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言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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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言格式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诗歌 语言 形象性
语言是各种艺术创造形象的基本手段，绘画语言是用线条、色彩在平面上创造有主体感的形象，音乐语言是用音符和旋律创造诉诸人们听觉的形象，舞蹈语言是用人体的动作创造诉诸人的视觉的形象。文学语言是以文字为手段创造文学的形象，作为文学最高样式的诗歌，是至精至纯的语言，诗歌的语言艺术是最高的语言艺术。任何文学艺术的语言都要讲究语言之美，诗歌的语言更需要追求语言的美感。
诗歌语言美的第一要素是形象性，亚里士多德指出：“荷马常赋予无生命事物以生命……其出色之处，就在具体生动之效果。”与欧阳修齐名的北宋诗人梅尧臣认为诗：“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仿佛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出诗歌语言的第一美质是形象性。
我们不妨看三联诗：韦应物《淮上遇洛阳李主簿》：“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居易《途中感秋》：“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这样评价：“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感，见于言表。”三联诗中，白居易的诗比韦应物的诗形象生动，因为白诗的“黄叶”、“白头”具有鲜明的色彩感，但两诗仍只是简单的比况，司空曙的诗“雨中”、“灯下”，比中有兴，有色彩，有音响，环境气氛的渲染更胜一筹，诗的语言更具鲜明的形象性，能激发读者更丰富的美感。
所有文学样式的语言都要求具有形象性，这是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但作为最高文学样式的诗歌，其语言的形象性有着特殊的基本要求，即动态美、色彩美。
动态美。莱辛《拉奥孔》：“诗想在描绘物体美时能和艺术争胜，还可用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化美为媚，媚就是动态中的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早就有运用，如《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中描绘了女主人公的美好形象。前五句分别以五个比喻来描绘女子的身体部位的美好，是一种客观静态的描写。美具有很强的主观属性，这种客观、静止地描绘很难给所有读者传达出一个美女形象。最后两句以动态的语言描绘了人物的动态，一写巧笑倩丽，二写秋波欲流，这样，一个古代美女形象马上顾盼神飞、呼之欲出了。
诗只有描绘事物的动态才能形象化，才能传达出生动传神的形象，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我国传统诗歌美学为什么强调炼字，特别是动词的锤炼，就是名词、形容词也常常使其兼有动词的性质和作用。“语不惊人死不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是古代诗人们在创作上对炼字的自我期许和无奈自嘲。优秀的诗人总是力图避免平板的静态的说明和叙述，而努力将静态的形象化为动态演示的化美为媚的意象。六朝何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诗》中有一联：“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杜甫在《宿江边阁》将其化为：“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清代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说：“何诗尝在实处摹景，此用前人成句，只转换一二字间，便觉点睛欲飞。”之所以点睛欲飞，是因为“宿、翻”两个动词主要是用在人身上，从而把云、月人格化了，意象自然就更生动传神了。
可以说拟人手法是使诗歌意象具有动态美的基本方法。如贺知章《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诗人一反前人写法，不以杨柳的细柔形象来形容美人身材苗条，而是用拟人的手法，让杨柳化身为美人“碧玉”出现，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杨柳的婀娜多姿。杜甫《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诗人细腻生动地描绘了春夜雨景，并以拟人化的手法，写出了夜雨的神奇，喜悦之情跃然纸上。再比如杜甫《月》：“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明”本来是形容词，作者在这里让它兼有动词的作用，使得楼台灯火在暗夜和水波的反衬之下，更富于动态美。此外，这一联诗中的“吐”字用得极妙，将月亮在山谷间慢慢升起的情景描绘得极富动态美，这种表达效果也主要是由于拟人手法的使用。杜甫此处“吐”的使用 对后世很多诗人都很有启发：郑板桥《江楼》：“夕阳开一半，吐出望江楼。”余光中《寻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色彩美。诗歌语言的生动形象性不仅要表现出事物的动态，而且要表现出事物的色彩。诗歌是语言艺术，虽不能如绘画直接以色彩描绘客观事物，但可以用表示色彩的文字的虚摹，来引起读者对于色彩的美感联想。集诗书画三绝于一身的苏轼评王维《蓝田烟雨图》说：“味摩洁之诗，诗中有画；观摩洁之画，画中有诗。”在西方文艺理论中，古罗马贺拉斯就提过：“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的观点。我国现代著名诗人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新诗要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他的诗作的语言是很注意色彩的呈现，如《静夜》：“这灯光漂白了的四壁。”《收回》：“拾起来，还有珊瑚色的一串心跳。”《死水》：“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赠言格式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制度变迁;经济增长;内在关系;实证检验;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5―0018―09
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把制度看作是既定不变的,所以无法认识到制度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社会和制度变革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因?为什么在资源､人口､技术都没有巨大变化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为什么有些贫穷国家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能获得快速的增长,而有些国家却仍在零增长线上挣扎?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究｡本文就是想通过对中国经济转轨和经济增长内在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试着说明这一问题｡
一､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回顾
人们对于当今经济增长模型批评最多的是,模型在强调人力资本､知识和技术作用的同时,却忽视了制度要素｡诺斯在评价内生增长模型时指出:“这些模型都取决于一个能驱动模型的暗含的激励结构的存在,如果不将制度中派生出来的激励结构作为这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研究对我来说将是一个无结果的试验”｡[1]诺斯从制度安排的]进角度,提出了经济增长由制度“启动”的论断,科斯也把交易成本作为解释和比较不同制度或体制效率的重要因素｡交易成本和制度变迁理论的引入,极大地扩展了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和应用空间,它揭示了制度的动态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从目前来看,关注制度与增长间关系最多的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家｡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研究制度与增长间关系的必要｡当然,其他一些主流学者也从相关研究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如Schulley的经验研究就证明了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Jones and Keeper则用考虑有制度背景的影响模型和实证检验突出了这一点;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发现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是互相促进的,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而lener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Tomell和Eicher分别从产权制度和制度实施效率这个角度分析了内生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2][3][4][5]
除了国外学者的研究外,一些国内学者也在考虑制度与增长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如卢荻､沈坤荣､张军､林毅夫和雷钦礼等学者都对该问题做了一些研究｡[6][7][8][9][10]他们认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易于在短期内被人们观察到,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表现不明显或者不易衡量,这可能是许多经济学家忽略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重要作用的原因之一;他们还从不同的视角考虑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有国内的一些学者通过把制度因素引入到内生增长模型来进而揭示制度与增长的关系,如雷钦礼在其博士论文中做了一个尝试;刘红和唐元虎､皮建才,王泽填等青年学者也在这方面做了努力和尝试｡[10][11][12][13]但总的来看,关于制度和增长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还是一个不清晰的问题,本文就想换一个思路,通过检验当代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来揭示这一问题｡下面,本文就通过把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当作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来探究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二､转型指标的设定及量化标准
