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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2002年以来先后考察平和县明清古窑址数十次,窑址附近的村民多次带路等,并帮助采集标本,与村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故如有大的动土(如植树、修路、山洪等)都会电话通知我。在此,我要再一次感谢他们。
平和县位于福建省南部漳州平原以西山区,古为扬州之域,周为七闽之地。唐垂拱二年(686年)“开漳圣王”陈元光置漳州府,元至治间(1321~1323年)析龙溪、漳浦、龙岩县地置南胜县,县治设今平和南胜镇,至正十六年(1356年)迁今靖城,更名南靖县。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朝廷准理学家王阳明所奏,取“寇平而人和之义”,析南靖、漳浦地置平和县。1949年9月17日和平解放,属龙溪专区(地区)、漳州市。境内地势多向东、南倾斜,丘陵起伏,溪流密布呈放射状水系特征,闽南、粤东最主要的两大水系――九龙江和韩江部分源于此。
古窑址均为明清时期,窑址遗迹分布在南胜镇、五寨乡、文峰镇、九峰镇、小溪镇、大溪镇、霞寨镇、坂仔镇、霞峰镇等。尤以南胜、五寨最多,南胜主要有花仔楼寨、窑仔山窑、碗窑山窑、田坑窑、蕉山窑、蝙蝠洞窑、码头窑、虎崆窑、金吊岭窑等。五寨主要有窑仔山窑、大垅窑、二垅窑、狗头窑、通坑内窑(内窑仔窑)、通坑外窑、东山墩窑、蛤蟆石窑、后巷窑、田中央窑、杉仔下窑、扫帚金窑、泥鳅崆窑、虎仔山窑、螺仔山窑、考塘窑、洞口窑、城仔迹窑(十八窑)等。霞寨镇主要有官峰村下楼乾窑、碗窑埔窑、柿仔下窑、下官峰窑。文峰镇主要有南霞山兜窑、前埔窑仔山窑等。坂仔镇有西坑窑,大溪镇有赤安窑,小溪镇有岭后窑,九峰镇有下坪赤草埔陶窑等。
福建省明清烧造青花瓷的瓷窑几乎遍布各县市,“所烧器物以盘碗居多,也烧制瓶、罐之类,器物造型大体相同,烧制工艺较粗。从花纹装饰看,很多地方与景德镇青花相同,烧制初期很可能有景德镇来技术人员指导。正如明嘉靖《安溪县志》讲‘安溪瓷业皆为外县人氏作业’。这里可能是景德镇青花的延枝”[1]。
明代中期闽南地区瓷业的突然兴起,与漳州月港的堀起有直接关系,月港发展迅猛,每年出入月港的大型商船200多艘,大量瓷器通过月港外销海外。
平和县境内目前已发现窑明清窑场数十处,堆积点百余个,部分为笔者首次调查发现。经福建省博物馆科学发掘的窑址有:南胜镇花仔楼村碗窑山窑[2],南胜镇法华村田坑窑[3],五寨乡新塘村大垅窑、二垅窑[4],五寨乡寨河村洞口窑(包括窑山窑、陂沟窑)[5]。有关陶瓷品种、烧造工艺、胎釉纹饰等已较详尽阐明,本文略。正如已故学者熊海堂所言:“通过对南胜、五寨窑的发掘,将可解剖一只麻雀,摸清漳州窑外销瓷产品的特征、技术系统,特别是南胜、五寨窑产品特征的总体面貌。并以此作为比较的基准之一,对海外出土同类器物进行断代和确定产品来源。”[6]
青花瓷是平和窑主要产品,约占全部品种的百分之九十五。调查报告[7]、发掘报告[8]、研究论文[9]较多。这里仅介绍部分未见著录或少见的新标本。
平和窑以开光青花大盘为主要特色,制作精细,纹饰繁美,足底粘沙。但也见部分无开光的满工大盘,制作规整,画工一流,发色纯正。口径约40M,菱花口,内底为海山蓬莱,内壁一周绘松竹梅等纹饰。也见一种双龙抢珠纹盘,盘中心为圆珠,左右各有一龙绘满整个盘面,各有四足,为四爪龙。见图1、2。
洞口窑以琢器为主,青花盒为该窑主要产品,除常规扁圆形盒外,还有四方盒、八角盒、椭圆盒等。如四方盒即为首次披露的新品种,盖面绘麒麟,四周绘飘带钱纹花卉。
采集到数件青花形物香盒,对研究日本茶道中的形物香盒产地判e将起到重要作用。如:日本古籍《形物香合相朴》中有“交趾柘榴香合”,却不见青花石榴香盒实物,笔者采集到这件洞口窑青花石榴香盒(图3)却也未见到传世品。采集到青花菊形香盒(图4)与日本古籍《形物香合相朴》中有“交趾菊梅香合”(图5)、“交趾菊牛香合”(图6),造型一致,不同的是交趾菊牛盒盖上是牛、交趾菊梅盒盖上是梅,青花菊形香盒盖面是荷。另外还见一种帽形香盒(图7)很有特色,所绘图案为常规扁圆形盒中常见,盖尖顶绘菊纹,周边四开光绘鱼鳞纹,不见传世实物,为首次发现的新品种。椭形盒见两种(图8、9),一种为印竖条纹,盒中隔断,成二格,盖面绘花卉或螭龙;另一种亦为椭形,盒中隔断,盖面绘螭龙,盖壁及盒身绘飘带菱形纹。大盒较少见,笔者采集到一个青花大盒,口径达27.5M。而最小的口径仅3.6M。日本曾出土青花白兔盒(图10)及莲池水禽纹盒(图11),被定为万历年景德镇窑产品[10],实为洞口窑所产。洞口窑常见白这类漏白兔纹,盒身亦为蓝釉白棱,器物造型也相同(图12),而莲池水禽纹盒(图13)更是该窑的常规品种之一。
洞口窑的萎角方碟亦习见,笔者采集到两件较特别的萎角方碟。一为“魁”字碟,初看似无特别,特殊之处是足为圈足。另一件为印花碟,内为青花骑马图案,外面四壁模印,其中一面完整,为鱼乐图(图14)。采集到2件六角碟较少见,一件内底为蓝地漏花“魁”字(图15);一件内底凹印八卦纹饰,再在纹饰上用青花填色,工艺较特别(图16)。
9件套八角攒碟(图17)也在洞口窑发现,纹饰有牡丹、八仙等。2002年越南平顺沉船3万4千余件漳州平和窑瓷器,有青花及部分五彩、素三彩。但这种9件套八角攒碟却被定为“窑口不明的青花瓷器”。如9件套人物攒碟(图18),中盘为八角八边,绘寿老图,周边8个五边形人物碟,各绘何仙姑、吕洞宾、张果老、曹国舅、铁拐李、蓝采和、钟离权(汉钟离)、韩湘子。沉船发掘者及研究者认为:“这类器物比较独特,不同于同船出土的漳州窑瓷器。类似的器物及标本在漳州窑址中似乎也没有发现。这些青花的发色有的灰暗,有的较淡,从青花发色看不同于景德镇的产品,风格上与漳州窑的产品较为接近,估计可能是受其影响的南方窑口产品。”[11]其实,这些所谓“窑口不明的青花瓷器”9件套八角攒碟在洞口窑已发现。沉船中的不少瓷器为洞口窑产品。这亦是平和窑对外贸易的一大角注,证明禁海期部分产品是通过越南转口销往东南亚的。
青花大碗或大钵标本较特殊,内底印花,外绘青花。青花章纹瓷盘标本亦采集到一片,海外收藏的部分青花章纹瓷的出处为洞口窑可获确定。
各式青花瓶在洞口窑也能见到(图19-22),有玉壶春龙纹瓶、细颈胆瓶、带座瓶、盘口双耳瓶等。细颈胆瓶、带座瓶的纹饰以梅花居多,也见龙纹,画工较娴熟,构图错落有致。
各式青花香炉也是洞口窑的特色之一,因发掘报告多有介绍,这里仅介绍一件以往未报道的窑址出土的完整开光香炉,笔者在村民家中见到,筒式炉,平沿内敛,斜直腹,平弧底中心凹圆,三兽足。纹饰分两层,上层开光内绘花卉,下层开光内绘麒麟,开光外绘波浪纹等。
这里还须指出,一件出土于日本的青花小罐,被日本学者当成“14世纪‘染付’青海波鱼鸟文小壶”并作为“珍稀遗品”,认为构图是中国或者越南的描绘法,纹饰被推断为越南或泰国图案中有趣的趣闻,而不能明显判断的奇妙图案。推测该器是由越南或泰国最先烧造的初创期釉下青花瓷,是属14世纪元青花影响而烧制的一个较例子,表明元青花并未到此终结。经化学分析结果表明,属越南或泰国初创期青花,虽不是从古窑址出土,却和泰国的陶土非常相似,而且该青花小罐异于从前的越南青花及元青花[12]。该青花小罐为开光鱼跃纹小罐,高5M,直口短颈,溜肩扁鼓腹,饼足,肩绘菊瓣纹,腹部开光绘鱼跃纹,开光以外绘波浪纹。实为洞口窑明末产品,洞口窑这款小罐较多见,鱼跃纹、波浪绘等也是该窑习见装饰题材。笔者在洞口窑采集一件生烧品,高5M,直口短颈,溜肩扁鼓腹,饼足微内收,肩绘菊瓣纹,外腹绘缠枝花卉纹,似连成三开光,内绘放射状花纹。
对于平和窑的始烧年代,曾经有学者将之考定为元代至清代。如洞口窑被定为元、明产品,内窑仔窑元、明、清[13]。洞口窑的青瓷类品种,如八卦纹炉、三足炉、砚台等,过去被误认为似元代产品,实则是同青花瓷一样属同一地层堆积,是明万历至清初产品。应该说内窑仔窑的涩底叠烧粗青瓷比较早,可能属明中前期物,但数量不大,仅作为本地销售。以往这类涩底叠烧粗青瓷往往被认为是元代产品。
本文所讨论平和窑年代,是指以贸易为主的青花瓷、五彩瓷、色釉瓷、素三彩瓷等产品,不包括草创的与外贸瓷断挡的“土窑”粗青瓷。
关于平和窑的生产年代,一般持明末清初说。明确定代的有:明代嘉靖至清代康熙间[14];明代万历时期或更早一些至明末清初[15];明万历中期至清顺治时期[16];明末清初(约为清康熙以前)[17];早于嘉靖五年(正德晚期)至清初[18]。但大部分学者并未就自己提出的年代观进行必要的论证,或论证的依据未进行检验。
