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房企业负责人聘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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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房企业负责人聘任书范文第1篇

为切实加强农村食品药品的"安全网"建设，努力营造安全消费、放心消费的市场环境，经研究，现就加快农村食品药品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如下意见：

一、农村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社会稳定大局。鉴于农村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相对薄弱的实际，我市各镇乡、街道和有关职能部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要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健全组织领导体系。要紧密围绕农村食品安全"三网"建设要务，进一步健全镇乡（街道）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切实做到对区域内食品安全负总责。要选择政治素质好、责任心强的镇乡（街道）干部聘任为镇乡（街道）食品安全协管员，要在各村、社区选择关心集体、热心公益事业的干部聘任为村级食品安全信息员，要切实做好"两员"业务培训工作，实行年终考核评定淘汰制。建立镇乡（街道）、村两级食品安全组织网络和群众监督体系，进一步完善镇乡（街道）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站，确保人员、资金、场所到位和制度上墙，完善工作台帐，建立健全镇乡（街道）食品安全工作责任制度；切实推进社会监督，采取媒体曝光、征询消费者意见、公布举报电话、设置举报信箱和在食品经营场所醒目位置悬挂《食品监督明示公约》等方式，畅通举报渠道，落实举报奖励制度，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监督。

（二）加强食品安全责任网建设。要健全"地方政府负总责、监管部门各负其责、企业作为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体系，把食品安全纳入目标责任管理，每年都要自上而下逐级签订食品安全工作目标责任书。各职能部门分别与各自的监管及服务对象签订责任书，乡村基层组织与区域内的食品生产、经济单位和餐饮户签订责任书。市农业局、外经贸局、卫生局、工商局、质监局、食品药品监管局等应当按照各自分工，实行"谁检查、谁负责，谁监管、谁负责"的监管责任制，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共同推进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同时，健全"平时检查、半年督查、年末考核"的督查考核体系，对照责任目标，进行量化打分，严格兑现奖罚。

（三）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和培训。各镇乡、街道和有关部门以及食品行业协会要采取宣传栏、宣传标语、广播、电视和组织食品安全专业人员下乡服务等形式；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实施条例的有关内容，传授农业投入品安全使用技术，做到合理施肥、科学用药，禁止使用高毒性、高残留农药，增强农民的食品安全责任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四）加强农产品市场质量监测监控。全面推行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在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和连锁超市建立鲜活农产品质量监测监控点，进一步提高与公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粮、肉、油、蔬菜、水果、奶制品、豆制品、水产品等重点品种的食品安全水平。

（五）提升食品安全检测水平。要整合现有食品检验检测资源，建立协调统一、运行高效的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积极推行跨系统跨行业的食品安全检测结果互认，构建食品安全检测信息服务平台，实现检测资源、信息的共享和检测计划的统一，以满足食品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监管的需要。

（六）加强食品安全认证认可。积极推行"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统一的食品认证体系，完善认证制度。建立农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制度，积极开展有机食品、绿色食品等认证工作，加大推进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和饲料产品质量认证力度。开展农业投入品生产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业生产过程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七）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社会责任。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和公众负责，保证食品安全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食品生产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应当建立食品出厂检验记录制度，查验出厂食品的检验合格证和安全状况，并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生产批号、检验合格证号、购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销售日期等内容。

（八）加强食品从业人员的健康检查。建立健全食品从业人员健康检查制度和健康档案制度。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人员患有痢疾、伤寒、甲型病毒性肝炎、戊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以及患有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将其调整到其他不影响食品安全的工作岗位。

（九）加强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包装材料的标签标识管理。标签应当标明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成分或者配料表，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保质期、产品标准代号、贮存条件，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生产许可证编号，以及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必须标明的其他事项。

（十）加强和改进食品企业日常监管措施。做好食品生产小企业、小作坊的规范和整顿，坚决取缔和规范无证照摊畈和地下食品加工窝点，严厉打击生产假冒伪劣食品的违法行为，严把食品安全关。引导和监督食品经营者建立和落实进货检查验收、索证索票、购销台账、协议准入、质量承诺、不合格食品退市以及市场开办者质量管理责任等自律制度。

（十一）完善食品安全诚信体系。要在种养殖、生产企业、流通领域和餐饮消费环节开展食品安全诚信体系建设工作，建立食品安全诚信数据库和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及时公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监管信息和诚信档案，推进食品安全诚信分类监管。加强食品企业质量安全保证体系建设，建立食品召回和食品企业红黑榜制度，充分发挥食品行业协会的作用，促进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提高自律意识。全面推行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强化食品监督管理。