把经济体制转型作为制度变迁的实例来研究,首先必须量化转型指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编制的改革进展指数(IRP)指标体系中,包括了企业､市场与交换､金融体制和法律改革4个领域的共10项指标｡在世界银行完成的《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From Plan to Market》)报告中,世界银行对经济转型进展与评估是分类独立进行的｡[14]世界银行对经济转型的评估集中在四个领域,分四大类着手考察,它们分别是自由化､财产权和私有化､机构以及社会政策｡
卢中原､胡鞍钢选择了投资市场化指数､价格市场化指数､生产市场化指数､商业市场化指数四个单项的市场化指标｡[15]国家计委课题组是从商品市场化程度和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进程测算向市场体制转型的程度,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按劳动力和资金市场化程度考察,劳动力程度由市场化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决定,资金市场化程度由银行信贷资金的市场化程度来近似反映｡陈宗胜等学者通过对企业､政府､市场三个方面的考察来测度市场化进程[16]｡
在构造转型指标时必须做到科学性和可行性的结合,即所构建的转型指标应该能够较好地反映出转型的实际进程和结果｡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呈现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趋势是同步的,这种耦合的趋势可以很好地揭示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经济转型)的内在关系｡在刻画中国经济转型的指标方面,我们参考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7]､陈宗胜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并结合国内外其他相关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我们把反映中国经济转型的量化指标确定为以下四个方面(见图1):
(1)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NL)｡本文用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中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来表示｡公式如下:NL: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或增加值)/工业总产值(或增加值)｡
(2)市场化程度(ML)｡目前衡量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方法很多,我们选取投资的市场化指数来表示,即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三项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来表示,公式如下:ML=(外资+自筹资金+其他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
(3)对外开放程度(OL)｡反映经济外向型的程度,本文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公式如下:OL=(GDP-进出口总额)/GDP｡
(4)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GL)｡我们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的变化程度｡
参照ERBD对改革进展指数(IRP)编制所设定的权重系数和国内､外学者对上述指标重要性的排序情况,我们设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NL)､市场化程度(ML)､对外开放程度(OL)和政府干预程度(GL)对转型进展的刻画重要性分别为:0.4,0.4,0.2和0.2｡那么转型进程综合指数(TL)可以表示为(见图2):
三､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
我们可以用图3来表示经济增长指数与经济转型进展指数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仅从图中很难确定二者之间内在的关系,下面我们通过对二者之间进行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来进一步确定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经济增长指数是指把GDP以1978年设定为100计算的各年可比价格比增长指数)｡
本文的实证检验分4个步骤完成:第一,利用单位根检验确定时间序列lnGDP(GDP指数数据的自然对数形式),和lnTL(经济转型进程指数数据的自然对数形式)的平稳性;第二,确定lnGDP和lnTL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第三,采用格兰杰因果性检验考察lnGDP和lnTL之间的因果关系;第四通过VAR模型进一步验证二者的内在关系｡本文所有检验结果均使用Eviews4.0计量经济分析软件进行了多次回归分析而得｡
1.变量平稳性检验
数据选取本文采用前文计算的经济转型进程综合指数和历年经济增长指数的变化数据作为样本数据｡lnGDP和lnTL按照有关数据计算而得,其中,以上2个变量均取自然对数,是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样本空间确定为1978―2004年,主要原因是想对中国整个经济转型期做一个全面和完整的考察｡
本文将利用单位根检验来确定lnIF和lnFDI两个变量的平稳性,具体采用的是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方法,其模型为
按照AIC最小值法则选择最佳滞后期项数(2期),见如表2｡从VAR模型拟合结果也可以看出(见表3),经济转型确实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种较弱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的时间较长,且不会在短时间内衰减;而经济增长却是经济转型的内在决定因素,并且这种决定因素会在较短时间内衰减｡
LnGDP(经济增长)与LnTL(经济转型)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与单向因果关系,这从表1和表2的检验结果就可以看出,LnGDP和LnTL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增长关系｡由于LnGDP和LnTL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故GDP与TL之间也存在协整关系｡由表2和表3知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是带动经济转型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转型并不是引致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二者的协整关系和VAR模型也充分说明,虽然经济转型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确实能有一定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如滞后1期与滞后2期影响系数比较接近)｡
四､结论与启示
很多人认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会起到决定作用,如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现象｡但我们通过二者的内在关系分析却发现,结果恰好相反,正是经济增长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化,而不是制度变迁决定经济增长｡这也说明诺斯的推论是有疑问的｡当然,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之间存在的协整关系也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长期相关关系,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不是决定性的｡
我们再透过20世纪末期以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转型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在经济转型问题上提倡“华盛顿共识”的学者认为,所有的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市场无疑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最有效的方式,通过一系列快速走向市场化的策略,转型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成功走向市场体制｡但事实证明“华盛顿共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把目光局限在“为转型而转型”的狭隘目标以及忽略增长取向的实现途径上｡本文的研究也说明,经济增长对经济转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把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同步考虑,只有在增长中来推动转型才是有效和重要的｡而这正是“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内在涵义｡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告诉我们,为了经济增长而重视制度创新是必要的,但过分倚重制度创新来达到经济增长的决策是没有根据的｡制度变迁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说明在推动经济增长中仅靠制度变革是行不通的,必须通过制度变革达到提高有效劳动､资本存量和技术进步改善才能达到｡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和VAR模型关系也说明,在经济增长中制度变迁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这种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并且制度因素还会通过对其他增长因素的影响来长期影响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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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林毅夫,刘培林.经济发展战略对劳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C].林毅夫发展论坛讨论稿,2002.
