络体系。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是生产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而跨国投资则是主要载体，跨国投资是衡量生产全球化程度的主要指标。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新一轮跨国投资的高涨。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占东道国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1980年全球平均仅为2.3%，到1990年上升到4.3%，此后迅速提高，到2007年已高达14.8%。
在这一轮全球化投资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除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继续扮演重要的投资角色以外，包括韩国、台湾地区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中的地位显著上升，投资主体多元化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显著特征。由于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相对于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对薄弱，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外投资表现出明显的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特征。一是从投资类型看，多种因素限制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很少对资源型国家进行投资，换而言之，获取海外资源不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二是作为追赶型的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外投资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技术的追随者，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这是被动型投资，另一种是为了利用低成本优势进行的主动投资，投资区域主要是亚洲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三是从投资的行业看，制造业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例如韩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占了其对外投资的50%以上。四是从投资主体看，大企业是投资的主体，而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一定程度上是为大型企业配套。最典型的就是台湾地区电子和汽车产业的对外投资，大企业主导，跟随了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
二、不同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海外投资特征的比较
（一）不同阶段主要海外投资国家和地区的相同点
从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的经历看，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经济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对比较高的水平，人均收入衡量要高于同期世界人均GDP的平均水平，经历过经济快速发展或者正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从不同阶段主要海外投资国的经济水平可以看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开始大规模对外投资的时候，其经济水平已经远远超出了同期世界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在跨入大规模对外投资阶段的英国、美国和日本，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左右。即使是在全球跨国投资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的韩国、台湾地区，其在开始大规模海外投资时，人均GDP也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而且在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时，普遍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提高的发展阶段，例如英国在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前就完成了工业革命，一举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大国，而美国则凭借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摆脱了大萧条所带来的影响，政治经济实力远远领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在进行大规模对外投资时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可以说经济实力是一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基本条件。
这些主要海外投资国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在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之前或者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的时候，开放型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对外贸易在这些国家的发展中已经占了相当的地位，日本、韩国等国甚至明确提出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例如英国，推动英国工业革命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为了获取东方国家的贵金属而推动了英国新兴资产阶级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并向这些地区大量出口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通过出口积累的巨额财富是英国实施大规模海外投资的基础。即使是提出对东方国家实行“出口管制”战略的美国，凭借其战后急剧扩张的经济、政治实力，在“马歇尔计划”的带动下，通过向西欧等国大量出口制成品，使出口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据统计，1950―1973年，美国出口的实际增长率达到了6.9%，出口占GDP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3.0%提高到了1973年的4.9%。考虑到出口因素，可以说，这些国家的对外投资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降低运输成本或者规避进口国的贸易壁垒进而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