（十二）开展农村食品市场专项整治。要建立农村红白事聚餐申报管理制度，凡是50人以上的家庭聚餐必须提前3天向所在村委会申报，并填写《农村红白事聚餐备案登记表》，再由村委会报镇乡（街道）卫生监督中队审核批准，并派卫生监督员现场监督指导，做好食品卫生管理，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把印制漫画形式的农村家庭聚餐食品卫生操作流程图，发放到群众手中，以通俗易懂、直观明了的形式指导做好农村家庭聚餐食品卫生工作。

（十三）开展畜禽屠宰加工行业专项整治。要完善屠宰管理和执法体系，严厉打击私屠滥宰等不法行为，实施屠宰企业分级管理，推行肉品品质强制检验，落实生猪宰前瘦肉精检测制度，建立病害肉无害化处理保障机制，促进"放心肉"工程实施。

（十四）继续推进"千镇连锁超市、万村放心店"建设的扩面、提质、增效。提高农村食品放心店的统一配送率。抓好学校食堂、校内食品店、饮用水、学校周边食品摊点的监管。加大对建筑工地、农家乐旅游点、小餐馆和旅游景区餐饮摊点的监督检查力度，建立餐饮业和集体食堂原料进货溯源、集中定点采购等制度，巩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市创建成果。

（十五）巩固提升食品信息监测网络建设。充分利用现有信息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食品安全信息共享系统，形成一个高效、快速、通畅的食品安全监督信息多向、多部门收集和传输，以及服务于食品安全监测分析、信息通报、事件预警、应急处理和食品安全科研及社会公众服务的网络体系。

（十六）健全食品安全应急体系。完善市以及镇乡、街道应急管理体系和各部门协作的快速反应联动，完善重大事故和突发事件报告机制。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单位对导致或者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及原料、工具、设备等，应当立即采取封存等控制措施，并自事故发生之时起1小时内向所在地镇乡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镇乡政府、街道办事处在知悉食品安全事故后1小时内向市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作出初次报告，并根据事故处理进程或者上级的要求随时作出阶段报告。市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接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报告后，应当在2小时内向上级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报告。要加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指挥系统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基地和物资库。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调查处理标准操作规范和技术方案。建立食品生产加工、流通环节突发事件应急快速反应处理系统。

二、农村药品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要牢固树立科学监管理念，深入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强化农村药品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把农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用药安全问题解决好、维护好、保障好。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强化监管责任，建立网络运行保障机制。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以地方政府负总责、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为主、农村药品协管员和信息员等社会监督力量为辅的农村药品安全保障责任体系。将农村药品安全列入工作目标责任考核，确保农村药品安全监管责任层层落实到位。继续保证对农村药品"两网一规范"建设经费和农村药品协管员、信息员的培训、考核经费投入。

（二）强化监管网络建设，保证监管网络运行质量。进一步完善镇乡、街道建立药品安全监管站，明确工作人员和工作职责，保障工作经费。药品安全监管站要协助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做好辖区内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积极参与有关监管部门融合农村公共安全协管人员队伍，进一步推进"多员合一"工作，落实药品安全协管员责任，实行统一培训、统一管理、统一考核，提高药品协管人员药品安全意识和开展社会监督的能力。探索建立农村药品安全"区域监管责任制"，建立分区负责、分片包干制度，细化分解监管目标任务，明确考核标准与方法，落实监管责任人。主动加强与药品协管人员联系，保持正常沟通，加强业务指导，保证药品监管网络的运行质量。

（三）监督药品生产企业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组织生产。生产药品所需的原料、辅料，必须符合药用要求，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不得出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规定对药品生产企业是否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进行认证，对认证合格的，发给认证证书。

（四）强化进货渠道监管，保证药品供应规范方便。加强对农村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渠道的监管，保证药品购进渠道"合法、清晰、稳定"，加强药品质量的源头管理。鼓励具有一定配送能力的药品批发企业直接参与配送和乡镇卫生院以"代购分发"形式向村级医疗机构配送药品，减少药品流通环节、规范药品供应渠道、解决山区药品"配送难"。鼓励药品连锁企业向农村延伸药品零售网点，支持企业在"双无村"（无医疗机构、无零售药店）设立零售药店或乙类非处方药药柜，开展各种符合实际、形式合法、操作规范的药学服务，解决山区群众"购药难"，提高药品供应覆盖率。