[10]雷钦礼.制度变迁､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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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泽填,卢二坡.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C].厦门大学2005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国际研讨会交流论文,打印稿,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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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言格式范文第3篇
一、严格机构设置管理
坚持以职能的科学配置为基础，合理机构设置布局，遏制机构膨胀。除中央、省、市明确要求外，一律不新增机构，对确需设立的机构，严格按照“撤一建一”的原则，能在部门内部调整的，就在内部调整，不能在部门内部调整的，在全县范围内进行调整。同时，加大机构整合力度，以事业单位清理规范和机构编制核查工作为契机，对职能弱化或没有配备人员的机构及时调整、撤并，对规模过小、职责相近、重复设置或设置过于分散的单位进行整合。深入开展机构编制评估工作，对政府部门机构设置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价，及时修正决策偏差和纠正执行偏差，完善行政运行机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机构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从源头上控制财政供养人员的增长。
二、严格人员编制管理
以《关于机关事业单位编制使用审核与人员经费管理的实施办法》为抓手，严格按照“进人须有编、用编先申请”的原则使用编制，切实做到超编单位只出不进、满编单位先出后进、空编单位按需进人，坚决杜绝机关事业单位满编进人、超编进人、违规进人。对于部分单位用编计划申请，在用编计划审批前，进行实地调查论证，经核实后，提出拟办意见，提请县编委领导审核同意，向市编办按程序进行报批。在总量控制下进行动态管理，管住、管好、管活编制资源，坚持将空余编制优先用于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人才，促进全县人才队伍结构的合理改善，实现机构编制资源优化配置和使用效益的最大化，从而从制度上加强了对财政供养人员的管理。
三、加强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力度
赠言格式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保障 经济增长 比较 启示
经济长期增长中社会保障作用的理论探讨
（一）政治经济学角度的理论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水平，反过来社会保障对经济长期增长也具有重大影响，其本质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保障在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情况下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和改善社会福利，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配置相应的经济资源，并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目标，有利于促进经济长期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则将阻碍经济长期增长，损害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乃至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二）西方经济学角度的理论分析
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它通过减少不确定性降低生产和劳动力市场调整进程中的交易成本，并在某种程度上降低劳动报酬的相关风险，改善人力资本投资的条件。同时，缺乏再分配体制的完全竞争市场体系无法保证收入和消费在理性经济人之间的公平分配，通过社会保障再分配机制可以熨平市场机制在公平方面的短板。社会保障如果过度，市场经济效率就会受到因承受过多社会风险的损害。另外，从哈罗德-多马模型来看，积累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而社会保障可以影响到资本积累，并改变劳动者收入配置、影响社会消费和储蓄，从而对经济长期增长产生促进或阻碍作用。
（三）社会保障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机理
一是通过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促进经济长期增长，促进经济社会调整和结构变革，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创造市场机制发挥功能的良好环境，特别在社会危机期间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二是通过社会保障收支规模变化调节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三是通过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发挥宏观调控功能。四是从长期来看社会保障有利于扩大内需，从而有利于发展经济和扩大就业，并起到平抑经济增长周期的作用，形成经济长期增长的良性循环。
德国与希腊经济增长表现的比较分析
（一）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比较
图1显示，新世纪以来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经历了两个周期，并分别在2003年和2009年达到最低谷，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0.2%和-5.1%，虽然增长率不高但总体上优于欧元区指标，昔日因为经济增长缓慢而被称为欧洲“病人”的德国反而成为欧洲经济发展的支柱和引擎；同时期的希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2007年之前均保持在4%左右这一相对较高的增长水平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直处于下滑状态，并从2009年起进入负增长区间并深陷其中。希腊国内生产总值在2009年之前均超过德国，但2009年之后这一形势发生逆转，不但远远低于世界整体增长水平，还大幅度低于欧元区增长水平。从波动幅度的比较情况来看，德国除2009年之外基本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率，其稳定性总体上高于欧元区；希腊则整体处于下降趋势，从2004年开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2010年开始低于欧元区平均水平且差距较大。
（二）失业率的比较
由表1可知，德国失业率整体波动不大，除在2003-2005年经历经济衰退时高于10%以外，其余各年度失业率均在10%以下，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背景下，德国失业率不升反降，2011年甚至达到5.9%的最低水平。希腊大部分年度失业率在10%以上，特别2009年爆发债务危机以来失业率更是直线飙升，2012年达到22.6%的高水平，2013年8月更高达27.6%，是欧元区平均失业率的两倍多。比较德国与希腊数据，德国除在经济衰退时期失业率略高于希腊外，大部分年份的就业数据均大大优于希腊。
（三）希腊债务危机基本情况
2009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进行了大规模援助，迄今希腊已经获得了大约2150亿欧元的信贷援助，第二轮希腊救助计划应于2014年底结束，这是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上对一个国家成本最高的财务援助。为了满足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援助条件，希腊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紧缩计划，但激进的紧缩政策和经济改革使希腊走到社会瓦解的边缘，希腊在接受救助的同时还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债务违约，最后不得不通过债务重组抹去1000亿欧元以上的政府债务。2013年7月统计的希腊政府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接近180%，经过两轮救助后的希腊财政仍然需要救助贷款才可能勉强维持。前两轮希腊救助计划实行效果欠佳，需要新的经济援助已在国际社会的意料之中。
德国、希腊社会保障与经济长期增长的关系
（一）社会保障与经济长期增长的关系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是一个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地修正和完善的动态过程，必须随着一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而改革和调整，以消除弊端及其对经济的负面作用，才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是否正相关，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是否合理与适度，而改革是使社会保障制度趋向合理的惟一途径和发展方向。其中最关键的是“适度”问题，衡量是否符合恰当的“度”的标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家福利在实践上是为了更有效调节、调控经济，而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实现社会福利经济。社会保障改革的合理性，不仅影响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转，而且还将直接影响到经济的长期发展。