对于古遗址的发掘,日本做的较好,发掘也比较彻底,地层关系明确,遗物采集也很全面。就漳州窑的问题多次专程赴福建考察与交流,掌握资料也较全面详实。日本学者森村健一长期从事古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其研究成果对我们认识漳州窑的起始年代等问题,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综合日本各地遗址及各国的沉船出土漳州窑陶瓷产品资料后,明确指出:从1585年失火的根来寺遗址看,漳州窑系制品极少。至1590年以后,漳州窑系制品才大量生产并输入日本,如1615年失火的大阪域夏陈遗址出土物中,漳州窑系青花、五彩标本超过80%。并根据大量的日本遗址资料,将漳州窑系制品分为三期:Ⅰ期为16世纪后半叶(1570~1582年,隆庆四年~万历十年,即日本的织田信长时期),漳州窑系青花极其少见;Ⅱ期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1585~1615年,万历十三~四十三年,即日本的丰臣时代),这时的漳州窑系制品突然大量出现,数量上甚至超过了景德镇产品;Ⅲ期为17世纪初~17世纪中叶(明晚期~清初期,相当于日本德川幕府前半期),漳州窑系制品减少,仍见如同Ⅱ期的各类遗物,但碟类减少,盘类增多,漳州窑系制品逐步被景德镇制品取代[19]。后又增加了一期,Ⅳ期为17世纪后半叶~18世纪中叶[20],这时期日本遗址已无漳州窑系的碗、盘类器物出土[21]。随着考古发展,资料的充实,以后森村[22]又将这四期修正为:Ⅰ期为16世纪后半叶;Ⅱ期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1600~1615年);Ⅲ期为17世纪初~17世纪中叶(1640~1660);Ⅳ期为17世纪后半叶~18世纪中叶(1680~1750年),仅见一件五彩盘出土。
菲律宾“圣迭戈号”,沉没于1600年12日14日,沉船货物中有平和窑瓷器产品,多数为青花瓷,少量为五彩瓷,常见器型为盘和碟,也有少量碗、大罐、小罐和盒,具有典型平和窑瓷器特征。芭芭拉•哈里森把漳州瓷中的青花器分为保守型、持续型和多变型三种类型,“圣迭戈号”上的大部分陶瓷属持续型,少数为保守型[23]。因此,可确定这一特定时间内平和县窑场以保守型、持续型为主要产品,并可界定这类器物的年代约为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符合森村修正后编年“Ⅱ期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1600~1615年)”。
漳州地区的明清墓葬中,平和窑产品较少见。平和县南胜陈山村“万历甲寅”(万历四十二年)纪年墓出土青花开光锦纹雉鸡牡丹纹盘残件(口径48M)、青花开光立凤纹盘残件及青化碗(图案多达十余种),这些碗盘均为南胜、五寨等窑常见的产品,纹饰、造型相同,是从外销瓷中剔除的转内销“残缺次品”,被当地平民采用为圹盘、圹碗封存于墓堆[24]。因此,这类碗盘可确定烧造于1614年以前。其中,开光立凤纹盘等纹饰与“圣迭戈号”持续型立凤纹、鹿纹、鸭纹盘开光纹饰相同,锦地开光纹“圣迭戈号”虽不见,日本遗址同一地层中却与持续型类物同时出土,因而可视为同一时期持续类产物。
小溪产坑村“天运癸巳年”墓,墓碑有“皇明”、“待赠光禄口夫尚暨口先生墓”、“天运癸巳年十一月十日囗立”等隶书文字。出土圹碗有魁字云龙纹、玉字凤穿花纹、临江待渡纹、秋江夜渡纹,均为青花碗。对照“万历甲寅”墓出土器物,发现两者之间的工艺特征、图案纹饰等有着明显差异[25]。查“天运”年号为张普薇所用,为1637年(丁丑),与癸巳年不符。推测属南明桂王朱由榔永历七年(即清顺治十年,1653年癸巳)。如推断无误,这类器物的年代应有清顺治十年上下。
与平和县相邻的漳浦县隆庆至万历四十一年的多座墓葬中,出土了青花小罐、盖罐;崇祯十五年墓出土圹碗1500余件,内底饰篷船和戴笠船夫、天官赐福纹,内底无纹者多有涩圈,外壁点五道密集青花点饰;康熙四十年墓出土青花碗上多有“佳”字款。这些出土物多半具有沙足特征,应出自平和五寨窑或紧邻五寨的澎水窑[26]。
平和窑,甚至闽南的众多青花窑址均未出土纪年瓷器,诏安窑有“大明成化”[27]寄托款,安溪窑有“成化年制”、“宣德年造”[28]等伪托款,这些都是清代瓷器。
综合上述研究资料及笔者的调查,平和县目前不见元代瓷窑。平和窑址群中,有一些涩圈粗青瓷,可能稍早,是内供商品。
福建青花瓷产生于何时?平和窑的烧造年代?笔者以为有重新讨论的必要。
有人在没有任何文献依据与考古证实的情况下,却写下德化窑“明成化以后开始大规模烧制青花瓷”[29]。有人指出[30]:福建青花瓷产生于明正德~嘉靖,依据为德化县明墓出土的一件正德己卯年郭真荫青花墓志及同墓出土的一件青花瓶;也有人认为[31]:闽南目前最早的青花瓷是安溪县嘉靖五年纪年墓出土青花碗。1983年德化县出土正德己卯年郭真荫墓志并非钴料,而是褐彩。该墓志为米黄色釉面,釉下阴刻铭文,填以褐色,烧成后文字呈淡铁锈色,这种铁褐色过去多被误为土钴料。据传同墓出土了一件青花瓶,青花色泽灰蓝泛黑,外壁饰折枝菊纹,被认为是我省最早的纪年墓青花品。但该墓未经科学发掘,遗物是村民送交,来源有疑问。从形制观察研究,该瓶属明末清初产品[32]。
笔者以为,闽南青花瓷最早为漳浦隆庆年间墓[33]。安溪县嘉靖五年纪年墓[34]是1989年一农妇到博物馆参观时,告诉博物馆:官桥洪塘村鸡母山有墓葬遭基建破坏,有青花碗出土。2个骨灰陶罐已被移葬,4件青花碗可能是墓葬遭基建破坏后追缴物。另有地砖墨书墓志,字迹被刷洗,仅能看出“……不幸卒于嘉靖五年丙戌……寿三十有三……”等字,并无葬日。墓有二穴,可知为合葬墓,下葬亦有先后,不能确定下葬时间;又可确信该墓为二次葬,所谓二次葬即不可能是“卒日”。安溪县所谓“嘉靖五年墓”出土青花排点纹碗与漳浦明崇祯十五年(1642)许氏墓、崇祯年间何楷父母合葬墓青花碗相同,这种青花排点纹碗在福建省的烧造时间应为明末,绝不可能到嘉靖五年。又如嘉靖三十八年陈素轩墓志铭,有人认为[35]是青花字迹,款字青料色泽呈现蓝中徽泛紫。该墓志是从县陶瓷公司征集。传云,同墓出土了5件瓷器,均为米黄釉瓷,而不见一件青花瓷。该墓志未经科学检测,真赝尚存疑,还不能作为纪年青花器。有文章指出:闽南青花瓷从嘉靖五年始烧,但有些窑的青花瓷可能早于嘉靖,如平和五寨一带的青花瓷窑址中出土一些平切足,外底未施釉,内绘实笔空心梅,这种风格在景德镇青花窑的中期常见[36]。福建平和窑青花瓷不可能与景德镇同步发展,不能生搬硬套。
有人认为漳浦正德墓一件素三彩瓜棱水注与平和田坑窑素三彩极为相似,嘉靖三十九年土楼残墙上的一片青花碗残底,是研究平和窑系烧造年代的重要根据[37],并以这一青花碗残底认定澎水窑创烧年代为嘉靖中期[38]。笔者持不同看法,素三彩水注与平和窑的素三彩造型、工艺等有差异,尚不能认定为田坑窑产品,外来成份较大。嘉靖三十九年土楼残墙三合土中的残瓷片并不能作为断代依据,因为嘉靖墓葬中不见这类青花瓷碗,又修土楼时为何要在三合土中加杂破瓷片呢?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该瓷片在什么时间维修过程中夹杂入内。因此,该瓷片不能作为绝对纪年物。澎水窑创烧年代也不可能认定为嘉靖中期。
笔者以为平和窑青花瓷创烧于嘉靖晚期(未见嘉靖纪年墓青花瓷)至万历早期,亦以内销供应本地区民众,漳浦县隆庆及万历五年墓出土平和窑青花盖罐即是最好的说明。
外销瓷年代为万历中前期。瓷产品外销,促进了平和窑业的繁荣与发展,万历中期及中晚期,窑业发展较快,目前发现的百余处窑场多为这一时期。外销的兴旺与月港息息相关。明代文献[39]载:从月港出发的商船,万历十七年“岁限船八十有八”,“后以引数有限,而愿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万历十七年有“番泥瓶,每百个税银四分”,万历四十三年“番泥瓶,每百个税银三分四厘”、“青花笔筒,每个税银四厘”。
泉州港由于淤泥沉积以及“海禁”等诸多因素而渐渐衰败,至明朝,逐被漳州月港所取代。隆庆元年,朝廷采纳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这时又由于双屿港因国际贸易市场被朱纨派兵捣毁,该港成为废墟。此后直至万历年间,月港的海外贸易发展到最高峰,成为我国东南亚沿海对外贸易中心[40]。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新颁布禁海令后,月港开始衰落,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告终[41]。平和窑亦停烧。以上历史背景简要勾勒出当时的政治形势与瓷业兴衰的轮廓。
