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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四岁跟家中的账房先生识字,过了识字关之后,他进了私塾,习四书五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古文功底。傅雷的母亲高瞻远瞩,又聘请家庭教师教他英语和数学,使得傅雷从小就有了中西文化的比较意识。
1920年,年仅12岁的傅雷来到了上海学习,打下了良好的法语基础。 1924年,傅雷考上上海大同中学继续高中阶段学习。1927年傅雷漂洋过海,赴法取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巴黎大学文科,主修文艺理论,还频繁接触文艺界人士,经常到巴黎的艺术馆、博物馆参观美术大师们的不朽名作,扩大了知识面,也增加了感性知识。他喜欢上了罗曼·罗兰的作品,从此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为他以后在美术和音乐上表现出深厚的造诣和艺术鉴赏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傅雷是著名的翻译家、散文家、文艺评论家、美术批评家和音乐批评家。
傅雷的语文学习至少给我们如下的启示:
一、母亲的文化向往对孩子的影响巨大
傅雷幼年的“孤儿寡母式”的家庭结构注定了母亲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女人的名字的确叫母亲——从优生学的角度看:女人的名字还是叫母亲——从人才学的角度看:女人的名字更是叫母亲。”(王东华《发现母亲》)
傅雷的母亲对文化有着强烈的向往,这种向往对傅雷一生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傅雷开蒙很早,饱读诗书,有十分扎实的童子功,为他一生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人生最初的几年母亲亲手为他种下了知识的种子,使他日后成为参天大树。
二、早期集中识字对一个人的语文学习至关重要
傅雷自四岁起就和账房先生学识字,入私塾先已经过了识字关。幼儿识字是我国家庭早期智力教育的一项最传统的内容。汉朝起就设“童子郎”,唐代科举中就专门有“童子科”。
在我国古代,孩子是八岁入学,但是条件稍好的家庭,孩子读书识字远远在此之前,许多孩子在上学之前就已经在家庭“破蒙”了。
三四岁的孩子,用一年时间不仅过了识字关,认了一两千字,而且读了“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然后再从师入塾。
傅雷的幼年经历正是如此。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赢在了起跑线上。
三、两脚踏东西文化
傅雷有扎实的国学功底,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胸存忧患,认真入世,做人治学一丝不苟,为人刚直不阿,没有丝毫的媚颜俗骨。又深受西方文化的濡染,英语、法语都有“幼功”,并且青年时代又到法国留学。他是希腊文明的皈依者,也是科学理性精神的追随者。治学上多艺兼通,以求博大精湛。
傅雷尤其认同托尔斯泰的看法:真正的民众教育是在校外完成的,如报纸、博物馆、图书馆、大街上、生活中,一切可以称之为“无意识”的或“自然”的学校,自由是它的原则……
“青年人不会触类旁通,研究哪一门学问都难有成就。”(《傅雷家书》)作为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翻译家,傅雷深刻地体会到“功夫在诗外”对于一个一流人才的真蕴。
让我们再看看傅雷是怎样把他的儿子傅聪培养成世界一流的钢琴家的吧。
傅雷把傅聪“从小学撤回”,英文、代数和几何都请专门的教师,语文由傅雷亲自任教,从孔孟、先秦诸子、《战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典籍中选教材,以富有伦理观念与哲学气息、兼有趣味的故事、寓言、史实为主,以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熏陶结合在一起。
无论是傅雷的学习历程,还是他对傅聪的教育,都会让我们反观我们当今的语文教学和语文学习,这种精神的遨游,使得傅雷成为傅雷,这也是傅雷给予我们的语文学习的启示。
余英时在钱钟书逝世后评价说:“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最高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
钱钟书是既深谙中国古典文化,又通晓西方文化,并能在其学术与创作中同时凸显古典精神与“全球意识的学者”,他既是中国人文传统所凝聚之人,又是中西文化的赫尔墨斯。
一、广博恢弘阔大的知识结构