（二）德国社会保障与经济长期增长的关系
随着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涉及到各个阶层，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成为一个广保障、高福利的国家。2003年初施罗德政府开始酝酿“2010年议程”的改革计划，并于2004年全面启动该项计划，大幅度地改革德国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削减社会福利保障，包括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政策进行改革，构建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在医疗领域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增强公民个人医疗的自我责任感意识，规定只有领过失业保险津贴者方能领取失业救济金。二是改革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包括调整解雇保护政策，设立个人服务代办处和职业介绍中心，鼓励自主创业，允许从事“微型”工作、重点关注长期失业者等。此后的默克尔政府基本延续了上述政策，并且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根据形势需要适时推出“短时工作制”，不仅保障了私人消费能力，而且在经济好转、订单重新出现时企业能有足够的高技能工人。
德国上述被称为“经济节制主义”的社会保障改革强调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个人责任，在分配制度上通过政府的干预克服收入和分配上的不公平，改善了劳动力市场，促进了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创造了德国安定的经济建设环境，重新激活了德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不管是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还是近年来欧洲债务危机，德国经济始终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层面受的消极影响比其他福利国家要小得多。不可否认，德国在经济发展表现逆势而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主动推进和全方位实施的社会保障改革。
（三）希腊社会保障与经济长期增长的关系
希腊实行的全面福利制度对于维持社会和平和政局相对稳定，为经济长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经济增长放慢和公共税收减少，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遇到困难；由于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养老保险的现收现付筹资模式出现了问题；较高的福利保障影响到劳动创造的积极性，客观上形成“养懒罚勤”的逆向激励效果，主动失业群体也日益庞大，社会保障的高福利性对希腊经济长期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但由于社会保障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且希腊没有相对有效的民主制度集中控制社会进程，因此希腊政府推行社会保障改革举步维艰。为了维持超越自身经济承受能力的高福利制度，希腊不得不负债运转，最终导致积重难返，长期积聚的高赤字、高债务风险迅速演变为债务危机。希腊自爆发债务危机以来不断地发生以反对削减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改革为诉求的全国性。希腊当前的经济社会形势可以概括为：社会保障隐形债务逐步显性化拖垮经济发展，理应作为“危机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的社会保障改革反而成为触发经济社会危机的导火线。
两国实践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从德国、希腊社会保障与经济长期发展关系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否健康、增长潜力是否强劲，不仅要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状况等经济发展指标情况，还要分析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及运行情况、社会福利开支及增长趋势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社会保障体系大体均衡或总体上平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有可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否则发展就缺乏后劲或者说是不可持续的，过度的社会保障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建立与一国的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能够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要求。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框架正处于建立完善期，将社会保障框架建立与改革完善一并进行，其目标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因此，要发挥社会保障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积极作用。社会保障与个体消费及总体消费、短期经济增长率及长期经济增长率密切相关，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这一社会“稳定器”和“安全网”，从而有效疏通社会保障刺激消费、内需的机制。要加强对提高居民预期未来收入、当期实际收入以及居民消费倾向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投入，有重点地选择提高预期未来收入保障措施，提高居民总体消费的民生保障支出。要加大对医疗卫生、廉租房、教育、人力资源配置、扶贫开发等的投入，发挥社会保障的消费乘数效应。
处理好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保持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社会承受力较差、企业竞争力较弱，社会保障水平不能过高，要在重视社会保障对经济长期增长积极作用的同时，充分考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关系。社会保障的刚性和不可逆性决定社会保障要慎重，特别要处理好福利水平与经济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现阶段我国更适合走循序渐进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之路，即根据国家经济发展实力和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灵活调整福利支出，积极稳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和水平，在兼顾经济可持续发展前提下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1.张盈华.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赠言格式范文第5篇
[关键词]旅游；新业态；非正规就业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6-0014-14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6.007
引言
就业问题一直备受关注。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从11%降到2015年的7%，但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0%到4.3%之间。这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失业率维持稳定主要是中国国企愿意容纳过剩工人。根据他们的调查，虽然目前国企过剩员工的绝对数量并不大，但比例却相当高1。许多产能过剩的行业如钢铁、矿产等，这些行业里的国企有着很高的劳动剩余比例。另外，大量农民工聚集在低技术含量的岗位上，受到经济下滑的影响比城镇工人更大；但失业后的农民工通常会离开城市回到农村，不在城镇登记失业率2的统计范围内。因此，真实失业率没有显现出来。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的开展，去产能与去库存必然会带来失业4。例如，2016年3月，武钢裁员5万人5。整个煤炭系统和钢铁系统，总共涉及180万职工的分流安置6。为了解决就业问题，2015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23号）和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5〕93号），希望通过产业融合吸纳失业人员。2016年5月，总理考察人社部时，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增长根本是为了保就业。考虑到建筑业和制造业等传统行业吸纳农民工就业在下降，总理指出今后要逐步把农民工引向新经济、新产业和新业态1。因此，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成为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砝码。