探究平和窑生产技术的来源,对于进一步确立科学的区分标准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窑炉技术和装烧技术看,平和窑采用的是阶级式分室龙窑,所用的“M”型匣钵及装烧方法和窑火的处理方法等均有明显的闽浙地区龙窑特征,其制坯、施釉及装饰图案的绘制等则大部分仿自景德镇。其施釉方法、工序似来自景德镇制瓶罐类抚州或丰城籍窑工。可以说,为了趋利,平和窑采用了闽浙流行的龙窑窑炉,又吸收了景德镇窑的边缘工艺技术,只是形式上的仿景产品。其急就草率的产品给我们留下了区分其不同技术系统的明显特征。这些技术上的一系列差异提示:尽管沿海诸窑产品在器型、纹饰等方面与景德镇产品有相似之处,但窑炉技术、装烧技术和成型工艺上差别甚大[42]。
注 释
[1]赵光林《从中国青花瓷器不同时展阶段看它的兴衰》,《北京文博》2003年2期。
[2]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3]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平和县南胜田坑窑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1998年1期。
[4]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5]福建省博物馆:《平和五寨洞口窑址的发掘》,《福建文博》1998年增刊。
[6]熊海堂:《华南沿海对外陶瓷技术的交流和福建漳州窑发现的意义》,《明末清初福建沿海贸易陶瓷的研究――漳州窑出土青花、赤绘瓷与日本出土中国外SWATOW》,中日共同举办学术讨论会文集,1994年。
[7]a.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平和县博物馆:《平和县明末清初青花瓷窑址调查》,《福建文博》1993年1、2期合刊。b. 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平和县博物馆:《福建平和县南胜、五寨窑址1993年度调查简报》,《明末清初福建沿海贸易陶瓷的研究――漳州窑出土青花、赤绘瓷与日本出土中国外SWATOW》,中日共同举办学术讨论会文集,1994年。c.朱高健、李和安:《平和南胜窑调查报告》,《福建文博》1996年2期。d.平和县博物馆:《平和官峰窑址调查报告》,《福建文博》1998年增刊。
[8]a.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b.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平和县南胜田坑窑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1998年1期。c.福建省博物馆:《平和五寨洞口窑址的发掘》,《福建文博》1998年增刊。
[9]a.厦门博物馆:《闽南古陶瓷研究》,福建美术出版社,2002年。b.《福建文博》1999年增刊“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99年漳州年会暨学术讨论会文集”。c.林尊源:《福建平和青花装饰艺术及时代特征》,《中国古陶瓷研究》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10]坂井隆夫:《遗品に基づく贸易古陶磁史概要――海を渡つた中国陶磁》,京都书院,1989年。
[11]刘朝晖:《越南平顺沿船出土的漳州窑青花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十三),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12]坂井隆夫:《遗品に基づく贸易古陶磁史概要――海を渡つた中国陶磁》,京都书院,1989年。
[13]《漳州志》卷三十二“文物名胜”。
[14]叶文程、林忠干:《福建陶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15]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等:《平和县明末清初青花瓷窑调查》,《福建文博》1993年1、2期合刊。
[16]张仲淳:《漳州窑系瓷器的特征、年代及对日本的影响》,《厦门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成果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
[17]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18]傅宋良:《闽南明代青花瓷器的生产与外销》,《厦门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成果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
[19]森村健一:《漳州窑系制品(スワトウ)の年代观とその意义》,《明末清初福建沿海贸易陶瓷的研究――漳州窑出土青花、赤绘瓷与日本出土中国外SWATOW》,中日共同举办学术讨论会文集,1994年。
[20]森村健一:《漳州窑陶瓷器(SWATOW)的贸易》,《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附录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21]森村健一:《福建省漳州窑系陶瓷器(汕头器)的编年》,许其晃译打印稿,1994年。
[22]森村健一:《福建省漳州窑系青花五彩琉璃地的编年和贸易――明末清初的汕头器》,《福建文博》1996年2期。
[23]莫尼克・科里克:《界定“汕头器”的年代――1600年11月4日,“圣迭戈”号大帆船》,《福建文博》2001年1期。
[24]高健、李和安:《从明墓出土器谈平和窑烧制年代》,《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25]高健、李和安:《从明墓出土器谈平和窑烧制年代》,《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26]王文径:《漳浦出土的明清瓷品》,《福建文博》2001年1期。
[27]欧阳希君:《记一次漳州窑考察》,《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2005年。
[28]张仲淳:《明清时期的福建安溪青花瓷品》,《考古》1987年7期。
[29]裴光辉:《克拉克瓷源流》,《福建文博》1999年增刊。
[30]罗立华:《福建青花瓷器的初步研究》,《东南考古研究》第一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黄春淮、郑金勤:《德化青花五彩瓷全书》6页,福建美术出版社,2003年。
[31]傅宋良:《闽南明代青花瓷器的生产与外销》,《厦门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成果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
关键词 白语 重叠式 构词
中图分类号:H2 文献标识码:A
Talking about Overlapping Word Formation in Heqing Bai Language
DUAN Siying
(Baoshan College, Baoshan, Yunnan 678000)
Abstract The overlap is a common practice by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word formation pattern. Bai language, because of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 the overlap morphology is similar with the Chinese but there a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i language form of word forma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take Heqing Bai language for example to analyze.