钱钟书是博闻强记,埋头读书的神话,他有着“照相机式”的记忆力,被誉为文化昆仑。
第一、他有着浓厚的家学渊源,五岁开始跟伯父念书,通读经史子集。
反观我们的语文教育,教学生读一些“古文”名篇,背几首唐诗宋词者有之,但经史涉猎的少之又少,传统蒙学的精华已经被丢弃,孩子们在语文知识结构上往往“先天不足”。
第二、钱钟书精通英语、法语、德语。他学习英语的兴趣源于林纾译的英文小说,那时的钱钟书只有十一二岁,他把这些翻译小说读了一遍又一遍,也因此有了学习英语的新动机,那就是希望有一天能痛痛快快地读英文的原版小说,在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时,英语考试得了满分,这得益于他大量的英文阅读。
后来学法语和德语,钱钟书都是从阅读小说开始,记得杨绛回忆说,学法语,钱钟书从17世纪的作家读起,读到19世纪的法国作家的作品,因此通晓了一门语言,也了解了一国的文化。
其实任何一门语言的学习都离不开语境,而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一个民族优秀语言的集中体现,而当今的语文教学,仍然将作品肢解、抽离、切割,语言已没有了血肉、情感和灵魂,语文教学也就丧失了生命,也因此扼杀了孩子们学语文的兴趣。
第三、钱钟书读了一辈子书。读书笔记本就有五大麻袋,仅外文笔记: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的笔记就有三万四千页。
这种阅读和积累使得他成了博雅之士,在为学为文的根基上有着明显的优势。
他视通中西,有极广阔的学术视野、知识修养和宏大理论抱负。
钱钟书并非仅限于“中西文学兼优,也并非仅对中西方的文学文论有兼通的了解,他同时还对中西方的各种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如哲学、史学、心理学,法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等有广泛涉猎,他跨学科的中西素养深受瞩目。
总是在想我们的学生真可悲,除了语文课本他们没有余裕去读书。他们的精神世界严重的贫血,苍白,贫瘠,缺钙、铁、锌……他们已严重地亚健康。
第四、钱钟书杂学旁收,读书不拘一格。钱钟书的幼学除了经史子集的滋养,他还从书滩上租书,如《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这些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读物,也给了他许多阅读的乐趣。上小学的时候读林纾译的英国小说,上中学的时候读《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通俗小说。
钱钟书终身喜欢读字典,大部头的字典、辞典、大百科全书他都挨着字母逐条读过,并时时读得开怀大笑。
养成了纯正的文学品味之后,任何旁逸斜出的阅读都是一种猎奇般兴致勃勃的开疆拓土。
这种阅读仿佛是锦上添花。
读《管锥篇》“仿佛掉进书的海洋,由一本书引出好多书,一句话引出无数句话,让人应接不暇。”引文密密麻麻,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杂读”的好处。
二、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
作为一名学者,仅拥有“丰富”的知识是不能登堂入室的,往往要基于个人的性情、理解而有所取有所舍,有所融通。正如钱钟书在《谈交友》中所言:“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是你所学不会,学不到的。”
钱钟书随时都在动脑筋,读书的时候是他思想最活跃的时候,所以每读完一书,其精神实质全被吸收。
“六经注我”这是读书的境界。
少年时代的钱钟书在涉猎经史学史的时候就喜欢“胡乱讲话”,臧否人物。他的父亲,著名的文史研究家钱基博先生就给钱钟书取了一个字叫默存,希望他慎重为言。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还以专挑教授学者的错而闻名。当时的清华大学学者如文学家朱自清,哲学家冯友兰,钱钟书从来都敢于向权威挑战。
在与杨绛谈恋爱期间,钱钟书还曾经用理学家语作情诗,理学家向来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钱钟书却用理学家的语录作诗可谓是奇思妙想,自古无第二人。
钱钟书有“淘气,傻气和痴气”,他智慧幽默一片天真,他可以是四岁女儿的最好的玩伴,他可以一口气给女儿起一连串的绰号:猪噘嘴、牛撞头、蟹吐沫、蛙凸肚……
钱钟书在剑桥攻读了两年英国文学,后来又到巴黎大学研究一年的法国文学,钱钟书的智慧才华、潜质经过法国文学和文化激活和点化了。
他在拉伯雷的《巨人传》那里借鉴了法国式的戏谑,他以蒙田的哲学随笔为蓝本,他在伏尔泰的哲理小说中学会了用幽默的笔调讲述荒诞不经的故事。在影射和讽刺中阐释深刻的哲理为钱钟书打开了一个智慧的天地。