一直以来，政府部门解决就业的方式就是通过投资和企业规模扩张来拉动就业。但是，这种方式不可持续。因为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且企业的规模总是有边界的。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解决就业的手段，不难发现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死板而且进入了死胡同。政府总是想着自己动手来安置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或者必须要有企业来雇佣他们，而没有考虑到人们可以主动就业――自己雇佣自己。事实上，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非正规经济积累了丰富的相关经验，但政府部门选择了无视。2015年以来的供给侧改革不但不能通过国有企业的规模扩张来吸纳劳动力，相反，它们必须分流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在这种经济两难的时期，适度放开非正规部门，将会促进许多个体主动走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洪流。
产业融合中非正规部门对就业问题的解决具有先天的优势。产业融合会导致原来的产业边界消失，出现许多市场空隙。非正规部门的商业嗅觉和敏感性总是能够让它们找到合适的方式参与其中。在这场庞大的产业变革中，旅游业作为综合性的服务业天然成为众多商家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万达等竞逐的场所。旅游非正规部门会自然而然地在这场角逐中生长演化，从而成为就业和经济的新增长点。通过阅读现有的文献和观察经济生活中的经验事实，我们能够确认产业融合带来了就业增长。但问题的关键是，旅游产业融合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带来就业增长的？就业增长主要表现在什么领域？只有搞清楚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确认就业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
1 文献综述
1.1 产业融合引致旅游新业态
关于产业融合，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日本著名产业经济学家植草益[1]认为，它是指技术进步和管制放松导致的两个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发生改变。美国学者Greenstein and Khanna[2]认为产业融合是一种经济现象，是企业为了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
产业融合的思想最早源于Rosenberg，又叫技术融合[3]。20世纪80年代，技术融合所产生的创新活动激活了原本死气沉沉的市场，推动了产业融合的出现[4-5]。它拓宽了大型企业的技术基础，使它们赢得了竞争优势[6-8]。技术融合之后，经历了产品融合[9]。产品融合对原有的技术生产路线、业务流程、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造，使新产品能够更好地迎合潜在的市场需求[10]。技术融合与产品融合都以市场融合为导向[11]。很多企业技术融合失败，并不是技术能力不足，而是在新的价值链上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12]。
产业融合发生的基础通常是产业之间拥有共同的技术基础[13]。发生融合的产业之间相互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8]。融合一般发生在产业之间的边界和交叉处。它会改变原有产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导致产业界限的模糊化[6]。
旅游产业融合通常指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或旅游产业内不同行业之间相互渗透交叉[14]。旅游方式和旅游型的多样化是促成产业融合的决定性因素[15]。信息技术在实现旅游产业融合过程中起到助推的作用[15]。融合后的企业如携程、去哪儿、芒果等依靠强大的预订网络渠道和信息影响力，共同分享日益扩大的客源市场，优化了资源配置[16]，共同延长了产业链，增加了自身的附加值，创造了新的旅游服务价值[17-19]。因此，笔者认为，现代旅游产业融合主要指企业（也可以是其他产业的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对旅游资源、产品和服务等进行整合形成的一种新的产业形态。
新业态以旅游者为中心展开[20]，表现为产品形态、组织形态（企业）和经营形态的融合[21-22]。互联网技术是旅游产业融合和旅游新业态的主要驱动因素[18]。近些年来，随着出境旅游市场的发展，结合国内旅游消费的经验，国内旅游者的消费心理日趋成熟。他们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个性化和精细化[23]。这种新的消费需求对原来的旅游企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细分市场的“小众化”需求分布广，企业无法通过原来的规模经营模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24]；另一方面，“小众化”加总起来的需求量很大，但是单个企业却无法以原来的成本模式进行市场供给[25]。这种两难困境和矛盾冲突迫使旅游企业寻求突破，这种突破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第一，传统旅游企业和在线旅游商合作，通过线上和线下的结合降低成本[26]；第二，其他行业的企业发现了旅游市场的商机，主动和旅游企业进行融合[27]，通过产品和资源的平台化运作，满足旅游者的个性化需求。
旅游新业态的出现和发展是企业和消费需求在市场上的耦合[28]。旅游新业态具有它自己独特的运行规律[29]。随着传统旅游企业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旅游产业内部存在着一种动力驱动企业在产品表现、管理组织结构和经营方式上实行突破[30]。这种突破正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日益扩大的新型市场消费需求；这些突破中，不同的业态类型或以产品、或以技术实现了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消费的对接[31]。正是因为这种对接，造就了众多的旅游新产品。这些产品包括乡村旅游[32]、文化旅游[33]、生态旅游[34]、遗产旅游[35]等等。
新业态出现的重要作用，就是带来了就业的增长[36]；@种增长主要是从产业边际和职业工种上发生的，它表现为各种形式的非正规就业。国内目前很少有学者关注这方面的内容。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了解新业态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非正规就业。具体概念模型见图1。
1.2 非正规部门和就业
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在肯尼亚的调研中发现，城市里的大部分人员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他们的工作千差万别，但主要都是一些不“体面”的工作，如街头小商贩、擦鞋匠、木匠、石匠、裁缝、厨师、司机等等[37]。Keith Hart[38]和 Breman[39]对加纳与印度的研究也证明了非正规部门的存在及其效率。托达罗用二元部门做了最后的总结，后来的学者通称“非正规部门”。随后，人们观察到发达工业国家的许多现代部门里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非正规化了[40]。
随着非正规就业的普及及其重要性的发现，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总的来说，包括4个不同的流派，每个流派涵盖相类似的理论。（1） 结构分离主义的核心强调非正规部门及其就业是现代工业发展不充分所导致的。发展中国家存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两部门之间的经济属性和收入存在差异，导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形成了城市劳动力的超额供给。代表人包括刘易斯[41]、托达罗[42]、托克曼[43]和哈特[39]。主要理论是贫困就业理论、二元主义理论和劳动市场分割理论。（2） 结构替代主义的核心认为职业的歧视性、有失公平的制度以及对城市移民的排斥是导致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代表人是德・索托[44]。主要理论是新自由主义理论。（3） 结构联系主义倾向于将非正规部门和就业界定为现代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他们将非正规经济视为依附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可缺失的一个重要环节。代表人物是莫斯[45]、卡特斯和波 斯[46-47]。主要理论是新理论。（4） 结构嵌入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制度是嵌入在社会、文化系统之中的；同样的，非正规经济则是以非市场的基本规制和行为逻辑“镶嵌”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制度背景中。它是社会福利不能支撑个体正常生活时的一种替代性的生产行为，具有特定历史的合理性地位。代表人物是波兰尼[48-49]和波特斯[50]。主要理论是反嵌入理论和标签理论。