（五）规范药品销售方式，健全药品保管制度。药品经营企业购销药品，必须有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销售药品必须准确无误，并正确说明用法、用量和注意事项；调配处方必须经过核对，对处方所列药品不得擅自更改或者代用，对有配伍禁忌或者超剂量的处方，应当拒绝调配；必要时，经处方医师更正或者重新签字，方可调配。药品经营企业必须不折不扣执行药品保管制度，采取必要的冷藏、防冻、防潮、防虫、防鼠等措施，保证药品质量。

（六）规范医疗机构药房（库）管理。对村级卫生所药房改造实行"四个统一"，即统一领导机构，由药监、卫生部门联合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对药房改造全过程进行帮促指导与监督。统一规范标准，严格参照GSP标准和诚信药房考评标准实施药房改造，制定规范的管理制度。统一检查评比，由卫生部门牵头，组织人员进行评估验收。统一人员培训，加强对村卫生所负责人的法律法规和业务培训，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和质量意识。

（七）强化日常监督检查，保证药品使用安全有效。要结合"小药店"药品质量安全整治与规范工作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大对"小诊所"药品质量整治与规范力度，保证药品存储设施等达到基本要求。加强对医疗机构从药人员培训，保证使用药品质量，提高合理用药、安全用药水平。要进一步完善药品市场"一连三线五制度"的长效监管模式。"一连"就是鼓励发展药品零售连锁经营，采用宽严相济、靠前服务、依法行政等措施，积极发展药品零售连锁经营；"三线"就是药品贮存温湿度、零售企业药师在岗、药品经营品种流向三种监管难点问题实施网上在线监控；"五制"就是推行"监管建议书"、"涉药单位约谈"、"日常监管情况通报"、"药品销售人员登记"和"药品质量监督检查明示"等五项创新制度。达到有效监管、依法监管、和谐监管、全程监管。

（八）实行医疗器械监管"四定一报"制度。"四定"指定人、定区域、定检点、定检查频次；"一报"指质量可疑产品、不良事件、突发事故报告制度。要实行医疗器械定人管理。药监部门要确定懂业务、责任心强的专兼职人员作为医疗器械监管人员，监管人员要相对固定，有明确的分工并经常参加各类业务学习。要实行医疗器械企业单位定区域管理，药监部门对辖区内所有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使用单位进行全面清理，合理划分监管片区，明确各片区监管责任人，确保辖区内所有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使用单位都有监管人员负责。监管责任人与责任片区内的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使用单位逐家签订监管责任书，明确双方责任义务。要确定需重点检查的医疗器械企业、单位。药监部门每年年初下文确定区域内年度重点监管的医疗器械企业、医疗机构，监管检点为：上一年度被评为警示、失信的企业；国家、省重点监管企业；上一年度出现安全事故和隐患较多的企业和单位；生产、经营无菌器械、植入器械等高风险医疗器械企业。年底结合日常监督检查结果，对辖区内的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使用单位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重点监管医疗器械企业单位进行增减。

（九）加强信息化建设。把信息化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建设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实施药品监管信息化工程，促进药监系统网络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提升监管效能和水平。完善和优化已开发使用的药品生产监管、批发企业监管、特殊药品监管、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日常监管、药品稽查等信息系统，启动药品GMP认证管理信息系统、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网上直报系统、保健食品生产企业监管等系统建设。建立假劣药械信息、抽样检验信息、稽查应急信息、案件处置情况等信息共录共享机制，真正体现电子监管的科学高效。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开发药品监管行政监察系统，完善与政府电子监察网络的对接功能，做到实时监控、在线监督。

（十）提升技术支撑能力。加快组建市食品药品检验所的步伐，配足检验人员，逐步添置检验设备，注重检验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推进以统一计划、经费和信息为主要内容的检测资源整合工作，建立"监督抽检、评价抽验和企业自检"三位一体的检验检测体系，努力为食品药品监管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深入开展药品不良反应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工作，提高分析、评价、预警水平。

药房企业负责人聘任书范文第2篇

关键词:陆费逵;危机公关;中华书局;民六危机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1-0029-03

激烈的市场竞争是近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使得每一个社会组织不可避免的会遇到突如其来的风险甚至危机。在发生危机时,相关主体就必须及时采取措施以制止、消除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即所谓“危机公关”。具体而言,危机公关是指组织针对危机开展的一系列公共关系活动,是通过采取相应的公关策略及措施来预防、扭转或者修复组织的形象、使公众恢复对组织的信任。