化书卷性灵为吾性灵,钱钟书将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化内化成他的智慧、品格、风范。
他在一个宏大的视野中对人类文化进行比较,开启了比较文学新的天地,让我们得以更深刻地了解本国文学,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学。
大开大阖,四通八达。
怀疑是智者的思辨动力,批判精神使他卓然独立。
龙应台,被余光中先生称为思想的龙卷风,她是最受尊敬的台湾女人。她所搭建的思想桥梁,让精英与大众、民间社会与文人传统、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大规模的相连相通。
龙应台,因为父亲姓龙,母亲姓应,她出生在台湾,而取名为龙应台。她是作家、社会批评家、散文家。作为华人世界有影响力的一支笔,龙应台的《野火集》有着万丈豪气。她的这把野火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烧到今天,“野火”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而我所惊叹的是龙应台左手写《野火》,右手写《孩子你慢慢来》。一面是雪浪滔天,一面是和风细雨。《孩子你慢慢来》那份款款的深情,诉说的是丰富激烈的内心世界,呈现的人性中最不舍最隐微的情感,龙应台将侠骨与柔肠焊接得那样完美。
从《百年思索》到《目送》,到《亲爱的安德烈》,到《大江大河1949》,龙应台的作品气象万千,这是一个怎样的奇女子,她对我们的语文学习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龙应台1952年出生在台湾高雄。贫困的出身,加上劳动阶级为主的生长环境,给予了她务实的草根性格和草根情怀。家中有四个孩子,其余三个都是男孩,父亲是军人出身,这对她的“豪气”的形成,不无影响。父亲没有多少文化,家中也没有多少藏书。作为台湾“外省”的“移民”,读书改变命运显得尤为迫切。龙应台的少年时代是在父母的殷殷期待和逼迫下刻苦读书的。少年的读物是于国于家“有用”的《古文观止》特别是《陈情表》。龙应台在赤贫的雄茄萣乡渔村生长,在纯朴的成大校园里读完大学。
平民的视角,来自社会底层的自尊、倔强与敏感,使她更具忧患意识,使得她更能够冷眼热肠看社会与人生。她对于宽容、平等、理性、民主和言论自由有着更贴近生命原色的追求与渴望。
在台湾她所就读的小学直到大学,都是平民子女为主的学校,这样的学习环境和生存环境,让她的心灵更贴近大地,更贴近弱势群体,让她更懂得爱,让她更懂得悲悯。因此也赋予了龙应台有韵致的文笔下覆盖的深刻的思想,即使在她血脉贲张狂怒之下也永远隐藏着最浓烈的爱。
于是在香港淡水街头,她会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耐心的等待一个五岁的不知名的男孩“给玫瑰花打一个蝴蝶结”。
龙应台让我们懂得了对生命的敬畏,对孩子的尊重和爱。让我们反思,我们在不经意中流露出的对他人的尊严的粗暴践踏。
她会无限痛楚地回忆她的小学同学,那个交不起学费的王爱莲,她是一个可怜的天性愚鲁,家境贫寒,父母双亡的女孩,她在一个没有同情和怜悯的环境里,屈辱而又无声的死去。
这永远的伤与痛,首先触及的是龙应台的深刻的悲悯与同情,她因此而更好地观察社会,关注生命中的细节,才会有深度的抒情。她的作品不仅有国际的风云变幻,战争与和平,更有那芸芸众生。
龙应台拥有全球的视野。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位,丈夫是德国人。她在瑞士定居,后又奔走于台湾和香港之间,精通英文、德文。她走过交织着仇恨、暴力与祈祷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走过把革命与贫穷当旅游商品出售的古巴,走过在巨大的历史创痛中挣扎的东欧和德国。
她把一年的时间分成两段,十一个月在法兰克福家里的书房和森林中度过,读书,散步,思考。一个月外出奔忙。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龙应台拥有“敏锐的观察力,独到的见解,严缜的思维,犀利的笔锋”。
龙应台又和中国20世纪的许多大家不同。那些学者,学贯中西,往往以“中”学为主,然后再“贯”以西学。
龙应台没有深厚的家学,30岁以前,她的知识结构是西方影响超过了中国传统,40岁以后她思考问题有了东西纵横两方面的坐标。
冷眼与热肠使得龙应台有了独特的表达。
龙应台之所以成为作家、社会批评家,不仅是因为她拥有平民的视角,全球化的视野,扎实的书底,丰富的阅历,还在于她敢于自我放逐,积极的将自己边缘化,这需要胆识和魄力。
上个世纪80年代,当她的“野火”烧遍台湾岛的时候,龙应台却激流勇退,随德国籍的丈夫到瑞士定居。一去就是13年,13年里她几乎以一种半隐居的方式,读书和思考,相夫教子。在一种不属台湾,不属大陆,不属于德国的状态中,完成思想的浴火重生。她说“累积、沉淀、宁静观照,哪一样可以在忙碌中产生呢”?