这些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国家第三个明显的共同特点就是拥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能够在海外投资中发挥投资主体的作用。在早期的英国的对外投资中，尽管政府的鼓励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真正带动英国海外投资的主体还是各种企业，包括给其他政府提供贷款的也主要是大型的金融集团，英国政府很少直接介入到海外投资活动中。同样，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中，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是对外投资的一个基本条件。例如日本，在其开始大规模海外投资时，包括丰田、本田、索尼等都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国际性大公司了。这些企业不仅是对外投资的主体，而且在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的优势是这些企业海外投资取的成功的保证。
（二）不同阶段主要投资国家和地区海外投资的不同点
一是对于这些进行海外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进行海外投资时所面临的国际货币体系环境有所不同。在英国大规模海外投资时，国际上实行的是金本位的货币体系。在这种货币体系下要进行海外投资，必然要获得大量的贵金属作为支撑。而完成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通过出口积累了巨额的贵金属，这是英国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前提。而在美国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时，国际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两个阶段，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度还是牙买加体系下的浮动汇率制度，美元都是国际储备和结算的主要货币。这种货币体系安排保证了美国在海外投资时拥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支付手段。一方面，海外资金大量回流美国，为美国的海外投资提供了低成本的资本；另一方面，美国可以直接通过增发货币的方式为海外投资融资，尽管有可能带来美元的贬值。在日本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开始大规模海外投资的时候，全球的货币体系实际上已经进入牙买加体系，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美元依旧是国际结算和储备的主要货币，这决定了其他国家要大规模海外投资，必须通过持续经常项目顺差的方式获得美元，而美国则没有必要采取经常项目顺差方式获得海外投资所必须的美元，这就是为什么只有美国在经常项目长期大幅度逆差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世界头号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的地位，而其他国家却不能做到这一点。
二是影响海外投资区域的政治因素在不断减弱，而经济因素则明显上升。在英国开始海外投资的时候，出于保护自己投资的目的，直接投资一般都是投向自己的殖民地，政治因素是影响英国海外投资的重要因素。而美国战后开始大规模海外投资时，当时正处于东西方冷战的时候，美国的海外投资也很少投向东方阵营的国家。而日本在开始海外投资时尽管也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但日本的海外投资尽管也是主要投向自己盟友，但这更多的是经济而非政治上的考虑，不像美国，其海外直接投资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开始对外投资时，政治因素在其对外投资中较少被考虑，能否获得经济收益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投资时主要考虑因素，投资地域多元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是制造业投资始终是对外投资的重点，但是投资的目的和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90年代的全球化以前，美国、日本等国的海外制造业投资更多的是一种出口替代型投资，即市场导向型投资，海外投资目的地往往就是原来的出口目的地，例如战后美国对西欧的投资以及70年代以后日本对美国的投资往往属于这种类型，即海外投资是市场导向型的投资。但是90年代以后，无论是原来老牌的海外投资大国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出口导向型的投资在制造业的投资中占据了越来越高的比重。这是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的结果。
三、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启示
（一）当前制约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不利因素
首先，从一些国家的海外投资的经历看，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开始大规模海外投资的时候，以人均收入衡量的经济水平已经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我国尽管已经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但是从人均收入水平看，还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9年，按照现价计算，我国人均GDP3600美元，而同期世界人均GDP为8000美元左右，也就是说我国的人均GDP仅占世界水平的44%。与已经进入大规模海外投资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还是相对较低，如果仅仅按照国际经验看，我国还未达到大规模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阶段。
其次，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大规模海外投资的时候，已经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正是这些企业扮演了海外投资的主要角色。相对而言，我国除了部分垄断行业以外，在海外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制造业，除了华为、联想、海尔等为数不多的企业以外，真正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屈指可数。2009年《财富》的世界500强名单中，尽管中国大陆有34家企业上榜，但是绝大多数是国有垄断行业或者竞争不充分领域的企业，缺乏真正高技术或者充分竞争领域的制造业企业。在一些领域的投资主体尚未培育成熟的情况下，投资主体缺乏竞争优势和垄断优势，这使得我国的海外投资受到很大的限制。
（二）当前有利于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因素
首先，进行海外投资的国家，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拥有支持海外投资的物质基础，即通过长期的贸易顺差或者其他方式积累巨额的贵金属或者外汇储备。与其他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一样，在出口导向型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目前外汇储备已经跃居全球第一，这是我国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支撑。