Key words Bai language; overlap; word formation
白语是一种连绵词比较多的语言,因此音节的重叠现象较为普遍。语词的重叠方式较多,有的是词根跟词根的重叠,有的是重叠词根后再加上别的附加成分,鹤庆白语也不例外,多种重叠方式的组合使鹤庆白语形成了AA式、ABB式、BBA式、AABB式、ABAB式、ABAC式等多种形式的丰富的重叠词。这些重叠词更具有浓厚的鹤庆白族情调,有些词语甚至很难用恰当的汉语进行对译。
1 AA式
AA式重叠即词根语素加上一个与词根语素相同的语素重叠。鹤庆白语词根重叠构成的方式一般有六几种类型。
一是名词+名词式:名词的重叠可以是一般名词的重叠,也可以是时间或事物名词的重叠。在汉语中一般名词重叠一般表示“小”的意思。例如:“米米”、“花花”等等,大多数词语都是儿语。鹤庆白语里名词重叠除了表示“小”外(多数是汉语借词),一般名词的重叠往往表示该名词的单数形式。后面一个名词可以看成是跟词根同形的量词。表示时间的名词词根重叠,或者是某些事物名词重叠,则可以表示“每每……”的意思。如:khau33khau33沟沟,一条沟;ji44ji44(日日)每天等。二是动词+动词式:动词与动词的重叠比单独使用一个动词表示的语气要重一些,常常表示一种强调语气。如:做做,闲闲等。三是形容词+形容词式:形容词重叠后一般都表示情态、状况、程度等,常用来作定语或状语。例如:好好,香香等。四是量词+量词式:量词的重叠往往表示“整体”的意义,或者表示计量方式。如:ku33ku33 一个个,tio42tio42 一条条等。五是数词+数词式:数词的重叠一般表示虚指或者泛指。如:p 44p 44百百,千千等。数词重叠一般只用于百、千、万、亿等几个表示数目较大的整数。由于白语的这几个数词都是汉语借词,因此重叠形式与汉语一致。六是语气词+语气词式: 语气词的重叠常常是两个不同语气词的重叠,这种重叠在汉语云南方言中较普遍,常表示加强语气或者疑问语气,如:你要来呢噶。(你一定要来/是不是你要来?),你会做呢吗?(你会做/你会不会做?)。而在鹤庆白语中,语气词的重叠常常是表示选择疑问语气。如:(啊,吗)m 33(吗)你是不是也去?(吗)ni45(呢)您要不要呢?
2 ABB式
鹤庆白语ABB式重叠构词法构成的词比较丰富,一般是表示颜色、形状等的形容词后加上重叠的词缀。动词后面再加上叠音词也是常见的形式。表颜色(性状)的形容词+叠音词缀构成的词诸如(红)(通通)红彤彤, xio45(香)fo44fo44(吸气声) 香喷喷。动词+叠音词缀构成的词诸如sho33(笑)si45si45(丝丝)笑嘻嘻phu45(吹)(口哨)吹口哨。ABB式重叠词无论是形容词加叠音词缀还是动词加叠音词缀,后面的叠音词缀都没有实际意义,语义的重心只在前面的形容词或者动词。后面的叠音词缀大多只是表示一种节律。
3 BBA式
BBA重叠式构词法的代表词比ABB重叠式要少得多,一般是在动词或者形容词词根前加上状态词缀或者是重叠词根加上单个的陪衬音节。这种音节在句子中一般作谓语,有时也会单独使用。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叠音词+动词:如:ty45ty45(哭声)(哭)厉声哭,o21o21(嗷嗷)kv45(嚎哭) 嗷嗷哭。二是叠音词+形容词:如:ty45ty45(咄咄)(红)咄咄红,(浊浊)x 44(黑)黑漆漆。这种重叠构成的词语都可以转化成形容词+叠音词的ABB式重叠词,但是形容词+叠音词的ABB式重叠词则不一定都能转化成叠音词+形容词的BBA式重叠词。三是重叠形容词(重叠副词)+附加成分:形容词或者副词重叠后再加上附加成分可以表示某种性状或声音。如:lo31lo31(形容繁茂的状态),fo31fo31呼呼地(睡觉)。四是重叠形容词+附加成分(ji33):形容词重叠后再加上附加成分可以表示某种欠佳的状态。因此后面可以带附加成分的形容词一般是表示“负”的概念的形容词,表示贬义。如:mo42mo42 细细的(有点细),pi33pi33矮矮的(有点矮) 。如果表示某种好的状态则在重叠后的形容词后面加附加成分ji33。所有表示性质状态的形容词重叠后后面都可以带附加成分ji33,因此带有附加成分ji33的形容词没有“正、负”之分,不带有褒贬的感彩。如:粗粗的,k 45k 45ji33高高的。
4 AABB式
AABB式,即两个重叠词根组合在一起的构词方式,这是重叠式的多音节词成词最多的一种构词方式,可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名词的重叠:名词AABB式重叠词是成词较多的一种重叠方式,这种构词方式常常是。是两个意义相近或相反的名词重叠,意义相近的名词的重叠后使两个词的词义扩大成表示这两个名词的类属。如:鱼鱼虾虾(泛指海鲜类),花花草草(泛指一切花草)。意义相反的名词(一般是方位名词)重叠后,表示一个概括的意义。如:上上下下 , 前前后后。二是动词的重叠:AABB式动词重叠一般也是两个意义相近或者相反的动词的重叠。动词重叠后常表示动作的重复,有时也表示泛指。如:tei45tei45ta42ta42 来来往往,上上下下。动词的重叠式还有一种情况是先重叠一个动词后再加上一个表示祈使或者完成的叠音词缀ka44ka44。如:xa45xa45ka44ka44请看看(再看看),mi33mi33ka44ka44 请想想(再想想)。三是形容词的重叠:形容词的重叠也是一些意义相近或者相反的词语的重叠,意义相近的形容词的重叠表示强调或者加强语气。如:明明白白,干干净净;意义相反的形容词的重叠则表示强调或者参差不齐。如:大大小小 ,ku33ku33shei33shei33 老老少少。四是其他词的重叠:这种AABB式的重叠词,拆开来看这些词素都没有实际意义,但是作为重叠词常表示一些抽象的概念或者状态,是鹤庆白语中一些较特殊的重叠词。如:po44po44k 44k 44包包壳壳 ,ti45ti45tio42tio42滴滴掉掉。
5 ABAB式
ABAB式即是两个重叠词的交叉形式。在鹤庆白语中这种重叠方式构成的重叠词一般是单音节的形容词重叠后又分别在后面加上一个表状态的词缀。如:lo44pei44lo44pei44绿莹绿莹, ma33sa33ma33sa33模糊模糊。 这种ABAB式重叠词中第一、三音节(A)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实语素,是整个词的语义重心,而三四音节(B)则是陪衬音节,没有词汇意义。这种重叠形式的词一般有表示程度不深或者情况不稳定的意思。也有两个实语素交叉重叠的情况,且多数是两个重叠形容词的交叉,如:,细长细长酸香酸香。这种ABAB式重叠词在汉语中同样存在,但是在鹤庆白语中形容词的搭配情况也是跟汉语差异较大,比如“酸香酸香”、“黄绿黄绿”等在汉语常用“酸中带香”、“黄中带绿”等句子来表达。显然鹤庆白语的这种重叠形式构成的词语较汉语的句子而言更加生动形象,也更为简略顺口。
6 ABAC式
ABAC式即在重叠词根上分别加上其他的音节的构词方式。重叠词根后加的音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单音节词(一般是动词或者基数词)重叠后,又分别在后面加上拆离的双音节名词,构成动词。如: 指手画脚,挤眉弄眼。有时,单音节的基数词重叠又后分别加在后面加上两个语义相近的单音节名词,构词形容词或者名词,如:方,ko33fo33ko33mi42双面这种重叠方式的重叠词如果对译到现代汉语里一般都不再是重叠式构词的词语。另一种情况是单音节的形容词重叠后又分别在后面加上其他陪衬音节,构成名词或者动词,例如:ku33ji21ku33s 33 老人老辈,五彩缤纷。以上例子中加在形容词后的陪衬音节如ji21、s 33、l 44等一般不单独使用,只在形容词的后面作陪衬,相当于一个词缀。但是缺少这些陪衬音节整个重叠词的语义就不再完整。
当然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后后面也可以加上具有词汇意义的实语素音节,并且所加的音节也是语义相关的单音节名词。如:好心肠,害羞。
鹤庆白语ABAC式重叠词还有一种较特殊的结构,就是将及物动词重叠后再在后面分别加上表示充足的单音节词lu45和pu33,形成A lu45A pu33的固定结构,表示某个动作由于重复次数太多,已经令人疲惫或者不耐烦。如:j 44lu45)j 44pu33吃够吃饱,吃过太多(回), ji42lu45ji42pu33穿够穿饱,穿过太多(次)。
总之,鹤庆白语多种形式、多种词类的重叠方式,不仅丰富了白语词汇,也使白语更富节律感和表现力。当然,这些重叠方式在汉语中都能找到原型,而鹤庆白语在相同的重叠方式中映射了自己的独特性。有许多重叠词,特别是ABAC式重叠构成的词语在汉语中都很难找到对应的词汇。这一方面说明了白语与汉语的亲密关系,同时也说明白语能够将汉语为我所用,并能推陈出新,显示了白语特有的一些用语和构词的特点。
参考文献
[1] 赵衍荪,徐琳编著.白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
[关键词]养血清脑颗粒;小脑顶核电刺激治疗;脑动脉硬化症;经颅多普勒超声;脑干诱发电位
[中图分类号]R7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01(2009)15-06-03
脑动脉硬化症(AS)是由于脑动脉硬化―慢性脑供血不足引起的一组慢性进行性脑功能障碍综合征,是缺血性脑血管病及脑出血的共同病理基础,如在As早期能给予合理有效的治疗,可以遏制或延缓脑萎缩、脑卒中的发生。
目前,对AS的治疗主要是抗血小版集聚、稳定斑块、清除自由基等,笔者在上述治疗的基础上加用养血清脑颗粒与小脑顶核电刺激治疗,取得满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AS诊断依据:(1)符合1978年全国第二届神经精神病学术会议拟定的AS最低标准。(2)具有脑动脉硬化经颅多普勒(TCD)血流频谱特征。
选取2005年9月~2007年10月符合上述诊断标准的我院神经内科住院患者82例,随机分为两组,其中治疗组41例,男24例,女17例,年龄40-72岁,平均56,78岁;对照组41例,男26例,女15例,年龄38-71岁,平均58,11岁,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间具有均衡性。
1.2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常规神经内科药物治疗(舒血宁静脉点滴,天然维生素E口服),治疗组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养血清脑颗粒(天津天士力药业生产)口服,4g/次,3次/日,联合FNS治疗止海任和医疗设备公司生产的脑循环治疗仪(cVPT-010M型)1,将两刺激电极安置于双侧乳突根部后方并固定,治疗参数设置:模式3,频率181%,强度90%~120%,时间30/次,1~2次/日,10日为1个疗程。