于是才会有这样思想的结晶。
“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
“我承认,政治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遮盖了某些更深层的问题,譬如文化……”
“当公民社会不再依赖皇权或神权来巩固它的底座,文化、历史是公民社会重要的黏合剂。”
这是我第一次阅读龙应台的作品――《野火集》,何其轻又何其重的一本书!说它轻,它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说它重,重到可以撼动无数无知、冷漠、麻木的中国人的心。书中的一字一句就像火焰一般烧灼着我的眼球,一直烧到我心中的角角落落。
这是我看过的唯一一本看懵了的书。是,我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乌烟瘴气”的环境中,纸上的种种,折射出了这个时代的“曾经”和“当下”。有随手乱丢的垃圾,有曾让幼小无辜的婴孩丧命的奶粉,有为了降低成本偷工减料的假药,有充满工厂化学废料的海水、河水……而民众的反应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熟视无睹,一再容忍,一再沉默。
翻翻旧账,看看我以往的言行,想来也是这般令人失望吧。在菜市场,在街道,在商店餐厅,在公交车上,见到、听到那一声声刺耳的、从喉咙中发出的声音,紧接着地上便多了一摊污渍时,我做了什么?我不过是蹙眉,攥起拳头,欲言又止,无可奈何罢了。
龙应台说:“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不该啊!难道要到火烧城门、殃及池鱼的时候再来批判那境况有多么“肮脏”“丑陋”“不堪入目”吗?每当看到不文明行为发生时,难道因为家长、朋友、路人的一句“少管闲事”“别狗拿耗子瞎操心”……转眼就变成“木头人”“瞎子”“聋子”吗?这么做的结果便是使受害者心寒,使施害者更加猖狂。
没有人愿意站出来说:“不,你不可以这样做。”而你,你可愿意做这敢于说“不”的“第一人”?没有勇气?第一次你没有,那第二次、第三次呢?你若敢尝试一次,也许十个百个人中就有一个明白的人站出来,那就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制止那些恶言恶行。
她直白的文字不需要糖衣依然可以撼动人心,她直言不讳的勇气不需要阳刚之躯依然可以引起中华儿女的共鸣,她燃起的熊熊野火不需要刻意吹拂依然可以燎原。她,就是龙应台,她点燃起了小小的火苗,到了今天已然是一片火海,火海还在不断扩大、扩大。
《野火集》将永远是不灭之“火”。
简评
《目送》的七十三篇散文,写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行,写失败和脆弱、失落和放手,写缠绵不舍和决然的虚无。她写尽了幽微,如烛光冷照山壁。
《目送》是一本生死笔记,深邃,忧伤,美丽。
“再多的遗憾不舍都不过是生命的过程,我们只能往前走,用现在来填补过去的空白和伤口,带着爱和释怀与生命和解。”
对龙应台开始熟悉,是在几年前一个下午的读书沙龙会上。温暖的阳光细腻地涂满窗子,春日里的花朵总是开得肆意而张扬。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年轻女教师突然说道:“你们知道龙应台吗?就是写了《大江大海1949》的那个台湾女作家,听说她又出新书了。”
那时候的我正沉迷于古代小说不可自拔,听她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了前些时间是红过这么一本书。另一个老师立即接话打趣道:“你说的那本我倒是看过一些,只是有些太沉重了,像我这个年纪的人,还是更适合看些温暖的类似心灵鸡汤的书啊。”
于是大家都笑起来,转而话题就转向了那些温暖的类似心灵鸡汤的书籍。
直到某一天,我在班上巡看午休,发现一个女生将书悄悄架在腿上装作在睡觉的样子偷看,一些快要被我淡忘的记忆才重新鲜活起来。我走过去,尽量压低了嗓音问她:“在看什么书?”