尽管“危机公关”一词来自于现代公关关系(Public Relations)理论,20世纪80年代后才逐渐传入我国。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国近代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及相应的公共关系实践,著名出版家、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陆费逵之所以能引领中华书局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出版业的重镇,与他善于运用公关理念进行经营和管理是分不开的。[1]

基于此,陆费逵在面临着市场危机的时候,也采取了一定的危机公关策略,带领中华书局走出困境。本文即以中华书局发展史上著名的“民六危机”为例,对陆费逵的危机公关策略进行探讨。

一、“民六危机”的爆发

陆费逵1912年创立中华书局后,由于编印教科书的一举成功,事业发展极为迅猛。中华书局创立时资本为2.5万元,至1916年,资产已增至160万元,为期不到五年,资产已翻了6倍多。这种发展速度让陆费逵踌躇满志,为取得更大的发展,他决定投入更多的资金,扩大书局规模。在1916年第6次股东会上,决议增加资本100万元。其后,在上海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的印刷厂和棋盘街(现福州路河南路转角)五层大楼的总店先后落成。在印刷方面,从国外购置了不少新设备,并选派人员出国研究和学习先进印刷技术。此时,中华书局在全国各地的分店也扩张到40多处。

但就在中华书局快速扩张、一派繁荣景象的同时,危机也慢慢显现出来。1916年的经营状况已经不佳,比上年减少了近三成。由于受到军阀混战的时局影响,多省分局停业达半年之久,而两年来各方面的扩充花费了相当多的资金,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陆费逵决定将企业全部资本用于添置固定资产,依靠吸收股东存款和银行押款作为周转资金,以高于银行利息作为号召。1917年初,因多种原因,副局长兼文明书局协理沈知方辞职,直接引爆了中华书局的危机。[2]当时中华书局资金周转极为困难,为摆脱困境,陆费逵曾与商务印书馆协商,采取联合经营(也有说将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合并),但因商务印书馆内部意见分歧,双方经多次谈判但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此时,外间谣传纷起,以为中华书局即将破产并被合并,存户纷纷前往提存,数日之内达八九万元,造成挤兑风潮,书局进一步陷入窘境。此时,上海金融界已无人肯贷款,正如陆费逵在向股东报告情况时所说,“经济困难已达极点,现已不能支持”。[3]中华书局史上被称之为“绝大之恐慌”的严重经济危机――“民六危机”爆发了。

二、“民六危机”的产生原因

“民六危机”是中华书局发展历程中所经历过的最为严重的危机。其发生在时间上较为突然,但其原因却潜伏已久。具体而言,有如下三点:

(一)内部管理不善

在组织结构上,中华书局在1913年成立董事局,采取立法、监察、执行三权分立的形式,明确董事会、监察和局长的各自职责。但中华书局一直没有成立专门的财务部门,致使内部财务管理混乱,诸事缺乏明确计划。“民六危机”就充分暴露了中华书局在财政管理上的软肋。例如,当时中华书局副局长沈知方挪用公款从事股票投机,结果分文不归,同时还有多人借款不还,使中华书局资金周转陷入困境。据查,当时股东查账代表打开保险箱时,发现库存仅有1元大洋。当时中华书局全部固定资产为290万元,负债为120万元。而其中各项固定财产之中,可以变价偿欠者,如房产、印刷机器设备、纸张、原料、仪器共计仅90余万元。[4]

对财务问题,陆费逵在复股东查账代表的信中也坦承:“董事兼副局长沈知方的欠款3万元,湘局经理王衡甫的欠款2万余元,均系先挪用后改为押款的,并非债务抵进押品。自叹才短力薄,用人不当,局面过大,驾御乏术,对于股东深用愧悔……”。[5]这些都说明中华书局内部管理上的缺陷。

(二)盲目扩张导致资金困难

中华书局成立初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陆费逵就考虑扩大中华书局的规模。至1916年,已建立40处分局,并于当年在上海静安寺路购地43亩,建成二层楼房五栋、平房四栋共500间厂房,前后共投资30余万元;接着又投资20余万元设立发行所。在印刷业务方面,既向国外购置不少新的设备、器材,又选派人员出国研究和学印刷技术。编辑方面高薪聘请了英文和日文等翻译人员。还拓展经营范围,扩制造和销售文教用品,先后开发品种多达2000余种,并在发行所设文具仪器课又在短时间内创办8份杂志;并盘入文明书局与民立图书公司,将其全部资金陆续都转为固定资产。