1.3 TCD监测方法
应用德国EME公司生产的EME-TC2000型TCD仪进行监测,监测者取仰卧位,闭目休息10rain,探头为2Hz,取样宽度7mm,波长3mm,按常规经颞窗依次检测大脑中动脉(MCV)、大脑前动脉(ACA)、大脑后动脉(PCV)的平均血流速度,后取坐位,头前倾,颈屈曲,探头置于颈项中线,声束对准枕骨大孔区,探测椎动脉(VA)颅内段、基底动脉(BV)的平均血流速度。
1.4 诱发电位检测方法
采用丹麦产的Daniel seeg多导肌电图仪进行检测。脑于诱发电位(BAEP)检测方法:记录电极量置于头顶(c2),参考电极为同侧孔突,地线在额极,检查耳予60dB刺激,对耳用白噪声掩盖,单耳分别刺激。检测BAEP的I,Ⅲ,V波潜伏期(PL)和I-Ⅲ,Ⅲ-V,I―V峰潜伏期(IPL)。
1.5 疗效评定
临床症状及体征基本消失为治愈;临床症状减轻,体征改善为好转;神经系统症状,体征无改善或死亡为无效。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0.0中文版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 两组疗效比较
治疗组与对照组有效率分别为85%和63%,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治疗前后TCD所测MCA、ACA、PCA、BA、VA平均血流速度变化(袁2)
2.3 治疗前后BAEP的I、Ⅲ、V波潜伏期(Tns)的变化(表3)
2.4 治疗前后BAEP的I一Ⅲ、Ⅲ一V、I-V峰潜伏期(ms)的变化(袁4)
3 讨论
脑动脉硬化症是中老年人临床多发病,是一种动脉弹性减退、血管狭窄、血液粘滞凝涩而产生的一系列脑供血不足临床症状,可由多种原因引起,是脑血管疾病的主要病理基础,临床表现主要为头痛、眩晕、记忆力减退、失眠、乏力等类似神经衰弱症状,严重威胁人类的身心健康。
养血清脑颗粒由当归、川芎、白芍、熟地、钩藤、鸡血藤、夏枯草、决明子、珍珠母、延胡索、细辛等中药精制而成。方中以当归、川芎、白芍、熟地四物加鸡血藤以养血补血,并于补血之中活血化瘀,使之补而不腻、瘀去而阴不伤,再予钩藤、夏枯草、决明子等清肝明目、祛风化痰,细辛醒神开窍、祛风止痛,珍珠母、延胡索以安神定志、舒络止痛。现代药理研究川芎及当归的主要成分是川芎嗪和阿魏酸,两者的主要作用为抗血小板5-HT的释放、抑制血小板聚集、降低血液粘度、扩张血管、解除脑血管痉挛、改善微循环、增加脑供血、改善脑细胞缺血缺氧状态,其中川芎嗪还具有抑制大脑皮层,阿魏酸具有镇静安神等作用。而钩藤、珍珠母、夏枯草除有明显的镇静安神作用外,与熟地、白芍等还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血压、降血脂及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的作用。延胡索、细辛则有扩血管、止痛作用。诸药合用,共奏补血活血、宁风除痰、化瘀通络、安神止痛之效,从而在补血养血的基础上使风、痰、瘀血等病理产物得以清除,血脉经络得以疏通,清阳得以舒展,脑髓得以滋养,而使眩晕、头痛、心悸、胸闷、恶心、失眠等症状得以较快解除。
电刺激小脑顶核可改善大脑血流及脑细胞功能,用电和化学刺激实验动物的不同部位可以明显增加局部脑血流(rCBF),为改善脑缺血带来了新的方法。FN被认为在脑血流量的调节中占重要地位M,通过对FN刺激可以增加大脑皮质的血流量,其机制可能因为脑内固有神经传导通路(脑内存在一条从小脑顶核到大脑皮质的同有神经通路,主要通过脑干网状结构和纹状体到大脑的血管舒缩中枢)受到刺激以及通过脑循环和脑血管自动调节功能相互作用的结果。FN受刺激后脑血管扩张,rCBF增加可能与乙酰胆碱能神经递质释放有关m。动物实验证实,仅有FIN具有调节和扩张血管的功能,电刺激小脑皮质和小脑齿状核均未见rCBF的增加,脑供血不足区域在长期缺氧的过程中,神经元及脑细胞功能受损,脑细胞凋亡周期缩短。此时,只要轻度增加脑血流量,超过功能性阈值,就能使其功能恢复,通过电刺激内源性小脑顶核神经元可产生长期的、实质性的神经保护,而避免兴奋毒性损害,对脑缺血有保护作用。实验研究发现,电刺激FN可以通过减少诱生型一氧化氮酶mRNA的表达,对缺血后的大脑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以上两组患者治疗结果显示脑动脉硬化症经舒血宁、维生素E治疗后临床症状及神经电生理的各项客观指标均有改善,但治疗组改善更明显,并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且无明显副作用,因此,对脑动脉硬化症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再联合养血清脑颗粒、小脑电刺激治疗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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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场合依存效应;情绪;英语单词记忆
分类号 B842.6
DOI: 10.16842/ki.issn2095-5588.2016.11.003
1 引言
场合(context)也叫做场合信息,是指存在于加工环境(编码或提取阶段)里的,会影响个体进行的认知任务的信息,是一种偶然性和性的信息(Murnane & Phelps,1995)。场合依存效应(Context Dependence Effect)是记忆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当个体提取记忆内容时所处的背景场合,与之前发生时的背景相同或类似时,回忆的过程变得简易的一种现象(张茂林,2004;白学军,刘湍丽,邢敏,巩彦斌,2015)。
研究表明,个体的情绪状态会影响场合依存效应。Eich(1995)在研究场合依存效应中提出“情绪中介假说”,场合依存效应的存在是由于场合引发了个体特定的情绪状态,情绪就成为记忆过程的一个线索,在随后的测验中,不同场合会引发不同的情绪,场合依存效应实际上是情绪状态等心境因素在其中作中介变量。Thompson, Williams,
LEsperance和Cornelius(2001)的一项跳伞运动研究表明,极端情绪下,场合信息不会联系到学习的新信息中,即场合依存效应较弱。可见,情绪作为影响场合依存效应的因素之一进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中。
认知调节理论表明,正确的认知加工是被当前的情绪状态所提示的,如人处于积极情绪时,更注意内部、主观的数据,提示探索的加工;处于消极情绪时,更注意外在信息、客观性的数据,提示系统的加工。也就是说,正面情绪中的被试会更多地依靠获得的表面信息来做出判断, 而负面情绪中的被试对表面的信息并不满意, 因此他们搜索更多的细节性信息(王翠玲,邵志芳,2004;Ashcraft & Kirk,2001)。
许多研究表明,具有情绪意义的信息更吸引注意或可能占用更多的注意资源, 也就是说,情绪可以引发注意偏向(Lang,1995;彭晓哲,周晓林, 2005)。个体在正性情绪状态下,其注意范围会相对扩大,偏向于采取整体性加工策略(Rowe, Hirsh, & Anderson, 2007; Ashby, Isen, & Turken, 1999),而在负性情绪下注意更集中,人们易于采取细节性的加工策略,完成任务的正确率会更高一些(Rowe, Hirsh, & Anderson, 2007; 蒋军,陈雪飞,赵晓,陈安涛, 2010)。一些研究者在探究积极、消极情绪下个体模仿行为的不同表现时指出,个体在积极情绪状态的信息加工过程中,注意范围更广,但在消极情绪下,其注意范围窄化(van Baaren, Fockenberg, Holland, Janssen, & van Knippenberg,2006)。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推测积极情绪的个体在记忆中更易受到场合信息的影响,即表现出更强的场合依存效应。本研究拟就情绪如何影响个体的信息加工方面存在的争议进行检验与分析,并直接探求情绪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场合依存效应。
国内外在场合依存效应方面的研究多以母语为材料,在外语学习领域鲜有发展。关于场合依存效应与二语习得的研究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关注点也仅是从认知风格的角度分析。其他研究证实,不论是场依存型还是场独立型的个体,其二语学习都可以很优秀(刘芳,2011)。而场依存型与场独立型的认知方式是一个连续体的两极,处于极端状态的人很少,大部分人属于中间状态(林崇德,杨志良,黄希庭,2003)。刘芳(2011)在研究英语学习水平时关注了“场综合型”人群,即其对场合的依赖程度介于场依存型个体和场独立型个体之间,平衡了场依存型个体与场独立型个体的特点。对听力、阅读、写作、单项选择和句型转换方面的测验发现,场综合型学生的英语水平甚至更好。基于此,本研究摆脱认知风格的限制,希望就“英语单词记忆”这一方面,研究其中的场合依存效应,以及情绪因素对此效应的影响。
综上所述,之前相关的研究较局限于母语研究,在外语学习方面的研究较为少见。本研究以英语单词为实验材料,以再认作为测验方式,在正常学习-测验条件下,探究中国学生在单词记忆过程中存在的场合依存效应,以及情绪(分为积极、消极两种)对这一效应产生的影响。该研究有利于促进高等师范院校英语教育教学改革,提升师范生的英语自主学习策略,提高其英语学习效率,丰富场合依存记忆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
本研究假设:(1)英语单词的记忆有场合依存效应;(2)情绪会影响场合依存效应,积极情绪下的场合依存效应比消极情绪下的场合依存效应更明显。
2 实验一
2.1 实验目的
实验一以场合为自变量,采用英语单词为实验材料,探究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在外语学习(单词记忆)方面的场合依存效应。
2.2 实验方法
2.2.1 被试
随机选取山西师范大学40位大一学生参加,其中男生20名,女生20名,年龄18~21岁,平均年龄19.868±0.529岁。其中文科生和理科生各20名。被试均无色盲或色弱疾病,视力或矫正视力处于正常水平。
2.2.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自变量为再认场合,分同场合、异场合两个水平,因变量为再认测验的击中率。场合作用量可作为另一个观测指标,用同场合与异场合的再认击中率相减的差值来表示。