其次，在英国、美国以及日本等主要国家进行海外投资时，最开始都是对资源型国家进行投资，以获取稳定的资源供给为主要目的。在经历了资源投资以后，才对制造业以及其他行业进行大规模投资。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尽管目前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但是我国国有企业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之后，在资源开采等领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形成了一批具有跨国投资能力的能源资源巨头，完全有能力在我国海外投资中扮演开路先锋的角色。
（三）对于我国海外投资前景的判断分析
从国际经验可知，目前既有我国海外投资的有利条件，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利于我国海外投资的条件。仅仅从国际比较很难直接判断我国是否到了大规模海外投资的阶段，必须根据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分析。
人均收入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并不会制约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目前我国人均收入相对较低，但是必须看到，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我国是一个二元结构明显的国家，城乡差距、区域差距非常明显，既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也有广大的西部落后地区。从人均GDP看，东部沿海的一些省市与一些发达经济体在发展水平上差距并不是太明显。如果仅仅将这些发达地区视作单独的国家，这些地区完全达到了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的阶段。而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是制约我国海外投资的重要因素。尽管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并不需要像发达国家那样对东道国具有全面压倒性优势，只要具有部分竞争优势就可以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即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部分竞争优势理论。但从我国的现实看，我国的制造业目前最大的竞争优势是劳动力成本比较低，而企业恰恰不能以此为作为海外投资的凭借。因此培育一批在部分领域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是支持我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大规模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条件。
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范文第5篇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历史回顾
对于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是选择并购还是新建、是合资还是独资，主要从跨国企业的资源状况与投资动因、投资区位的客观因素和投资母国因素三个方面综合考虑。从投资企业动因方面，要选择有利于企业国际竞争地位提升的市场进入模式；从投资区位的客观因素方面看，许多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基于某些政治及经济因素的考虑，对于外资企业并购本国企业及股权比例有所限制，市场进入模式是投资企业和东道国政府谈判博弈的结果。投资母国的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外汇储备及对外经济政策等都会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模式产生影响。
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步阶段，由专业外贸公司建立的境外企业因投资额相对较少，一般都以独资形式在境外注册。随着生产性项目增加，特别是一些较大型生产项目需要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由于我国企业缺少国际投资经验，客观上也需要国外合作者的引导和支持，因此在起步阶段，企业大多采用与东道国或第三国企业合资经营的投资模式，且以我国企业对等或少数股权合资模式为主。随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企业跨国经营的经验也日趋丰富，独资企业所占比重在逐步提高，合资企业中我国投资比例也有扩大的趋势。
从全球视角来看，随着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对外投资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传统的新建方式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而跨国并购方式逐步上升到了主导地位。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到了8970亿美元，其中跨国并购投资额达5300亿美元，所占比重高达59%。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活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4年香港最大的电子上市公司——康力投资有限公司因财务危机濒临倒闭，被中银和华润集团联手组建的新琼企业以4.37亿港元收购，这是我国第一起企业海外收购的实践。此后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在并购模式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活动比较有限，且早期的跨国并购几乎都是国有企业。自1999年中央提出“走出去”战略尤其是在2001年之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而且近年来还有一个显著变化是民营企业跨国并购也有所突破，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案例，如浙江万向并购美国UAI公司、浙江华立并购飞利浦CDMA手机业务、京东方并购韩国HYNIX和HYDIS的LET-LCD业务、联想并购IBM电脑等。
虽然跨国并购方兴未艾，但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目前仍然较多的采用传统的跨国新建模式进入国际投资市场。据统计新建方式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约占70%，而以并购模式建立的企业仅占三分之一左右。这是我国企业多年来形成的“投资就是新建”的思维定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我国具体的国情和对跨国并购模式进行投资的有关法律和规则不熟悉，缺乏实际操作经验所导致的结果。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战略选择
（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视角
目前，我国企业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在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时候，我国跨国企业应该以独资新建或合资模式作为主要的进入方式。现阶段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制造业和机床、自行车、钟表、纺织等机械加工业，都是我国企业技术方面比较成熟的强项。这些产品国内市场已经趋于饱和或者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其出口又面临着同我国经济技术水平接近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激烈竞争，而且还受到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制约，国内企业可以通过独资或合资新建模式，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来释放富余的生产能力，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而对于以高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产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则应该采用跨国并购或合资模式为宜。