她似是受了惊吓,猛地抬起头来,乌黑的眼珠子周围红了一圈。我顺着她的手指往下,再一次看到了“龙应台”三个字。
“很沉重?”我问她,“难过便歇一歇再看。”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嘟嘟囔囔地带了些鼻音:“我只是……感动。”
我拍拍她的肩,又顺了顺她一直拖到背后的长发。还很年轻的身体稚嫩而充满力量。他们这个年纪,正是多愁善感的时候啊。
我接过她手里的书,再一次翻回封面——上面大大的两个字,像是一双黑黢黢的眼睛在看着我——《目送》。
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的一生如浮光掠影,最终了无痕迹。而那些春日里的花朵、夏日里的香气都仿佛被设定了一万遍似的,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让我们在麻木中淡忘其实这样的美景我们最多也不过只能看一百年。我们的专注常常会被其他东西所分散——名、利、今天吃什么、明天穿什么、后天做什么,甚至还有并肩走在你身边的另一个人。我们辗转于驿站,辛苦奔波在人生的旅途上,扬起的泥土和灰尘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沧桑和衰老……
每一个当时都会稍纵即逝,当我们用完了那么多个当时后,留下的还有什么?
人只有在亲眼见证了死亡之后,才会忽然感受到生命的绚烂。龙应台便是在经历了丧父之痛之后,开始了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她写到她的母亲,一个不管说了多少遍却总是忘事的女人——不记得自己的女儿,不记得自己的岁数,不记得自己身在何时何处。化了妆的她,羞涩地坐在长椅上,犹如十几岁的女学生,对着镜头绽开微笑。她写到自己的父亲,那个年老了之后反而显得有些畏缩的老人,最期待的事情就是能够邀请女儿参加他的友人聚会。她写到自己的儿子,看着曾经幼小的身影渐渐长大,年轻一辈的存在,提醒着自己即将老去的事实,渐行渐远的背影,不过是她无数次目送的对象。
她将这些一一记下,证明他们曾经来过,证明他们曾是一家人相爱过,证明他们曾分享过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同样也证明了“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那是一种不可逃脱的生老病死。
其实翻完了整本书,没有什么大喜大悲,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生活琐事,如同一幅长轴画卷般,在眼前不断地展开、拉长,上面的人物或嗔或喜,或无奈或叹息。而正是这些小事,让人慢慢体会出了一种最深刻最隐秘的“伤逝”与“舍”。三代人的故事,演绎出的是一个人生阶段:当父亲死去、母亲失忆、孩子的成长迫使她不得不站起来做一个母亲时,她唯一能做的,不过是目送他们的背影离开。她开始明白“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她在目送的过程里,渐渐参透“人在天地之间终究是无所凭依的孤独。你真能面对生老病死,就真的明白,在这世间,没有什么可以附着依托。”
我忽然明白,其实那个女生的感动,是感动于三代人之间细腻的亲情,她的沉重、读完这本书之后的怅然若失,是一种无法安放青春的茫然。
我趁课间将书还给她的时候,她又恢复了笑嘻嘻的模样,浅浅的两个酒窝十分讨喜。我问她:“还难过了吗?”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看的时候总觉得心里沉甸甸的,每次离开家,我也从来不知道回头,想到我的父母也是那样目送着我离开,我就难过得喘不过气来。每分开一次,就少了一次见面的机会,其实后来想一想,我究竟错过了多少东西呢?”
我明白她口中的东西,不仅仅是背后父母期待她回头的目光,也是她曾错过的、未曾留意过的生命中的美好。人终将抵不过时间,会衰老,会死亡,可我们留下的记忆,却是谁也无法取代的。
有些路啊,你一个人,慢慢地走。
文摘
读书,缺少的仍然是深入……
最近读到报刊的两则消息,一则是《文汇报》3月5日的报道,另一则是《文摘报》摘发的《广州日报》2011 年12月3日的一段文字。两则报道给我们这么一个结论:不阅读不行,阅读不深入也不行,只有深入阅读才可以。问题在于,当整个社会都处在比较浮躁的氛围中的时候,深入阅读谈何容易。然而,因其不易,才尤其要给力。
如何给力?尝试着提一些想法。其一,阅读要深入,还要倡导读经典。提倡读经典,既是对这种成果和影响的巩固,又是提升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指向。
其二,如何读经典,恐怕少读、慢读、熟读加背诵可能是一种比较理性的选择。少读,因为历史积累下来的经典太多,必须根据条件和可能选择有限的种类;慢读,因为经典多为古典文字和修辞,往往一个字就有十分丰富的内涵;熟读,就是一旦选定了一本经典,就不能只读一次,“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背诵,笔者以为,恐怕也应成为我们的基本功课,尤其在电脑屏幕削弱了我们记忆力的情况下,此条尤为可贵。
1、《1984》:作者:英国的乔治·奥威尔。《1984》是一部杰出的政治寓言小说,也是一部幻想小说。作品刻画了人类在极权主义社会的生存状态,有若一个永不退色的警示标签,警醒世人提防这种预想中的黑暗成为现实。
2、《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该书讲述了一个穆斯林家族,六十年间的兴衰,三代人命运的沉浮,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内容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
3、《目送》:作者:龙应台。该书共由七十四篇散文组成,是为一本极具亲情、感人至深的文集。由父亲的逝世、母亲的苍老、儿子的离开、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行,写出失败和脆弱、失落和放手,写出缠绵不舍和绝然的虚无。
Q:你书里批评了很多受欢迎的作品,包括龙应台的。那你认为现代人要读哪些历史作品呢?