2.2.3 实验仪器
采用Eprime 2.0软件编程,用IBM计算机呈现材料。
2.2.4 实验材料
(1)单词:从托福考试词汇中选取难度较高、被试普遍不熟悉的单词。实验进行前,选取20名非本实验被试的学生,请被试对每个呈现的单词进行5点评分,1代表非常熟悉,2代表熟悉,3代表一般,4代表不熟悉,5代表非常不熟悉,即评分数值越大,表示对单词越不熟悉。经过筛选,用于正式实验的单词共96个,不熟悉和非常不熟悉单词的数量达到总单词数的77.1%,熟悉度平均数M=3.887,标准差SD=0.361。选取48个单词作为学习单词,均匀分布在红、黄、蓝、绿四种图片背景中,前4个和后4个单词用作缓冲词再认测验,检验及避免首因效应与近因效应;再选取8个作为缓冲词测验的干扰单词;选取剩余的40个英语单词在正式再认测验中作干扰单词。
(2)实验采用不同颜色的背景、不同字体颜色和单词的不同呈现位置来控制场合。具体共包括以下6种:红色背景,绿色字体,左下角,共计12张图片;黄色背景,红色字体,右上角,共计12张图片;蓝色背景,黄色字体,左下角,共计12张图片;绿色背景,蓝色字体,右上角,共计12张图片;黑色背景,白色字体,屏幕中央,共计40张图片;白色背景,黑色字体,屏幕中央,共计16张图片。图片大小均为960×720像素。
2.2.5 实验过程
请被试坐在电脑屏幕正前方,调整到舒适的坐姿。电脑程序启动,向被试呈现并讲解指导语,待被试清楚指导语信息后正式进入实验程序。
首先是学习阶段,以红、黄、蓝、绿为背景的4种场合的图片按照随机排列的顺序依次呈现,每张图片呈现4秒(即每个单词呈现时间为4秒),被试不需进行任何操作,只需认真记忆。
学习结束后,进行缓冲词再认测验,选取学习阶段的单词列表中前4个(每种场合各一个)与后4个(每种场合各一个)单词,以及预先选出的8个干扰单词,共计16个,均以白色背景、黑色字体呈现。此测验一方面排除记忆的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另一方面,若被试在此测验的再认正确率低于50%,则说明被试的记忆状况不佳,在数据整理时将不计其成绩。缓冲词测验结束后,提示被试休息,指导其练习字帖。休息的目的在于延长学习与再认测验的时间间隔,使得场合依存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休息时间约为5分钟。
休息过后,进入再认测验阶段。此时4种原场合(红、黄、蓝、绿背景)各剩余10个单词,每个场合下的10个单词分别选取5个放入黑色背景、白色字体的新场合中,其余5个单词形式不变,以原词原场合呈现。在4种原场合(红、黄、蓝、绿背景)中各加入5个新单词,在新场合(黑色背景)中加入20个新单词,共计40个新单词作为再认的干扰词。再认阶段共计80个单词,请被试判断屏幕上显示的单词是否在学习阶段呈现过,如果呈现过,按Y键;如果没有呈现过,按N键。实验其用时15分钟左右。
2.3 结果
剔除2份反应正确率低于50%的数据结果,收集到有效数据38份。通过SPSS19.0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整理,学习与测验是相同场合的再认击中率(HRs)为0.40(SD=0.08),学习与测验是不同场合的再认击中率(HRd)为0.32(SD=0.07),场合作用量(HRs-HRd)为0.04(SD=0.07)。对同场合与异场合下的再认击中率做配对样本t检验,两者存在显著差异(t=2.25,p
为全面、系统地分析,考察被试在测验中虚报率的情况。学习与测验是相同场合的再认虚报率(FARs)为0.28(SD=0.07),学习与测验是相同场合的再认虚报率(FARd)为0.20(SD=0.07)。结果表明,场合主效应显著(t=4.25, p=0.001,η2=0.55),即被试在同场合中的虚报率要显著高于异场合中再认的虚报率。
2.4 讨论
由结果分析可以得出,被试在识记英语单词时,存在显著的场合依存效应。当测验阶段的背景与单词学习阶段的背景的颜色相同时,被试的再认击中率显著比两阶段场合不同的状况高,对于虚报率也有相同的结果。如果测验场合跟学习场合是相同的,被试就易于提取原先学习过的旧单词,并且易于把新单词,即干扰单词也误认为曾经学习过的单词,因此可以说明被试在记忆中依赖了场合信息,而且这种依赖是无意识的(van Baaren, Fockenberg, Holland, Janssen, & van Knippenberg,2006)。
实验一探究了中国学生在外语学习(单词记忆)方面的场合依存效应。有研究表明,具有情绪意义的信息更吸引注意或可能占用更多的注意资源, 也就是说,情绪可以引发注意偏向(Lang,1995;彭晓哲, 周晓林, 2005)。个体在积极情绪状态的信息加工过程中,注意范围更广,但在消极情绪下,其注意范围窄化(van Baaren, Fockenberg, Holland, Janssen, & van Knippenberg,2006)。因此,积极情绪的个体在记忆中可能会更易受到场合信息的影响,即表现出更强的场合依存效应。接下来,实验二将情绪作为影响场合依存效应的因素之一,探究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场合依存效应是否存在差异。
3 实验二
3.1 实验目的
实验二旨在探究不同效价的情绪对场合依存效应产生的影响,以期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效率,丰富场合依存记忆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
3.2 实验方法
3.2.1 被试
随机选取40位大一学生自愿参加,男生16位,女生24位,年龄范围18~21岁,平均年龄为19.90岁。其中文科学生21名,理科学生19名。被试均无色盲或色弱疾病,视力或矫正视力处于正常范围。采用随机分组法,将被试分为积极情绪组(男8,女12)和消极情绪组(男8,女12)。
3.2.2 实验设计
本研究为2×2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自变量为场合(同场合与异场合)、情绪(积极与消极),其中,场合作为被试内变量,情绪作为被试间变量,因变量与实验一相同,依然为再认测验的击中率。
3.2.3 实验仪器
采用Eprime 2.0软件编程,用IBM计算机播放诱绪的视频并呈现材料。
3.2.4 实验材料
实验二的单词学习材料同实验一。实验采用《轻松时刻》片段诱发积极情绪,时长3分55秒,采用《天堂的忏悔》片段诱发消极情绪,时长3分50秒。实验进行前,选取20名非本研究被试的学生,采用5点评分法对两视频片段进行情绪效价评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两段视频材料存在显著差异(t=7.18, p=0.001, η2=0.25),可用于诱发两组实验被试的积极、消极情绪。
3.2.5 实验过程
请被试平静、舒适地坐在电脑正前方。电脑程序启动,向被试呈现并讲解指导语,待被试清楚指导语内容后开始
完成实验程序。
首先要求被试观看指定的视频材料,观看过程中避免一切打扰。视频播放结束后,紧接着进行单词学习阶段、缓冲词测验阶段、休息与单词再认阶段,实验过程同实验一。整个实验结束后,主试询问被试在实验进行中,情绪状态是否受到之前观看的视频的影响,回答均是肯定的。被试离开后,主试收集测验的数据。实验程序时长约18分钟。
3.3 结果
剔除6个无效数据,收集到有效数据34个(男14,女20;文18,理16)。整理后使用SPSS19.0进行分析。
如表1所示,积极情绪组被试的场合作用量(0.10) 比消极情绪组被试的场合作用量 (0.05)高。 同场合情况下,积极组的平均再认击中率(0.39)高于消极组的平均击中率(0.37);异场合的情况下,消极情绪组的平均再认击中率(0.32)高于积极情绪组的平均再认击中率(0.29)。对此结果做2×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场合的主效应显著,F(1,32)=36.43, p
简单效应分析显示,积极情绪组个体在前后同场合的条件下,击中率显著高于异场合条件(p
上表结果显示,同场合情况下,消极情绪组的虚报率(0.29)要高于积极情绪组(0.29)。异场合的情况下,消极情绪组的虚报率(0.15)要低于积极情绪组(0.17)。说明消极情绪下识记单词的被试在测验场合与学习场合不同时犯的错误更少,即正确率更高。
3.4 讨论
由以上结果分析得出,不论是处于积极情绪的被试还是处于消极情绪的被试,场合依存效应依然显著,这再次表明了场合依存效应是广泛存在于学习中的。实验结束后,主试询问了一些被试在学习单词时是否注意到场合变化,回答均是否定的,可见场合线索对被试记忆的影响是无意识的。
情绪的主效应不显著,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积极情绪组被试和消极情绪组被试的场合依存效应均显著,但是积极情绪组被试的场合依存效应显著程度要强于消极情绪组被试。这一定程度上说明,情绪会影响被试在单词记忆过程中出现的场合依存效应,积极情绪组的被试表现出的场合依存效应更强。这一结果证实了先前的研究成果,分析原因可得,消极情绪可导致注意焦点的缩小,被试的注意力更集中(蒋军, 陈雪飞, 赵晓, 陈安涛,2010; Gasper & Clore, 2002;Rowe, Hirsh, & Anderson,2007)。从上述结果还能看出,当学习阶段与测验阶段场合不同时,消极情绪下被试的击中率比积极情绪下被试的击中率高很多,且消极情绪被试的虚报率比积极情绪被试的低。这印证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负性情绪的个体注意更加集中,更注重对细节信息的加工,再认正确率会高一些。相反,积极情绪下,被试的注意范围扩大,无意识地关注了更多场合信息,倾向于整体性的加工(蒋军, 陈雪飞, 赵晓, 陈安涛,2010;Rowe, Hirsh, & Anderson,2007)。
此外,情绪――信息等价假设(affectasinformation hypothesis)(Clore & Huntsinger,2007)认为,积极情绪会促进个体对关系的加工(Fiedler,2001),会更关注事物间的关联(Isen & Daubman,1984),以及整体信息(Gasper & Clore,2002),但消极状态促进具体项目的加工,倾向于关注局部和细节。
4 总讨论
4.1 英语单词学习中的场合依存记忆