（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视角
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是学习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学习的主要途经就是要置身于拥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环境中，利用其人才资源培养企业自己的人才，自主研发先进技术。因此从减少进入障碍和风险、加快进入速度、尽快获得短缺资源的角度看，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发达、开放度高的特点，对于外汇资金充裕和精通跨国经营业务又熟悉国际惯例的管理人员的企业，应尽量选择并购方式。在股权安排上，由于该类投资对股权无特殊要求，且合资在有些方面还有利于学习的进行，因此，可更多地考虑多数股权的合资方式。特别是对于进入技术程度较高，进入障碍较多的发达国家市场，比如日本和西欧国家，合资并购对我国许多企业来说更为有利。如果没有合适的并购对象，也可以考虑独资兴建投资成本较小的研发机构等，利用当地的人才资源，置身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区位环境中，利用其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溢出效应，从事自主先进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浙江民企飞跃集团就是通过海外并购以获取先进技术的成功例子。从事缝纫机生产的浙江飞跃集团在2003年与新加坡一家公司合资，收购了一项控制系统技术。之后，合资公司又联合并购了德国的一个电脑技术。2006年飞跃大胆收购意大利美福拉公司50%的股份，目的也是为了获取一项电子技术，该技术能够把棉花直接变成衣服。飞跃集团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额已经从1981年几万美元发展到2005年2亿3千万美元，与127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成为一个在国际化道路上取得成功的中国著名民营企业。
对于我国企业产业转移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主要投资区位是发展中国家，因此进入模式应以新建企业和合资为主。从东道国方面看许多发展中国家从自身的政治和经济角度考虑，法律透明度不高，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股权安排和企业并购等方面均有各种限制，而对新建、合资企业却比较欢迎。从进入企业方面看，我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一般都拥有适用的生产技术优势，选择新建企业和合资方式，用技术、机器设备、原材料、知识产权等作为资本入股，既可以节约大量外汇资金，也有利于当地企业的市场开发优势，尽快占领市场，还可以利用合伙企业加强与当地政府的联系，更好地利用各种优惠政策，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另外一个重要动因是寻求国外的自然资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非资本过剩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企业的跨国投资应符合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的战略导向，直接从国外取得低成本的自然资源供给，以弥补国内母公司资源的不足。此种对外直接投资应以合资为主，其理由有三：一是合资经营有利于与东道国建立长期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有助于风险共担和资源共享，确保长期稳定的海外资源供给；二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各国都有严格的控制，合资有利于获得东道国的信任与支持；三是资源开发型投资规模一般较大，合资有利于对投入资源的分担，以降低投资风险。
（三）企业拥有的资源、组织管理与整合能力
一般来说，企业通过使用跨国并购进入模式，可以获得对并购企业极其重要的资源；而通过新建进入模式的企业则要依靠本身所拥有的优质资源。因此，拥有适当资源的我国企业倾向于选择新建模式进入；而没有适当资源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并购进入并且用自己拥有的金融资源交换被收购企业的有价值其他资源。另外，跨国并购相对于跨国新建要求更高的组织管理和整合能力。Anderson和Svensson1994年就指出，如果一个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技能越强，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如果一个企业的技术能力越强，选择绿地投资的可能性越大。与跨国并购整合能力密切相关的是企业文化差异的整合。企业作为一个群体就有其特定的群体文化，即企业文化，它包括价值观、企业理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文化环境等。各国企业之间，由于在地域、规模水平、行业特点和历史传统上存在不同，企业文化也表现出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直接导致跨国企业经营思想、价值观念、工作方式、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冲突，如果目标企业与跨国企业之间文化差异比较大，那么其文化整合难度也较大，此时采取并购就不可取。因此，如果选择跨国并购，在企业文化差异越大时，对其跨国并购整合能力的要求也越高。
从企业的组织管理和整合能力来看，相比较而言，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浪潮才刚刚兴起，海外并购则更只有短短几年的历史，企业普遍缺乏足够的海外并购经验和整合并购企业的能力，因此实施整合或整合过程缓慢，并购后其整合成本也会比较高，并购结果也远远达不到预期值，这样不仅会使预期的“并购协同效应”难于发挥，而且还可能使原先经营正常的企业陷入财务危机和经营危机。如华立集团收购飞利浦CDMA核心技术部门后，被并购企业员工人心浮动、技术研发进展缓慢、投入资金黑洞巨大和并购项目前景迷茫等充分暴露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中整合能力差的这一弱点；在TCL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过程中，由于文化和理念的差异，也出现了严重的“1+1<2”的整合问题。例如TCL员工经常加班，而阿尔卡特留下的员工却没有加班的传统；在销售人员的薪酬上，阿尔卡特实行相对稳定的工资待遇政策，而TCL采用相对较低的底薪加上较高的业绩提成的办法；TCL的手机销售采取投入大量资金直接进行终端销售的方式，阿尔卡特主要是通过经销商来做，销售人员不直接做终端；TCL派出的负责在法国子公司的管理人员，形同虚设，整个子公司处于失控状态。此外京东方并购韩国HYNIX和HYDIS的LET-LCD目前也都处于同样的尴尬局面。因此根据我国企业的组织管理和整合能力来看，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时，应当更多考虑的是采取新建投资模式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