A:读历史首先要有好作品,(它应该)具备一个优秀的历史观。当年明月也是小清新,他给人快乐却不能引人深思,消费性很强。龙应台是一种高级消费,但她的历史观是成问题的。我也不好意思说人家浅薄,她就停留在这个层次。(好的作品)首先具备非常优秀的历史观,再用敏锐、优美的方式表达。比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它有个深层的历史观支撑,对明代的历史、财政、政治非常了解,转化成非常漂亮的形式,但一般人做不到。
Q:你在书里也说黄仁宇是“历史界的琼瑶”。
A:那是台湾人评价的。我对他感觉非常复杂。我肯定他历史观的训练,文笔也非常优美。但我对他的历史观是质疑并反对的。历史观好坏不说,见仁见智。(他认为)想改变整个社会,必须数字化管理,但是他是西方中心论,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我们太靠道德和伦理,所以要把我们变成一个个经济人、工具、理性的人,这个我不能接受。他的基本前提有问题的。现在为什么我们谈儒学,谈国学?有时候传统的因素是可以转换的,只是我们现在转换得不好,但不意味着这些都是垃圾。五四以来一直在反这个,反过头到了“”。
黄仁宇书里认为,皇帝和官僚、人际关系、道德评价都坏掉了,王朝就烂掉了,明朝就灭亡了。我对这个结论是质疑的,你把它归结于道德评判果真有效吗?中国确实是靠道德的,它完全是垃圾吗?
但我对黄仁宇写历史的手法、传播知识的技术是佩服的,国内无人能及。(我)对中国历史写作很失望,大家完全是待在高校里面写论文,越来越枯燥,越来越专门。但流行的读物缺乏有个性的历史观,哪怕是丑陋的历史观。 我肯定斗不过小清新
Q:一个学者在面向市场的时候,会有什么顾虑吗?
A:我们写学术文章,圈子里的人认可就可以。但现在随着时代变化,这个东西也会发生变化。比如通过网络、媒体传达你的知识,让大众接受。问题是,在传递中怎么保持自我和独立性。现在作者很容易被大众引导,因为要炒粉丝,要扩大知名度,很容易把自己品位降低了,变成大众所接受的程度,这个是危险的。我现在也没想好,我这本书力求走出书斋,面向大众,但也肯定斗不过当年明月和小清新们。 从易中天说三国到《明朝那些事》,出版界历史热已兴盛多年,但在杨念群看来,这些史观大有问题的书多读无益。 杨念群到档案馆查祖父的资料,管档案的大妈喝问:“你是从哪来的?你来这有什么目的?你为什么想看这些东西?”
Q:书中的内容很杂,不仅是历史。
A:历史是人文的一部分,很多人文的东西积淀下来它就是历史,所以历史的边界很宽阔。中国历史写作的问题是只关注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比如皇帝或者官员;到现代历史就是、国共之争、两党政治。历史的细致和复杂是超越这些东西的。所以我这书里面涉及一些五花八门混搭的东西,把历史本身的内涵给丰富了。
日常生活也是我关注的对象,百姓的日常生活,文人平常的日子,官员怎么上朝、怎么坐轿子,这些本身就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描写那个时代的氛围和环境,自然就会让读者产生对历史的感知,反过来也会对现实的理解会增强。为什么过去是这样?为什么现在不会那样?它们是相互关联的。所以我特别强调历史和现在的对话关系。历史不是死的,它不是某个朝代,很多东西都是延绵下来的。人的生活和气质都是在历史的脉络里体会的。所以我的理解是,随笔更适合架起一座历史的桥梁,在现实和历史之间,使它们发生化学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