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非正规部门就产生了。大量流动人口和下岗工人在非正规部门中就业[51-52]。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得益于三个原因：第一，户籍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第二，城市化快速推进，大量临时性就业岗位增长迅速；第三，所有制结构显著调整，国有、集体单位等城市公有制部门劳动力边际吸纳能力下降[53-54]。尽管非正规就业（非正规部门就业）符合当时的我国国情，具有庞大的就业潜力，但是，非正规部门一直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为了用非正规就业重构就业空间，张彦在理论层面上澄清了非正规就业本身存在的合理性[55]。都阳和万广华研究了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非正规就业在减贫中的作用[56]，蔡P和王美艳说明了非正规就业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发育以及城镇就业增长的原因[57]。李强[58]和万向东[59]集中研究了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说明了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条件和效果。
1.3 旅游非正规就业
国内对旅游就业的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以2010年为界限，2010年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正规部门的就业；2010年之后非正规就业的研究开始出现并且占据了主导地位。在2010年之前，旅游就业研究集中在总量方面，主要涉及旅游对就业的促进作用[60]、就业效应[61]和弹性[62-63]以及旅游就业的统计[64]等等。2010年之后，王丽和郭为开始关注中国旅游非正规部门并对青岛旅游自我就业者进行研究[65]。随后，郭为和秦宇研究了青岛和烟台的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群体特征[36]，并对中国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总量进行了估计，约为2040万人，远远超过了正规就业的总量[66]。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产业融合，旅游非正规就业继续增长，非正规就业模式的转变已经成为未来就业的基本方向。一些旅游非正规就业者本身也开始把“非正规”的就业作为一种向上的职业通道而不是终端[67-68]。本文将从新业态的角度考察旅游非正规就业增长。文章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以文献综述的形式介绍了产业融合导致新业态形成以及新业态与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关系；第三部分分析旅游新业态的就业路径；第四部分经验地说明新业态如何带来非正规就业增长；第五部分通过调研数据说明新业态如何带来非正规就业增长。结论和建议放在第六部分。
2 新业态影响就业的路径
旅游新业态表现为产品形态、经营形态和组织形态。随着产业融合的展开，市场上涌现了许多“小众旅游”新产品形态，主要包括：定制旅游、网络旅游、养生（康体）旅游、结伴背包旅游等等。为了应对大量的“小众”旅游形态，旅游企业通过线上和线下的融合，形成了不同的经营形态。这种新经营形态利用互联网技术，形成平台经济，许多企业或个人以这个平台为核心聚合在一起。面对新产品和新经营形态，企业不得不调整内部组织结构，利用互联网技术，将组织管理变得越来越扁平化。
上述旅游新业态的出现导致了旅游就业增长路径的变化。这种变化来自三个方向：第一，旅游正规部门的正规就业增长，这一部分在统计上看主要是政府部门每年统计的非私营旅游企业的年末就业人员总量。第二，旅游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的增长，这一部分无法在统计上反应出来，主要表现为非私营旅游企业所雇佣的零时工、钟点工等没有稳定的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数量。第三，非正规就业的增长。非正规就业，从统计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指在政府部门涵盖的统计对象之外的所有其他就业。郭为和厉新建[66]曾经详细地对非正规就业进行过定义，并且估算中国在2011年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总量为2040.40万。他们认为，旅游发展对中国就业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非正规就业上而不是正规就业上。本文是以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主旨是研究旅游非正规就业影响来源或路径。
3 旅游非正规就业增长：经验说明
3.1 旅游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增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解释，旅游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主要指非私营企业部门（企业）与所雇佣的劳动力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1。旅游新业态的出现，其盈利模式的形成，是通过构建新型的劳动关系和工作形式来实现。这种“新型”的劳动关系大量表现为非正规就业。
旅游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形式种类多样，主要表现为非全时工、季节工、劳务承包工（外包）、劳务派遣工、小时工、钟点工等等。尽管国家没有对这部分就业进行统计，但根据我们的调查，自2008年以来，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其主要目的是规避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笔者以青岛H酒店的具体调查情况为例说明。
青岛H酒店是一家知名酒店，其产品和服务一直得到业界的好评。近些年来，H酒店在劳动用工结构和形式上出现了明显的改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除个别岗位外，H酒店逐步减少了合同工的用工形式，大幅增加劳务工和实习生的比重。在2014年，增加了66名劳务工、68名实习生。第二，钟点工的使用逐年增加。2014年，钟点工的使用达到了1 7666小时，平均一天要使用8个钟点工。
除了酒店的非正规就业在扩大之外，一些互联网旅游企业也明显增加了非正规就业人员的使用量。以携程技术部门使用的兼职人员数量为例，2007年为10人，2010年为30人，2013年和2015年分别达到了220人和420人。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携程，其他部门如销售部门2中其他类型的非正规就业人员的使用量必定也有增加。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也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来估算旅游正规部门中非正规就业的总量及其增长。
3.2 旅游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增长（非正规就业增长）
旅游非正规就业，可以从城市和农村两个地域的具体表现进行说明。第一，城市旅游的非正规就业。城市既是旅游的目的地，也是旅游客流的中转地。很多下岗工人、进城农民工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都以非正规就业的形式为这些游客提供各种服务。他们构成了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的主体。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一些旅游城市如青岛，大量的人员活动在车站、码头和景点景区周边，向游客兜售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和美食。郭为[14]曾经对青岛的旅游非正规就业进行了分类，并描述了这个群体的特征。第二，农村地区的旅游非正规就业。在农村地区，景点景区及其周边的非正规就业基本成为了主流。在旅游旺季，企I雇佣大量的本地劳动力来接待游客，而到了淡季，这些劳动力就回乡务农3。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大型的发展成熟的乡村旅游景区周围，围绕旅游服务兴办的旅馆和餐馆比比皆是。在成都的三圣乡乡村旅游景区附近，可直接进行网上预订的旅馆和农家乐就有260多家[21]。这些企业为本土农民提供大量非正规就业机会。郭为[66]利用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结合官方统计数据的具体内容和特征，估算出全国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总人数大约为2040.40万人，约占全国非正规就业总量的1/5。
4 新业态如何影响非正规就业的增长：实证证明
4.1 数据说明与调研
由于国内没有非正规就业的官方统计数据，我们只能通过调研的方式“迂回”研究旅游新业态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对于旅游新业态，不同的学者看法都不一样，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以杨玲玲和魏小安[22]为代表，他们站在企业角度把旅游新业态看作产品形态、经营形态和组织形态的综合。第二类包括大部分学者媒体4，他们把许多新出现的产品归结为新业态，例如生态旅游[34]、乡村旅游[70]、遗产旅游[35]、体育旅游和文化旅游[33]等等。笔者认同杨玲玲和魏小安的观点。因为旅游新业态代表着行业的一种运作模式，不同于单纯的产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把新业态概念具体化成了产品形态、经营形态和组织形态3个维度10个问项；把非正规就业具体化成了3个问项，这3个问项分别代表了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考虑到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对企业用工方式的影响，我们针对它们各自分别设计了两个问项，这两个问项分别归因，作为两个控制变量来排除它们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