由于盲目扩张造成资金周转困难,陆费逵不得不高息吸收存款达120万元。陆费逵在对银行和存户的信中承认:“至所收160万股本,只能充作财产等用,平时营运全恃存款、押款以图周转……”。[5]由此可见中华书局在资金周转上的极端困窘。

(三)激烈的市场竞争

由于经营业务基本相同,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之间存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华书局经常以各种名义举办一些廉价售书活动,曾以三折销售本版教科书、其他书五折、外版书六折。商务印书馆则依靠自己的雄厚实力,不惜跌价倾销,购书加送赠书券,具体方法是“购教科书一元,加赠书券五角;购杂书一元,加赠书券一元”,中华书局也只好如此办理,[5]直接影响到售价收入。在广告方面,双方为推广自己的教科书,曾大登广告,沪上最大报纸《申报》成为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图书宣传竞争的主战场,一两个月内就在《申报》各自刊出广告6、7次之多。其中以在1913年的“三期书”引发的中华与商务互相诋毁事件尤为典型。由于前述中华和商务的个人恩怨,使一般的商业竞争发展为互相诋毁,为了维护各自利益,双方甚至对簿公堂。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曾不无担忧地说过,商务与中华如此下去,“非两败俱伤,恐两败俱亡也。”[6]

1917年春,为缓解同业激烈竞争的消耗,陆费逵曾和商务印书馆协商采取联合经营。在谈判过程中,社会上出现中华书局将被商务印书馆合并的谣言,造成储户疯狂集中提取存款,形成挤兑风潮,直接引发了“民六危机”,这不得不说是同行竞争的直接后果。

对“民六危机”的成因,当时的查账人代表就明确指出中华书局的三点致命原因:“进行无计划为其第一原因,吸收存款太多为其第二原因,开支太大为其三原因。有此三因,即无时局影响、人迁,失败亦均不免。”[6]陆费逵自己进行总结时也提出发生该危机的原因在于:“第一由于预算不精密,而此不精密之预算,复因内战而减少收入,因欧战而增加支出;二由于同业竞争猛烈,售价几不敷成本;三则副局长某君个人破产,公私均受其累。”[7]可见,管理不善、盲目扩张、同业竞争是造成“民六危机”的主要原因所在。

三、应对“民六危机”的公关措施

在突如其来的危机面前,陆费逵针对发生原因,及时采取了多种措施加以应对,总结起来,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调整人事,改革组织机构

“民六危机”使陆费逵认识到建立企业管理制度的重要性,及时采取调整高层领导,自己引咎辞去局长职务,退为司理,吴镜渊则由垫款人身份进驻中华书局,在第七届股东会上被推选为查账代表,并成为监察、驻局监察、驻局董事,后来中华书局形成了以吴镜渊代表董事会对企业进行财务监督、审查的制度。在吴氏的建议和主持下,中华书局对厂店组织进行改革,分局进行整顿,陆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1919年12月,中华书局董事局改为董事会,局长负责制改为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主持局务。总公司各所所长和分局经理,则由总经理提名,经董事会同意后聘任。陆费逵由司理改任总经理,全权委托监察吴镜渊办理财务制度。设立专门的稽核处,凡是涉及财务开支,必须有预算。预算外开支须经稽核处逐项审查,否则,任何人不得随意支出。并开董事会决议,公司逐日账目,应由监察检阅,月终将支款凭证交由监察审核无误,应于总结处盖印,年终时总清各款由总结处盖印。

吴镜渊在掌握财政大权后,处事严明,精打细算,给中华书局职工留下深刻印象。老年职员高念修,是吴镜渊早年在家乡教馆时的学生,他在书局工作数十年之久,曾任董事会秘书。他说:“其时吴氏已年近古稀,我每将账目上呈他审批的时候,从不轻易放过,每笔都要用算盘一一亲加复核。”[8]陆费逵作为企业负责人,也能很好的遵守财务制度,支付款项都要取得吴的同意,如1917年7月,陆费逵致函吴镜渊、黄毅,其中提到学校等存款要提前摊还,希望能稍予通融。[9]如此,就在短时间内改进了中华书局的内部管理。