实验一是以场合为自变量,以再认击中率为因变量的单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证实了场合依存效应普遍存在于中国学生记忆英语单词的过程中。记忆会或多或少依赖于场合信息,刘芳(2011)的研究证明,场综合者的成绩更优,因其平衡了两种认知方式(场依存型/场独立型)的优势,因此本研究并未区分场独立型个体与场依存型个体。研究结果显示场合依存效应具有普遍性,这一效应不完全受认知方式的限制,即大部分学生,不论是场依存型还是场独立型的人,在学习中都会出现此效应。同时,当学习材料变为英语单词时,这一效应仍然存在,说明不论是学习母语材料还是外语材料,人们都有对场合信息的无意识依赖。这一现象与之前多项研究的结论一致(温晖,2011;房慧聪,刘永芳, 2004)。结果表明,在学习过程中,可扬长避短,依据不同的学习内容、学习环境和个体自身状态来调整学习的方式,依据个体的认知规律,选择合适的学习策略,高效利用认知资源。
4.2 不同情绪对场合依存效应的影响
实验二扩展了实验一的研究内容,探究了个体在识记英语单词的过程中,情绪对场合依存效应的影响。以视频材料诱发被试情绪,在实验结束后,主试询问了每位被试前期播放的视频是否诱发了其积极或消极情绪,被试的回答是肯定的,说明本研究选取的情绪诱发材料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通过对研究结果分析,证实了场合依存效应存在的普遍性,并且发现场合信息对记忆的影响是倾向于无意识的,场合是作为一种的信息影响记忆,与张茂林(2004)、van Baaren, Fockenberg, Holland, Janssen和van Knippenberg,(2006)的研究结论一致。
关于情绪对场合依存记忆的影响,研究发现,积极情绪状态下进行学习的个体对场合信息有更强的依赖性,即其场合依存效应更明显;消极情绪状态的个体在学习单词时,对场合信息依赖较弱,即场合依存效应不明显。通过探究与分析,以及总结众多研究成果发现,积极情绪下,被试的注意范围扩大,无意识地关注了更多场合信息,因此受场合的影响更大,在再认回忆时更依赖场合信息;消极情绪下,个体的注意更集中,对细节内容的加工更多,会更加注意单词本身。这一点受到Clore和Huntsinger(2007)提出的情绪―信息等价假设的支持,积极情绪更关注整体信息,包括识记时的场合线索;消极情绪倾向于关注局部和细节,即识记单词。
4.3 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师范院校男女比例较不平衡,虽然本研究极力控制这一差距,但实验二中被试男女比例为2:3,依然存在不平衡。未来的相关研究可将性别作为影响因素,做进一步探究。
其次,本研究以再认作为测验方式,但是如果以自由回忆为测验方式,结果是否会发生变化,本研究未进行考察。并且,被试的按键反应代表的是“可以清晰地回忆起该学习项目”,还是仅仅是一种“知晓感”,未经仔细研究,这或许也会影响场合依存效应。以上这些方面可以做更加细致、透彻的科研工作。
5 结论
(1)中国学生在识记英语单词的过程中存在场合依存效应;
(2)情绪会影响记忆的场合依存效应,积极情绪下个体的场合依存效应比消极情绪下的场合依存效应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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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膝骨关节炎;骨刺消合剂;金乌骨通胶囊;超氧化物歧化酶;一氧化氮;肿瘤坏死因子-α
[中图分类号] R68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6)01(c)-0090-04
Influence of Gucixiao Mixtures on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and serological related indicators in patien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NIU Feng FU Qiang MA Yong LI Yaoqian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Yangzhou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angsu Province, Yangzhou 22500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influence of Gucixiao Mixtures on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and serum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nitric oxide (NO)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in patien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in Orthopaedics Outpatient of Yangzhou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January 2013 to March 2015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Patients in treatment group (n=30) received 40 mL oral Gucixiao Mixtures combined with 0.5 g centipede powder once daily after supper and discontinuation for one day per week for 5 weeks;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n=30) received 3 tablets Jinwugutong Capsules thrice daily and discontinuation for one day per week for 5 weeks. Clinical efficacy, WOMAC score and serum SOD, NO and TNF-α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group (90.00%)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76.67%),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After treatment, WOMAC scores of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ain score (2.26±1.24), (7.32±1.51) point; ankylosis score (0.51±0.28), (2.63±0.51) point; daily activity score (16.87±2.27), (30.76±4.16) point; comprehensive score (22.13±22.13), (40.81±5.32) point]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ain score (15.46±3.23), (15.58±3.43) point; ankylosis score (6.51±1.24), (6.81±1.36) point; daily activity score (56.89±8.36), (57.41±6.55) point; comprehensive score (86.77±86.77), (84.81±9.81) point] (P < 0.05). WOMAC scores of treatment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P < 0.05). After treatment, serum SOD levels of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146.47±22.48), (126.28±19.57) U/mL]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104.37±16.21), (105.53±14.78) U/mL], NO levels of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40.24±14.92), (49.29±16.38) μmol/L] and TNF-α levels of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54.33±17.69), (66.43±21.07) ng/L]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57.42±21.78), (58.03±20.36) μmol/L; (97.25±32.06), (95.79±30.27) ng/L],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or P < 0.01). Serum SOD, NO and TNF-α levels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Gucixiao Mixtures in the treatment of knee osteoarthritis have good clinical effect. It can protect the patient′s knee joint cartilage and its matrix from secondary damage, delay degeneration of knee articular cartilage, improve the nutrition and metabolism of knee joint cartilage, promote the repair of knee joint cartilage. To a certain extent, it can b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knee osteoarthritis.