问卷调查开始于2016年6月12日，结束于7月10日。调查对象是全国各地旅游行业中高层管理人员，这些人员在旅游行业工作时间大部分都超过了3年，对行业的具体运作情况比较熟悉，他们的回答基本能够反映行业的现实。本项调查以青岛本地为主，主要调研的企业有港中旅、万达旅业、省中旅（山东省中国国际旅行社）、威斯汀、香格里拉、海尔洲际、携程青岛分公司以及一部分青岛本地的民营旅行社，其中，包括一部分青岛大学旅游专业毕业的走上了管理岗位的学生。本次一共发放问卷300份，共回收258份。剔除无效问卷7份，实际分析的问卷数251份。
4.2 调研的人口统计信息与因子分析
通过对调研的人口信息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男性的比例略高于女性，分别为55%和45%。年龄主要集中在25～44岁之间，约占51%。被调研对象主要来自旅游企业管理人员，约占52%，在旅游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占19%。他们曾经或现正在旅游行业工作年限超过3年但少于10年的人数占比达到了74%。
年龄数据反映了旅游行业的管理层比较年轻，工作或年限超过3年说明了被调研对象对行业比较了解。问卷反映出来的信息在真实性和可靠性上有一定的保证。
笔者使用SPSS软件，对问卷中所有题项进行可靠性分析，信度指标克朗巴哈系数为0.863，信度系数大于0.7，说明因子分析提取出的主成分与问卷设计初衷一致。又因为KMO值为0.809，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通过正交旋转后得到了4个因子（表3）。产业融合后，大部分旅游企业利用相关技术以尽可能丰富的形式和手段表现自身的产品，问项Q1到Q3主要与产业融合产品的表现形态相关，命名为产品形态。问项Q4到Q6主要描述了产业融合后旅游企业组织结构的改变，命名为组织形态。问项Q7到Q9主要说明了产业融合后旅游行业出现的新经营特点，命名为经营形态。问项Q11到Q13主要描述了当前旅游企业在招工方面对劳动力的使用，核心是劳动力的非正规使用方式，命名为非正规就业。所以，反映新业态的3个因子分别是产品形态（Q1～Q3）、组织形态（Q4～Q6）和经营形态（Q7～Q10）。反映非正规就业因子一个（Q11～Q13）（表3）。在利用非正规就业各个变量单独进行回归时，对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4.3 回归分析
虽然我们得到了4个因子，但产品形态、组织形态和经营形态3个因子能够和第4个因子非正规就业具有逻辑上的相关关系吗？是的。从微观角度看待就业，本质上是企业对劳动力的使用。企业对劳动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取决于产品销售1。产品销售（在给定质量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是与产品形态相关的如产品广告投放的渠道、位置和时间等等。经营形态直接与劳动力使用数量相关，例如产品生产的工艺和流程差异会直接决定企业需要雇佣多少劳动力，前端销售和售后服务员工的多寡会影响消费者对企业产品质量的感知。组织形态本质上是企业内部对劳动力的配置，通过实现最优配置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因此，我们的概念模型具有坚实的理论支撑，是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企业内部做了功能上的分解。它们在理论逻辑上都指向了就业。
因此，根据上面的因子分析，我们依据逻辑概念（见图1），可以通过构建经验模型来分析新业态以何种方式影响了非正规就业。模型设定如下：[zi=β0+β1x1i+β2x2i+β3x3i+β4y1i+β5y2i+β6～11j=13k=12xjiyki+εi]
其中，[z]代表非正规就业因子，包含3个问项，每个问项作为一个被解释变量，分别代表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和自我就业（自我雇佣）。[β0]代表截距项，[x1i]、[x2i]、[x3i]分别代表产品形态、经营形态和组织形态因子，[β1]、[β2]、[β3]分别代表前述3个变量的回归系数，[y1i]、[y2i]分e代表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因子，这两个因子从微观和宏观层面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引入的目的是排除它们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β4]、[β5]分别代表前述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j=13k=12xjiyki]分别代表新业态的3个变量与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的交互项，[β6～11]代表这6个交互项的系数，具体说明将会在回归列表中给出。[εi]是随机扰动项，服从同方差、期望值为零的正态分布。
每一个模型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不纳入交互项的情况，考察新业态对三类非正规就业的直接影响；第二类为纳入交互项的情况，主要考察新业态对三类非正规就业的间接影响。
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4。
模型（1）反映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其回归结果显示，在不纳入交互项、控制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变量的情况下，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对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不产生影响，在5%水平上统计不显著；经营形态在5%水平上显著影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经营形态改变1个单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259个单位。具体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经营形态处于市场的前端，直接通过销售与消费者打交道，劳动力使用量的变化对市场非常敏感。产品形态引致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间接相关；组织形态更多表现为企业内部管理结构上的调整，也是与劳动力间接相关。因此，这两个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显著影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分别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这意味随着企业成本的上升和经济景气度变差，正规部门倾向于雇佣更多临时工和采用更加灵活的用工方式。其中，企业成本上升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447个单位；经济景气度变差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367个单位。
在纳入交互项的情况下，6个交互项都显著影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并且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单独不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不显著。这说明新业态不是独立影响企业对劳动力的雇佣方式，而是和企业成本、经济景气度联合起作用的。具体来说，产品形态与经济景气度联合作用显著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084个单位，说明了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产品丰富的表现形态等仍然可以增加企业的销售，企业会雇佣更多的临时工。产品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212个单位。企业成本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经济景气度的影响。组织形态与经济景气度的联合作用显著正向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279个单位，说明了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企业会调整组织结构，同时用工方式更加灵活。组织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项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177个单位。经营形态与经济景气度联合作用显著正向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328个单位。经营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项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336个单位。与前面的两种交互类型相比，经营形态的影响系数最大。经营形态涵盖了销售环节，而销售是企业雇佣非正规就业最多的部门。销售结合互联网技术，会产生新商业模式，新商业模式会生成新职业和工种，衍生新的就业方式（例如共享经济中的就业），这种就业天然会游离在正规的就业体制之外。