(二)瞄准市场,调整经营项目

在危机面前,陆费逵改变过去注重抢占市场的经营策略,收缩战线,根据市场需求对经营项目予以调整。中华书局原本创办的八种杂志,除《中华教育界》外,其余都停刊,并把其中五种杂志改为丛书出版,具体包括:《大中华》杂志改为“大中华丛书”、《中华学生界》改为“学生丛书”、《中华妇女界》改为“妇女丛书”、《中华小说界》改为“新小说界丛书”、《中华实业界》改为“实业丛书”。全部分集出版发行。另外,中华制药公司内部设立的龙虎牌人丹部后来因为营业不佳,于1920年并入中法药房。

在减缩经营项目的同时,陆费逵也注重对于出版市场的观察和把握,集中力量推出新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例如在1919年,当初级小学教科书是否改国文为国语还在讨论的当头,陆费逵就已经未雨绸缪,专门到北京访问时任“国语统一筹备会”常任干事的黎锦熙,并由黎锦熙推荐,认识了黎锦晖及其编写的语体文课本。该书稿在第二年春季开学前中华书局正式予以出版,名为《新教育教科书国语读本》,并获教育部审定通过,配合了教育部通令改国文为国语的教育改革大潮,取得了相当好的市场业绩。陆费逵专门引进黎锦晖,成立了国语部,在几年内又编写了《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该书为中华书局摆脱“民六危机”而走向“经济好转”立下了不小的功劳,也反映了陆费逵敏锐的眼光和不断开拓创新的公关策略。

(三)缩减开支

在经营的困难时期,陆费逵果断提出核减开支,带头将自己的月薪降为100元。中华书局董事局通过开支缩减决议,具体措施包括:1.驻局董事、驻局监察、司理每月公费100元,不另外支付薪水;2.各部门薪水每月不得超过3000元,印刷所按工作量支付;3.总店薪水满50元的八折核减,40元以下照旧,主任以外的职员除了书记、翻译薪水不得超过20元;4.文明书局的开支由驻局董事、司理与该局主任会商核减。

经过陆费逵的不断努力与奋斗,1918年7月至1919年6月,中华书局营业额为82万元,毛利28万多元,减去偿还旧债本息及地租欠息等17万多元,再除去开支,盈利2万多元;到1919年7月至1920年6月,中华书局营业总额为110万元,毛利36万多元,盈余22万元,逐步消除了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1922年1月,总经理陆费逵的月薪从100元涨到200元,[10]标志着中华书局真正走出了这场危机。

四、陆费逵个体人格在危机公关中的作用

上述应对措施,都是客观上帮助中华书局克服经营困难的具体之策,但不可忽视的是,陆费逵个人在“民六危机”所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也是最终克服危机的重要因素。在中华书局担任总经理的几十年间,陆费逵始终以普及教育、传播文化,以文化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这种为发展出版事业而艰苦奋斗的敬业精神对整个中华书局的工作人员起到了榜样和示范的作用,对出版人才起到了激励作用。“民六危机”爆发后,中华书局资金周转失灵,陆费逵被迫辞去局长职位,改以司理名义主持业务。这时他面临一次人生的抉择,不少好友劝他离开书业,另谋他职。当时,范源廉邀他去教育部任职,高子益请他去外交部任职,汪汉溪高薪聘请他担任《新闻报》主笔,还有另外的一些机会可供选择,然而陆费逵均委婉谢绝了他们的好意,选择继续留在中华书局,大有与书局共存亡的气概。这种执着的信念是非常少见的。如果没有对出版、教育和文化事业的一腔热血和责任感,他是无法坚持下来的。同时也正是他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和气度,使得中华书局很快度过危机,再现辉煌。

对于这样一种专一精神,陆费逵本人也很自得,曾提出一个人办事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专心,第二忍耐,第三不失本色。这三点正是他的人生经验总结。由于陆费逵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意志,以及作为出版家的见识和气度,赢得了股东们的信任,在“民六危机”过后的1919年股东大会上,他以最多数票当选董事,并为董事会推任总经理,中华书局也在短时间内重现辉煌。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尽管在“民六危机”当时,公共关系和危机公关的理论尚未产生并引入中国,但陆费逵已经有意识的采取综合的公关策略,保持中华书局的公众形象:一方面是及时进行内部变革,调整人事、组织及经营策略,下猛药治愈危机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则利用自身的人格力量感染全体职工、股东和社会大众,使他们对中华书局不至于丧失信心,从而为克服危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不得不承认,陆费逵朴素自发的公关意识、公关智慧以及富有特色的危机公关实践,已成为其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它不仅是中华书局的财富,也是中国公关业的历史财富,直到今天,陆费逵的公关理念和实践对公共关系学界和业界而言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 夏慧夷.陆费逵的公关理念及其践履[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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