[Key words] Knee osteoarthritis; Gucixiao Mixtures; Jinwugutong Capsules; Superoxide dismutase; Nitric oxide;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膝骨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KOA)是骨科临床上常见的一种以膝关节软骨退行性变、关节边缘骨赘形成和软骨下基质的反应性变化为特征的慢性关节疾病,多见于中老年人,尤其以50~60岁为常见,女性多于男性,随年龄的增加发病率升高[1],治疗难度大。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患病人口越来越多,地区发病率一直处于高位[2-3],目前临床多应用各种非甾体抗炎镇痛药以缓解疼痛,口服营养软骨的药物以及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保护关节。轻度的KOA患者可通过休息、理疗或药物治疗缓解症状,严重者则需要行膝关节置换。本研究主要探讨骨刺消合剂对KOA患者临床疗效、骨关节炎指数(WOMAC)评分及其血清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一氧化氮(NO)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1月~2015年3月在南京中医药大学扬州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我院”)骨科门诊就诊的KOA患者60例,诊断标准参照《骨关节炎诊治指南》(2007年版)[4]制订的KOA诊断标准,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其中治疗组30例,男13例,女17例;年龄50~76岁,平均(63.54±3.21)岁;病程2个月~9年,平均(10.5±1.2)个月。对照组30例,男12例,女18例;年龄51~73岁,平均(61.37±2.62)岁;病程2个月~11年,平均(10.2±1.1)个月。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及病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治疗组:采用我院院内制剂骨刺消合剂(执行标准:JSZBZ20091809Z,批准文号:苏药制字Z04001935)治疗,40 mL/次,晚餐后口服,1次/d,配合蜈蚣粉0.5 g冲服,每周服药6 d后停用1 d,共计5周。对照组:采用金乌骨通胶囊(贵州盛世龙方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20043621)3片/次,3次/d,每周服药6 d后停用1 d,共计5周。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停用其他治疗KOA的药物。
1.3 观察指标
①临床疗效;②膝关节功能:采用WOMAC评分量表评价,包括疼痛评分、关节僵硬评分、日常活动评分及综合评分;③血清学相关指标:两组患者分别在治疗前空腹采静脉血5 mL,肝素抗凝,采用黄嘌呤氧化酶法(羟胺法)测定SOD,采用硝酸还原酶法测定NO,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TNF-α,操作由我院检验科专业技师按照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生产)说明书进行,治疗5周后结束,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复查。
1.4 疗效判断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骨关节炎疗效判定标准拟定。临床控制:关节肿胀、疼痛等症状消失,关节活动正常,WOMAC积分减少≥95%,X线显示正常;显效:关节肿胀、疼痛等症状消失,关节活动不受限制,75%≤WOMAC积分减少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组和对照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与对照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表1 治疗组与对照组临床疗效比较(例)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
2.2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WOMAC评分比较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后WOMAC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组治疗后WOMAC评分较对照组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表2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WOMAC评分比较(分,x±s)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 < 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 < 0.05
2.3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血清SOD、NO和TNF-α比较
治疗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后血清SOD较治疗前升高,NO和TNF-α较治疗前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或P < 0.01);治疗组患者治疗后血清SOD较对照组升高,NO和TNF-α较对照组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表3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血清SOD、NO和TNF-α比较(x±s)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 < 0.05,**P < 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 < 0.05;SOD:超氧化物歧化酶;NO:一氧化氮;TNF-α:肿瘤坏死因子-α
3 讨论
KOA是一种慢性关节疾患,有学者研究发现,氧自由基是引起关节软骨退变及关节滑液改变的重要原因[5],而SOD是清除氧自由基的重要物质,可反映体内脂质过氧化反应的状况[6],SOD水平的高低可以反映人体清除氧自由基的能力,通过提高人体SOD水平达到抑制关节内氧自由基产生或降低其含量,可降低KOA关节软骨的退化速度[7]。研究发现,通过提高血清中SOD的活性后可以抑制氧自由基对基质蛋白多糖、软骨细胞及胶原的损害[8]。NO也是一种诱导KOA发生与发展的自由基,国内外研究均发现不同浓度NO具有不同的生物学作用,高浓度的NO可以促使细胞凋亡,低浓度的NO可扩张血管,促进炎症发生[9-11]。降低NO水平可抑制软骨细胞破坏,促进破坏软骨的修复[9-12]。周凯等[13]发现能够降低NO水平的药物治疗KOA的临床效果更加显著。TNF-α是一种多功能炎性细胞因子,可刺激人软骨细胞分泌产生纤维蛋白溶酶激活剂,促使纤维蛋白溶酶原变为纤维蛋白溶酶加速膝关节炎的损伤,增加糖蛋白的降解,产生胶原酶和其他中性蛋白酶,释放膝关节周围的骨钙入血,因此导致膝关节骨和软骨的破坏;刺激滑膜细胞前列腺素E的产生,增加骨和软骨的破坏。范利锋等[14]和金粉勤等[15]研究证明,KOA患者血清中TNF-α水平显著高于正常人群的对照组,随着KOA病情加重,患者血清中TNF-α水平也显著增加,并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KOA患者血清中TNF-α水平可以间接反映KOA的病情严重程度。邬亚军等[16]发现中药可以抑制TNF-α的表达,而且安全性高。综合以上论述,KOA患者血清中的SOD、NO和TNF-α与膝关节病变程度具有极高的相关性,临床上可以通过药物对KOA患者血清中的SOD、NO和TNF-α的影响推断其治疗KOA的效果。
骨刺消合剂系以我院江苏省名老中医李耀谦主任中医师30多年临床经验为基础,经过几代名老骨科医生提炼修改而成,在我院骨科门诊及病房应用多年,效果显著,该制剂的药物组成包含熟地黄、黄芪、补骨脂、威灵仙、麻黄、鹿角胶、莱菔子、甘草等成分,该方以“肾主骨”理论为指导,针对肝肾不足、正气亏虚的病机特点,筛选补骨脂、黄芪等中药组成,具有补肾温阳、益气壮骨之功效,方中以补骨脂补肾壮骨为君药,辅以熟地黄补肾滋阴益精为臣药,配黄芪共为佐药,既培补后天生化之源以充肾精,又达到补中寓通、补而不滞的目的,再以甘草调中和胃为使药,笔者前期研究发现,骨刺消合剂可以有效缓解KOA患者的临床症状[17],本研究也进一步发现,骨刺消合剂可以有效改善KOA患者WOMAC评分,而文献报道,骨刺消合剂中所含补肾活血类中药如熟地黄、黄芪、补骨脂、威灵仙等可以有效降低TNF-α水平,延迟软骨的退变,抑制膝关节滑膜炎性改变,提高免疫力[18-19]。本研究提示骨刺消合剂可以提高KOA患者血清中SOD活性,降低NO和TNF-α水平,其可能的作用机制是改善患者膝关节局部的组织缺血、缺氧状态和微循环,减轻无菌炎症和水肿,加快炎症物质的吸收,恢复膝关节活动度,延缓膝关节软骨的退变,促进修复,从而防治K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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