模型（2）反映非正规部门就业。其回归结果显示，在不纳入交互项、控制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变量的情况下，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对非正规就业不产生影响，在5%水平上统计不显著。经营形态在5%水平上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经营形态改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302个单位。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似乎企业愈是处于最优运行的状态，所需要雇佣的员工愈少，流向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愈多（这可能与我们使用的截面数据相关，如果是时间序列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悖论，因为最优运行的企业会扩张，雇佣更多的员工）。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分别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这意味随着企业成本的上升和经济景气度变差，更多劳动力会流向非正规部门。其中，企业成本上升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411个单位；经济经济景气度变差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358个单位。
在纳入交互项的情况下，6个交互项都显著影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并且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单独不影响（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不显著。具体来说，产品形态与经济景气度联合作用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131个单位。产品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196个单位。组织形态与经济景气度的联合作用显著正向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225个单位。组织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项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136个单位。经营形态与经济景气度联合作用显著正向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409个单位。经营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项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414个单位。
总体来看，无论是否纳入交互项，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单独都对非正规就业没有影响；只有与经济景气度和企业成本交织在一起，才能对非正规就业产生影响。经营形态在任何情况下都在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中国经济中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仍然存在，但通过经营形态存在一定关联。二者通过经营业态形成了互补的关系，即正规部门无法吸纳的就业总是会流向非正规部门。这进一步证明了旅游非正规就业是“就业蓄水池”的理论。
模型（3）反映非正规就业中的自我就业。自我就业同时是一种创业。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自我就业（创业）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这也是自我就业（创业）单独作为一个问项、单独以被解释变量作为一个模型的原因。模型（3）的结果与模型（1）、模型（2）相一致。主要的区别在于，在模型（1）和（2）中，新业态对非正规就业的创造具有主动性；而在模型（3）中，我们无法确定个体选择自我就业是否是主动的或者被动的；但新业态导致了自我就业的增加却是确定的，它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仍然不是独立的，而是和其他因素联合发生作用。
5 结论和建议
国内关于旅游就业的研究较为丰富，但这些研究大多从统计的层面告诉人们旅游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具体到旅游就业增长的途径却都语焉不详。本文另辟蹊径，以实证的方式说明了旅游新业态是如何影响旅游就业的。具体的增长路径分别是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增长和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增长。
研究结果显示，旅游新业态通过产品形态、组织形态和经营形态影响非正规就业。这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在经济不景气/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企业会雇佣更多的临时工。第二，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仍然存在，通过经营形态存在一定关联。正规部门无法吸纳的就业总是会流向非正规部门。第三，自我就业同时是一种创业。新业态导致了自我就业的增加。上述现象并不单独发生，而是与经济景气度和企业成本交织在一起。它们相互作用影响旅游非正规就业。如何具体看待这种影响路径呢？笔者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和人们需求的多样化催生了丰富的产品形态，一些产品非常小众化和碎片化，在经济不景气、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它迫使企业以非正规就业形式（例如弹性工作的方式）来雇佣员工，例如部分资助大学生出游，利用大学生写游记来表现产品和带动消费群。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的应用一定程度改变了组织结构，从而改变了用工模式，例如，许多旅行社减少了合同制导游，当业务繁忙需要导游时，企业直接从导游互联网平台“借用”。经营形态的改变从根本上导致了用工形式变化，线上线下的结合催生了大量的零时雇佣；这些临时雇佣可能是因为一个项目或者一个临时的小业务。一个最令人关注的群体是网络销售，它的代表是阿里旅行去啊上的线路或单一产品销售，就像淘宝，它由无数个自我就业的“个体公司”组成。
上述研究结论在宏观上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旅游新业态是旅游非正规就业增长的源泉，而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总量远远超过了旅游正规就业。它可能是中国供给侧改革时期对下岗工人分流的一重要产业。第二，新业态不仅在边际上增加了就业，而且会通过就业结构的改变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所以，政府的产业政策要重视对新业态的引导和培育。第三，政府部门应该重视非正规部门对就业的贡献，通过合理的方式引导非正规就业，而不是以各种名义对非正规就业进行打压。
同时，研究在微观上也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在经济不景气或成本上升的时期，企业可以通过利用互联网等技术丰富产品的表现形态，利用零时工等非正规就业手段增加产品销售。第二，经营形态是企业用工的核心，在任何时候都显著影响劳动力的使用量。逻辑上来看，灵活的非正规就业形式可能是企业控制成本的最佳手段。第三，组织形态只有与经济景气度或企业成本交互作用时才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这说明了企业可以同时从用工结构和部门结构两个方面来控制成本，前者节省外部的劳务成本，后者节省内部的交易成本。上述结论对旅游企业的具体营运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甚至有可能意味着企业未来用工模式的根本变革：即从固定用工制（正规就业）走向弹性用工制（非正规就业）。
最后，文章的概念框架、分析辑及其最后的结论共同呈现了一个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关于非正规就业的理论。以旅游非正规就业为例，笔者认为，产业之间的融合导致了市场空隙的出现，这些市场空隙是碎片化的和长尾的1；正规部门不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来获得这些市场中的利润，只有成本够低和灵活性足够的“非正规形式”才能把握住这种机会。产业融合通过组织结构的改变催生了企业新业态，新业态的形成过程本身是一个劳动力以非正规方式流进流出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非正规就业增长的过程。其本质就是降低组织的成本来获取新市场或市场空隙中的利润。二元主义以静态的眼光把经济分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新自由主义则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待劳动力进入正规部门的障碍，新注重分工中生产关系呈现的“剥削性”。我们的理论基于产业融合，产业融合是动态的，因此，我们的理论也是动态的；劳动者是在一个动态的新市场中综合考量自己的能力主动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就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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